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2003年1月29报道：北京市人代会期间，农业部某研究所的李起先生听说代表接受人民来信和建议，就写了份关于北京市工作的建议书，送到代表驻地，想通过服务员转交给大会秘书处。但他却被警察带走，关在地下室里7个多小时，直到被警察逼着在笔录上承认是“上访”，保证不再去了，才被释放。隔日，该报开始讨论为什么“公民见人大代表难”。
其实，上述事件同公民见人大代表难或易的问题无关，那是个执法机构尊重公民权的问题。但这件事却引发了我的几点感想。
第一，公民见人大代表当然难。不仅在中国难，在美国也很难。我国平均每100万人才有两个全国人大代表。在任何一所有上万学生的大学，学生要见校长和党委书记就很不容易了，何况是在百万人的“选区”，何况人大代表并不在人大“坐班”，难得来北京开次会！文章评论说，“解放初期，刘少奇可以随便走进一个普通老百姓家里拉家常，这样的作风现在很难见到了。”言外之意是批评现在人民代表作风不如过去。搞没搞错？刘少奇当然能“随便”走进百姓家，但绝无可能是任何百姓都能随便走入刘少奇家。那根本不是“作风”问题，而是比例问题，是1比1亿的问题。整天在老百姓家“拉家常”的只可能是老百姓，而且是退了休的老百姓，不会是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
第二，公民们真的很在意去“见人民代表”吗？代表们远道而来，每年开几天会，能讨论和表决多少公民的具体要求？他们讨论和投票支持国家的大政方针就够忙活的了。何况代表们多半是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一年来开几天会是光荣，是党和政府对他们成就的奖励。所以，与西方不同，我国有上赶着找公民“提建议”的人大代表，却鲜有上赶着找人大代表提建议的公民。倒是有不计其数的人告状不去法院，找人大代表。所以，李先生找人大代表的行为让北京警察觉得实在有悖常理，只能认定他是来“告状的”。就现行体制而言，如果你想让写在纸上的法律在现实生活里生效，应当去找党和政府的办事机构；如果你有重要的新想法，应当去告诉每天都“坐班”的党和政府负责人；如果你的要求并非“重要”，而是“日常”的，那就“有困难，找警察”吧。若是找他们都不顶用，找人大代表能顶用？我猜想，如果法院“顶用”，如果大众媒体顶用，如果党和政府的日常办事官员容易见到，公民就不会费尽心机去“见代表”了。
第三，所以，该问的不是公民为什么见人大代表难，应该问的是下面几个问题。（1）为什么执法机构能不尊重公民权利？（2）谁来裁判政府是否尊重公民的法定权利？（3）谁来惩罚犯法的执法机关？（4）五年一天的选举能在五年里的每日每时都迫使执政者遵守法律，尊重公民基本权利？（5）民选的立法机构会比执法机构更尊重公民权利吗？北京市民的多数必定会支持本市街头充斥“上访”或“抗议”者吗？民选的希特勒为什么不尊重犹太人的公民权呢？民选的美国议会为什么能长期维持种族隔离政策，直到黑人诉诸街头暴力？“竞选”的代价会低于李先生被非法拘押的代价吗？（6）香港为什么不会发生李先生这种事？告状的找人民代表很正常吗？我们能否想出一个代价低，但更有效地使李先生能维护其公民权的办法，能否有个不用人们瞎撞到人大去告状的法院？
人民代表大会治不了官员滥用公权。我担心，一旦人大代表的权力真的扩大了，若还没有分权制衡，他们会成为滥用公权队伍里的一支新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