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回春
我们每个人都与中医有“瓜葛”。
眼下的“90后”“00后”，显然很在乎那些情人节、圣诞节，但他们也不会忘记板蓝根。但凡幼时“上火”，或是如今喜欢吃烧烤，长辈总会令他们吃几片板蓝根化解，以免嗓子发炎，酿成病症。而往上数几代人，大都有被中医救治的经历。
我是感恩中医的，中医曾救活弱小无助的我。我和家人都不知道那位郎中的姓名，但那一块“妙手回春”的匾额，今生是挂在我的心里了。
我父母自由恋爱结合，喜得爱女，然不到一岁，婴儿患上急症，民间叫“抽风”。小人儿痛苦抽搐，口吐白沫，十分危重。父母都是“新派”人物，立即抱着我送往法国人在昆明开办的甘美医院。后来我看史料，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是“非到疑难重症时，才进这家医院不可”的，因为它收费高昂，床位不易得。而濒临死亡的我，却被甘美医院宣判“无望”，放弃救治。
父亲请匠人来家，为我量身定做小棺材，以尽对这个小生命最后的爱。
家里“叮咣”响着木匠作业的声音，里屋躺着奄奄一息的我。忽然门外传来摇铃声：“谁家小儿惊风，我有祖传秘方……”这一刻，恰似《红楼梦》。奶奶急奔出门，拦住了那个游方郎中。如果不是到了无门可投的地步，我父母是不会让一个路人来医治爱女的。游走四方的“草医”，是连门诊铺面也没有的，正如此次在武汉参与抗疫的“游医”。
我曾多少次想象当时的情形：一个衣着潦倒、面目沧桑的江湖郎中走到翠湖边的黄公东街富滇银行宿舍，一幢气派的法式洋楼前，挺有底气地“喊了一嗓子”，而后拘谨地走进我家，到小床前看这垂危婴儿，从行囊中取出四粒黑色的大药丸，吩咐每粒分成四份，以温开水服下。
奶奶喂我，父母任之，不存希望。撬开小嘴，第一份咽下，我停止了抽搐。母亲说，当时还以为“完了”，仔细一看，是宁静了。按时辰，将第二份服下，我睁开了眼睛，骨碌骨碌四处看。四粒药丸没有吃完，我已经能辨认亲人了。父亲拎起小棺材出门，送到一家医院的儿科，捐了。
在那个年代，凡是有点知识和家底的人，都以去西医医院为上策。而我，用命试出了中医的真伪。
“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着某些偏激，在对待自己传统医学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视为至尊的几位先驱，胡适、鲁迅，都排斥中医。究其原因，有因个人的经历而怀有厌恨的，也有因改革“旧文化”的意愿太迫切所致。中医显然是被误伤了。
不知何时，游方的郎中没有了，“祖传秘方”变成笑料。在现代史上，中医身影飘零。在教科书里，大概只有《扁鹊见蔡桓公》与中医有关，但人们的关注点多在“为政”，而非“医理”。
当屠呦呦女士以青蒿素拯救非洲，荣获诺奖，中医中药才在世界上喊响了“这一嗓子”。可惜，在医学界不见太大的反响。屠呦呦说，祖国医学里还有许多珍宝值得后人发掘。
我插队的德宏，是历史上有名的“瘴疫之地”。《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吃过“瘴疠之气”的大亏。唐代天宝年间征讨云南，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里反复提起的也是瘟疫：“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对瘟疫的恐惧，使当年这位壮丁自折其臂。直到从金鸡纳树上提取汁液制成奎宁，对疟疾才有了控制。我这个知青曾是寨子的“抗疟员”，每天收工后把药片送到傣家饭桌上。
在那首《祝酒歌》还没有唱响全国时，我参加下乡医疗队到滇南石屏县，趁机学习中医，不辞做最辛苦的事情：上山采药，回来晾晒、焙治，管理药房。我对“脉象”把握精准，得到队里中医的赏识。“洪脉”“滑脉”“弦脉”都与文学的意象相通，所以学中医是必须学好中文的。“把脉”是中医非常要害的一手，有些病人是说不准病情的。我把脉时还发现了两位孕妇，农村妇女羞于说出实情，若不调整处方很容易导致流产。
四气五味，八纲辨证，中医原理与中国人日常说的一些成语是沟通的，如“阴盛阳衰”“此消彼长”“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在中医和道家的观念里，人从来不会高过自然，人要配合、服从自然。例如四季的饮食与作息，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也是万物的规律。这些思想不断深化，影响着我的人生。
假如不是高考恢复，我的出路可能就是中医。
伴同生死
2000年春，我到京采访李政道先生。我带去一盒云南的天麻、三七药材。有人告诫我：“人家留洋多年的学者，不会要你这带土的也没有消毒的东西。”而李的同窗沈克琦先生却说：“李先生信这个。他这次来，就是特意到北京中医医院去看病的。”果然，李政道很高兴地收下了。
2015年春，我到台湾世新大学参加学术交流会。我将一批云南白药产品分送给台北的西南联大学长。抗战时期，云南白药支援前线，深受将士们的喜爱，也在这批“高知”的心目中留下了神奇的印象。
我到“金三角”探望远征军眷村时，看到东南亚人民和华人依然崇奉着中医，将来自中国的中成药视为至宝。在泰国最有名的大学里，开设有中医课程。
然而在我们这里，中医院校与一般高等院校相比，总有种入“另册”的感觉。云南是中草药王国，我曾到云南中医学院讲学，院长告诉我，他们招收的多为贫苦学生、农民子弟，且多数是女生。
中医顽强地生存着，“清贫”是它的特征，也是它与人民不可断的纽带。其实，无论什么社会阶层，中国人早将中药视为家常必备之物。谁家抽屉里不会收着几盒廉价的中成药呢，藿香正气丸、通宣理肺丸，更有速效救心丸，可谓功德无量。因为朴素，因为可靠，反而被轻视，这很像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对待亲人的态度。多年来，我们不就是这样对待中医的吗？
在城市中，似乎有一种“势利”的思维，仿佛只有底层百姓才会去看中医吃中药，中医退缩到偏僻的角落里，艰难地生存。其实，许多患者在接到西医的无情宣判后，总会返回民间，到陋巷和山里去寻求中医的救治。而中医，从来没有因无望的诊断而抛弃病人——即使是最不可能有收效的病人，中医也会让他服用调理与安慰的药剂，以示“不放弃”。从这一点来看，中医“悬壶济世”的信仰是高于西医的，因为它是因人创立、为人所用的医学，可陪伴人的生死。
中医与这个民族是同生共死的。
在那些著名中医的传记里，总有这样的故事：当无名瘟疫暴发，中医临危受命——这个“受命”，不一定来自皇帝或是官家，更多的是他们内心的召唤。他们挑起药担，带着弟子，深入疫区。在那些村镇，他们立灶架锅，熬药施救。民众们端碗喝药，医者观其效果，不断改进配方，由此留下很多因时因地配制的不同药方。所谓“逆行”，是中医的世代担当。救人救疫，岂论成败功过，只谓问心无愧。
自“神农尝百草”到我们那些历历可数的家珍——《伤寒论》《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历千年护佑着这个民族。世界上，瘟疫与逃亡留下了一座座曾经高度发达的城市，渐渐被荒漠湮没，而华夏大地上却没有因为瘟疫而被废弃的地方。
西医对病症讲究精准的学理分析，没有胜算不会出手，它是一门科技，能够发出“科学的判断”。也正是这一点让现代人质疑中医。和西医的造影、化验、超声波等诊断手段相比，中医只有“望闻问切”和一套近乎玄乎的说法。这是中医的“短板”，“得手”与“失手”都拿不出“人体数据”。而依靠个案经验的累积很难得到广义上的认可，因而发展很慢。
至于“庸医”，其实每个行当中都有优劣之分，但西医因为有诊断的科技凭证，“误判”往往能够得到开脱，而世人对中医则“人死必究”，故“劣迹”斑斑。
“疫”火重生
去年，我通览一本《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中华书局出版，台湾学者皮国立著），主轴写民国以来的疾病与医疗史，中医与西医在细菌学上的不同医理和对抗，可谓艰涩探索。其视角是中西医的“对决”，作者对中医怀有危机感，甚为悲观：
在中西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近代中医同西医在热病治疗学的较量上，完全没有屈居下风，值得读者省思。若是连“喊战”“抗战”都没有资格，日子久了，特色暗淡了，那么中医“生命”也将走向尽头。史事可鉴，研究中医者能不警醒乎？
我想，隔着海峡，皮国立先生一定也在关注大陆的抗疫之战。他会惊讶并欣喜地看见，在中国大陆这块母土上，所谓“没有硝烟的战役”，再也不是中医和西医的“对决”，而是二者携手同战病毒——医生们没有执着于学理上的分辨，没有门户的私心，完全从救人的实效出发，互相印证，各得其所，各出妙招，共同制定方案。
引用武汉抗疫前线一位西医的话：“中西医结合，效果非常明显，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中医在这次战‘疫’中表现耀眼，有目共睹。”
就在前几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新闻发布会中谈到：“80%的新冠肺炎患者是轻度症状，能够自愈或治愈，并不会发展为重症。”轻症患者的“自愈”和“治愈”，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排毒”过程。如果没有中医的介入，“自愈”对于很多基础体质不好的人，是很难实现的——病毒损坏了人的生理机能，生命非常脆弱。中西医护工作者以人为本，联合对抗疫情，才构成了“自愈”的安全轨道。没有中医，轻症患者的占比恐怕不会是80%。
背靠民族的根基之学，中医正在成为开放的医学，吸纳西医的诸多手段，补充自己的“短板”，尤其是诊断标准。而西医也乐于“就地取材”，与中医握手言欢，正在成为“中国式的西医”。疫情中的医者，也是仁者与智者，正在创造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观。
近年来，中医课程进入了小学课堂——作为中华民族“大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没有理由不进入。我想，这并非让孩子背“汤头”，而是要让他们懂得“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多读一些历史上中医治病救人的故事，懂得医德、仁爱，让他们学习中国传统道家的哲学，如《道德经》，因为它和中医是一体的。学中医，就是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祖先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看待未来的。不仅是小学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懂得“天人合一”“万物渐进”的道理，懂得“无为而治”会使身体和社会都安静下来，少一些破坏性的骚扰。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句话本是中医的医理，也可成为疫情中的我们自强不息、正气凛然的座右铭。
闯过这次大疫后，我们更应该为子孙万代栽培好中医这棵庇荫大树，留下防护堤，中医不能再疲软下去了。都想一想，为中医的发展还能做些什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