尊敬的宋院长，各位专家、老师和同学们:

来到我们一湖之隔的邻居——华中农业大学，也非常感谢宋洪远院长的邀请，能够在这样高层次大规模的研讨会上与大家一起交流。

我是做田野政治学研究的，经常要做田野调查，这是我们的基本功。除了固定的观察点以外，我们还经常去一些农村去实地考察。我要讲的乡村振兴的瓶颈问题，这个问题是来自于我最近在山东烟台的一个“苹果村”做的考察。到农村去做调查，要捕捉农民说的每一句话，因为每一句话里面都包含着很多信息。特别是反复讲的话必然会反映某种特性。在这个村考察的时候，我经常听到的一句口头禅是“万儿八千”。农民讲“万儿八千”是啥意思呢？就是人均一亩多地种植苹果，人均年收入是八千到一万。这个收入似乎已经到了极限。我在那个村仿佛看到了时间已经停滞。这就说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会有一些瓶颈性问题，并预示着我们乡村振兴的长期性、艰巨性。

乡村振兴是现代化进程中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重大举措。市场化、社会化和国家化改变传统的自然状态的乡村，将其纳入到现代化体系之中。但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将长期存在，农业农村发展紧约束将长期存在，这使农村在市场化、社会化和国家化进程中面临着许多瓶颈性问题，并构成已有理论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换为市场经济。市场化进程包括三大要素：农民主体、需求导向、追求收益。正是这三大要素，原来种植粮食的苹果村因地制宜全部改种苹果，漫山遍野全部是苹果。农地的收入由“千儿八百”增长到“万儿八千”，由此摆脱贫困，进入“中低收入”阶段。但至此，仍然依靠种植苹果，收入很难有再增长的空间，从而进入到“中低收入”瓶颈。

经济学对于市场活动中的人有“经济理性”的假设，指经济活动的任何参与者追求物质收益最大化的动机。对于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对于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这种“经济理性”建立在可选择比较的基础上，人们愿意从事那些能够带来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活动。

但从苹果村看，除了苹果以外，似乎别无选择。该村不可能退回去种植粮食。近年来，苹果种植地愈来愈多，山东烟台苹果的竞争力愈来愈弱，价格走低。但是要将苹果树全部砍掉种植其他农作物似无可能，且收益并不一定比苹果更好。农民有从事带来更大收益的“理性”，但实际生产活动却别无选择，属于“无奈理性”。这就是说理性也要建立在可选择的基础上。

改革开放以来，自然生长的封闭静止的农村转变为开放流动的农村，社会化、城市化成为趋势。农民流动和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一方面将过剩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据统计，农村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是非农收入。苹果村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向外转移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如果这些人口仍然留在农村，人均务农收入只会逐年减少，以至返贫。但是，这种依靠人口外流增加土地和土地收入的趋势似已到达极限，人口流动进入到一个停滞状态。“半农半工”或许并不是一种永恒的模式。

农村人口转移有一个“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的动力由迁出地的推力（排斥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吸引力）共同构成。这一理论有个前置条件，即城乡差距和人口意愿。农村有强大的力量将人口从农村推出去，城市有足够的力量将农村人口吸引出去。

在苹果村，我们看到的是“推拉不动”的景象。经过数十年的转移，农村人口有意愿外出的已基本外出，没有外出的，一是没有强大的推力。土地到户每年有“万儿八千”的稳定收入，种植苹果需要劳动力常年打理，家庭子女需要照顾。二是没有强大的拉力。城市务工不稳定，需要技术，城乡生活差距缩小。“推拉不动”造成的是人口和土地保持在一个静止状态，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老人晒太阳，中年人拉家常，青年人打麻将”。人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苹果，用当地人的口头禅，就是“吃苹果”。由此造成社会化进程中的“中低收入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化进程加快，自然成长的“自然村”日益为国家支配的“行政村”所替代，分散离散的农村进入到具有统一性的国家体系中，与现代国家联结为一体。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公共服务进村入户。过往的村民自我服务为主向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主转变。近年的“厕所革命”，将公共服务一直延伸到农村家户，提升了农民的生活品质，但农民对于国家建构的“公共性”似乎并没有特别的热情。

公共性是使个体更容易从他人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的机制。这种公共性有来自于社会自身，也有来自政府的。现代公共性愈来愈来自于政府。源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医疗、卫生、教育、道路等基础设施。源于政府的公共产品由政府财政负担，享有者是免费的。

苹果村是一个山村。能够通汽车的大路很方便到达村庄，但村庄内部的道路破败。近年来，政府推动“厕所革命”，该村的旱厕改变为马桶，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但是，农村冲水马桶面临给排水问题。我们的政府很有智慧，给每家每户修了一个污水池，但是污水池中的污水每隔一段时间要由政府派人拉走。政府定期派车来拉必须保证来车时有家人在家，二是需要支付一定费用。这种起源于政府的公共性因此具有有限性。有限的公共性尽管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但也增加了生活成本。在经济收入有限的情况下难以激发农民的热情。完全由政府免费建构的无限“公共性”显然是有限的地方财政难以支付的。

市场化、社会化与国家化是农村发展的大趋势，但在这一趋势过程中也要注意到农村发展中的约束条件，从而面临着需要突破的瓶颈性问题。中国农民收入从“万儿八千”的中低收入达到“十万八万”的中高收入，还有一个巨大的台阶。正如总书记所说，对农村发展要有“历史的耐心”，同时也要有足够的韧性去破解乡村振兴中的瓶颈性问题。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本文是作者2021年5月18日在华中农业大学主办的“乡村振兴荆楚论坛”上的发言，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