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书的序言，是一本专栏文章的结集。不是百鸟归巢那种，而是刻意地在专栏写一系列有连贯性的文章，然后结集成书。二十多年前我有两本这样以一个大题材写一系列文章而结集的书：《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文章是先在《信报》发表的。都很成功：自己满意，畅销，认真读的人多，有些北京朋友甚至认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起了点作用。其后一九九三年，要带佛利民到北京会见江总书记，那里的朋友要求我写一系列评论中国经改的文章，带到北京去。我于是写了《中国的经济革命》那系列，文章不多。这本小书价格相宜，销量高，但因为迫着动笔，时间不够，文章的重量就比不上此前的两本了。
《中国的未来》是今年三月底起在《南窗集》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一个大题材的系列文章的结集。动笔前就有这样打算，但不敢肯定，因为文章不易写，没有信心可以写出一个可读的整体。毕竟写完了，而考虑到题材的困难，自己满意。原来共十八篇，但隔了一期发表《扶农大纲说》，认为有关而重要，于是编为十八，原来的十八改为十九。此外，这结集加了一个附录，是二○○四年一月初写好、二月十六日在《信报》发表的《还不是修宪的时候》。这篇长文重要，因为有先见之明，首先提到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独步天下。
我为解释这地区竞争制度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终于得到完整的解释，要靠两个因素。其一是地方政府的朋友有问必答，绝不隐瞒，有关的文件有求必供。其二是自己在经济学上作过研究的学问，刚好与今天的中国地区制度有关。没有作过类同的研究，我不可能成功地解释这制度。
在“中国未来”这系列中，有五篇是解释上述的地区制度的。不厌其详，用不同的角度反复申述。侯运辉与萧满章等懂经济学的朋友投诉有不明之处，高斯也要求我再解释。高斯不懂中文，他的助手译了一篇给他看，他认为重要，要求我详述。其后他两次要求我用英文写出来。七十岁还能解通中国的达芬奇密码，宝刀未老，上述朋友的投入有助焉。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妙绝天下。读到北京提出的改革地区的一些建议，感受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搞出来的制度是那么优越。以五篇文章解释，最后一篇写得萧满章说完全明白，于是心安理得。解释得清楚，北京当局应该知道哪方面可以改进，哪方面不要动，算是作出贡献了。至于北京的朋友读不读我的文章，或听不听我的解释，则不能顾及。不应该顾及：北京要怎样做是他们的决定，书生之见只是书生之见而已。
不是书生之见那么简单。是科学之见。经济是一门科学，可以解释现象。解释现象的发生—即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与推断或推测现象的发生是同一回事。说过了，预测与推测不同。前者要靠水晶球，或看风水，后者则要指明在怎样的情况下某些现象会出现。简言之，这里说的“情况”就是经济学说的局限条件了。科学逻辑称“验证条件”，经济逻辑称“局限条件”。
我坚守的从史密斯传统发展下来的经济学，指定局限条件的转变是推断现象发生必需的。很困难，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局限条件的变化多而复杂，不容易简化，更不容易拿得准。其二是局限条件的转变要与真实世界发生着的大致吻合，不可以子虚乌有地作出来。不容易，但如果掌握到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的重点，基础理论—主要是需求定律—运用得宜，经济解释或现象推测可以很准确。原则上可以万无一失—实证科学应该这样—但面对世界的复杂，拿不准局限转变的要点，理论掌握不足，失误频频似等闲也。我自己是幸运的。过于高举自己是人之常情，在经济现象的推断上，我对自己的准绳有点自豪。不是没有失误，而是命中率高。对需求定律的掌握自成一家，前无古人，而对真实世界的局限变化的观察，不遗余力近五十年了。
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反对的行内朋友屈指难算。最亲近的巴赛尔也反对，但认为我的理论天衣无缝，半点错漏也没有（见拙作《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第三章）。问题是当时我对中国的局限转变是否看得准。一天晚上，无意间，我把中国改革制度的交易费用一分为二：知道市场运作的讯息费用与说服既得利益接受改革的费用。一九八一年，看得清楚，这二者正在下降，没有理由不继续下降。
重读当年对中国改革的推断，给自己打一百分。可惜当时不同意的师友那么多，自己不敢推断细节。话虽如此，当时我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之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
今天看中国未来，远比二十五年前复杂了。形势好，发展动力九十分。然而，明显地，一两步大错会败下阵来。地区制度可以小修，但不要大改。这方面我有信心。货币制度大致上要坚守朱基划定下来的，千万不要改走欧美的制度。这是说，人民币要坚守一个固定的锚（虽然我认为以一篮子外币为锚不是最佳的选择），不能让人民币大幅升值。这方面，虽然支持升值的言论多（包括北京的智囊），我也有信心。写了数十篇文章解释，北京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币大幅升值，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搞起来。改善农民生活是今天北京政策的重点。说过了，这方向不可能错。不能大搞福利经济：小搞可以，大搞完蛋。这方面也不会是大问题：在目前的制度下，大搞福利，地区不会接受。
国际政治不论，战争或恐怖活动我是门外汉。我不同意佛利民不久前说的：中国不搞政改，早晚会有大动乱。佛老没有跟进这些年中国地区的政制改革。改了很多，有好有坏，好多于坏，我不是专家，不敢多说。要说的是外人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永远只看北京，是大错。权力下放了那么多，很多方面北京要管也管不着。说过了，中国的制度自成一家，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的“民主”眼镜看。
今天最头痛的问题，是宏观调控。这个通胀低（约年率百分之二）的经济“过热”的头痛，除了中国，历史没有出现过，其它国家求之不得也。我不知何谓经济过热，但北京的处理手法多而常变。老实说，他们的经济专家（好些是朋友，一些跟过我这位大师）的分析与言论难以恭维。有点搞笑，有点发神经。会另文跟他们搞笑一下，与这结集无关。有关的是北京的宏观调控会不会把中国的发展杀下马来。机会不高，因为北京不会那样蠢，见势头不对还要调控下去。问题是一不小心，“调控”过度，把经济搞垮，翻身不易。另一方面，动不动就宏观调控，调来调去，对投资者的意图与信心肯定有不良影响。这是影响了投资者的前景预期，对经济可以有很大的杀伤力。困难是预期的形成，经济学到今天还没有掌握到解释。如果北京的宏观调控重复又重复，甚或变本加厉，促成了无可救药的不良预期，经济一蹶不振，翻不得身，会是见笑天下的大悲剧。经济逻辑说可以发生，虽然历史没有出现过。
为恐读者不买《中国的未来》这本书，书内的重要推断，这里不谈为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