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的历史叙述中，辛亥革命毫无疑义就是民主共和的历史。由于认定革命党人一开始就持有共和主张并且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即中华民国，共和已经成为革命党政治宗旨的专属性标签。除非涉及分歧，否则所有的思想和行为都当然地与共和相关联。以至于有学人认为，共和一词是近代历史中最无分歧争议的概念。其实，众口一词之下，不言而喻，往往是各说各话。或以为应当名实相符，循名求实。此说假定翻译可以完全对应且正确，姑不论这一前提是否存在，即便成立，所谓名实不符的种种说法，无疑也是历史事实的有机组成部分，若能够恰当地呈现其本相本义，亦为完整重现历史所不可或缺。反之，如果先入为主地判定是非正误，则等于以其心中之是为历史之实。
研治名词或概念史，时下的做法大体有三，其一，用名词概念勾勒历史；其二，抽取某些文本史事定义概念；其三，重现所有相关文本和史事以把握词意。三种取径和做法看似相同，实则大相径庭。前两种虽然详略高下有别，都难免主观成见。名词概念的变化，古已有之，只是不如清季普遍和集中。尤其是古代汉语为独立语，以字为单位，专门名物以外抽象的专有词汇并不多见。那种按照今义检索古籍的做法，无视语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差别，脱离文本语境，忽略同词异义和多词同义的情形，强作连接，绝不可取。
清季民国时期，由于新名词大量涌入以及由文言改白话，汉语性质发生变异，名词取代单字成为关键之一。而名词涉及西、东、中学的不同语境，不宜将不同语言文字系统中的对应名词一视同仁。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完全准确，所谓跨文化传通，相当程度上是误解。相应地，不同语言文字的词汇很难完全准确互译，因而存在同一中文词汇对应若干西文名词的现象，如国家、自由、民族，意思容易混淆，也有不同中文词汇对应同一西文名词的情况，如世界、万国。有时甚至中西文均有数个词汇相互牵混，如民主。同时，西文也有因民族、国家、文化等因素存在差异的情形，如科学在英文和德文当中的所指能指相去甚远。同处所谓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使用相同的汉字名词，意涵却常常大相径庭。梁启超对于经济一词就感到相当困扰，先后用过资生、生计等作为替代，以免与类似近代政治的固有经济一词相混淆。
以上还只是就词义而言，若论及相关史事，则更为复杂。共和一词即相当典型。戊戌至辛亥，是近代意义的“共和”从发端到全盛的重要时期。武昌起事后各地纷纷响应，本来很不情愿中国实行共和且不看好其前景的列强，也不得不承认共和确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过，仔细倾听举国上下异口同声的“共和”呼唤，便不难察觉，各人心中的“共和”，景象各异，走向共和的同声相应之下，夹杂着五花八门的音调。如果这些共和异调被排除于所谓“共和”正声之外，相关的历史认识和论述显然是不完整、有缺失的。
近年来，学界开始注意到，今人呈现的共和历史和历史上的共和之间，并非全然一致，其联系与分别，相当复杂，这不仅是当时各种相关争议产生的根源，也是后人认识各自不同的因缘。于是，从名词概念的意涵发生的历史渊源出发，一些学人以文本为凭借，依照时空顺序，梳理探究“共和”及其相关名词输入演化的历史，所取得的进展和得出的结论，丰富了原有的认识，也提出不少挑战。
关于这一问题的先行研究，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崔隽的硕士论文《想象“共和”—republic在近代的汉译定名历程》，依时序大体梳理了高明凯、马西尼、刘禾、狹間直樹、冯天瑜、方维规、金观涛、刘青峰等人的代表性论著，提示了各自分别的贡献和研究的整体状况。只是对于2005年以后相关研究的显著进展，完全没有涉及。[1] 此后直接探讨该问题且有不同程度和方面贡献的主要有陈力卫《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其相互影响——以“民主”与“共和”为例》（《东亚观念史集刊》创刊号，2011年；《日语研究》第九辑，2014年）、潘光哲《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的创发与建设（1845—1895）》（《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1600—1949）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研院”近代史所，2011年）、谢放《“戊戌”前后国人对“民权”、“民主”的认识》（《二十一世纪》第65期，2011年）、狹間直樹《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共和”思想の形成》（辛亥革命百週年紀念論集编集員會会編：《綜合研究：辛亥革命》，岩波書店发行，2012年9月）以及《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共和”国の誕生》（《孙文研究》第51号，2012年11月）、李恭忠《晚清的“共和”表述》（《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此外，川尻文彦《“民主”与democracy—中日之间的“概念”关联与中国近代思想》（《新史学》第二卷，2008年）、李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史学集刊》第5期，2009年9月）、徐宗立《共和的法理——一项历史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从不同层面或学科视角对此有所论列。
从先行研究可知：1、共和一词的意涵古今有别，后者始于幕末日本人对译republic。2、中国最早使用今义共和一词，为1879年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2] 。3、在中日近代语境当中，民主与共和均有从混合到分离的过程，其语义及对应的西文词汇，变化相当复杂。如民主既可能指republic，也可能包涵democracy，同时还可能指民之主即大统领。大体而言，日本的变化是影响中国的肇因。4、辛亥到民初，共和成为中国思想政治的关键概念。
在海内外学人的持续努力下，关于共和在近代中国演进的认识有了大幅度进展，相关的问题大体触及，有的部分已经相当深入。不过，相较于文本的繁复和史事的驳杂，仍然留有不小的空间余地。总体而言，已有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调整改进视角和方法。但凡历史学与语言学相辅相成的研究，必须注意用语学的观点，所以识概念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相关思想历来之变。[3] 具体而言，则有以下数端：
其一，不以名词概念勾连历史，而要全面观照历史进而把握概念，以免傅斯年所说将二千年集于一线之嫌。同时，如时贤断言，纯以关键词研究历史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事。历史上谈共和的人士及相关文本因人因时而异，应该更加全面地理解所有文本的全篇本义以及特定文本在作者思想整体中的位置和作用。若是一味以后来的观念断章取义，其中的丰富内涵及其千变万化，就难以完全解读出来。完整恰当地重现文本史事是治史的基本，应当尽可能仔细倾听当事各方的述说，不要仅仅挑选只言片语作为举证的材料，避免脱离文本史事、套用各种后出外来系统的判定。因为诸如此类的雄辩往往只是各自的认识而非历史的实情。如果习惯于仅仅依据片断的材料作大胆的推测，对于历史人物的特定言行在梳理前后左右的联系之前急于盖棺论定，则不过是说出先验的看法，而无助于历史认识的深化。
其二，应当严格区分自称、他指与后认，不能将后认带入历史的现场，否则呈现出来的不过是自己心中的思想史。如将关于美利坚、法兰西的介绍一概视为共和观念体制的事实，就显然有违当时人尚未统一使用这一指称的实情。应当特别注意分别文本所指、所署、所著及所出的时间，不能混为一谈，否则相关研究很可能变得毫无意义。
其三，跨文化传通之所以往往伴随误会，是因为时势变迁和文化转换，越是准确对应原典，越难以通行。能够引领时代风潮的梁启超一生都挣扎于经济学概念的翻译，最终也不能得偿所愿。要在不同语言之间寻找完全对应，作为语言学和翻译学可以持续努力，作为历史研究则很可能是舍本逐末。研究此类概念，必须严格分别所据文本的语言文字，不可用翻译概念指代原文，在中、东、西文之间随意互换。所要探究的对象，主要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所指能指及其因缘。其间是非正误在于今人对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的把握是否如实。无论对错，如实就是正确，反之则误。如果在不同语言文字间判定名实的相符与否，形同以后来的是非认定过往的习惯，只能彰显后人习以为常的自以为是。
其四，追究发源之外，更要关注流变。而流变不仅是语义内涵的变化，更有因应时势、言说对象和地缘因素产生的差异。这些千差万别，或许不合法理、逻辑，却是历史实际的存在，若是因为不能容纳于今人的认识而予以舍弃，等于用后来的主观阉割历史。尤为重要的是，无论发源还是流变，都必须严格按照时空人原来的天然联系。但凡错乱时空位置来安放文本史事，或是选择性地跳跃论理，就很容易偏向求自己的心中之是。
由此重新审视既有研究和文本史事，希望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层。
[1]2004年武汉大学陈金英的硕士论文《走向共和——论1903—1917共和思想在中国的确立》，只是提到本文第一段的研究状况，对于后一种趋势，虽然正文引述了冯天瑜的论文，在叙述先行研究的引言中则完全没有提及。而2007年吉林大学王娇娇的硕士论文《“共和”的简释——近代中国人是如何接受“共和”观念的》，则只是重点介绍了陈金英的论文，而不及狹間直樹等人的研究。
[2]陈力卫据潘光哲文指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早于黄遵宪使用今义“共和”，实则潘文明确《重订法国志略》刊行于1890年，所据为1878年冈本監輔的《萬国史記》。
[3]《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08页。
桑兵《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