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2次火车晚点一小时。七月二十五日中午十二点，从家乡回到北京。
七月十七日，一位朋友西行，上任陕西某市常委，副市长；我南下回家乡湖南。
回家由于没有买到直达的车票，需要在长沙转车。进站的时候，不论是长沙火车站，还是娄底火车站，警察都是如临大敌，像对待犯人一样，向我索要身份证。也不论是长沙车站，还是娄底车站，我买到的食品，都是无法食用的劣质产品。在长沙车站，我买到了霉烂的包子。
十八日晨五点多，T1次抵长沙。清晨五点刚过，我刚从睡梦中醒来，友人发来短信，已在车站等我，使我惶愧不已。我回电：如果知道车这么早到达，就不麻烦大驾了。是日，与两友人天南海北谈。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如此悲观，与北京的小资们似乎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接站的友人与我同岁。他形容我们这一代人总有一种饥饿的感觉。也许这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最精辟的概括。记得余世存有一篇文章，题为“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祝勇编的一本书以此为书名。这本书收录了我的一篇文章。我自己的文章是什么却已经忘了。可惜，除此之外，整天精彩的谈话，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了。尽管他们悲观，时代却要他们“快乐”。“超级女声”火爆之后，湖南卫视筹备“超级男声”，后来奉命改为“快乐男声”。湖南乃“快乐大本营”。去年回湖南的时候，早知长沙有“脚都”之称。友人忆起1980年代湖南出版界活跃的情形。1990年代，风光不再。湖南除了下半身很快乐，似乎其他地方都不快乐。
十九日午抵娄底，中学同学李星辉一家到车站接我。我走出车站，暴露在炽烈的太阳下，大地就像要熔化一样。
二十日晨回到家乡壶天，家乡还没有苏醒过来。农村使人的生命安静。在我的经验里，农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静。我发现，农村越来越安静，安静到接近于寂静。2002年，洛湛铁路贯穿我们村庄。即使是火车也无法打破今天农村的安静。和小时候荒山秃岭的记忆不同，今天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植物，漫山遍野疯狂的绿色使农村显得更加寂静。我也惊异于灌木和野草的生命如此强悍。横行，如入无人之境。它们侵占了山坡的耕地，漫上了山路。几年前，我为家乡的生态得到恢复兴奋不已。然而，今天应该换一种说法，我看到了野草扩张，人的退却。
如今，农村生活非常安逸。胡温新政，减免农业税使得家乡农民的生活突然获得了纾缓。物质的丰富与我小时候对于物质极度乏匮的记忆形成了强烈的对照。用我一位小时候的朋友的话说：今天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农民最感叹的事情是：为什么以前会那么辛苦，却还吃不饱？这也是萦绕于我自己脑中的疑问。以前，没日没夜的“双抢”会持续一个多月，一种总动员的状态，就像是全民战争。然而，现在，三五天，一年农事已了。老弱病残东拉西扯就把活干完了。除了打牌，农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湖南流行一种特殊的字牌，三个人可以玩，四个人也可以玩，四个人玩的时候，有一个人专门数底牌。当我离开家乡的时候，这种字牌还没有兴起。
现在，某些方面，农村生活甚至比城市还要方便，每天有人把鱼、肉、水果送上家门。最奇怪的是，竟然一位宁乡人拉着一大车鸡上我们家推销“土鸡”。我对他说：连我们这里农民家里都没有土鸡了，你从哪里搞来的土鸡？但是，他坚称他的鸡是土鸡。
今天农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许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丰衣足食，使缺衣少食真正变成了历史。而最大的变化就是，农民已经不是农民了。小时候的朋友说，十年以后没有会种地的人了。以前家家户户都养猪，每家至少会养一头。但是，现在，除了规模养殖之外，几乎没有家庭养猪了。即使今年猪肉价格暴涨，也没有农户再愿意散养。家家户户养猪的历史永远过去了。
传统的农村已经彻底崩溃了。年轻人无一例外地纷纷离开家乡去广东等地打工，家乡的工价甚至比北京还高。七月二十二日，我和村长傅善初去镇政府去见中学时候的同学。镇政府有人想收购花生，由花生因此谈到了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村长说，现在年轻人都懒得种地了，种地的都是老人。家乡的旱地差不多已经全部撂荒了。农民和农村处于一种不即不离的状态。他们既是农民，又不是农民。他们既属于农村，又不属于农村。他们没有了过去，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未来。他们不得不离开农村，但是却从来没有幻想过在城市里真正找到他们的位置。
人民公社解体，我的家乡由1970年代的合东公社变成了1980年代的壶天乡。伴随着县改市，壶天乡又变成了壶天镇。由公社时代到今天的镇，经历了两次合并，政府机关也经过了两次搬迁。今年八月，镇政府将要再次搬迁，原来的镇政府是1980年代修建的，破败得就像废弃了“鬼屋”。乡村政权宠大而软弱。权力被金钱侵蚀，不甘而又无奈。家乡的公路由于汽车超载，公路岂止是百孔千疮的公路，坑坑坎坎的公路本身简直就像是路障。路上的公共汽车不像以前那样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好客，因为路已经“卖”给了一家车主。去年，洗沙屡禁而不止，河道严重淤塞。一天晚上，一对外地人骑摩托车经过我们村，在转弯处冲出公路，一头栽进河里。村人奇怪，亮着车灯，却不见人。原来人陷进了淤泥，已经窒息身亡。真是 “飞来横祸”，遭遇“没顶之灾”。村民们议论，如果不是因为非法洗沙，就不会发生这种“没顶之灾”。1970年代，合东公社一万多人，十多个干部。现在的壶天镇五万多人口，一百多干部。干部增加了，但是今天的农村却彻底个体化散沙化了。
农村变得越来越缺乏生机和活力。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初中不离开自己的村，读高中不离开自己的公社，只有极少数的同学上县城读高中。现在，基本上上初中就到县城就读，因为县城中学垄断了所有的资源，从教师、学生，到资金设备。三中的校长是我高中时候的同学。有一次，他告诉我，三中比我们那时候的大学还大。所有的人都努力奔向城市，城市汲取和集中了所有的资源。
今年我第一次得知家乡有孩子得了白血病，得靠输血而维持生命。今天中国的农村就像白血病人一样，丧失了造血的能力。我曾经听学者们谈起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的“空洞化”。资本和产业从这些国家和地区大规模出逃，贪婪地扑向无限地供应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大陆等第三世界国家。可是，没有人注意到，在今天中国的农村在发生另一种“空洞化”。所有的劳动力都离开了农村。由于计划生育和人口的急剧减少，使“空洞化”过程中的农村显得格外败落。我们上学的时候，小学一个班四五十人，然而，现在六个年级加起来也不过七八十人，由于人数太少而发生断档，以至无法招齐小学六个年级。
在家乡，我在感到丰裕的同时，也感到农村前所未有的衰败和荒凉。
2007/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