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教授无论是在国际经济学界还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均名声远扬。然而，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早期赴美留学的孜孜学子， 田国强的求学道路异常坎坷，每一次都是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现转机：几乎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读研究生和出国几经波折、身无分文去美国读书、听不懂英语授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田国强经过不懈的奋斗，终于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30年来最好的学生之一(美国科学院院士John S. Chipman教授的评语)。随后，获全美斯隆博士论文奖、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的华人经济学家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第一个成为正教授，一系列的荣誉接踵而来。田国强教授所取得的成就与他广学博识的才华和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通过对此文的阅读，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他的奋斗经历，忧国忧民的情怀，还可以了解到他们那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第一部分：口述实录

生于忧患 认识社会

我的祖籍是湖北省京山县。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以文为生，没有什么显赫身世，到了祖父那一代就更穷了。所以父亲只读了几年书，很小就给别人帮工去了。父亲是家中长子，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几十年后讲给我们子女们听时，人名和情节都记得非常清楚。京山县是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革命根据地，祖父被日本鬼子杀害后，父亲为报父仇于1939年参加了李先念的新四军，解放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湖北省公安县。我1956年在湖北公安出生，并在那里长大。我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从小体弱多病, 不太讲卫生, 干净衣服穿一天就变得脏兮兮，也不太爱讲话，喜欢想着各种办法自己玩。我6岁开始上小学，那时成绩不好，总在及格线上不远，因而不大讨家里人喜欢。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喜欢教训人，对子女要求很严，我因为调皮经常挨他的揍。他对子女的学习非常看重，他觉得我学习差，身体不好，人又木讷，曾在教训我时说我今后不会有出息，结果，却我在快满27岁时，离别父母，远度重洋，来到美国留学。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的课程断断续续。由于父亲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战争突围中受重伤掉过队，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我们家开始受人歧视，我也自那时起开始变得懂事起来。上初中后，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学习课程对我来说越来越容易，什么东西一学就懂，特别是数理化。从初二起，学习成绩就一直名列年级前茅。在初中毕业以后，由于父亲的原因，我不能读高中。当时我三叔在河北省冀县，他1949年参加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建国后被保送上大学，是河北大学毕业的，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党籍，劳动几年后不能回原单位林业部，被分到河北省冀县中学教书，是一个好书如命、一天到晚书不离手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还准许三叔教书。当时我不能读高中，他就把我和弟弟接到了河北，在那里读了半年书，然后通过转学的方式，我又回到了公安县读高中。在高中时，我很幸运地赶上71年至72年的教育回潮，使得我们那一届的高中生学到了一些东西。77年高考恢复后，77至78届大学生中相当比例的学生来自于我们那届高中毕业生。由于自己小时候老实，受人欺负，文革中又遭受歧视，在学习成绩变好的同时，人也开始变得调皮和活跃起来，很快在同学中有了威信，也常爱作些打抱不平，主持正义的事情。

1974年我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工厂，但不可能进大学，另外一种是下乡，然后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我当时的愿望是进大学。我从小动手能力强，喜欢拆修机电一类的东西，对物理特别感兴趣，我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所以我选择了下乡，总共在农村呆了近三年。我是1974年7月下乡的，头几个月我感觉日子很难过。由于父亲被打倒，对今后能否上大学完全没有底，感觉前途非常渺茫。刚下乡时我最怕一个人在夕阳下度过，阳光斜射下来，给人一种惨兮兮的样子。后来慢慢结交了一些朋友，开始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在乡下的近三年中，我当过知青队长，工作组成员。我干活很卖力，好胜心强，不太会偷懒。我们知青队的一个知青可以将锄头拿在手中几个小时不挖一下，我是怎么也没有这个耐心，在这点上，我真是佩服他。农村的生活异常艰苦，几乎没有休假的时间，我们知青由于有国家补贴，还吃得饱饭，但许多农民却吃不饱，很贫穷。由于一大二公的公社化结果，我所下乡的地方一天的报酬只有三、四毛钱，有的地方甚至更穷，一天的报酬只有几分钱，一年下来几乎家家超支。每天劳动的时间也特别长，一天至少十二小时以上，赶上农忙、赶插稻谷时，有时一天甚至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平时也没有肉吃，我曾经半年没有吃过肉。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有时我用小时候练出来的弹弓手艺，晚上用手电筒照着打斑鸠，一晚能打到好几只斑鸠和知青战友们分享。干体力活，饭量变得很大，每餐八两，一天要吃两斤四两米。不过，我的体质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强壮，一般农民也没有我的力气大。我记得在为我们知青队建房时，曾一次挑起近5斤一块的红砖70多块走百米左右，没有这么结实的扁担，只能用胳膊粗般的树棒当扁担。我还学会了干许多农活，比如割稻谷和挑担子。那时为了图表现，其中一年春节都没有回家，尽管我下乡地方离县城不到100里。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我学会了抽烟，练出了酒量，直到上大学二年级，才戒掉吸烟。也和许多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即使出国当教授以后，直到现在, 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回到我下乡的地方看望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下乡的经历还让我学会了一种本事：我现在作调查的时候，只需三、五分钟，就能同陌生的农民或一般的老百姓谈的非常融洽。总的来说，在乡下的这一段知青岁月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了自己的体质，也使得我了解了社会的最底层，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农民生活的贫穷。由此增强了我们这一代对社会 “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责任感。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社会道义，要替农民说话，希望人民富裕、国家强大。

求学路上 历经坎坷

当时我虽然有读大学的理想，但是要实现这一理想困难很大。1976年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取决于你是否根正苗红。那时已经有了不正之风，看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领导的子女。刚打倒“四人帮”后不久院校开始招生，但极左的风气还很浓，正处在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峰。对所招工农兵大学生今后出路的政策是“队来队去，社来社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个人如果是从生产队(或公社)进大学的话，最后还是要回到生产队(或公社)去。结果，很多有关系的、父母亲有权势的就没有报名上大学，这却增加了我上大学的机会。我当时想：即使上大学后让我回农村，我也愿意。我觉得即使种田也需要科学知识，知识一旦掌握之后，就是自己的了，况且说不定今后形势还会发生变化呢。父亲那时还没有解放，对我能上大学的事不看好，但母亲对我想上大学的愿望非常支持。母亲为我的事上下奔走，向人求情，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但让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上大学是很难实现的事。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是父亲原来的下级、母亲的同事，加上我下乡的表现也很不错，于是大队、公社同意推荐我上大学，没有想到最后批下来的却是中专-----湖北水利电力学校。后来那个学校不知怎么回事却又不招生了，连中专也上不成了。这次招生事件对我打击较大，知青队的人都被招生或招工走了，只剩下我和另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平时热闹非凡的知青队那时显得异常的冷落，使人感到非常寂寞和心情低沉。

事情本来已经过去了，我对上大学的事已不抱希望、心灰意冷。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三个月以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老校长朱九思决定招师资班。朱校长是武汉大学英语系大学生，抗战时奔赴延安，是延安抗大出身的老干部。朱九思老校长是一位非常有眼光，有气魄，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教育家。直到现在我还这么认为，如果由他当中国的教育部长，中国现在的教育可能更上一层楼。刚打倒“四人帮”不久，他就洞察到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在中国出现，认识到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重要性，致力于将华中工学院办成中国，甚至世界一流的大学。所以他求才若渴，大量收揽人才和培养师资。华中科技大学现在许多教学和科研骨干都是文革后在朱校长亲自过问下一个个调进学校的。招师资班就是他当时的一个举措。当年华中工学院特招了数学、物理、机械、电力和政治五个师资班。并且不象73年以后招工农兵大学生不用考试，在全国恢复高考之前，朱校长又首先想到让华中工学院出试卷对推荐进师资班的知青进行数学和语文两门考试。在此之前母亲带着我去见县教育局的一位潘局长，他很同情我没有入学的处境。正好有这个机会，潘局长便向华中工学院招生的人推荐了我。时间很紧迫，我接到通知后，只复习了一天就参加了考试，结果数学考了满分，语文也得了很高的分。但是由于我父亲的原因，华中工学院去招生的老师开始不想要我，潘局长对他说，就只有他了，我们不推荐其他人选。于是招生老师将情况上报学校，经学院党委集体讨论同意后，我终于被招进了华中工学院物理师资班。接到入学录取通知的那天，正好是我21岁的生日，这是我在求学路上，历经坎坷所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天，也是我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苦下功夫 打好基础

我们师资班的同学是77年5月进校的，比同级学生晚了大半年。我在华中工学院的物理师资班呆了两三个月，由于一次数学考试，成绩还不错，于是将我换到数学师资班，当时我非常地不情愿，因为我从小的愿望是当科学家。我感觉人的命运有时真的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事件都是巧遇或历史误会，所有这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都很小，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有所变更，都不会是今天的我，瞑暝天意中，似乎总有人在指引我的人生道路。比如差一点上不成大学，比如专业的转换。最后的转换专业造就了今天的我。如果当时我学物理，将来可能有机会做一名物理科学家，但我便不会有机会师从林少宫教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也说不定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刚进大学的时候，头一年我不是非常用功，在班上成绩也只能算中上。我从小就很喜欢西方古典小说，可下面县城这样的小说不多，所以刚上大学的第一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从校图书馆借的各种世界名著。到了1978年，我们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我觉得考研究生对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只有那些已做了许多研究的人才能有资格当研究生，才考得上，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考研究生的打算。后来，我们班上两位同学考上了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别人能考上，我也能考上。当时我们工农兵学员水平参差不齐，教的东西相对简单。于是我从那时候起，就“改邪归正”，不再整天看小说，并制定了自学计划，规定自己每周自学60个小时。这是一个非常重的学习计划。相当于上午上完课后，每天要自学8个半小时以上。在随后的一年中，我没有了节假日和周末，也取消了睡午觉的时间，为了不影响同寝室同学的睡眠，有时我在路灯下、厕所里看书，那年春节也没有回家，人一下瘦了很多。我自学了从前苏联翻译过来的许多数学教材，象菲赫金哥尔茨八卷的微积分教程和复旦大学文革前出版的数学分析我就至少看了十遍以上，吉米多维茨5000道数学分析习题集也做了几遍，并且把文革前各个大学历年数学研究生入学考试题弄来反复做。这段学习经历，为我的数学基础、逻辑分析能力及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使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能记得数学分析中几乎所有定理的证明。

一年之后我报考了研究生。我当时的理想是报考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当时是一个人才空档，非常优秀的人已经在78年考上研究生了，77级大学生才进校一年多，我认为自己考上的机会还是较大的。可是朱九思校长非常爱才，当知道我班上两个同学78年考上了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后，批评系领导不该批准他们考外校研究生。结果华工就卡着不放他们走，直到他们在武大读完研究生后，粮食、人事关系也没有转到武汉大学去。由于这个事件，朱九思校长就给全校下了一个规定：优秀学生不让考外校，只能考本校的研究生。我就这样被朱校长留在华中工学院。当时华中工学院数学系有几个专业招收研究生，其中一个是林少宫教授的数量经济学。林老师1950年代初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专业是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大师、现代经济学主要推动人之一郝太林（Hotelling）很欣赏他，邀请林老师去他那里工作，但是林老师还是回国了。当时计量经济学才起步，林老师如果那时不回国，现在一定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世界著名教授。回国后，由于不让教西方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林老师就改行教数理统计，结果林老师成为国内应用数理统计方面的权威。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78年三中全会实行经济改革后，我感觉到经济学研究将是一个大有前途的领域，所以就报考了林老师的数量经济研究生。当时林老师准备招收四个研究生，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我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成绩是全校第二名。

我从小就比较自由散漫，说话直爽，不喜欢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的那一套，欣赏道家无为而治的处世态度。道家的无为并不是说什么也不做，而是指要按规律办事，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取得成功，一切要顺其自然 (“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 ) 。当时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还不是系，只是教研室，统属华中工学院基础课部。我当时不被基础课部领导喜欢，一个原因是认为我政治上不求上进，另一个原因是认为我讲穿着。由于我穿解放鞋出脚汗，喜欢穿皮鞋，于是他们就说我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另外，由于我忙于准备研究生考试，从早到晚在学习，对其他的事情不太关心，所以他们认为我在走白专道路。参加完研究生考试后，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刚好我祖母病了，我向寝室长请了假，没有参加期末考试就回家去了。寝室长也没有把我请假的事汇报给系领导。当时基础课部领导认为我刚考上研究生就骄傲了，居然不参加期末考试，再加上数量经济专业原打算招四名研究生，却只有我一人够分数线，最终把我的研究生资格取消了。在家里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沮丧。记得我独自在县城的长江边上静坐了4个小时，心乱如麻，不过还要强制自己理顺思路，自我检讨，如何汲取教训和制定今后的打算。那时，文革后恢复高考已经使我认识到：自己头上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一定要摘掉，否则就像右派的帽子，如泰山压顶，让你今后抬不起头。我自己对自己说，哪里倒下去，就要在哪里站起来，一定不要泄气。然后，立即赶回学校，那时暑假才刚刚开始，准备下一年的研究生考试。在随后一年，我处处注意，力争有一个好的表现，参加所有班、部活动，结果被评为学校优秀共青团员，基础课部三好学生。由于表现和成绩都不错，在80年5月毕业时我被留校当老师。随后我报考了80级研究生，又以高分考上了。我终于在1980年9月成为林少宫老师的首届研究生，成为林老师的首席大弟子。这是我苦下功夫的结果，为我今后的经济学研究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协助带我们研究生的，还有李楚霖教授。在这些恩师的悉心指引和传授下，我从此走向了研究现代经济学的不归路。

出国留学 几经周折

我成为研究生之后，学校不久就开始推荐研究生出国留学，我也被列为公派出国留学人选之一。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喜事，也是一件大难事。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出国留学。从父亲对出国留洋及对钱学森、华罗庚等人高度推崇的言语中，我从小就认为出国留洋对自己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对英语口语根本不感兴趣，我觉得能看懂英文文章就可以了。当时我只掌握了不到一千个英语单词，我对在大学时学英语从来不开口的短视行为感到非常后悔，自责自己太没有眼光，但这并没有减低我出国的热忱，只是下定决心恶补英语。朱九思校长办学的干劲非常大，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对出国留学非常重视，想尽可能多地派人出去留学，但那时每个学校的出国留学名额有限，怎么办呢？朱校长刚好那年秋季到美国考察。在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访问中，朱校长知道了在国外读书可以拿奖学金，而不须国家花费的好事。他一回国，就让我们这些已推荐出国的人自己申请奖学金，一旦申请成功后，就把公派出国名额让给其他人，这样就可以多派人出国。朱校长的这一举动在当时是一大创举，那时许多学校和学生根本都还不知道可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这么一回事。由于朱校长的这一举动及采用其它种种措施，在我出国时，华中工学院已派出200多人留学，在当时所有的大专院校出国人员为第二多。朱校长对出国人员非常重视，无论怎么繁忙，也要挤出时间接见每一个即将出国的留学人员。我在申请出国留学和奖学金的时候，也规划好自己要干的事。我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也刻苦学习英语，并开始做硕士论文。我的论文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是关于经济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我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它做出来了。在攻读硕士期间，我发表了三篇英文及一篇中文专业论文。我的硕士论文后来寄给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费雪(Franklin Fisher) 教授，获得他的好评。我一边做论文，一边申请外国的学校。把写好的论文寄到所申请的学校。在林少宫和李楚霖两位老师的建议下，当时我申请了四所学校，张培刚教授、林少宫教授及李楚霖教授写了推荐信，最后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奇普曼教授 (John S. Chipman) 对我的论文很感兴趣，他就给了我研究助理奖学金。

当时我出国的时候，英语口语几乎等于零，不会说，但是已经能写了。明尼苏达大学曾经专门安排一位在北京大学访问的教授，带来当时流行的国际学生英语水平测试Michigan英语试卷单独让我考，我没有通过。但奇普曼教授对我很有兴趣，他是明尼苏达大学校董事讲座教授，在学校很有地位，由於他坚持要我，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通过特赦的方式把我的英语免了，并给我了奖学金。明尼苏达大学第一次寄给我的是标准的I-20入学通知表，要我1981年秋季入学。但学校希望我学成后回国，把我作为公派留学的形式出国，因而要求我用访问学者所用的J-1签证出国留学。在我拿到IAP-66入学通知表后，很不幸那年夏天教育部有了新的规定，在校研究生不能出国，只能毕业以后再出国。这样，我就决定加快学习进程，尽快早毕业。结果只用了半年的时间，1982年元月的时候，我就通过了硕士毕业论文答辩。明尼苏达大学又给我寄来了82年元月入学的表格，但国内办出国手续特别复杂，来不及，推迟到1982年9月入学，结果又错过了。这样明尼苏达大学前前后后给我寄了五张入学表格，直到1983年1月底我才终于成行。我成为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大陆出来的博士生。到美后，系里秘书告诉我，在我之前，经济系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象我这么费周折才能入学的学生，明尼苏达经济系主管研究生的主任布朗利(Oz Brownlee)教授曾担任过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在美国政界有不少关系，怕我申请美国签证时被拒签，特别通过美国国务院给美国驻中国使馆打招呼，为我的签证申请放行。这样，出国留学的愿望经过几经周折终于实现了。

总结自己求学的经历，我发现只要你敢想，然后去努力，你的理想多半会实现，就怕你没有想法。我追求的目标，比如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出国，当教授，目前基本都如愿以偿。当然，你对自己要有一个大致的定位，不能空想，一旦目标明确后，要有坚韧不拔，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要想办法实现目标，也就是军事上所谓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百分之一的希望，按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执行。没有前面‘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哪有后面‘柳岸花明又一村’的前景，没有前面‘踏破铁鞋无处寻’不折不挠的千辛万苦，哪有后面‘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喜人成果。事在人为，即使你没有成功，只要你努力了，就不会遗憾和后悔。

补短扬长 摆脱困境

我83年1月底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刚到的时候，我遇到的困难非常大，主要表现在生活、学习和语言方面。首先是生活问题。由于我是自费公派，自费和公派的好处都得不到。因为不是公费留学，所有的公费待遇完全没有，自己需要交学费和买医疗保险，也不象自费留学生，都有亲戚在美国，需要时能得到帮助。我到美国时几乎身无分文，80年代初，国内美元异常缺乏，有钱也换不到美元。去了以后，第一个月的奖学金要等到一月后才能拿到。幸好一位来自于香港叫练乙铮的学长异常热情，给了我很多帮助，没出国之前，就主动写信与我联系，告诉我有关出国事项，到美后接我飞机，帮着找房子，带着我注册，并借给我400美元做生活费，雷鼎鸣学长在我刚到美国时也给了我许多帮助。学费是系研究生主任布朗利教授自掏腰包借给我的。练乙铮和雷鼎鸣在美国当了几年教授后现在都回到香港工作。练乙铮在香港科技大学任过教，当过香港信报总编辑，现在在香港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雷鼎鸣回到香港后就一直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他们两人现在都是香港的知名人士。布朗利教授在我还在明尼苏达大学时就由于癌症去世了。当时四个中国留学生合租了一间两居室的公寓，床垫、家具都是捡别人扔掉的。其实在美国捡家具是一件正常的事，许多人都捡，我们几个研究生捡的家具、床垫都不错。我们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还有个学生也去了明尼苏达，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及此事。结果消息传到了华工的数学系，有的老师就说，田国强很潦倒，捡了一个床垫睡觉，田国强混不下去了。林少宫老师听到以后很生气，他说：田国强有困难也是暂时的，我相信他一定能克服。我听说了以后很感动，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学得最好，不让林老师失望。林少宫老师的人格魅力非常大，他的研究生都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华中科技大学是最早在中国大陆介绍和讲授现代经济学的大学之一，培养了一批现代经济学人才。其中不少人象我一样在国外继续深造后取得了博士学位，在学术上有所建树。2001年夏天，林老师的十多个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到母校，专门为祝贺林老师从教50周年及80华诞而特地举行讲座，大家介绍了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和个人研究成果。讲座论文也专为祝贺林老师80华诞编集为《经济学与金融学前沿发展》论文集，已于2002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其次是学习问题。我当时去美国学经济学时困难的确很大。我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时，学校早已开学了大半年，况且自己现代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困难可想而知。现代经济学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国内研究生阶段学的主要是计量经济学、数理统计，及运筹学方面的东西。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但几个月后，我就基本上没有困难了。因为别人的困难是学经济学时遇到一个数学公式他看不懂，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而我当时的困难却不同，由于数理基础强，一看就懂，只是自己经济学基础差，需要抓紧时间去恶补。我首先花了两个星期就把维瑞安 (Varian) 的《微观经济分析》自学完了，基本上有了信心。我的听力差，听不太懂教授讲的课，但是我的自学能力很强，这是考研究生时候锻炼出来的，我就向同学借笔记。我的许多课程就是这样通过自学完成的，毕业时，我所有课程的成绩都是A。

第三就是语言问题。我的英语差对我的学习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由于我没有通过英语考试，学校就让我边上专业课边去学英语。当时我的英语口语几乎等于零，和奇普曼教授一谈话，我猜想他一定非常失望。因为我的英语根本没法和他交流，而又是他给我奖学金让我过去的。当时奇普曼只好让我作一些核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我看了数据就头痛，费时间，且学不到东西。我想，这多半是一个对我失望的信号。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我应该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就问奇普曼：你有什么文章能给我看。花了一个月看了他的一些文章后，我说我有一些想法想与他讨论，我一说出来他就两眼发亮。然后我又花了一个月把这篇文章写了出来。这时，我刚到美国才两个月左右，这篇文章是关于线性开支函数估计问题的一篇论文。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难度是其误差项的方差距阵是奇异的，有很多种估计方法，就是没有一个精确估计的完美答案。后来奇普曼对系里的一位美籍华人教授说，田国强真的不错！从此奇普曼不再让我弄数据了，即使暑假也给我提供奖学金，和他一起写论文，到我毕业时，我一共和他写了5篇论文，后来都发表在经济学期刊和论文集中了。等到我博士毕业，奇普曼在为我找工作的推荐信中写到：“田国强是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30多年来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不仅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而且进步神速，远超于一般的博士研究生 ……” ，“田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多面手……通过他的研究成果，我对田抓住问题核心的能力与解决疑难问题的独创性印象深刻 ……”，“他非常具有创造性，他对他所接触的任何领域都会在已有的观点上进行突破。他可以同我们已在顶尖高校中任教的最优秀学生相媲美。” ，在信的结尾中，奇普曼写到：“田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人才，对于任何拥有田的学校来讲，他都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我发现有时候命运真的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当你遇到困难，别人不了解你看不起你时，那么你能不能补短扬长，自己摆脱困境，找到一个突破点，来证明你自己呢？

名师云集 进步神速

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是很好的经济系，主要在宏观和微观经济方面特别强，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大本营。当时，除了卢克斯(Robert Lucas)外，其他理性期望学派的大师都在明尼苏达大学，象萨靳特(Thomas Sargent), 沃勒斯( Neil Wallace), 普艾斯卡(Edward Prescott), 赛姆斯(Chris Sims)等教授。理性期望学派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接近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它的核心是强调经济自由的根本重要性及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无效性。这是由于人们往往会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抵消和降低政府经济政策的作用。按中国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从而使得政府政策失灵。微观经济理论和数理经济学方面有赫维茨 (Leonid Hurwicz) 和奇普曼这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赫维茨主要是做经济理论和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奇普曼主要做国际贸易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奇普曼是新古典国际贸易方面的权威，是一个真正的多面手，在国际贸易、偏好总和理论、消费理论、计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线性代数、经济文献史、总和需求开支函数的估计等许多领域中作出了重大贡献。除此，还有数理经济学家威克特(Marcel Richter)和乔丹(James Jordan)等一批知名教授。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一般非常难。特别是在明尼苏达经济系一般要5到7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明尼苏达经济系非常强调扎实的宏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培养和理论分析工具的训练，但三分之二的博士生在求学期间会被淘汰，拿不到学位。

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的博士资格考试非常难，一年之后几乎要淘汰一半左右的学生。主要是要求通过四门课程的博士资格考试来淘汰学生。一年学时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系列课程是必须考的博士资格课程，还要自选两门一年学时的专业系列课程作为博士资格考试课程。好的学生按正常进度一般也要两年才能通过四门课的资格考试，有些学生三、四年后还没有通过所有资格考试。只有通过了四门课程的博士资格考试才能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当时我和我的同学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通过每门课的博士资格考试。考试完以后，要等两、三个星期才能知道结果，考试成绩放在封好的信封中。我记得有个美国同学拿到通知信后，不敢马上打开，开车跑到很远的湖边，先向上帝祷告一番后，才拆开看结果。除此，还要上另外两个一年学时的专业系列课程及其他博士课程。然后是博士论文的选题，博士论文题目答辨，写作博士论文，到最后博士论文答辨，才能拿到博士学位。

尽管如此，几个月之后，我自学补上了拉下的所有课程，成为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自己也变得雄心万丈，起初想一下子将四门课程博士资格考试全部通过。为此，我复印了同学借给我的所有课程笔记，阅读了授课老师所指定的大量论文，反复练习当时十年来的所有资格考试试题。最后为了有把握，同时也在一些学长的劝告下，我放弃了两门，在83年夏天首先通过了自认为有把握的微观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两门资格考试，然后过了半年通过了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门课程的资格考试。这样，来到美国短短一年之后，我成为了博士候选人。之后我开始选修资格考试以外的其他系列课程，有时注册，有时为了省钱自己去听而不注册。我感到非常的幸运能在名师云集的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学习，使得自己进步快速。在经济系学习的同时，我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时间去数学系旁听为数学博士生开的课，为今后的高深研究打好数理基础。

学界泰斗 亲自指导

1984年春季我基本上完了所有课程，秋季开始做博士论文的选题工作。在国内我是在林少宫教授的指导下做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本来打算跟奇普曼教授写我的博士论文，其风险很小，因为到那时为此，我已经与他合写了三篇论文，完全可以作为我的博士论文一部份。但是，赫维茨教授的经济机制理论这门课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激励机制设计理论是专门研究一个经济制度或企业组织中个人理性与社会目标或委托人目标是否及如何让它们激励兼容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一些结果和思路正好可以用到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和经济改革当中去。于是我就决定选经济机制理论的开创者赫维茨作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为了怕奇普曼教授不高兴，我特别要求他作为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明尼苏达大学与美国许多学校不一样，指导老师和答辩委员会主席可以由不同的教授来担任。开始，我向赫维茨教授要博士论文题目。赫维茨对学生要求很严，从不给学生论文题目，要你自己去找。对我也一样，他没有给我任何题目，而是给我了一堆文章和列了一批论文文献让我去读。通过三个月左右的大量阅读论文，我列了四个博士论文题目和对每个题目我想解决的问题给赫维茨看，他看后对我说，任何一个课题做出来后，都可拿到博士学位。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关于如何设计出简单、可行和具有一些良好性质具体激励机制的题目，另一个就是最近几年我刚做出来的，论证私有的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并且产生了资源有效配置和个人理性配置的机制。我当时为了保险，就选了第一个课题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这个题目相对容易，就是关于具体激励机制设计方面的题目。我的老板赫维茨还对我说，你应该以先拿到博士学位为首要目标，要减少自己不能拿到博士学位或教职的风险，等毕业后再做重大或开创性的研究。

赫维茨教授是犹太人，1917年出生于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来到美国，是我至今遇到的最聪明，最有才智的的人。最高学位是在波兰时拿的相当于硕士学位的一个法学学位，来美国后，他没有去拿博士学位，就直接从助教授做到正教授。赫维茨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开始的兴趣主要是计量经济学，对动态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他在1947年首先提出并定义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概念。他和阿罗 (Kenneth J. Arrow) 等人做出了如何从需求函数的存在来证明效用函数的存在这一结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结果。效用是现代微观经济学消费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是一个唯心的概念，它不存在，在以往的国内政治经济教科书中一直受批判。他和阿罗等人还对竞争市场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当然，他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开创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激励或激励兼容现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个核心的概念。 尽管赫维茨教授 在 学术上 获得 了 许多 荣誉 ， 比如 他 是 美国 科学 院 院士 ， 美国经济 学会 院士( 一 年 只有 一个 ，比 美国 科学 院 院士 更 难 拿) ， 总统 奖 获得 者 ，明尼苏达大学校董事会讲座教授等，20多年以来，一直被提名为经济学诺贝尔奖候选人，可惜至今还没有获得。但应用该激励机制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开创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委托代理人理论的密勒斯(James Mirrlees) 和维克瑞( William Vickrey)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许多人都为此感到遗憾，但获奖与否具有一定随机性，并且可能是机制设计理论太抽象，所用数学太高深，还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广泛了解。赫维茨的数学和数理统计都非常好，也是明尼苏达大学数学系和统计系的教授。同时，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对语言学颇有研究，和我们学生聊天时，很多时间往往聊的是语种的发源和各语种之间的关系。赫维茨教授也非常风趣，很能活跃课堂和会场气氛。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有兴趣，到中国访问过多次。可能是关心中国的原因，我和他师生关系很好，经常被邀请到他家去吃饭。为了访问中国时方便，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念书时，他还自学中文，认识好几百中国字。赫维茨这个人特有意思，可能是犹太人的原因，虽然拿系里最高工资，却有时象我这个穷学生一样到处找免费停车的地方，而不去要交费的地方停车。赫维茨教授还有一大特色，他能够根据每个人的经济学知识的多少和训练的不同，用非常通俗或严谨的语言把高深问题讲得异常地透彻。他的课非常有趣、且通俗易懂，同学们都喜欢听，但他的考试却很难，我记得在我修他上的微观经济系列III时，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得C，三分之一人不给成绩，需要重修或完成附加的要求后再评定成绩。我这个老板对他指导的博士生也非常严格，他手下的学生一般要学6、7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很多人最后往往拿不到学位，所以他的博士生不多。但是，“严师出高徒”，他培养的学生一般都比较优秀，比如他的学生麦克法登 (Daniel L. McFadden) 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选定博士论文题目后，花了半年的时间，博士论文的主要结果就基本出来了。在赫维茨指导我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例如考虑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写文章的简洁和严谨性。论文第一章的初稿是84年底完成的。赫维茨在一个星期后将论文交还给我，他把我的论文看得非常仔细，论文上写得密密麻麻。赫维茨告诉我写论文一定要直接了当，不要故弄玄虚，不通常见的术语要给出定义，新定义还要适当作经济含义方面的解释，思维要连贯，文字要简单，证明要严谨，还指出了论文引理中一个错误。我回到办公室后，坐在书桌前细读在文稿上的修改与质疑，越看越佩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非常荣幸能这么一位经济学界泰斗的亲自指导和教诲下学习，让我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的东西，使我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境界。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用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但其实在前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就完成了论文，此后两年主要是旁听各种学术讲座和翻阅大量经济学方面的论文。

兴趣广泛 博览经籍

我个人兴趣比较广泛，除了自己的专业研究外，还喜欢看各类经典的书籍，来到美国后，对时政、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报刊开始感兴趣，以前在国内念数学时对这方面的东西却没有太多的涉阅。在那时，我也开始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20年前到美国时，中国和美国在各方面的差距都非常大。我对美国的经济发达、富裕，公共设施的完善和先进(如高速公路) 感到吃惊。不象现在，那时中国还没有这么发达，人民还很贫穷，国际地位也谈不上有多高。那时美国的媒体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报道。这些反差强迫我思考如何才能让中国象美国一样的富强。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结合国外各种经济、社会模式思考一些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中国体制转型的一些制度性问题。也经常和雷鼎鸣学长及许多中国留学生一起探讨、争论中国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探测前景。在明尼苏达的最后两年中，阅览了许多非经济学书籍。明尼苏达大学有一个东亚图书馆，藏有中国历代直至现代的许多经典书籍，期中许多书在国内无法看到，我差不多每个下午都呆在那里，将馆里几乎每一本书都翻遍了，翻阅了许多传记、史记、名人回忆录、年代久远的期刊杂志。这些书籍对开阔我的眼界和帮助我思考很有作用。古人管仲说的好：“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他告诉我们，如果现实生活使人困惑，就应看看古人，如果想预知未来，就应该读读历史。

除此之外，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我还有两大业余爱好，钓鱼和修汽车。钓鱼需要蚯蚓，不想花钱买蚯蚓就需要自己挖，但挖既会破坏草坪，又费时、费力，怎么办呢？我后来发明了一个不用挖就能捉到许多蚯蚓的好办法。这就是，在草坪上浇十多分钟的水，蚯蚓就会自己从地里面爬出来，你只需去捡就可以了。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方法呢？其原因是在我下乡时经常看到下大雨时许多蚯蚓从地里面爬出来，在泥路上和草地上爬。不过，这个方法只能在同一块草坪上用一次，因为这种方法会将草坪下的所有的蚯蚓一网打尽，一年之内都不会再有了。明尼苏达州的湖泊很多，湖中有很多鱼，我曾经在两个小时钓到近百条小鱼。自己钓的鱼吃不完，就送给其他留学生。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留学生很少买汽车。去美国两年后，我花了350美元买了一辆旧汽车，差不多是最早买汽车的中国留学生之一。可是车开了一个月后就坏了，送到修车的地方一检查，说是汽化器坏了，要300美元的修理费。我想，我买车才花了350元，修车就要300美元，不修理了。拖回去后，找了一本修车的书看。那时对汽车一窍不通，许多汽车零件和部位连名字都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汽化器是什么，在什么地方。花了两个星期反复琢磨，才大致明白它的原理和结构。又花了一个星期动手将车修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慢慢地变成了业余爱好，成为修车、买车专家。我曾经将我自己的汽车差不多整个拆开，又装上去。在明尼苏达大学时，曾帮过许多中国留学生买旧车和修车。当教授后，由于时间太忙，修车的机会成本太高，就基本上不动手修车了，也很少钓鱼了，但却增加了另外两个兴趣：玩21点和炒股，同时还从中获得一些心得。这两个兴趣都具有赔钱的风险性，需要较高的技巧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还需要将自己所学知识综合而又灵活地运用到其中。玩21点需要将数学(特别是概率论) 、心理学、逻辑学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此，我还写过一篇关于如何玩21点的心得体会小文章。炒股需要将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经济数据及突发事件有机地的结合起来。

欣获博士 申请教职

我在做出先留在美国工作几年的决定后，就开始申请工作。系里将我的申请材料寄往我所申请的学校，这些材料包括三封推荐信、个人简历以及求职论文(Job market paper)。除了奇普曼的求职推荐信外，还有赫维茨和瑞克特教授的求职推荐信。他们俩人的推荐信也对我进行了较高的评价，赫维茨在推荐信中写到：“田是一个真正杰出(genuinely outstanding)且非常有前景的经济理论和数理经济学研究者。他在博士期间至少完成了7篇论文，并且每篇都非常优秀，，，，，我认为田在他的论文中所提供的研究技巧对于机制研究的其他领域也非常有用。，，，” 在推荐信的结尾，赫维茨写到：“总之，我由衷地向任何第一流的经济系推荐田国强先生。”求职论文通常是自己博士论文的精华部份。经济学的博士毕业生可以找学术或非学术工作。一般来说，系里总是希望自己优秀的博士毕业生去学术界工作，这是因为一个系排名标准之一是看这个系有多少博士毕业生去了学术界，且是否有知名学者毕业于这个学校。而优秀的博士毕业生一般也希望能进学术界，这是由于教授在美国是一个比较受人尊敬的行业，社会地位比较高，且一旦拿到终身教职后，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欢的研究，并且做出的都算自己的研究成果。所谓终身教职指的是学校不能辞退具有终身教职的教授，除非这个系关闭，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因此具有终身教职的工作是异常保险的，比国内以前国家单位的“铁饭碗”还要保险，因而可称之为“金饭碗”。终身教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教授们的学术自由，一旦拿到终身教职，就不必担心由于自己学术观念的不同，被政府，被学校，或被系主任辞退。当然什么事情都有得有失，不少人拿到终身教职后，就不再努力做研究了，所以现在在美国，终身教职这一制度安排，受到不少非议。另外，教授在时间上也比较灵活，不需坐班，每年还有三个多月的暑假，一个月左右的寒假。

系里将我们这些找工作的博士候选人进行排名，分发到招聘学校向它们推荐本系的学生。我得到了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等20个左右学校对我进行面试的邀请。找工作的博士生面试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经济学年会期间进行。在美国，经济学家的供需市场是一个相当大的市场。在会议的三天时间内，千名以上的求职博士生被招聘学校面试。面试由三名左右成员组成，主要是问你的博士论文的要点，你的其他研究及今后的研究打算，能教什么课，最后问你有什么问题问他们。一般来说，找学术职位的竞争性非常大，一个职位会有上百名和更多的求职人申请，招聘学校然后从申请人中邀请10名左右的求职博士生进行面试，然后再从其中挑出三人左右进行校园访问，对所招聘的人进行更仔细的的考查，与系里更多的教授会面，当然最重要的事项是求职论文演讲，这是找到工作的关键。听讲人将根据这场演讲来评价求职人的研究水平、求职的表达能力，语言好坏等。听演讲的教授作为个体一般没有大的决定权，但如果持反对意见的话，就会影响系主任最后的录取决定。当然，也有许多学校比较民主，系主任没有什么决定权，需要由具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们投票表决，需要绝大多数同意才可以。最后给决定录用的人发聘用信。我被面试后，有几个学校邀请我到校园访问，包括纽约州的Rochester大学经济系和德克萨斯州A&M大学经济系等四所大学给了我校园访问的机会。最后，德克萨斯州A&M大学经济系在87年2月底给了我助理教授的职位，要我秋季去那里开始工作。

在找工作之前，我还不知道德克萨斯A&M这所大学，其实德克萨斯A&M大学在美国是一所比较知名的大学，是德克萨斯州最早的一所州立大学，有4万5千学生左右，按校园人数是全美五大学校之一，按校园面积，全美最大。几年前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制作了半小时节目作为世界百所名校介绍过它，江泽民主席2002年访问美国时还专门到设立在德克萨斯A&M大学的布什图书馆给学校师生作过演讲。A&M代表农业和工程，1876年成立时，它只有农学院和工学院，所以中文的翻译是德克萨斯农工大 学。现在它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就象麻省理工学院不只是学院，而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一样，但它没有象其他州的农工大学改名为州立大学，只是为了保持这个学校的品牌。在早期，由於没有这么多学科，许多州立大学都叫农工大学，现在大多已改了名，只有为数不多的学校还叫农工大学。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还有一个军校，1991年海湾战争时还去了200多名军校学生。我那时想，这个学校叫德克萨斯工农兵大学可能更为恰当。这下可好了，工农兵家庭出身、本人当过工农兵，上的是工农兵大学，现在又要去工农兵大学教书，我这一辈子和这工农兵真是有缘！

1987年5月举行了我的博士论文最后答辨，答辨委员会由五位教授组成，除了赫维茨和奇普曼教授外，还有前面提到过的威克特和乔丹两位经济系的教授，另外一位是数学系的系主任温贝格(Hens F. Weinberger) 教授。经过两个小时的答辨，五位教授一致同意授予我博士学位。我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古人讲，“三十而立”，我却三十一岁才立，比古人讲的晚了一年。我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全美斯隆博士论文奖。这个奖当时每年在美国只评选25名，只给经济学和数学前25名学校的博士候选人。其他学校的学生，即使你有资格也不给你，很难拿到。

喜收硕果 破格提升

1987年7月底我来到了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当“终身轨”(tenure track)助理教授 。在美国当大学助理教授有两种类型：“终身 轨” 和 “非终身轨”。终身轨是拿到终身教职的必要条件，相当于“正式工”，而非终身轨相当于“临时工”或“合同工”，无论工作多长，都不可能转正。美国的助理教授不同于国内的助教。只要这个系招博士生，即使是终身轨的助教授也可能是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博士答辨委员会主席，因此，在美国，具有终身轨的助教授是名副其实的“博导”。当时在美国当经济学教授的中国留学生非常少。当时我的英语与来美国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口语还不是很好。系主任对我说，如果我的英语好的话，多半到前五名的经济系去任教了。在国外，同等水平的情况下，国际学生在美国找工作一般来说比较吃亏。因为文化的不同，再加上语言上没有英语是母语的人讲的流利，好学校担心你教学有问题，只好到次一级的学校去，除非你比别人出色很多。我觉得要想被别人承认，就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研究高深的东西，尽力多发表文章。在美国研究性大学，一般要花6-7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具有终身教职的副教授，一般要12-15年，才能由助理教授成为正教授。

在美国研究性大学拿到终身教职非常地不容易，需要发一定数量的论文，且要有几篇发表在国际一流期刊上高质量的文章，搞好教学，参与系里一些的事务性工作。我所在的系三分之二的助教授拿不到终身教职，最终只好被淘汰。要拿正教授，需要继续努力发文章，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我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并拿到了终身教职，这样短的时间内获得终身教职，在得州农工大学是很少见的。1990年时，系里评终身教职的工作早在5、6月份开始，10月份就结束了。11月时，当系里得知有其它学校对我有兴趣时，担心我离开，立即采取紧急特别措施，通常要至少花费半年时间的终身教职审批过程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包括本人提交自我鉴定报告，找校外5-10名教授写评审鉴定信，组成评审委员会拟写评审报告，提交给系里具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们讨论，系主任拟写综合全系的讨论报告并给出自己的推荐意见，提交给文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文学院院长审批，校教务长批准。按照美国研究性大学的通常做法，校外评审人都是著名教授，大多是所在研究领域的权威，比如在我提升的过程中就有麦斯肯(Eric Maskin) 和拉丰 (Jean-Jacques Laffont) 给我写过推荐信。麦斯肯和拉丰在国际上赫赫有名。国内的读者可能不是很了解他们，但只要我指出麦斯肯是钱颖一、许成钢、王一江、李道葵和白重恩的导师就可知道他的份量了。在十一月底的时候，系主任通知我，我的终身教职已由教务长批准了。至此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剩下的只是走过场，需要校长和校董事会过目，最后由校长发聘书，象其他申请拿终身教职的人一样，1991年秋季正式生效。再过了四年，1995年我又被破格提升为正教授，这年我39岁，在美国经济学界这个年纪成为正教授是比较早的。在8的年时间内拿到正教授，这在我们学校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在我奋斗拿终身教职、升教授的那些年中，我写论文的速度非常快，差不多一年能写近十篇文章。那时，系主任说我是写文章的生产机器。其实，写文章做研究并不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以为要打好非常坚实的基础，才能做研究。其实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有坚实的基础当然好，但问题是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出成果。为了加快出成果的速度，应该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研究中学习新东西和新技巧，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只有这样，才具有针对性，才学的快，记得牢，且学的东西都是你最需要的。除了必要的基础，读论文要从最新的论文读起，最好是从未发表的论文(working paper)看起,这样你一下就能达到了研究的最前沿，已发表的文章至少两、三年前就已写出，更新的结果可能已经被别人作出来了。每篇文章后面都有相关的文献，可从里面找出与论文主题非常相关的那些论文学习，从这些论文中又可找出更早的论文，这样便可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对你有兴趣的研究领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另外，读论文，一定要带着问题去读。任何一篇文章不可能完美，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有它改进的地方，比如它的假设太强，结论不符合实际，或模型太复杂等。即使文章本身没有太大改进的地方，结果很有新意，理论很新，但是否可把其中的思想，想法借鉴到其他领域中去，从而对其他领域作出贡献呢？

一般来说在国外发表论文很难，非常具有竞争性，从写出文章到正式发表的周期很长，一般来说要两到三年，有时甚至要拖五、六年才能发表。由於我的多产，在1989-1993年世界经济学家在国际知名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和论文引用次数的排名中，列第247位，居华人经济学家排名第2位。在1990-2000年的排名中，按论文发表列第282位，居华人经济学家排名第4位，按论文引用次数，列为504，据华人经济学家第4位。被最近出版的《Who Is Who in Economics》收列为世界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心系中华 服务学会

在我拿到终身教职之前，没有非常积极地参与学会、讲学和其它学术活动，即使是系里的行政事务活动也很少参与，除非被系主任点到头上。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想尽量减少自己拿不到终身教职的风险，另外一方面是我本人行事方式所然。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具有不确定性，突发事件或自己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可能会随时发生，我不愿把任何事情放在最后一刻才去做。所以我在毕业的头几年很少参加影响我写文章的其它活动，一心一意的写论文。在我拿到终身教职后，去参加1991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的年会时， 学会一些老会员、老朋友对我说，学会已成立6年了，你还没有正式为学会服务过，你已经拿到终身教职了，你这次应该站出来，为学会服务。当时我想，我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老会员，从1985年参加成立大会时起，就是学会会员，现在应该是为学会和大家作一点工作的时候了。于是我在这次年会上被选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1991-992年的会长。我那一届的理事会实力很强。易纲是当时学会的副会长，前任会长陈平和张欣是理事会成员，他们和其他理事会成员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想把学会办得更上一层楼。易纲和陈平现在都在国内工作，易纲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我们在一起合作的很好，作了许多事情，开展了大量学会活动，新立了许多项目，有的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

我们那一届是CES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CES基本上是一个学生组织，出版一个会刊，活动很少，在中美两地都不太有影响力。我上任会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使 CES加入美国社会科学团体协会。美国社会科学团体协会是一个以美国经济学会为主、具有几十个分会的学术组织，每个分会都与经济学或金融学有关。美国经济学会是它最大的一个分会。经过我们理事会的努力，作了大量的工作，终于在当年如愿以偿地加入了美国社会科学团体协会，成为它的一个分会。这标志着我们学会受到学术界的认可，从一个学生组织转变为一个专业学术团体组织，在每年年初的社会科学团体协会年会上，我们经济学会都要举办几个有关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改革的专题讨论，其中一个是和美国经济学会共同举办，这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经济学会在国际上学术界的影响力。我们那届理事会所做的另一个项目就是争取在国内和某个单位联合举办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当时我们找的合作对象是中国科协。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有实现。随后在易纲为会长的下一届理事会终于实现了在国内举办学术研讨会的愿望。1993年与中国海南省经济发展研究院合作，在海口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国内的学术会议。从此以后，经济学会每年在国内联合举办一次研讨会，从未中断过，使得我们经济学会在国内影响也越来越大。

我们那届理事会所做的另一个项目是由我和易纲主编的一套14本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1993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们预感到中国将会掀起一场经济市场化改革大潮。我们发现国内民众对什么是市场经济很不了解。于是我们就组织在海外留学的学会会员用通俗的语言编写了14本关于市场经济学的普及丛书，其中包括我和张帆合著的《大众市场经济学》。1993年中共14大召开，中国正式决定搞市场经济，这套丛书正好赶上这个时机。这是第一套通俗地介绍现代市场经济学的普及丛书。当时我们在北京、上海、武汉各开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闻发布会，许多领导和新闻媒体都参加了发布会。我们给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及大专院校赠送了这套书，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套丛书1994年还获得了中国图书奖等四个国家级大奖。此外，我们那届理事会还对学会组织建设和学会期刊作了一些大的动作。为了增加学会的稳定性和学术性，我们那届理事会建立了学会院士(fellow)制度,并选举了学会首批院士。同时，我们也将学会办的英文期刊《中国经济评论》的管理更规范化和制度化了。那时，学会期刊几乎处于停刊的边缘，个别人为当期刊主编争的很厉害。为此，理事会制定通过了期刊主编的任命和任期，期刊发行的具体规则，和美国一家出版社签订了期刊出版发行合同。现在，中国经济评论已经非常稳固，成为国际知名的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 权威期刊之一。

除此之外，我还和洪朝辉教授一道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并担任首届主席(1995-1997) 。随着当前各科学间的互相渗透, 交叉、边缘组合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潮流和重要特征。许多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如中国的体制转型,是属于综合型的,涉及到多领域的现代社会工程问题的研究,不是单一社会学科所能解决的,需要同时集中多学科的专家来解决。作学术研究一定要有前瞻性，走在时代的前面。教授协会在最近三届会长的领导下，办得越来越有起色。教授协会每年都组织会员讲座团回国考察、讲学，同时每年在海外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的专家、学者与会，比如在2002年10月在美国加州由教授协会主办研讨会上，从国内来了七、八位学者与会，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两位学者和西安外国语学院的校长。我们和国内不少学校和单位也建立学术上的联系，如人大、政协等，人大、政协不时地也找教授协会的会员收集关于改革的建议和意见。

关注教育 回报社会

自从我拿到终身教职后，经常回国讲学、办学和开会，每年两三次。现兼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与经济研究所顾问，华中科技大学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我被美国竺可帧教育基金会评选为2001年度浙江大学竺可帧讲座教授。另外还在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军事经济学院等大学经常讲课或任兼职教授。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和世界经济体制接轨，就需要许多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人才的培养，不是几年的事，而是许多年的事。也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人们在这方面要有战略眼光，要多拿钱出来办教育。我在国内基本上是学数学的，来到美国后才系统地学经济学，属于半路出家的经济学者，经济学和数学都学得不是很好。尽管我是属于改革开放后较早出国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人之一，可能占了点先机，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超过我。由于自己的经历和基础所限，我自己属于过渡性人物。“长江后浪推前浪”，在当前国内良好的学习环境下，新人一定会倍出。在现有的条件下，短期内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不太可能，但我们要有这个打算和眼光。只要我们在国内继续努力推广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引进现代经济学的教材和教学方式，抓好本科生经济学的基本训练和打好数学的扎实基础，这些都是培养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必要条件。从本科生按高标准抓起，就一定会在将来培养出一批世界一流的中国经济学家。1999年开始，在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现教育部部长周济的大力支持、关心、参与和领导下，我们在海外的一些林少宫教授的弟子帮助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开办了一个经济学和数学双学位班。周济校长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中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上世纪80年代中一拿到博士就返回母校工作，是至今为止改革开放后在国外取得学位，现任职最高的归国博士。周校长也是一个类似于老校长朱九思的人，颇有气魄和眼光，我1999年6月为办双学位班的事和他接触过多次。他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仍然挤出许多时间听汇报，反复征求办双学位班的意见，然后拍板办双学位班，那时，学校去各省招生的人员早已离开，他下令采取紧急措施，当年就招了两个班。现已经连续招收了四届，基本上很顺利。我们希望他们在本科毕业时，达到美国研究生一年级的水平，然后继续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再鼓励和帮助他们留学深造，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会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我除了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外，也尽量参与一些服务中国留学生的工作。我在1989-1998十年中，一直担任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顾问。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有许多中国留学生，最高时达到8，9百人，人数达到全美大学第二。由于自己在留学期间遇到的种种困难，我很愿意帮助学生，不少学生遇到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总喜欢找我咨询，求助。由于这种经历，我和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许多学生和访问学者建立了友谊。在美国各地经常会偶遇从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毕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和我打招呼问好。过年、过节不少学生给我发电邮问好或送贺卡，这使我感到欣慰。

我在求学道路中所遇到的曲折经历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如此，我特别感激在我求学和人生道路中给予我机会、帮助、教诲、支持、理解和关心的人，特别是我三叔、潘局长、朱九思校长、林少宫教授、奇普曼教授、赫维茨教授等人，他们是我求学历程中的贵人，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教诲、或给我提供学习的机会，我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当然，我还要感谢李楚霖教授、布朗利教授、练乙铮学长、雷鼎鸣学长等许多其他老师和朋友对我的帮助、关心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知恩图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想我很少有机会去直接报答他们。只好趁这次访谈，向他们表示感谢，我并没有忘记他们。这也是为什么答应谈我求学经历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前，即使我的亲朋好友，我也没有这么详细地谈过自己的这些经历。当然，我还要尤其感激父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教诲和关怀。从小，父亲就教导我要做一个正直、诚实、上进、爱祖国、爱民族、有作为的人。自从我成人以来，父亲对我的期望就一直非常高，只要和我谈话，就教诲我要爱国、上进，继续努力，做出更大成绩，直到他2001年12月以83岁高龄去世的前两天还是如此。我父亲后来和我的感情非常融洽，在他去世前五年中，我知道和我父亲见面的机会见一次就会少一次，我每年必然要回去两三次看望父母亲，每个星期都要打好几次越洋电话。父亲有让儿子养老送终的老思想，在83年送我远渡重洋时就很感慨地对我说，我不可能给他送终了。结果这一次的预言在他自己的安排下又一次的被打破了。父亲在2001年去世前由于腿摔断已卧床两年，身体变得很虚弱，可能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2001年11月底时，他又一次的感冒了。当他得知我12月初在浙江大学讲学一星期后回家探望他时，他可能预感到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没有这么巧在家给他送终了。于是从我在浙大讲学时起，父亲就开始拒绝进食，拒绝打营养吊针，拒绝吃药，每天只喝一点糖水度命。我于12月12日赶回家四天后，他就安祥地暝目而去了。父亲这一切默默的安排终于让我为他送了终。父亲直到去世的前半小时，头脑还非常清楚，这使我非常感慨，人的生命真的是那么脆弱，短短的半个小时，就让我和父亲成为两个世界的人。父亲去世后，当地父母官、许多单位和个人都来悼念和送花圈，丧事办的非常隆重。许多人对我说，父亲是一个大好人。父亲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的大饥荒年代里，冒着被撤职、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坐牢的危险，坚持真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农民的粮食将尽这一事实。上面派干部和公安局的人来核查，最后从厕所农民的大便中没有发现任何粮食残余而全部是蔬菜残余之后才相信父亲的话，使他所管辖的一方没有一个人饿死，而旁边的一个区就饿死了几千人。由于父亲为人正派、从不搞歪门邪道，大饥荒年代让一方人免于饿死，他在文革动乱中，得到了许多人的保护，基本上没有受过体罚一类的苦。父亲一辈子也是经历坎坷，小时家庭贫寒不能多读书，不到20岁殇父，在战争中出生入死、多次负伤，全身上下都是伤疤，受重伤掉队，不掉队也许早已当上将军，文革时又遭迫害。父亲的一生真是不容易呀！母亲在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方面很有眼光，对子女非常关心和呵护。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母亲为我上大学的事，从县城坐车后再在大雨中步行三、四十里路赶到我下乡所在的公社。不小心在路上摔了一跤，手被划破了，流了许多血，见面了还安慰我说：我这出血见红是你要走好运的兆头，表示你能上大学。在我念高中时，我家整天同学、朋友来往不断，就象是一个旅馆、饭店。那时，我父亲的工资减少到只拿基本生活费，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母亲异常地节省，但对我们子女的同学和朋友还是热情地接待，没有怨言。父母亲是建国后才结的婚，相差十多岁。两人的经历、性格、言语和行事方式都很象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主人公石光荣和褚琴，争吵了一辈子，母亲说我父亲不讲卫生，不洗脚就上床，而父亲说我母亲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但离开几天后又互相惦记着对方。

我之所以愿意讲述自己求学经历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那些正在求学、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是非常顺利的同学们和朋友们，不要泄气。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经历也许会提供一些启示，给人有所借鉴。成功往往都是自己努力、自强不息的结果。老子曾经说过：“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 。只有借助别人的听觉来听、别人的视觉来看才算是真正的聪明，只有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每当想到自己求学的艰难经历，我就特别愿意给那些求知欲强的学生以帮助，给他们创造条件学习，只要我能够做到的，我都尽量给予帮助。我并不是觉得自己有多高明，而是知道在自己坎坷求学的路上时，也时时期望着得到别人的帮助。如果一个人愿意奋斗，又愿意学习，我们为什么不给那些愿意学习、愿意做研究、愿意攻克世界研究难题的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少走弯路呢？

下乡近三年，虽说耽误了三年，但使我深入了解了中国最底层农民的生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农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提高，尽管还提高的很不够，但至少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城镇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大大地提高，这使我衷心地拥护和坚定地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我们这一代人受过很多苦，但比起农民来还差很远。当然，改革开放后，农民至少不愁温饱，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在我下乡的时候，许多农民都吃不饱饭，也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休闲，一年只有三天的放假时间。其实，我在下乡时就发现许多农民非常聪明，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或家境不好而无法多念书。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关心中国，希望祖国富强，在自己过好日子的同时，也希望包括农民和一般老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要明白，在困境中，要想做出成绩，就必须努力奋斗。也就是《周易》所说：“穷则思变，变革才能通达，通达就能保持长久。” (“穷则变，通则久。”) 我们特殊的经历使得我们关注祖国，因为我们知道弱国无外交，国家穷了人民就要受苦。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士对于这方面有特别深刻的体会。比如说1983年我到美国去，当时中国即使发生了天大的事情国外也不太报道。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强大了，现在一点小事情，他们也会轰炸式的报道。从这可看出，国家要强大，人家才看得起。

我觉得我们50年代出生的人是失落的一代，不幸的一代，什么不好的事都让我们这一代人碰上了：50年代中期出生，三、四岁正要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了60年代初的大饥荒，没有饭吃。小学刚刚上了二、三年级，正要读书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没有书念。十七八岁，本来应该上大学，谈情说爱，穿各式漂亮衣服的时候，赶上了上山下乡。我算幸运的，只下乡两、三年，可下乡十年八年的却大有人在。好不容易回城，等待的却是最差的工作，象扫大街，掏大粪，当搬运工，没有工作的只好摆地摊，干什么的都有。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工作不能干，而是说回城的知识青年没有选择，不得不去干。此外，当我们这一代人要结婚的时候却在提倡晚婚晚育，提倡男35岁，女28岁才结婚。年纪现在渐渐大了，身体变差了，国家医疗保险制度又取消了，小孩刚刚要进大学，又下岗了，连交孩子的学费都困难。即将要退休了，由于社会保障才起步不久，养老金还成问题。总之，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相信再也不会发生将初、高中毕业生大批赶到农村劳动的事情了。总之，我们要汲取文革动乱的痛苦经验教训，以此为鉴，不要再出现让一代人或几代人经受这样痛苦的事情了。

待人以诚 胸怀坦荡

我这个人不是很注重名利，因为我觉得人生中还有许多比这些更值得珍惜的东西，比如亲情、友情、爱情。在与人相处时，我认为首先诚实是最重要的，其次人要讲信用，还要多看到别人的长处，在坚持自己原则时候，找出共同点。即，“待人以诚，处事以信，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基本信念，希望能尽量做到。中国文化对我的影响较大。虽然我不喜欢儒家把人分成等级的三纲五常那些东西，但儒家所强调的仁、孝、礼、义、信的为人方式我还是很欣赏的。我从小的时候就不太会说谎，一说谎就脸红，但喜欢独立思考，不愿随意附和。我大概十三四岁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反思文革动乱中一些荒唐事，直到现在都特别反感那些人整人、互相揭发，批斗他人的那一套。文革动乱真是弄坏了人性，搞坏了经济，搞乱了国家，破坏了社会安定，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几代人也不可能抹平，我弄不明白为什么直到现在总有人为文革辩护、护短，而不愿意作深刻的反思。我那时总在想，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为什么不让学生念书呢？即使学工、学农、学军，也可以毕业以后再去学，为什么让读书的时候学呢？当时我还不能从理论上批评这种观念，只是一种感觉。后来出国了，看的东西比较多，理性思维和科学分析的方法也掌握了。

我觉得一个成大器的人应做到：德、才、学、识、量、魄。做到这六个字当然很难。德，就是一个人的品德和基本人格。应该做一个诚实、正直、守信用的人。古人说过：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可见，从古人把德放在首位就知道它的根本重要性。才指的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气，它基本上是由人的先天智力所决定的。有些人有才，天赋很好，但是不愿学或没有机会去学。我下乡时遇到一些农民，他们想上学却苦于没有机会上学。有些人不是非常聪明，但非常刻苦学习，努力上进，结果往往取得了成功。我自己就不太聪明，记忆力不是很好，但我愿意学。只要自己愿意学习、就能较好地掌握好自己的人生大方向，就能创造出许多机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我个人认为“学”比“才”对取得成功来说更为重要。一个人有机会就应多学，珍惜学习的机会。当然，还要善于学习，善于找到学习的机会，找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规律。掌握学习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我对讲方法论一类的书籍，从来就很有兴趣去仔细阅读，去借鉴，它可让你少走许多弯路。通过花少量的时间先去掌握学习方法，可以大大提高学习效率，这就是所谓的“磨刀不误砍柴工” 的道理。其实，我认为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传授性的学习方式，比如通过书本学习和模仿性学习，这是一种被动性的学习方式，在人生的早期大多用这种方式。另外一种是实践性的学习方式，是通过摸索、反馈和经验教训的方式来学习，是一种主动的学习方式。这两种方式应该结合起来用。这就是要善于向别人学习、向历史学习，通过吸取自己的经验教训来学习。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一个人的见识对取得成功也非常重要。有些人有才，有学问，人品也好，但眼光不太远大，见识短浅、大方向把握不准，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不能达到最好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古人韩非子说，先器识、而后才学。就象一块上好材料的铁，通过锤炼可打成一把好斧头，如果不知道往什么方向去砍的话，而乱砍一通，这把斧头就不会有大的作用。所以一个见识好的人往往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力发挥到最大。这就是孔子的所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才、学、德、识以外，我觉得一个人要做更大事情的话，还要看他有没有气量，这也很重要。一个没有气量的人，总是担心别人在议论他，怀疑他人对自己有成见，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听不进不同意见，说不定还会找机会报复。其实，一个人活在世上，总是会被别人议论和评价，或议论和评价别人的，只要你按自己的原则去做，问心无愧，对的住天地良心，又何必在乎他人的议论或误会呢？这既伤神，又伤身，说不定还误会了别人，时间将会最终说明一切，所以听到误会后，最好是一笑了之。对一个领导来讲，有气量就显得更为重要，没有大的气量，就很难集思广益，听不进去意见，群众也不太敢反映意见，怕被打击报复，这样就不能发挥手下人的聪明才智。为什么会有贞观之治？我认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地有气量，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即使象魏征说了许多难听的铮谏话，唐太宗也能听得进去，在这一点上，唐太宗确实了不起。再一个就是魄力，一个人的气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的事业的大小。这点对领导和企业家来说特别明显。你可以在决定之前考虑周到、细致，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但是只要你想清了道理，做出了决定，就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就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应勇往向前，不回头。

第二部分：学术研究

激励机制与机制设计理论

迄今为止，田国强已经在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和数学杂志上发表了50多篇学术论文，数量之多高居同代华人经济学家之首。他是一位经济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家，因而他的论文多发表在诸如《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Game and Economic Behavior》、《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等高度数学化的学术期刊上。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两个，一个是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一个是一般均衡理论，这两个领域都可以用“高深”来形容，都需要用到诸如泛函、拓扑、集合论、测度论等高深的数学。别说对于普通的读者，就是对于一般的经济学家而言，要想读懂田国强的文章恐怕不是件容易事。首先看机制设计理论，这是一个国内的经济学家比较陌生的领域。1989年，田国强曾经在汤敏和茅于轼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辑中用通俗的语言介绍过机制设计理论，当时他的介绍主要是一些前人的成果，主要是他的导师赫维茨等人的研究成果，而如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田国强论文集《激励、信息与经济机制》，则是田国强十几年来在这一领域做出的第一流成果的集合。

简单的讲，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是研究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的条件下，能否设计一套机制（规则或制度）来达到既定目标的理论。

直到最近，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特别是做实证性分析时，都假定所考虑的经济制度或机制是给定的。比如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主要把市场机制作为对象来进行研究。它讨论市场机制如何运转，有什么样的优越性及局限性。对计划经济机制的讨论也是如此。但仅仅把一个个机制分开考虑是不够的。在一个经济制度出现问题时，人们总想知道是否还存在着其他更好的经济制度。其次，在现实中，经济制度或各种经济机制总是在不断的发生演变，特别在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制度转型时期更是如此。比如中国经济机制转型期间的许多问题就不能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解释。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个更一般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下，不必把经济机制看成是给定的，而是把它看成未知的、可设计的，并且在一定的标准下我们可以比较和研究各种经济机制的好坏。此外，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社会，由于任何人特别是上级部门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其他人的所有私人信息，在指导社会经济活动中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正是由于所有个人信息不可能完全被一个人掌握，人们才希望分散化决策。用激励机制或规则这种间接控制的分散化决策方式来激发人们做设计者（规章制订者）想做的事，或实现设计者想达到的目标。这是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

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是当代经济学的一个热门领域。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是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把所有的经济机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但不是简单的把它们放在一块。这种研究方法既抽象又一般，它可以把计划经济机制、市场机制，或它们的各种混合机制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也可以把无穷多种其他机制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研究的对象大到对整个经济制度的一般均衡设计，小到对某个经济活动的局部均衡设计。这个理论模型是赫维茨等人在1960至1970年代创立的。概括的说，经济机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并且怎样设计一个经济机制（即制订什么样的法律、法则、政策条令、资源配置等规则）时的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设计者可以大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制度设计者，他的目标是社会目标，小到只具有两个参与者的经济组织管理的委托人，他的目标是自己的最优利益，比如国内许多读者所熟悉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人问题就是经济激励机制的典型特例。

一般来说，机制设计需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信息效率问题，即所制定的机制是否只需较少的信息成本，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及其他经济参与者的信息，另一个是机制的激励相容问题，即在所制定的机制下，每个参与者即使制订个人目标，其客观效果是否也能正好达到设计者所要实现的目标。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已经知道，当经济信息不完全并且直接控制不可能或不恰当时，人们需要采用分散化决策的方式来进行资源配置或做出其他的社会经济决策。这样，在制度或规则的制订者不可能了解所有个人信息的情况下，他所要掌握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制定的机制能够给每个参与者一个激励，使参与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达到了所制定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激励机制设计。许多现实和理论问题都可归结为激励机制设计。比如委托---代理问题、契约理论、规章或法规制订、公共财政理论、最优税制设计、行政管理、政治社会制度设计等。近年来，田国强在这个领域做出了最前沿的贡献。

信息效率问题。资源的有效配置是被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一个社会标准。我们知道竞争的市场机制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人们也许会问：对新古典经济环境类（即商品是完全可分的，消费者偏好是连续的、单调的及凸的，生产集是闭的，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是否还存在着其他信息分散机制（如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机制）在信息方面比竞争市场机制更有效而实现了最优配置？赫维茨等人在1970年代证明，对纯交换的新古典经济环境类，没有什么其他经济机制既能导致资源有效配置而又比竞争市场机制用到了更少的信息。美国经济学家乔邓在1982年进一步证明对纯交换的新古典经济环境类，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并且产生了有效配置的机制。由于纯交换经济并没有考虑到包括生产的经济环境类，这显然离现实太远。因为人们如果想要论证市场机制的信息有效性，就必须证明即使在包括生产的经济环境类情况下，人们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由于在包括生产的经济环境类情况下证明类似的结果涉及到更多的复杂技术和更高深的数学，市场机制在一般的生产经济环境下是否也是信息最有效的问题，在过去20年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田国强在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On Uniqueness of Inform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Competitive Mechanism in Production Economies》中，应用微分拓扑和代数拓扑的数学工具，证明了对包括生产的一般新古典经济环境类，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机制能够既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又比私有制下的竞争市场机制用了更少的信息，并且私有的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并且产生了有效配置和个人理性配置的机制。对于有公共产品的情况，田国强在另一篇论文《A Unique Informational Efficient Allocation Mechanism in Economies with Public Goods》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从这些结果可以得出重要推论：无论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机制，国有经济，还是混合的集体经济机制，它所实现的资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信息一定比竞争市场机制所需要的要多，从而这些机制不是信息有效率的，即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在竞争市场机制能够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的情况下，应该让市场来解决。只有在竞争市场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设计其他一些机制来补充市场机制的失灵。这个结果可能对中国为什么要搞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国有经济民营化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激励兼容问题。对激励兼容问题的探讨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我们知道，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到利益与代价。只要利益与代价不相等，就存在着激励问题。既然个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激励问题在每一个社会经济单位都会出现。由于一个人从所要做的事中获得利益与付出代价，在自利的动机下，他将做出合理的激励选择：利益大于代价，就做这件事，或把它做好，否则就不做，或不想把它做好。一个经济制度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某种制度或规则的安排来促使人们努力工作。激励机制能够把人们的自立和互利行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一个经济制度如果不能激发其成员的积极性，反而压制了其成员的创造力，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懒人、闲人，这个制度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什么是激励兼容问题呢？广义的说，假定机制设计者有一个经济目标，或社会目标，他认为这个目标是好的，是想要达到的。那么，是否能够激励每个参与者按照这个目标去做呢？换句话说，机制设计者应该制订什么样的规则才能是经济活动中每个成员的利己行为的实际结果与给定的目标一致呢？或者说，应制定什么样的机制时的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达到既定目标呢？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将回答这些问题。在这里，机制设计者可以是一个立法机构、经理厂长、部门主管、提出各种模型的经济学家，也可以是约定要遵守某些规则的所有参与者，或其他制定规则或法则的某种机构。赫未茨在1979年的一篇论文中证明了对于新古典的经济环境类，通过任何经济激励机制所产生的资源有效配置和个人理性配置都可以和通过竞争市场机制所实现的配置一样。但是所设计的激励机制都是以私有制经济环境为前提的。那么，能否为公有制设计出一些有效和个人理性的激励机制呢？至少对于公共商品而言，答案是肯定的，田国强一直从事着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六篇文章探讨这个问题。他通过设计具体的机制证明了即使国营企业在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只要把生产公共商品的成本让消费者根据他们自己的偏好来分担，在适当的成本分担机制下，所设计的机制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个人理性配置。这样，这些机制解决了市场机制不能很好解决的公共商品问题。如果把这些机制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即使在具有公共商品的情况下，也能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

最优选择与一般均衡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也是微观经济学最重要的部分。自从1954年阿罗(Arrow ) 和德布卢(Debreu)用拓扑和集合论等高深的数学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以来，到了1970年代，一般均衡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包括玛斯科莱尔(Mas-Collel)等人的杰出贡献，但是，到了1980年代以来，研究纯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学家已经越来越少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一般均衡的研究越来越难了，这方面的成果该做出来的都已经做出来了，剩下的都是太难的、没办法做的；另一方面是微观经济学家已经有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来研究经济行为，相对而言一般均衡不再象原来那么重要了。田国强是为数不多的还在进行一般均衡研究工作的经济学家。他一方面对于一些与一般均衡有关的数学定理给出了证明或者重新证明，另一方面，他研究了具有非连续的、非准凸支付函数的博弈游戏的纳什均衡存在性问题；研究当偏好关系（或效用函数）非连续和选择集非凸时，一般竞争均衡或者更一般的，广义对策博弈——抽象经济——均衡的存在性；发展出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国际贸易模型，并给出了国内外各种经济环境或政策的变化对进出口贸易、国民消费和储蓄等经济变量的比较静态分析；对具有公共商品的公有和混合所有经济环境，分别引进了能导致资源有效配置的一般均衡解；探讨了约束的瓦尔拉斯配置以及林道配置（Lindahl allocation）与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田国强的论文集《最优选择与一般均衡》，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在这些文章所给出的证明方法被许多数学家在引用。

经济转轨与中国经济改革

田国强不仅在做纯经济理论研究，而且也应用他的理论分析经济转轨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A Theory of Ownership Arrangements and Smooth Transition To A Free Market Economy》这篇文章，在发表于2001年的《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之前，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曾经以《内部产权的所有权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变》为名发表在1996年的《经济研究》上，并被收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经济学——1996》。随后在2001年，这篇文章的中文版又被刊登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学季刊》第一期上。另外还有《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Collective Enterprises》，发表在2000年的《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上。这两篇论文为研究转轨经济中企业产权安排的选择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且可以用来解释转轨经济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现象。在理论上论证了田国强在1994年的《经济研究》上提出了中国经济制度平稳转型的三阶段论(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 的合理性。它给出了一个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即有限经济自由、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企业产权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企业所有制及最优产权安排的选择将依赖于经济环境的非规范化程度。它将根据经济环境的不规范程度的差异，给出不同的最优产权制度安排（民营、集体或国有产权安排）。它表明只有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改变才能有效的变换产权所有制安排形式。这两篇文章提供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转轨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西方学术界持有的一种观点是，迅速的私有化，即休克疗法是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机制转型的首要步骤。而这两篇文章的理论却显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於支撑市场体系各种相关制度不是能在短期内所能完成的，首先应当进行的是经济自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而不是大规模的私有化。

此外，田国强还在国内的一些杂志上以及海外的中文杂志上发表论文表达他对于中国问题的见解，这些文章包括：《产权结构和中国的乡镇企业改革》（《经济研究》，1995）；《中央地方关系与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分权化决策制定》（《现代中国研究》，1996）；《要客观准确地介绍和应用西方经济理论》（《经济学消息报》，1997）；《一个转轨经济的所有权理论与经济体制的平稳转换》（《现代中国研究》，1997）；《退休社会保障模式的比较与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选择》（《经济研究资料》，1998)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现代中国研究》，1998）；《为什么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达不到预期目标？》（《国际经济评论》，1999）等等，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第三部分：记者访谈

改革是个系统工程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田国强：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问题。我觉得国家应该对所面临的问题和将要面临的问题有一个前瞻性的综合、全盘的考虑。将所要解决的问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当前急需解决的热点问题，如三农问题、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国有企业问题、民营经济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另外一类是长远、重大的战略性问题，这包括中国制度转型及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宏观性、基础性、制度性等问题。无论是长期问题，短期热点问题都要弄清现状和可能导致的后果，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应集思广议，对一些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比如说如要制定重大的经济法规或政策时，应派官员、学者、政策研究人员等先下基层单位，到农村、工厂、各个行业去了解情况，把数据、基本情况摸清楚以后，知道问题的关键是什么，难点是什么，老百姓是怎么想的，哪些是最需要解决的。然后反复讨论、分析，形成建议或议案，再制定政策。对问题的研究也应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证性方法，搜集相关资料。只要需要和可能，对每一问题的研究都要进行实地考察，收集第一手资料，详尽了解相关情况，平实地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可以操作的对策。考虑问题既要有前瞻性，又不脱离实际; 既要有对问题的分析，又要有建设性。中国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都属於此类问题。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比如5年、10年、50年、100年，都应想到，要有长远规划。否则的话，作出的决策可能是短视的，可能不是一个动态最优决策。长期最优决策和短期最优决策在许多情况下往往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建议即使由於受条件所限，暂时不能用，能不能先做出来，给领导人作为一个建议和参考？不要等问题出现了，才想到去研究、解决，就未免太迟了。我觉得对长远问题的考虑比较欠缺，应要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来研究一些问题，因为社会系统工程不是那么简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内在联系。

记者：目前您最关注中国的什么问题？

田国强：我现在最关注的有三个问题：三农问题、贫富差别悬殊问题及如何让经济保持长久持续性发展问题。首先是三农 (即农村、农民和农业) 问题，从99年以来我就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这些年我跑了一些国内内地省份的农村，不少当地干部和农民在谈到农村前景时忧心重重。从那时起，我便在不同场合谈及三农问题，希望人们注意到三农问题。我认为三农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需要尽快解决，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制度转型。在这里我想多说几句。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农民负担太重，生活困难。现在各种苛捐杂税太多，除了交田亩国税外，还要交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计划生育费、水利费、教育费、养路费等各种费用。尽管中央政府规定农民缴纳农业税的最高额，但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向农民纳税时常常超出中央政府规定的标准。现在不少农村地方，每人每亩负担３００元以上。加上前几年政府大幅度降低粮棉等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农民的收入大大下降。不少内地农民的种田收益，即使将劳动投入的成本不计，扣除各种税费、提留及农药、化肥、种子、和水电等生产费用后，几乎所剩无几，结果造成农民生活贫穷，大量农村小孩失学。由于中国有八亿农村人口，且大多数农民处于非常低的收入水平，农民收入的减少就直接减少了对各种商品，包括对农药化肥、日常用品,及农村小孩教育的需求，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内需不足。现在正在推行的“费改税” 改革，会有一定的效果，会缓解三农问题几年，但不是长远之计，许多基层干部也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已经有些地方费改税后农民得到好处的程度又开始降低了。

二，农民不愿种地，造成大量土地废耕。由于中国的农民负担太重，几乎到了种地不如不种的地步。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包田到户和生产责任制及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后，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地热情,农民收入曾大大提高，其收入与城镇人口的收入的差别一度从4倍多减少为2.2倍左右。但近几年来，由于政府对农产品价格(主要是粮棉价格)的巨幅度降价和乱收费的现象日益增加，使得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其结果造成了现在工农业人口收入的差别比改革开放前还扩大了，使得许多农民现在都不愿意种田,造成不少耕地荒废。在过去，农民千方百计想多承包几亩责任田，常有当兵的转业回来，或新娶的媳妇，新生的小孩，为包不到责任田和干部闹矛盾，而现在由于种地几乎无利可图，没人要耕地，许多人被迫外出打工，任田地荒废。尽管经过当地干部反复做工作活采取强制性手段，但不少耕地仍被荒废。

三，乡村大量负债，危及乡村级组织的生存。现在绝大分部的村亏空严重。由于村级组织要完成上级政府的各种摊派和杂税任务，历届村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实行拆借，所付利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使得村平均负债在六、七十万元以上。由于新村长一上任，就被人讨债、催债，其结果越来越没有人愿意当村干部。此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我看乡长也很难当下去了，其结果将会造成乡村级政权的危机。

以上问题不解决，将会造成农民不能从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的改革中得到好处，从而会造成中国农村、农业和社会的危机，其影响是长远和严重的。它不但会对当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不利，也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的长远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和农民种田的热情，中国政府应出台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比如，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农业即使在许多发达中国家也是一个被保护的行业。另外，也可以考虑削减农业税，以期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种田的热情。中央现在的财政收入大概是一万六千亿左右, 农业税收只占很少的部份，大概一千两百亿左右。即使将全部的农业税免除后，也不会对中央的财政收入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实，减免农民赋税在中国历史上就不时被封建皇帝所运用。现在农民急需花钱, 但又没有钱花。从短期讲, 这一千多个亿一旦变为农民的收入后，马上就会被消费掉，根据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这一千多个亿就会变成好几千个亿，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会拉动中国的内需。从中长期讲，这也会提高农民的种地热情。现在由于种田对许多农民来说不划算, 甚至是亏本，使得农民不愿意种地，造成不少农田荒废，也造成了农田不能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其结果不能形成规模经济，这同时也会妨碍和缓慢中国经济现代化、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并且，由于农民没有什么收入，已造成了大量农村小孩的失学，如果占大多数的农村小孩得不到基本的国民教育，这些小孩长大后将成为文盲或半文盲，这将会对中国若干年后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造成巨大障碍。从根本上讲，我认为农村最后不得不实行永佃制或土地私有化，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大批农村劳动人口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是必然趋势。总之，无论从短、中、长期，解决三农问题显得尤其重要，领导人一定要有大的气魄和眼光来面对和解决三农问题。

另外一个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次的贫富差别问题，一个是农村和城市间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城市人口间的贫富差别悬殊问题。农村的问题上面已经谈了，这里主要谈城市贫困问题。中国20多年的改革以来，在城镇已出现了财富与贫困同步增长的现像。根据统计，中国城市目前有两、三千万左右的城市贫困人口。造成贫富差别悬殊的原因有许多。一个原因是我在99年成都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提交的论文中谈到过的，就是国有企业不仅导致经济的低效率，而且也导致了人为的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这种社会不公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后一直都存在着。差别只是程度和幅度。经济改革前的社会不公主要表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国有经济创造的财富主要只是被城市居民分享，占80％左右的农村人口没有享受到什么好处。经济改革后国有经济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程度和幅度在城镇中大大增加，主要表现在城镇职工与掌握各种权力官员之间的收入巨大差别和机会不平等。现在国有资产流失到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公。由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市场和政府有序的调控与规范，贫富差别也越来越大，权力的市场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了收入巨大的不平等。国有资产的流失及国企干部们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使得职工与干部之间的收入差别日益扩大。现在国企工人生活水平下降，许多效益不好的国营企业工人已生活在贫困线下,收入很低,只能拿基本工资,有些企业甚至连基本工资都不能开出来。对于严重亏损的国营企业,许多工人的日子更是十分难过。现在,经过三年国企脱困的努力后，仍然有不少企业处於亏损的状态，日子还很不好过。目前中国民间10万亿左右人民币的存款中，有高达80％以上是掌握在10％的少数人手中。当然除了国有经济产权不清造成贫富差距悬殊外，还有税收体制不完善和政策上偏向性的原因。据报道，中国的许多巨富，偷税、逃税，或政策偏向只交很少的税，比如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所生产的猪饲料由于政策性保护就只交很少的税。现在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许多西方国家。

最近，洪朝辉教授从非经济更高层次上给出了一个有新意的说法，他认为经济贫困是社会权利贫困的折射和表现，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各种经济要素的不足，经济层面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利的贫困，包括与社会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贫困等原因所造成的。因此，他提出治理与消除经济贫困的治本之道是强化社会权利的平等和保障社会权利的公正。他发现美国的经验表明，城市贫困的发展阶段、表现方式和基本原因一般有四种，一是物质不足；二是能力不足；三是权利不足；四是动机不足。目前，中国治理贫困的重点还只局限于解决贫民的物质不足，兼顾贫民的能力不足。他以为，如果目前中国关注贫困动机不足的时机还不成熟的话，中国已经具备了关注和解决城市贫民社会权利不足的必要条件和可能条件。我对他的分析深有同感，也认为应该从非经济层次上来解决或减缓贫富差别的程度。

第三个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长久持续发展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人们需要从经济制度建设和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软件部分着手。对于经济制度建设方面，要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大量减少政府部门干预经济活动的程度。同时，要大力提倡发展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私有企业，这才是经济长久发展的根本出路。但至今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还没有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在许多地方，私人企业如不行贿就有可能遭到地方官员查封的威胁。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和真正地做到富民强国，首先就要彻底地解放思想，彻底和尽快地放弃国营企业能搞好的幻想，让国有企业从竞争行业中退出，明确和果断地表明市场化与民营化应是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只有迅速地发展非国有经济，当非国有经济比重大大提升后，才能提供广大的空间来吸收国企的下岗、失业人员。如果不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落后的行为观念，不放弃低效率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长久、持续性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在95年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就讨论过中国经济改革要平稳地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所要采用的改革基本步骤应分别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这是由于不同经济环境将影响不同产权所有制安排的最优选择。国有、集体，民有产权所有制在不同经济环境下都有相对优势。我在另外一篇关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所有制安排的文章中证明了当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非常低下时，国有企业将比民有和集体合作企业更具有相对优越性；如果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则集体企业将比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具有相对优越性；如果具有高度的经济自由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则民有企业将是最优的产权安排形式。因此，只要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要经济保持长久持续性地高速增长，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国有经济民营化将会是最佳选择和唯一根本的出路。事实上，在中国过去20多年中出现了许多经济改革模式：有“江苏苏南模式”，“广东珠江金三角模式”，“浙江温州私营模式” 等。从现有的改革实践结果来看，温州私营经济模式似乎最具活力。

其次，要解决好经济社会基础软件部分的落后问题及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应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特别要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真正实行中小学免费教育，而不是看到近期教育消费比例增大，就认为找到了拉动内需的突破口，麻木不仁的坐看各类学校滥收费。

再次，要保持政策和规章制度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增加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和法规的权威性。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起码要管一、二十年。如果一年，甚至几个月就换一种方案，只会造成混乱。人类发展了这么多年，社会进步这么大，即使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与其他国家不同，但由人类所创造的一些基本经济制度如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华人居住的地区和国家取得成功，凭着中国老百姓的聪明才智，它也应该能应用于中国大陆，而不需要总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改变政策和采用新机制。

记者：站到一个比较超脱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有没有比较大的失误？

田国强：我觉得整个方向应该是好的，没有非常大的失误。因为经济成就摆在那儿。首先，从1979年到2002年，中国经济年增长在9.4%左右。这种速度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未有的。第二，人民生活整体水平得到大大提高，这可以看得到。虽然有很多不公平，贫富悬殊巨大，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从改革中获得利益了。第三，中国的国际威望有了很大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当然，有些具体方面还应该更快一些，有些地方应该更旗帜鲜明一点，有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中国改革的方式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首先给予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自由，然后进行市场化的改革。经济自由是搞好经济最重要的先提条件，更符合人性的客观规律。看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基本上都是政府管的比较少。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比较成功，就是给了人们更多的自由。这是主要成就，不能否定。

如果说比较大的失误，我认为改革对于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考虑不够，让人不是非常乐观。经济改革只是整个制度转型的一个方面，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他方面的改革要跟上才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方面的要求将会越来越迫切。此外，我认为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对基本国民教育和环境保护方面作得不够。首先说教育，义务教育还做的远远不够，现在农村小孩失学严重。要实现真正的义务教育，政府要大力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但每届政府往往没有激励这样去做。想一想，一届政府只干5年，干两届才10年，但中华民族是百年、千年、万年还要生存的，由于教育的成果和领导人在教育方面的业绩几十年后才现实出来，每届政府都没有激励真正下大决心对教育加大投资。但这么多儿童失学就会影响到今后的发展。中国要走向世界，如果教育问题不解决的话，没有一点决心去做的话，长远会出问题。看一看那些经济发展很快的东南亚国家，哪个对教育不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谈到，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什么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力资本，只有教育才能增加人力资本，这样，教育就显得尤其重要了，那么怎么让教育受到重视？这需要制度或法规来迫使或规范每届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资。

其次再说环保问题。中国的环保问题非常严重，空气、河流严重污染，许多地方领导、企业和老百姓对这问题还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有人说，这是改革的成本，经济发展的成本。我不这么认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现在需要大力改善。你可以说西方的河流以前也污染，但是当时人们不知道污染会带来那么严重的危害和后果，后来发现了却要用非常大的代价才能清除污染。我们现在既然已经知道它的后果，为什么还不加大采取措施的力度呢？环保问题是经济学中所谓的外边效应问题，一般来说，市场机制是不太可能很好地解决环保问题，需要政府在这方面发挥大的作用，政府应该加大管理的力度，让人们知道污染的严重后果，使得人人都关心环保问题，具有环保意识。

另外，要想让经济发展，就应该用公平的政策对待所有的企业，不要区分什么国有、集体和民营。因为钱都是中国人赚的，都要纳税，最后都会促进经济发展。应该让所有的企业都公平竞争，把对国有企业的政策优惠全部取消掉。

这些问题只能说是一些失误，希望在今后有较大的突破。

记者：您对教育那么关注，是什么触动了您？

田国强：中国经济要市场化，首先要城镇化，农民将大量涌入城镇。同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就要人人懂法，这需要有基本的教育。更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理论以及各国经济发展好坏的实践告诉我们，长久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提高主要是靠生产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高的关键是以注重教育、保护知识产权、明晰所有产权、允许自由竞争等软件的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根本的基础条件。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因素中，72％依赖于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只有28％依靠生产技术的进步。中国技术工人占工人总人数的比例只有3％，而德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都在25％。现在中国的经济成长是一种在低层次上的增长，处于生产链的末端，主要是靠拼劳力而不是靠拼脑力实现的。中国的外贸增长也主要是靠出口加工而实现的，制造出口产品的设备和原料许多都是从国外进口，干死干活，付出的是人家的百倍，赚了只能拿小头。当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为了积累资本，我们不得不如此这样做。但是，只要想有长远的持续性经济高速增长，就必须靠教育来提高人力资本生产率及掌握和开发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如果科学技术不能迎头赶上，哪能谈得上在本世纪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美国最近一次持续近十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科技。当然，不少人认为它是一个泡沫，但我并不认为完全是如此。一旦一个新产品开发出来，以微小的边际成本，创造出千百倍的利润。比如，象微软的计算机窗式操作系统，它的生产边际成本几乎接近零，这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首富的原因。

现在农民子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经常看到农村儿童失学率高的报导，其实这没有反映真实的情况。许多在农村的小学生、中学生在求学中就退学了。没有费用，有些乡村的初中都关闭了，高中关闭的就更多。现在的初等教育还没有文化大革命中普及，那时候小孩子基本都有学上，现在许多小孩念不起书，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倒退。现在许多农民家庭连几十块钱的学杂费都交不起。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中国的长远发展。要解决问题，就应该真正实行免费教育。农村的教育应该由政府财政出钱管。民办教师、公办教师全部应该由政府来管，真正免费。在美国，初等教育是真正的免费，即使书本费也不需自己出，家庭收入低的孩子甚至吃午饭都是免费的。这些钱从那里来？是从地方财政开支，收入的主要来源于个人财产税收，如房产税。中国的贫富差别已经这么大了，从报道中经常看得中国的许多大富翁都不交什么税。为了减小贫富差别，应加快实行交个人财产税，象房产税，甚至是个人消费税。

记者：您的研究除了用高深两个字以外，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词来形容，那么，您的研究，主要是激励机制设计理论，能否应用于中国经济改革？

田国强：当然可以应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激励人们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就是专门研究如何激励人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理论。几乎各行各业，生活的每个角落都需要激励机制，只是不是所有的人意识到它的存在。比如，如何引进激励机制来增加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如何激励一个厂长、经理管理好企业，最大可能地创造利润，如何制定干部的任免制度使得干部真正地为老百姓服务，而又廉洁，等等。一般来说，人们都知道哪些社会目标是好的，值得达到的。例如，资源有效配置、公平分配、减少企业亏损这些目标都是好的。经济学家或者改革者们的任务则是具体制定一定的制度或规则来实现这些目标。实际上，往往一些很具体的经济政策问题都是以一些抽象的经济模型为背景的。当我们认为某种方案不能实施时，我们应该要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它的实施。当然，一个明显的限制就是物质和技术条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激励兼容问题。中国过去一直未重视激励兼容问题，以至许多人的个人行为和改革者所要达到目标是不协调的。离开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改革的目标自然无法实现，至少与理想状态相差甚远。为什么个人或企业的行为与想要达到的社会目标不一致呢？因为在旧的经济体制下，个人或企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行事可以得到好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机制使得每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目标一致呢？中国解决这些问题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对当事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除非对社会造成了严重损害，一般不对他们实行法律制裁。实践表明这种方法对许多人无效，或者政治工作者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暂时有效，成本大收益小。中国转向市场机制这一事实证明了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通过市场的方法，使得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经济快速发展这一社会目标也同时实现了，这样使得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达到了激励兼容。

中国应该尽快全球化

记者：前两年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尽快加入WTO有很多辩论，您一直强烈主张中国应该尽快入世，出于什么考虑？

田国强：参加WTO，到底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论从经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经济自由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都论证了这一观点。让我们看实践，你能指出世界上有哪一个封闭国家是富裕的? 没有。我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在讨论经济问题时一定要区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差别。尽管经济自由化不能充分地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它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不能找到一个封闭的国家是富裕的例子。对外开放可能不能导致富裕，但这是必要条件。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除了依赖于经济自由外，当然还依赖于许多其他因素，象政治、社会、文化、风俗、宗教等方面的约束。经常会听到一些学者总是用印度的例子来反驳或置疑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能区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差别。中国25年来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光只推行了经济改革，还有对外开放。如果没有对外开放，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就不能达到今天的水平。所以具有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对经济上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全球化和加入WTO，无非就是实行国际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国际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当然有弊病，但总的来说它的利大于弊。你可以举出许多的理由，什么保护民族工业，保护幼稚企业，最后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各国的发展机会最终要靠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不是靠保护落后来争得。对外开放，让自己的经济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也是提高本国经济效率最有效和最根本的手段。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不少人对金融全球化产生疑问，好象全球化代表金融危机。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表面现象。有人说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会导致中国的金融危机发生。为什么金融危机在美国和西方等国家近些年没有发生？从实证的方法来考查那些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你会发现这些国家往往并不只是它的外债太多了，而是主要有它内在的原因，那就是金融体系和法规体系不够完善。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痛苦的，减少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健全完善的开放金融体系及改善经济制度环境。具有不健全的金融结构的经济由于不支持长期债券，从而在抵制经济危机方面是比较脆弱的。与世界隔离的金融市场即使能解决资金流动的巨大波动，但对经济的长远发展不见得有利。资金大量的流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当然是非常不利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这种大量资金流动的经济是更加繁荣的(可以思考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以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封闭的国家能把经济搞上去这么一个事实)。从长远看，资本的流动所带来的利益会超出所付出的代价。我认为一个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如何最佳地限制资金的流动，而是让资本流动能更好的运行，尽量的减少发生资金大量出逃的机会和减少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所带来的代价。

有人说中国加入WTO后要代表亚洲和第三世界说话。我认为这不现实也不合理，谁也不应该代表谁，中国只应代表自己。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每个经济单位都是利己的。作为一个国家，首先要为本国利益着想，所以我认为要中国代表亚洲和第三世界的利益这种说法是不适当的。客观现实是，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国家，首先主要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作为一个集体，首先主要考虑的是本集体的利益，作为一个家庭，首先主要考虑的是本家庭利益；作为个体，首先主要考虑的是个人利益。你如果不相信此点的话，你是否会更爱别人的孩子，把自己的钱都基本上捐出来？当然有这种人，但毕竟是少数，现代经济学主要是解决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学科。那么怎样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利益呢？那就需要指定规则，制定激励兼容机制使得人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达到某种均衡，都得到了好处。参加WTO就是一个互利，所以我觉得中国 如果不加入WTO经济不会得到长久发展，中国加入WTO也有利于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

记者：您认为中国加入WTO需要面对哪些问题？

田国强：中国加入WTO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的法规如何和国际法规接轨的问题。在加入WTO的初期，中国贸易法规与国际接轨将会遇到重重阻力，至少有一个相当困难的适应期和过渡期。由于中国幅员广阔，中央政府虽然从整体上规划实施世贸协议的条款和新规章，但难以在地方上严格执行，很难排除国内各社会职能部门的自卫性反应。不管国有企业也好，私营部门也好，甚至法律仲裁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都可能因无法适应日益增多的法规而出现反弹。二是国际竞争将促使中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必定会导致更多的外国产品和企业进入中国国内市场，从而会冲击中国的部份行业。特别是金融的自由化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从而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中国不仅面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挑战，更严峻的是中国经济体制自身的结构性弱点将暴露出来。

记者：您认为入世给中国哪些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

田国强：如果对每个行业逐个考查，你就会发现中国参加WTO实际上对中国行业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首先，作为最大层面，消费者没有得到任何坏处，至少不会比以前坏，因为有更多的商品供消费者选择。所以只需要考查生产行业。至于对那些有利于出口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比如说纺织行业和机电行业，是有利的。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纺织品有配额，参加WTO之后，中国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可以基本不受限制进入他国，所以有利于这些行业。当然对某些幼稚行业来说会有一些影响，象汽车工业、高科技行业。实际上从长远看也不见得是件坏事。配额许可证虽说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一个国家的工业，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造成腐败的根源，因为配额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真正的办法在于改善竞争，只有竞争才提高了效率。

即使那些可能受影响的行业，影响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比如高科技产业，加入世贸后，将实行零关税，取消外资高科技企业为获取国内市场份额而必须向我方转让技术和出口配额的做法，这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也不完全是坏事。高科技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环境更加宽松，将吸引更多的外国公司来华投资和生产，从而带来资金、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这将有利于高新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及让消费者受惠。例如，目前中国的电话费约为美国的7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就是因为垄断和低效率。一旦有竞争以后，我想效益会很快提高。另外，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一个汽车行业。汽车行业也没有人们 想象的问题那么大。中国大概有100多家汽车企业，但实际 上中国汽车行业有13家企业的产量已经占到中国汽车总产量的91％。中国国内的汽车价格已经比国际上高20～30％。现在的 关税是80～100％。参加WTO以后，关税下降到25％左右，那么价格基本上已经同国际市场差不多，但由于中国的汽车行业几乎每个企业都已经跟外国企业合资。实际上影响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事实上，中国参加WTO的这两年已经证明了这点。许多担心都是不必要的。比如，汽车工业，在此之前，许多人都担心中国的汽车工业会受到打击，而一蹶不振，结果怎样呢？事实上是恰恰相反。许多汽车企业都早已与国外大汽车公司联合经营了。由於中国的劳动力便宜，中国巨大的潜在汽车市场，外国大汽车公司都急于要和国内的汽车厂家联合。我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汽车在贸易出口中将会占越来越大的份额。大量中国造的各种汽车将会出口到世界各地。

再看农产品，中国加入WTO之前的农产品关税高达45%。加入世贸组织后，要在4年内根据农产品的不同种类，降到14%─17％。但是，关税配额粮食配额只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5%，这样的压力我们承受得起。不过，对油、棉的压力比较大。对于中国来说，土地密集型产品(如粮、棉、油)不是优势，劳动密集型农业(养殖、水产、园艺)才是优势。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的产业转向、农村劳动力转移及中国城镇化转型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大概是７０％。中国经济要想现代化，农业人口一定要大量减少。美国农业人口大概是5％，他们除了供应自己外，还有很多出口。台湾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将人口从８０％减到了１５％。所以中国农业人口一定要减少，转向工业部门。当然建工厂就要占农地。这样一来农产品靠自给自足一定不行，假如我们需要工厂的话，农产品只好靠外面进口，这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用担心没人卖给我们，外国的农场主要赚我们的钱，他们就会卖。如果美国不卖给我们，我们可以向欧洲买，欧洲不卖，向越南买、泰国买，中国怎么可能倒霉到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卖农产品给我们呢？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我们自己有问题。

真正受到影响的那些行业可能是那些模仿外国技术作为技术进步手段的企业。加入世贸组织，这些企业的技术进步能力会受到考验。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必须扩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医药行业，加入世贸后，医药产品的进口关税降至5．5％─6．5％的水平，进口药品会大量增加。许多医药类企业缺乏开发新药的能力，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扩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国内医药企业有可能不得不向国外医药公司支付巨额的专利费来获取技术，这对我国医药企业是个挑战。此外，对银行业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加入WTO后中国要允许外商独资银行经营银行零售业全方位服务业务，并且允许外国银行在2005年后开办人民币业务，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拥有50％的股权，并增加设立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城市。有一点我不太明白的是，一个行业如果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经营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允许我们中国人自己经营呢? 总之，我觉得WTO对中国行业的影响和冲击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从长远来说，利益大大超出了它所带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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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将它的代价减少到最小呢?

田国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深入地进行自由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逐步地完善和建立适合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通过市场化经济制度的转型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获得最大收益，同时让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波动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仅是放开价格，开放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给予人们自由就可以了。它是由一系列经济制度环境组成的。这包括市场价格机制、自由流通的生产要素市场、各种经济法规、明晰的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宏观调控系统、税收体系、反垄断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作为保证基础，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就不能产生人们所希望的结果。这是由于价格机制能有效、迅速地传递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信息，明晰的产权制度能激励投资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进行最有效地生产，竞争的市场使得消费者能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满意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没有竞争，企业也没有动力来提高经济效率，从而需要反垄断法来保证竞争。这样，产权明晰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使得人们在自由选择和自愿合作的基础上交换产品和生产要素，从而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当然，市场能正常运转和公平竞争需要有规范的法律和法规作为保证，保证投资者和股东的利益不受侵犯，保证契约合同条款得以执行及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这点对吸引外资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法律体系和法规，企业合同、契约就不能严格被执行，企业的经营者就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从而增大外国投资者利益被损害的风险。在这样一个不健全的经济制度环境下，外国投资者一般是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的，从而在抵制经济危机方面显得很脆弱。因而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能否取得经济平稳健康高速地发展将取决于中国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市场化的改革能否更深入地进行，经济制度环境最终是否适应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和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能力。

记者：您是否能给出具体建议？

田国强：首先，要健全完善的开放金融体系以及相关配套法律和法规。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损害是巨大的，减少经济的波动和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最根本办法就是要健全完善的开放金融体系以及相关配套法律和法规。由于不健全的金融体系和不完善的法律和法规将增大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使得他们不愿意投资或不愿意作长期投资，从而在抵制经济危机方面是比较脆弱的。

其次，大张旗鼓的进行民营化的产权改革。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清，因为用别人的钱无论如何都不如用自己的钱来得小心。由于国企的厂长经理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他们大多没有什么开拓、创新精神，其资产的经营风险、盈利也就无人真正负责，而大量的国有资产又是这样被少数特权者占有、调动、支配，其结果是破坏了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财富被少数人占有，整个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也就愈演愈烈。国有企业的问题一定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前提下解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有企业的日子将会更难过，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将会更为迫切。应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

第三，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只要市场能做的，就要让市场去作，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才需要发挥作用。许多人对市场的功能仍然认识不够。市场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传递信息的机制，它能够提供人们需要什么商品，从而生产什么商品的信息。当经济运作不好的时候，政府不需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是要提供一个环境，让企业能够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如制定规范的股票市场及产权交易市场规则，制定有关法律和法规能保证契约合同条款得以执行及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等。

第四，注重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制定更开放的人才使用政策吸引留学生回国工作或创业。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被引入到中国。入世之后，由于国外的知识产权将会得到更严格的保护，中国获得新技术转让的成本将会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应充份利用现有的人才资源及注重人才的培养。如不解决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的问题，中国在经济世界化潮流中将难以依靠本国智力资源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标。在中国，许多人才被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本身所窒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中国20年前派出留学生以来，不断放宽留学政策，使得大批的学子得以出国留学，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学到和掌握了最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滞留在海外。如果中国政府能制定出更宽松的吸引留学生回国服务和创业的政策，这将是一大批可利用的宝贵人力资源。

最后，制定出更宽松的吸引外资的政策，不要怕让外国人赚钱。为了想通过外资创汇或赚钱，你就需要让外国投资者能赚到钱，否则他们就不会来投资。中国古人说的好：要得之，先予之。你如果想要赚别人的钱或者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你就要让别人也能赚到钱或得到好处，也就是互利，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就是互利和双赢。世界上最可靠的赚钱方法就是让人家也赚到钱。参加世贸组织就是让人家赚我们的钱，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人家也让我们赚他们的钱。实际上，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做生意对我们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只要有好项目和能保证契约条款得到落实的法律、法规的话，根本就不怕别人不借给我们钱，他们反而会求我们借他们的钱。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

田国强：我相信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将是长远的，而它所带来的问题只是短期的，可解决的。减少经济全球化所导致问题的最佳办法是通过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方式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改进经济制度环境，而不是采取更多政府干预和控制的办法来减少经济波动的发生。尽管这种经济制度环境的改进不能完全地避免这些弊病，但它能够减轻和缓和危害经济发展的程度。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之所以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两条基本国策：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对内“松绑、放权”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以及引入竞争市场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大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大量外资、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涌入中国，外贸大幅度地增长，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出口增长迅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相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还将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当今的世界处在高科技与信息时代，中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搞好市场经济，必须更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与交流。通过对外开放，中国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经济技术交流，不仅可以与外国进行优势互补，而且还可以引入国际规则，完善市场体系，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是一个艰巨的历程。在千年之始、世纪之交之初，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生物技术工程革命化的大潮中。这次浪潮来势凶猛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个千年不遇的历史机遇，不要错过。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将迫使中国面对适应现代知识经济的挑战。现在有一种观点，说中国是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一旦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就会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这种观点是太看不起中国人了。其实，中国人的竞争力不比任何人差，只要给人们一个自由竞争的机会，中国人就一定能赢，海外华人在经济、科学等领域的杰出表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刻苦耐劳，聪明能干，怎么可能输给外国人？只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发挥人民才干的经济制度环境，不愁中国的经济搞不上去。当然，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化过程在短期内可能是痛苦的，将会给许多企业、行业和个人带来一定的压力和痛苦，但没有退路，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向前走，继续进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否则将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停滞和落后，中华民族又将失掉一次重新崛起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