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的中等职业院校和普通高中录取学生的比例大约为4:6，教育部要求将这个比例提高到1:1。深圳的普通高中录取率只有45%，许多地方中考比高考还要困难。提高中职教育占高中阶段的比例，给学生和家长造成了很大压力。这种政策忽视了新生人口下降的因素。分析数据可以发现，高中阶段的在校学生规模主要地由学龄人口有关，间接地受到以往的新生人口冲击影响。大约从2002年以来相对较少的新生人口，决定了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即将降到一个较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固守职普比，甚至提高它，是不必要的，面对年轻人口减少，应该扩大高等教育比重，而不是加大中职分流的力度。

一般來説，人们在16岁时升入高中，因此新出生人口对高中在校生的规模，大致会在16年后表现出来。把这种关系画在下的图中，可以看出，大约从1997年开始，高中阶段的在校生规模的增减变化（蓝色线），与16年前的年度新生人口（红色线）具有同步性。新生人口从1987年的2550万下降到了2003年的1604万，此后维持在了每年1600万的水平，大体不变。推算下来，高中阶段在校生也会在2003-2019年间下降，图中的数据正是如此。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所用数据为1990-2019年），新增人口多出1单位，16年之后的高中阶段在校生增加0.44单位。当然，人口冲击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影响因素，但是人口因素影响的这种模式是比较清楚的。

用前面所说的回归方程预测未来高中阶段在校生，到2031年为3642万，2019年实际数字为4698万，相比之下，下降了大约1000万。不过从前面图中看，影响未来十到二十年高中入学情况的人口因素，已经变得很平稳了，那么未来的在校生规模应该大体维持在2019年的水平上。预测结果却是持续下降的，这可能说明模型的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改变模型形式，所得预测趋势和下降数量并无大的变化。我们没有更好的指标来提高预测能力，姑且依此分析。

目前普高在校6:4，如果能保持普高不变，逐渐减少高职，并不会导致高等教育人数扩大。按三年学制算，减少1050万，就意味着每年高中阶段毕业生减少350万。即使是保持6:4的比例，假定普高毕业生全部升入大学，那么将会导致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减少220万。以现在每年高校毕业八九百万计算，这个比例已经在1/4左右了。

如果未来创造新增岗位的潜力保持不变，考虑到人口老龄化，一部分人退休会使劳动人口减少，青年人的就业将变得较为容易。当然，有一种不确定性，就是服务业是否能长造出足够多的岗位，特别是对大学生的需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来保持就业创造能力，这个因素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保持普高的比例不变，则使每个年龄段的人中间，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比例不变。面对技术进步的趋势，这可能会使一般技术水平的劳动力过多，而青年人中的高素质人才不足。对新生人口减少的冲击，不必担心技术工人的不足，有些劳动密集型岗位本来就技术含量不高，未来技术升级加快，这类岗位消失的可能性很大。提高人口的素质，培养更多的大学生，从长远看是有利的，但是不利之处是在短期内可能导致高学历者就业困难。新生人口减少的冲击，使我们可以为更高比例的青年人提供上大学的机会，而不会增加就业的难度。而且，应对劳动人口下降的关键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而不是多培养中等水平的人才。

2003年以后的新生人口维持较低水平，高中的学龄人口目前也应已经达到低点，这种情况会在未来十年维持下去。大约三年之后，大学的学龄人口也将下降，也就是说，到2023、2024年以后，大学的学龄人口将保持十年的较低水平。因此，非常有必要调整思路，扩大普高招生，提高教育的层次，使更多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而不是中职教育。同时，在新兴领域，比如养老等行业，激发市场活力，创造新的岗位，增加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这样可以为人才培养结构的转型创造条件。

最后还可以说明一下，从前面的图可以看出，高中阶段的在校生到2010达到最多，此后十年大约下降了1千万。但是普通高中从2006年的2522万下降到了2019年2414万，幅度很小，并且下降很平缓。2010年之后的中职教育规模下降，是非常突出的，但是这与适学年龄人口下降是吻合的。年轻人口下降，提高教育层次也是合理的，不必再把中职教育作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