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在举国反右的声浪中落地，采芹甫越三秋，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就已兵临城下。从遥远的黄河之滨南下的女红卫兵累得满头大汗，就坐在我家的地坪上捕捉身上的虱子，稍作休整。周围只见到处抄家烧书，还游斗教师，斯文扫地。高中时代总算巧遇所谓“右倾回潮”的读书空隙，年级总分第一的成绩与接受文教局抽查的数学满分，既让我在益阳县四中赢得声誉，也催发我乘势飞翔的大学之梦。但让我终日忧心如疾的是，我连上高中的资格都是母校师长追加名额所致，谁会推荐我去上大学呢？

高中毕业不久，我被派出参加放映技术培训，出任乡镇电影放映员。放映员在当时还是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而我的兴趣仍在读书。无书可读的境遇使我深感无助，就像堆积在山溪的鹅卵石，坐等流水与时间一同冲刷。

始于1978年的神州改革开放之旅带动了国家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无数青年乃至壮年学子的命运，平庸浅陋如我者不过是成千上万的幸运者之一。就在这年秋季，我离开放映员的岗位，穿着劳保皮鞋与仿制的黄色军装，走进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课堂。

说实话，由于两次高考分数偏高，我并不乐意接受师范院校与历史专业的训练，何况还是地方院校。然而，“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我和年龄不一的许多同学都知道，机会不可复制，每天的自习时间几乎就在图书馆或教室度过，差别只在于读什么。我以系统地阅读电影文学剧本为主，期待将来从事电影创作。当中国近代史课程由著名史家林增平教授主讲时，我才把学习精力转向历史专业。

那时候，无论是站在食堂打饭排队的行列，还是走在校园的路上，还是坐在周末的露天操场等候电影放映的片刻，手持外语单词本、书本或报纸者比比皆是。我校是如此，大江南北的高校都是如此。当我首次登上岳麓山顶时，还狂吟歪诗一首：“云宫痛饮未名茶，笑看城中百万家。自古长沙多俊秀，且邀岳臂挽年华。” 其心迹可见一斑。我想，在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史册里，应该这样写着：1978级，它是平均年龄最大的一届，也是彼此年龄差距最大的一届，他们的平均年龄与勤奋成正比。

改革开放的春天不仅赐予亿万学子求学深造的机缘，也使师长们的职业热情与才智得以空前激发。三年后，由林老师升任院长的母校被改名为“湖南师范大学”，还在1990年代以地方院校的名义，跻身国家首批“211”重点建设工程，我都并不为奇，因为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对母校最为感恩的是，当年能把家底搬出来，让学术造诣最深的师长走上讲台，直接授课。正是基于林老师的指点，我从大三开始，在长沙范围内地毯式地收集有关专题资料，撰写处女作，交林老师等把关。修改之后，除了公开发表，还收入林老师主编的论文集，还在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上获奖。本科毕业后，我就带着师长的嘱托，忝列高校教习，静守至今。

为期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既改变了我的学业与职业，也重构了我的生活与观念。既改变了个人，也改进了国家与社会。最近，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就不仅体现在举世震撼的开幕式上，而且贯穿于它的全过程，成为国人的骄傲，这是情理之中的。可以设想，倘若没有三十年来的建设成就，别说举办，即便是申办，都将免谈。

近年来，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其实，比知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时势或形势，形势比人强。《战国策》曰：“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孟子》亦云： “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若从历时性的眼光来看，同样是知识，它所带来的命运既可以是幸运，也可以是厄运。知无际涯，海不扬波。改革开放给个人、社会与国家带来的福祉是丰厚的，国人获得改革开放之机缘的代价却是高昂的。惟其如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倍加珍惜。

当然，机会往往只为准备者而存在，时势还需个人去把握，时不我待，稍纵即逝，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并非可有可无。“如何同枝叶，各自有枯荣”，同在一片蓝天之下，基于个人的勤奋与创造等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就在所难免，每一个鲜活的人生未必就是宿命论的注脚。霍姆斯（O.W.Holmes）说：“生活是绘画，而不是做算术”（Life is painting a picture, not doing a sum），他所说的绘画就关乎创造，而不是简单的计算。

2008年10月6日匆草于北京牡丹园寓所

人物小传：郭世佑，1957年生于湖南益阳，历史学博士，原浙江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负责人，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历史学科组召集人之一，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主攻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史源法流》等。主编“法大人札记丛书”、“湘籍学者丛书”等。

原载《光明日报》2008年10月9日第9版“我的亲历”，编辑部改题为《从放映员到教授》，兹恢复原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