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初夏中国知识界发生的《读书》风波，将来在思想史上会留下浓重的一笔。”好象凭借“千禧年”这种神话就可以不朽似的，秦晖先生趁着“新千年”的神圣光辉写下了“盖棺论定”的雄文??《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为了在将来的思想史上留下一笔。 我的文字有幸被秦晖先生嵌入了他不朽的文献之中，秦晖先生的雄文所发出的耀眼光芒唤醒了我这冥玩不灵之心。这次“长江读书奖”风波中有一位学术法官在论及葛兆光先生的著作时设下了这样的陷阱和圈套??没有对批评作出回答，就等于默认了批评；因此我就被剥夺了装聋作哑的权利，不得不对可敬的秦晖先生表示答谢??尽管我是一个笨拙、羞怯的人。
我那篇被打上了耻辱印记的杂文发表在今年《东方文化》第3期上，题目叫做《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原道》杂志陈明先生要我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浩浩荡荡的“自由主义的言说”写点东西。1999年刚一开幕，奉天承运的朱学勤先生就在《南方周末》和《中国图书商报》等媒体上发表了皇帝诏曰式的广告，热卖自由主义，挑起了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我没有想要借着朱先生浮出海面，1999年底才交卷。今年春天，我把这篇该死的东西e－mail给了秦晖先生，秦晖先生答曰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然而，我也并没有要与秦晖先生争论的意思。我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我不过把它看作是一场思想的游戏。像我这种不合时宜的人也不知道争论还要看“时候”。原来他们所关心的是风向、气候、时候，他们研究的是“时机”。他们没有争论的兴趣，我知道，除了造谣生事的兴趣。正人君子、自由主义者热衷的只是制造是非、散布谣言、罗织罪名、人身攻击，他们是不会站到阳光下面来进行正面的思想与学术争论的。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以后，流言像风一样活跃。由于汪晖揭露了权力、资本、知识相互勾结的暧昧状态，所以他们恐惧、忌恨，以致《战略与管理》主编余世存先生感觉到“汪晖成了学界的公敌”， 同时脏水也溅到了《读书》杂志上；可是对于汪晖以及《读书》杂志的“批评”和敌视正如秦晖先生所说的一直是“不公开的”，仅仅在阴暗的地方疯狂地生长。他们让批评成为流言，让流言成为批评，他们清楚并且相信流言的力量。 然而，流言和“长江读书奖风波”终于被“思想家”册封到“思想史”上了。秦晖先生在宏文中义正辞严、一本正经地教导我们说：“近两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今年5月间由戴晴、甘阳文章而激化的、6月间因‘长江《读书》奖风波’而更趋尖锐的争论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当代中国‘问题’与‘主义’论战、《读书》办刊方向的争论和‘长江《读书》奖’是否公正的争论。……‘长江《读书》奖’的主要批评者都明显的把三个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不把评奖过程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的问题与汪晖、钱理群著作的思想及学术评价混为一谈，更不把它与《读书》方向问题、‘主义与问题’论战问题纠缠在一起。我以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它不仅符合就事论事、不搞泛道德非逻辑批判的理性分析原则，符合当下文化生态中使讨论更有效的目的，而且事实上，这也是最有利于争论中的另一方的。”秦晖先生不仅感觉到真理、正义和道德都是囊中之物，此刻就稳稳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且已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貌岸然，因此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调说：“本着就事论事谈‘程序’的原则，人们是不应扯出这种话题。可是一些辩护人非要把程序问题变成学术论战或‘主义’论战，这不是自找麻烦，自己挑起这种话题吗？”秦晖先生的口吻就像一个家长在吓唬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孩子：你这不是讨打吗？面对这种家长式的关怀，胆怯的我不由得想悄悄地问一声秦晖先生：是谁把三个层次的问题搅在一起，是谁把思想和学术的论战变成了一场小媳妇式的纠纷和风波，又是谁把昏天黑地的纠纷和风波当成了一场思想和学术的论战，甚至于说“在思想史上会留下浓重的一笔”？然而想不到没等我发问，早已经跌入了秦晖先生布置好的天罗地网之中。秦晖先生说：“网上有论者要求新左派拿出‘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的风度。这样的要求在中国也许高了点，但要求他们不要落井下石，做‘在屠宰场边吃草的绵羊’，这应当并不过分。（秦晖先生，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分明我都明白，但是一连起来我可就糊涂了。比如，到底是应该“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还是“做屠宰场边的绵羊”？）……汪晖在我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就首先向我表示声援（所以当朱健国、朱学勤、徐友渔、葛剑雄先生群起而造谣、诬陷、诽谤和攻击汪晖的时候，秦晖先生是最后一个跳出来的）。这是我不会忘记的。但更多的新左派却在自由主义被剥夺发言权之际扩大了对他们的攻击。有人宣称5?8事件以‘一种简单、明快的方式结束’了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人在抨击当前自由主义者的同时已把火力延伸到了惨死于暴政下的顾准等人身上；……”汪晖没有乖顺地做“在屠宰场边吃草的绵羊”，秦晖先生是“不会忘记的”。而“有人”既射击神圣的顾准（真是罪恶滔天啊！），又“结束”一手掌管着历史（历史已经在他们手里终结了）的自由主义（是不是吃了豹子胆啊？！）。“有人”??我已经被秦晖先生作为“落井下石”的“新左派”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在思想上和学术上，你们从来不敢面对汪晖。汪晖获得“长江读书奖”， 你们认为千载难逢的时机终于已经到了。你们可以控制和垄断舆论，可以利用不明真相的读者，可以利用人们难堪的嫉妒，你们终于能够有一次扛起正义这块被他们踩在脚下的招牌。??“《读书》终于出事了！”博库网站的这七个字概括了你们兴奋莫名的嘴脸，这七个字包括了你们这几年来漫长难耐的等待，这七个字活画出了你们的灵魂，我可以想象你们阴暗痛苦的心理已经转变成了狂喜。“积毁可销骨”，你们以为用你们的脏水一下子就可以把汪晖淹死，一举就可以把《读书》冲垮。不仅如此，告诉我“不争论”的秦晖先生，谆谆教诲我们不要把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和长江读书奖搅在一起的秦晖先生也终于喜不自禁、得意忘形地把我当作战利品绑在战车上拿来示众了。“不争论”也罢了，我没有什么争论的兴趣；“没有言论的空间”，那么就让我们在沉默中灭亡吧。然而，声称“不争论”的却一次次地挑起争论；“没有言论空间”的却动用全国舆论来声讨“公敌”；教导我们不要把主义与问题之争和长江奖搅在一起的人，一方面千方百计避开讨论，另一方面却为我们不断地展览造谣生事的无穷手段以及舆论镇压的力量。
对于言论自由我从来没有什么幻想。鲁迅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言论自由有它的限度和成长过程，我决不会把言论自由吹得天花乱坠；但是我却从来也没有否定过言论自由的意义，言论自由应当是人的一种基本的权利，剥夺他人言论的自由是人类的耻辱。秦晖先生到处宣传自己受到了迫害，甚至我这个被秦晖先生视为“落井下石”之人也曾经在公开的场合为秦晖先生呼吁过言论的权利，即使是不合时宜，即使是人微言轻。秦晖先生明明知道我对于言论自由的态度，在“风与旗”一文中，我通过对卢森堡思想的引述表达得非常清楚：“她主张无产阶级应该继承资产阶级包括议会民主在内的一切必要的遗产。她主张绝对的自由，包括给反对派以真正的自由。她认为所谓自由就是反对的自由，没有反对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我厌恶和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甚至也因此而厌恶成为权力的帮凶为虎作伥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尊敬鲁迅，而厌恶胡适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爱国并不等于爱政府，爱政府也并不等于爱国；但是我从来不想把自己打扮成“自由斗士”，“持不同政见者”，“反政府的义士”。我厌恶那些自我包装、拍卖、取媚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我尤其厌恶一边声称“人权”和反对暴力、强权、专制，一边漠视横死于帝国主义野蛮的导弹攻击之下的无辜同胞的生命，更可耻的是他们还要向那些杀人的强盗献媚讨好。作为身处第三世界的中国的一个不甘受压迫的被强暴者，我的立场和主张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正因为我反对专制，正因为要把反对强权和暴力的逻辑贯彻到底，所以在国际上必然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反对把美国妖魔化，但我也同样要揭露那些把美国天使化的人的企图。我主张历史地和理性地对待美国。我不是一个所谓民族主义者，然而民族主义不可一概而论：超级大国的民族主义就是霸权主义；然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具有民主和反霸权的积极意义。秦晖先生在《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控诉我罪大恶极“‘结束’自由主义”，我决不会狂妄到以为能够创造一个螳臂当车的奇迹，你真是太小看自由主义了。相反事实是，自由主义正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凯歌昂进、长驱直入，甚至连国家宪法也被粗暴地踩在脚下。与秦晖先生所说的相反，我不过是把这场轰炸看作是对于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论争的一个通俗的阐释和说明。在文章里我是这样说的：“在1998年的年底和1999年的年初发生了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我没有想到这场论争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样一种简单、明快的方式结束。80年代启蒙主义的理想天国最终是以资本主义的无耻掠夺作为兑现，而90年代全球化的知识喜剧以美国轰击中国大使馆而告终结。”（对照一下我的原文，就知道秦晖先生是多么善于为别人的话作出自己的解释）对历史都被它搞掂了的自由主义（历史终结），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我不过说，这场轰炸撕下了所谓自由主义的遮羞布，当美国军队毫无顾忌地攻击一个主权国家的大使馆，摧毁一个主权国家的电视台扼杀甚至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言论自由的时候，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又一次通过了他们的考试，证明了他们对于强权有奶便是娘的一惯态度。那些手拿自由主义旗帜站在国境线上的人，他们一方面在国内为权力腐败、权钱交易、化公为私、贪污腐败大唱赞歌，认为“腐败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另一方面在国际上讨好强权和霸权主义，把强权和炸弹当作真理。因此我在“风与旗”中说，在中国没有什么自由主义，只有法西斯主义。
我可以坦言：我是反对所谓自由主义的。但是我反对所谓自由主义，只是因为我太天真地相信自由主义的那些教条了：你不是叫嚷私有化叫嚷产权明晰吗？那么请你先给我把化公为私吞进去的钱给我吐出来；你不是为资本叫公平么？那么你把清白的资本拿给我看看，把那些刚刚将工人农民的血汗洗干净的“资本”给我留下。你不是说什么自由么？你有贪污腐败的自由，但是也请给我一点反对贪污腐败的自由，你有剥削和压迫的自由，也请给我以反抗剥削和压迫的自由。你们不是高喊法律和人权吗？那么请你们看一看被践踏的下岗工人和农民，请尊重曾经订下的法律和契约。
秦晖先生要区分经济自由主义和人文自由主义，但我不知道秦晖先生怎样去区分正在唱着双簧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人文自由主义。在我看来，如果说他们有一点区别的话，那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异常地坦率，以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而人文自由主义则充满了虚伪，又要做婧子，又要立牌坊，羞羞答答，遮遮掩掩。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教授今年在 “中国企业健康成长论坛”上说：“我反对渐进改革，因为中国改革的重心是由等级特权的制度改成资产界定的制度。这个转变中间有一个‘印度制度’，……所以，在1985年听说中国有大量贪污出现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是坏事，因为那是必经之路，……我常说民主制度下，贪污是由上而下，集权制度贪污是由下而上。……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是做得很好的，先搞经济是对的，等把产权问题搞清楚了再讲民主。”他说：“人权平等与产权平等不可兼得，假如要在产权上每一个人都平等的话，那么人权就不可能平等了。……在私有产权下，产权不平等，有的人很有钱，有的人没有钱，但人权可以平等，人权平等可以搞司法制度。”网上有一位叫做“天步行者”的人说：“张五常这类货色也称学者？他应该到大学一年级再学习十年！”实际上，“应该到大学学习的”并不是张五常，而是天步行者，因为天步行者根本就没有明白什么叫做“人权”。有一位叫做“议宣”的人说：“西方资产阶级好歹还要脸，还虚伪地披上民主和人权的外衣；这里的资产阶级连脸都不要了，露出独裁的本来面目赤膊上阵了。”其实西方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其实也并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特别不要脸，只不过是“要脸”和“不要脸”有一个历史过程而已，就像从腐败到民主需要一个过程一样，也就像把钱洗干净要有一个过程一样。朱学勤先生要我们分清“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脚”，好象“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脚”什么时候还分开过似的。朱学勤先生是学历史的，却忘记了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历史上，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脚”总是勾结在一起的，被中国的自由主义理想化了的美国更是民主制和奴隶制天衣无缝的完美结合：一边是《独立宣言》，一边是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对黑人的奴役。张五常先生至少还有一点基本的诚实，清楚并且承认产权和民主之间肮脏的历史联系。比起张五常先生来，比如天才的社论作手朱学勤先生，就缺少这种思想的诚实。对于张五常先生，我要说：尽管我不赞同你的无耻的观点，但是我颀赏你的诚实的无耻。而对于朱学勤先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表演，我应该说什么呢：也许我应该称赞你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思想的戏子。朱先生曾经有一本大著叫做《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然而，“道德理想”覆灭不久就扯起了“人文精神”的大旗，并且在《城头变幻二王旗》中对“凡尔赛的前任文化部长”王蒙先生大加挞伐。这些年来对于王蒙先生的批评不少，无疑也是必要的；但是朱学勤先生对于王蒙先生有关文化部长的构陷却是阴险、卑劣和令人不耻的。然而，“人文精神”的道德噪音还未消失，朱学勤先生就又献出了“技术官僚在朝，人文知识分子在野”的伟大国策。也许朱先生此言只不过是要追认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完美无憾的的国家（我在这里并不是泛泛地按照通常所谓的“专家治国”的要求，而是严格按照朱先生的设计要求来评价的。通常人文知识分子也可以算作专家，比如王瑶先生这样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学者也是自视为“专家”的，而朱学勤先生把技术官僚和人文知识分子对立起来的时候，是只把技工、技术员、工程师等受过工科培训的官员才算作“技术官僚”的）。等到自由主义成为“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的时候，朱学勤先生又成为了“自由主义”的新闻发言人，向我们堂皇地宣告自由主义浮出了海面。尽管朱先生一直在思想学术的海面上了望，但是我不知道朱先生这一次又是怎样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高调的圣贤一跃而成为低调的“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主义者的。朱先生的每一篇文字都是声情并茂、气盛言宜，朱先生的思想和学说可以说是云兴霞蔚、气象万千，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我们甚至不知道迎风招展的朱学勤先生已经在“思想学术”的海面上翻了多少跟头。挟持着“西方学术专业”的徐友渔先生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气概呵斥刘禾先生，说刘禾先生没有批评《白银资本》的资格。徐友渔先生一手遮天、气吞山河之势把我们这些远离“学界”，被呵斥惯了，既无知又不识既不学又无术的小民，吓得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然而当徐友渔先生拿大旗作虎皮把他采获的最公正的金岳霖大奖拿出来吓唬我们的时候，人们却一哄而散了。这会儿也许徐先生仍然还站在金岳霖的奖状下面纳闷呢。
秦晖先生在《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事件”》的雄文中声色俱厉地谴责甘阳先生“拨弄人事纠纷”，“把本来对学者中的笔墨官司完全是局外人的两位德高望重的出版家搅了进来，给人以一场《读书》论争不过是两位主编操纵一些文人作权位之争的恶劣印象。”秦晖先生在此急于要把“德高望重的出版家”洗干净，然而朱学勤先生却毫不留情地撕下了他们的面皮：“一般而言，文人雅士的内心虱子要比老百姓多那么一点，因为他们离不开‘瞒’与‘骗’。……文人雅士经常舔惜内心那张华美皮袍，把它弄得又湿又暖，故而那些虱种特别喜欢爬上那张皮袍，并以惊人的速度在那上面迅速繁衍开来。”朱学勤先生生在海上，故作豪放，肆无忌惮；然而，相形之下，秦晖先生却是太老实了，想做流氓却又没有一点点流氓的风度，吞吞吐吐，弯弯曲曲，显得萎萎琐琐，不堪入目，使人不禁既愤怒又可怜。朱学勤先生呼风唤雨、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就像一个文字的魔术师，我们只有掌声鼓励的份儿；然而，秦晖先生却不能运斤成风，心里四面都是陷阱，所以脚下破绽百出，结果弄巧成拙。我们家乡有句俗语，讽刺那些把屎拉在裤裆里却缺少自知之明的人：不知道屎臭，还要挑起来。我真佩服秦晖先生的胡搅蛮缠和英勇无畏。秦晖先生在文章里拙手拙脚地耍了一通花枪之后遥指甘阳先生。在局外人看来，甘阳先生也许是有些气急败坏，“更让人莫明其妙”。然而，秦晖先生明白甘阳先生即使浑身解数，也有难堪的时候：“在如今内地的语境下，公开批评一本杂志离经叛道十分容易，公开批评它循经卫道却几乎不可能，这倒不光是批评者或是发表的媒体有风险，对被批评者而言，只要它还想保持民间色彩，也会被置于不尽公平的尴尬之中而无法自由申辩：如果它表白自己其实是离经叛道的，这无异于往强权的枪口下送，等于是逼它做‘烈士’。如果它不这样表白，又无异于默认了循经卫道的‘污点’而使自己的民间声誉扫地。所以不难理解，它对这种批评一定会异乎寻常的愤怒与委屈。”不论秦晖先生怎样缺乏理解和辨别的能力，这一点还是清清楚楚的，心里一点也不含糊。尽管我们表扬过秦晖先生的英勇无畏，但是他也知道有些事情是见不得人的；所以秦晖先生在虚张声势地声讨甘阳先生的时候用并不高明的伎俩省略了激起甘阳先生义愤的用“前《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的名字贴在网上署名“亦远”的檄文，用甘阳先生的话来说是“腌腌渣渣，见不得人”的“极为龌龊”的“冷枪暗箭”和“卑劣把戏”。秦晖先生心里明镜似的，如果沈昌文先生来到阳光下面，如果我们知道了《读书》风波的真相，我们就不会对甘阳先生的愤怒感到“莫明其妙”了。秦晖先生知道甘阳有苦难言、百口莫辩的困境，因此当我们面对秦晖先生的“莫明其妙”和故装天真无邪的样子就一方面不禁肃然起敬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要发笑了。秦晖先生说：“《读书》的人事问题外人难知内情，但通过撤换主编来改变报刊面貌的确是国内通行的做法，戴晴做这样的理解是可以理解的。”秦晖先生和别的正人君子一样明确暗示汪晖是官方安插到《读书》的（这就是秦晖先生以及自由主义者的“自由”：可以“自由”地诬陷、造谣以及虚构、想象和发挥，而且这种“自由”还成为了他们“主义”。然而我怎么也想不清楚官方的报纸却要来剿杀自己培植的汪晖，就好象我们无法想象有谁会放出恶狗来咬死自己的亲人一样。），而沈昌文先生也一直刻意要把自己打扮成为反政府的“异议人士”（为什么此前范用等前辈60岁正常退休，而沈昌文先生65岁退休就成了思想烈士呢？这真是我有所不懂的自由主义逻辑。是不是一把自己打份成为“异议人士”，就获得了终身制的权力呢？不然是不是就是受到了政治迫害？），这一点我想身处其中的秦晖先生是早已领教了的；沈昌文先生在退休时有意发表两篇文章使《读书》杂志陷入险境，秦晖先生当然也是知道的；但是沈昌文先生还有更不可告人的另一面恐怕连秦晖先生也有所不知。《读书》主编的变动竟然惹起了中国知识界空前的风波，如果不是有人像秦晖先生所说的“别有用心”操纵，我们就真要难以理解了。那些黑暗中的人物，那些流言的温床，让他们自生自灭吧。鲁迅说：捣乱有用，也有限，然而以其成大事者古今无有。毛主席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秦晖先生满腔悲愤地控诉并且居高临下地教训道：“在今年以来的文化生态变化中，自由主义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不仅许多‘人文自由主义’者被剥夺了发言权，甚至‘经济自由主义’也一度受到打击，而‘新左派’的势头却有增无减。在这样的氛围中无论什么‘主义’者，只要有一点起码的真诚都应该明白‘自由优先于主义’的道理。”可疑的是，“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人文自由主义者”能够操纵从南到北的党政机关报纸和全国的舆论，几乎使汪晖一时间消失于谣言和中伤的汪洋大海之中。我没有看到这些报纸为汪晖留下一点哪怕呼吸的空间。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又所谓“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或者说到底是不是“中伤”、“诽谤”，这只有施加攻击者如秦晖、朱学勤、朱健国、葛剑雄、徐友渔等先生和被攻击者如董秀玉、汪晖先生才知道，像我们旁人是体会不到的。
秦晖先生一方面一本正经地声明“我也不赞成把这件事说成是‘学术腐败’或‘丑闻’，尤其是不赞成在第一轮批评中、也就是在《读书》与汪晖本人尚未做出解释之前就做出这样的判断。”另一方面，秦晖先生又毫不犹豫地判决说：‘规则’问题的是非是明摆着的，“‘长江’或《读书》的负责人若自己得了‘长江《读书》奖’，会给世人留下什么影响，这难道还用多说吗？”面对汪晖无可动摇的学术贡献，这帮余华所说的“媒体学者”或“假学者”没有一个有一点勇气站出来质疑汪晖的学术成就，因此只有在程序公正的问题上绕来绕去。秦晖先生说：“尽管‘规则’问题的是非是明摆着的，但旁观者却容易产生无聊之感”。秦晖先生抱怨旁观者产生无聊之感，我想也许只有你们这帮以造谣为业的媒体学者才会感到这种纠缠不是无聊而是有聊，或者甚至于咀嚼得有滋有味。在程序公正的问题上，曹般先生的《究竟谁在破坏程序》说得简单明了，秦晖先生把曹先生的观点归纳为三点：1、对该奖的批评是‘以后果来判断规则，推翻规则’，因而是无理的。2、程序公正只有契约性，没有绝对性，因此不能过于强调。3、批评者自己参与了程序的制定，看到结果后又批评这一程序，这实际上是违背了程序正义。程序公正只有契约性，没有绝对性，程序公正是相对的，这一道理恐怕只要有一点点理性的人，都会懂得的。正因为程序公正是相对的，程序是人制定出来的而不是先验的，所以才长江读书奖工作室和朱学勤先生等人对于程序有着各自不同的设计。荒唐而可笑的是朱学勤先生等人认为别人制定的程序不是公正的程序，只有朱学勤先生自己制定的程序才是公正的程序，才是唯一合符正义的程序。曹般先生谈程序公正因为并不是像朱学勤等先生那样是为了围剿汪晖，在理论逻辑上不需要弯来绕去，所以谈得清清爽爽。然而，秦晖先生却要故意装疯卖傻：“遵守‘契约’这一原则本身是不是‘绝对’的？如果遵不遵守契约本身都‘相对’化了，那还有什么‘契约性’可言？”我不知道从秦晖先生所概括的曹般先生所说的三条中怎么能够推出秦晖先生的这一结论来？??也许秦晖先生求胜心切已经失去了读别人文章的耐心，因此在这里我只好不辞烦难将曹般先生本来清楚明白没有丝毫歧义的观点重新表述一次：因为程序公正是相对的，所以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程序，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游戏规则，只要它是事先制定的，游戏规则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正如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所以它仅仅是“程序公正”或者“形式公正”，也就是说，它并不必然保证“内容公正”或者说“实质公正”；然而，不论它是不是对于我不利，也不论它是不是会产生我所不乐意看到的结果，我们都应该要遵守这一程序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对程序或者秦晖先生所说的“契约”的尊重应该是绝对的。正因为遵守契约这一原则在曹般先生看来是是绝对的，所以曹般先生才对事后造谣生事的雷颐、葛剑雄等尊敬的先生们猛喝一声：究竟谁在破坏程序！雷颐先生把学术评奖看作是商业促销摇奖，秦晖先生把万圣书园的书店老板也扯来比附，真是利令智昏。
秦晖先生宣称：“我不支持知识分子那种传统性的圣王情结与教主意识，但在社会转型时期为了跳出‘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因境，的确需要那种以殉教精神争取世俗社会、以积极的理想争取‘消极自由’、以高调的人格落实‘底线伦理’的圣雄现象，需要一种能够摆脱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互补状态的新理想主义。”秦晖先生你“想跳出‘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就像要你摆脱那种自封的“大法官”的感觉一样是不可能的。长江读书奖在其章程中已经明确宣布是奖励优秀的汉语学术著作，汪晖的书是不是优秀的汉语学术著作自有学术委员会来评判，这些评委就是你秦晖先生所说的“裁判”。然而，秦晖先生却满腔义愤地冲进赛场，当起了“超级裁判”（也许观众会提这样一个问题：你当初拒绝当“裁判”（寄推荐表），是不是为了最后当“超级裁判”？）如果是为了自由主义，为了“消极自由”，秦晖先生完全可以作壁上观，笑看长江读书奖的“丑闻”，笑看长江读书奖的评委们“自取其辱”，总而言之不会是秦晖先生的利益和名誉受到损失。可是，秦晖先生终于不满足于“消极自由”，而是立志成为一举澄清宇宙的圣贤，他发出了警钟一样的一声浩叹：“我不出如苍生何！”然而，如果我们是真心实意的自由主义者，也许我们会退一步，也许我们会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权利在这里吹哨子、扔鸡蛋，充当超级裁判或者足球流氓呢？！“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是你们的自由主义祖宗留给你们的祖训，可是你们的能耐却是以道德警察的身份到处聚众滋事。在我们这样一个暧昧而没有规范的时代，按照自由主义所宣称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无论你们怎样见利忘义，有奶便是娘，我都并不会感到奇怪，我也从来没有想要从道德上谴责你们。然而，你别给我胡吹什么“高调的人格”，别给我乱侃什么“圣雄现象”。你给我打扫干净内心的肮脏，别把你高贵的关怀四处馈赠。秦晖先生，你可以像朱健国先生那样宣判汪晖“创学术腐败的新高”，但是别给我们绕那么多圈子。秦晖先生，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堕落到和朱健国这样的小报记者为伍，你知道朱健国先生这一活宝曾经和何清涟女士在小报上演出过怎样精彩的连台好戏。秦晖先生，我没有想到你会如此矫情、作秀，弯弯绕绕，前言不搭后语，你叫我怎么相信你“起码的真诚”？你为了表示与长江读书奖划清界线，刚刚在《南方周末》宣布你拒绝寄推荐表；然而，为了一头扎进长江读书奖风波，转念又说“我个人因推荐表迷失于案头纸山之中错过了规定期限”。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也许是你的“自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真应该佩服你的聪明。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探索你的“底线伦理”在什么地方，但是请你也不要对我高喊什么“启蒙”。启蒙启蒙，启谁之蒙？难道我要学会像你们一样自己用今天的手抽昨天的嘴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判断别人”，让我们常面对自己的内心，少对别人搞群众专政。自由主义也许卑之无甚至高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然而，你们又岂甘寂寞？
（作者旷新年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文最初发布时署名“无心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