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人类社会治理体系越来越面对着由于社会结构复杂化和多元化分工形成的系统性复杂性难题，这不但要求在治理技术和方法上更加完善，还需要治理思想的根本转变——也就是要具有更全面的系统观念和标本兼治、细致入微的治理方式，这实际上与中医的治理思想并无二致。中医在中华传统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既是治病救人的技术，同时也蕴含着重要的治理思想。中医的核心治理思想就是系统观念和复杂治理，将人体视为一个与天地自然社会相联通，同时内部由各种子系统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治病的实施，要详细考察复杂的病因，治病的过程，也是恢复人体自身与天地系统平衡与内部循环通畅的过程，也就是寻根溯源、标本兼治、祛邪扶正。同时，中医也特别重视人体精神与身体的交感作用，不但要治身病，也要治心病。这些观念和思想，都对现代治理体系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人类现代治理的完善应该重视吸取中医的宝贵治理思想。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医思想；治理完善
作者简介：何哲（男，1982-）陕西西安人，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包括文化与治理、技术与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
当前人类显然面临着社会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复杂所引发的治理难题。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文化、环境、法律等各种内外部因素以及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和多元性特征的社会主体规模增长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杂复合的治理共同体。这使得当代人类社会呈现出复杂性和高风险性相互叠加的动态特征。因此，传统的治理模式必须要进行相应性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是治理技术和方法上的，还包括观念上的系统观、复杂观和辩证观。
治理的系统、复杂、辩证思维虽然完善于近现代，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全面、系统、联系、发展的哲学观念和当代系统论、控制论发展完善形成的科学体系，然而如果深入考察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医学体系早已形成了类似的全面、系统、联系、发展的治理思维。如果进一步分析人体结构，可以发现人体与人类社会具有同构性，人体内部同样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协同性的结构，同样需要与外部进行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同样需要有精神和物质躯干的协同，同样需要内部各种子系统的交互、联通和平衡。而人体之患病，如同社会之问题一样，也来自于复杂的内外各种因素作用，而中国传统医学治病的过程，就是对一个复杂系统进行全面的诊治、调整、恢复、平衡的过程，强调要辩证审视、寻根问底、扶正祛邪、内外畅通、标本兼治。这些治理思想，对于宏大的人类社会治理而言，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然而由于较长时间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意义重视不够，以及学科分野产生的知识体系隔阂，对于中医思维所具有的现代治理价值的讨论非常缺乏，令人可惜。在更加重视传统文化现代性价值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医治理思想所具有的前瞻性、系统性、辩证性等积极价值。
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人类所面临的治理难题和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特点以及由此产生了何种的治理困境？2）中医治理的核心观念和思维特质以及现代性价值是什么？3）中医治理思想对现代治理有何种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人类所面临的复杂治理难题和现代治理体系的特质与困境
当前人类显然面临着来自多种内外部风险和挑战叠加所引发的严重的治理困境，包括新技术（如高性能AI和可编辑生物技术），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温室效应和极端天气），越来越冲突的国际关系和战乱，越来越严重的全球经济不平衡和产业发展与转型困境，社会多元化和内部阶层分化引发的社会矛盾等。这些既造成了种种社会问题的表象，也形成了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隐忧。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建构好人类通往长期自由幸福的道路，是当代治理体系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然而，这些社会发展问题的不断暴露和严重化，也显示出了人类现代治理体系本身所面对的严重挑战和内部的严重困境。
（一）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特质
所谓现代治理体系，是一个既清晰又有所含混的概念，在时间维度上，指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逐渐形成的一整套基于社会分工、专业化、科层体系以及民主化、法治化加之不断运用整合现代技术形成的治理体系。而在空间维度上，现代治理这个概念与现代性这个概念相联系，其中蕴含着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形成的具有单一指向的工业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治理体系，其既具有工业资本主义相对于传统农业封建社会的进步性，也蕴含着内在的单一文明优越的排他性和工业资本主义内生的局限性。
具体而言，现代治理体系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基础上。[[1]]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通过将每一个工作进行进一步细化、分解和重组，从而获得在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上的大幅度提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制针场通过工序分解得以几十倍提高效率进行了印象深刻的描述。管理学之父泰勒又进一步对分工后的工人动作进行标准化研究而进一步提高了效率，形成了科学管理原则。福特则进一步改进了流水线，从而进一步简化了工作动作和增加了效率，用福特的话说，在他的工厂，上螺栓的人不用装上螺帽,装上螺帽的人不用去拧紧它。这些变革都根本性地影响和反映了工业时代基于分工形成的社会大飞跃的实质。从治理体系角度，治理体系也相应按照治理对象和管理事项形成了相应的专业分工体系。尽可能地将管理职责明确化和细致化，同样在管理体系内部形成管理流程的分工重组，加快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效率。
二是形成了科层官僚制体系的庞大结构。为了适应工业社会分工和进一步提高管理能力，现代文官体制逐渐完备。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德、美等国相应建立了文官体制，以考试进入、逐级晋升、权责分工、统一领导为特质。韦伯将其总结为官僚体制，并归纳出十大核心特点，包括根据专业性能力进入、遵守契约、严格服从上级、论绩晋升、可靠的收入保障等。[[2]]官僚科层制实质成为了现代治理体系的标准化的政府组织范式，其极具有分工整合、专业性强、结构稳固的特点，也蕴含了腐败、僵化、缺乏创新、效率低下、自我膨胀、本位主义等天然的缺陷。可以说科层官僚制是现代工业社会分工体制在公共治理方面的集中反映。
三是以民主和法治为基本政治基础。人类近代社会在政治上的重大进步在于改变了封建世袭权力体制的基础，从而建立了进一步保障个体权利发展的民主法治体系。近现代民主和法治是一体两面的，都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如马克思指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 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3]]尽管在现实发展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西方民主显然沦为大资本的工具，然而近代民主法治所确立的基本的政治架构和方向是正确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4]，恩格斯亦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5]]
四是不断充分利用新的管理和科学技术完善治理。现代科层官僚体制在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充分借鉴新的管理和科学技术的充分应用。[[6]]在管理技术方面，政府体系不断从工厂企业等社会生产经营前沿企业充分学习管理技术的变革，包括绩效考核激励、财务管理、管理生产信息系统等，从而补充完善了政府体系相应的管理技术。另一方面，政府体系也不断直接从社会中汲取最新的技术用以完善治理，如近年来不断兴起的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不断促使政府形成数智治理的新形态。
（二）分工作为现代社会和治理体系核心理念引发的深层次问题
从以上对现代治理体系基本特征的归纳可以看出，所谓现代治理体制无论其外在表现如何不断在容纳新的技术和改善治理公共性和参与度，但是其内在的最核心模式和基本思想依然是构建在专业分工基础上的科层官僚体制。这符合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近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逻辑，也就是分工。分工贯穿在近现代社会的处处：通过问题和知识分工，不断将原本复杂对象和问题不断地分解和简化，从而使得更大规模的更有效率地解决问题成为可能；通过生产流程分工，极大降低个体掌握生产工艺的复杂度和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通过职业分工，从而使得人们能够长期专注于某一个特定领域，从而得意发展知识、提高技能；通过管理分工，使得管理者能够同样精于被管理的领域，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从而有别于农业时代相对粗放的管理体制。可以说，是分工构建了整个近现代社会的运作基石。
然而，尽管分工对于现代社会的形成发展的作用如此之大，但是分工本身同样带来严重的负面问题。
首先是狭窄的知识范围和专业视野。由于人为地划分且长期聚焦专业和职业领域，使得现代社会体系的人们的知识范围被极大地限制了，这尤其体现在工业生产、知识研究和管理体制中。现代工厂中最具有多面能力的工人的生产技能也远远无法覆盖生产出最终产品的全部环节，而知识体系中，越来越复杂细分的知识分隔使得知识分子逐渐变为在狭窄领域精深钻研的专家，而具有通用性的知识人才越来越稀少。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前工业时代横跨数理工哲政法等多领域的宽领域知识人才，如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中国古代的墨子，甚至更近一些的牛顿、笛卡尔、培根等，在现代社会这样的人物已经越来越罕见。在治理体制中，科层化的分工人为地形成了管理者只长期聚焦于所管理的领域和范围，管工业的不知农业，而管农业的不知教育，而管具体业务的又不懂法的现象非常普遍。
其次是形成了较为严重的阶层分裂和本位主义。工业社会形成的社会分工的长期化和职业化，必然形成围绕着知识视野和劳动分工角色形成的不同阶层、群团和利益群体。从理论与全社会角度，显然各个阶层、群体本应该是相互协作支持和平等的，然而真实现实中的状况显然并非如此。不同阶层和群体围绕着不同专业分工和劳动岗位具有不同的社会分配份额和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从而形成了社会内在的严重分裂和对立。这种对立分裂尤其体现在知识创造环节和公共治理体系。知识分子之间的学科划分和对立与资源争夺显然会进一步加剧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破碎化并遏止重要的基础学科的发展。而公共治理体系则由于严格森严的公共职责划分而容易形成围绕着层级、专业与部门的本位主义。层级与专业部门的局部目标和利益取代了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和利益。这种状态在进一步制度化和更为严密的考核问责体系下则被推上了极端的情形。
最后，由以上形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固化、效率下降和治理谬误。分工引发的社会分裂和对立的负面价值还不仅体现在短期，而是体现在社会发展的代际传递中。知识视野局限和技能狭窄势必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家庭教育、职业选择和社交网络，从而将上一代的社会阶层固化到下一代。长此以往，必然阻碍社会正常的人才流动机制。这在如今的西方社会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社会中已经很少有社会底层出身的政治家和商业精英。僵化的人才机制和对立的社会分隔显然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运作效率下降。而在治理领域，围绕着分工设计的层层指标性考核机制显然会导致对长期治理目标的忽视，逐渐使得治理体系在表现上变成掏空根部与主干而着重于擦亮每片树叶的精美的形式主义。在功能上考核指标越来越繁琐，工作越来越繁忙、治理效果越来越低下的结果。
可以说，分工促使了现代社会的充分发展和繁荣，但是“反者道之动”，伴随着分工的极端化，也越来越呈现出对社会运作和公共治理体系的负面效果，这种二元的矛盾，可以成之为“分工悖论”。
（三）破解社会和治理“分工悖论”的关键在于系统观念、复杂治理促进系统整合
显然，分工能够产生更高的社会运作效率是有一个基本前提的，即被人分划分的局部分工最终能够有效整合协同在一起从而形成分工细致而整体高效协作的完整体系。这在现代大工业流水线生产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尽管现代大工业流水线将整个生产流程分解为非常琐碎具体的工序，然而整体上则以最终产品为导向，形成有效的上下游工序衔接，以流水线生产节拍驱动为节奏，最终形成完整系统高效的生产体系。
工业流水线高效运作可以观察到的要点是，首先是要有根本的系统输出目标。即无论分工多么细致，最终的系统结果是根本目的，任何导致生产线效率下降的分工要服从于根本的系统目的，都应该被优化。其次，要有有序的上下游衔接，分工环节不能只顾自己的质量完善，而忽略上下游的衔接，从而形成收尾相接连续运动的系统。第三，要有整体的节拍动作，每一生产环节都必须在限定的生产节拍内而整体运作，任何耽误整体运作的环节都会被优化。由此，可见工业流水线之所以没有出现“分工悖论”根本原因是始终在整体观念和全局视角来构建系统和形成分工。这也成为解决社会运作和治理体系“分工悖论”的关键。
当然社会和治理系统运作与工业流水线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即工业流水线整体上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中，而社会和治理体系的运转则不仅依靠单一的控制命令机制，还有大量的市长竞争、民主机制、法治约束以及外部监督和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根本上在于庞大的社会和治理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从而有别于依赖刚性机械连接和命令控制的工业系统。复杂系统的根本特征就是组成成分数量庞大，内部关系机制复杂，呈现出模糊性、自组织性、不确定性、突变性等根本特质，从而难以用简单的线性分解组合的方式来进行刚性约束。从真实的社会和治理系统而言，显然存在着主体众多，组成和运作机制复杂繁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阶层、环境、心理、情绪乃至历史和预期等多种机制共同作用，形成了复杂竞合的生存和运作格局。因此，社会和治理体系运作的高效有序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对于社会和治理体系这样由人所构成的高度复杂的系统而言，要解决其有序运行，系统观念、协作机制和协同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所谓系统观念，根本意义而言就是要具有从整体角度思考问题，从全局目标和整体利益出发来建构体系和采取行动的这样的观念，人类系统与任何非人类的生物或者物质系统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个体和整体的意识形成的主观能动性，正如马克思所言，“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7]] 也就是说，人类系统能够通过整体意识的连接和构建，形成一种面向全局和整体利益的观念导向，从而实现在不同系统分隔下的互相协调和配合。
协作机制，是为了确保系统有序运行而形成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制度性规定，其约束了系统中每个子系统乃至每个个体的行动规范。理论上好的协作机制足以保障一个系统的有效运作，但实际上针对客观系统可以但对于人类系统则完全不行，根源也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和自由行动空间，足够庞大的人类系统在每个环节细微的行为偏差都足以累积巨大的宏观偏差。而一味减少每个环节的自由行动空间则会扼杀整个系统的活性。
协同行动，是指人们出于共同的整体利益出发而各自采取的分散但最终可以形成有利于整体系统目标实现合力的行动。协同行动和协作机制所不同的是，协同行动更多的取决于个体在自由行动空间下所采取的自发性合力行动。而协作机制更多的是为了服从制度性安排而做的被迫行动。人类的自主性活动往往比被迫性活动更加积极、有活力和有创造性，效果也更好，而后两者则共同构成行为上的复杂治理体系。
因此，从以上可知，真正为了解决分工悖论，实现社会和治理体系的有序运行，必须要一方面构建普遍的系统观念，改变各自为政，孤立片面的思维体系。另一方面，则要积极构建协作机制和激发协同行动，从而实现人人参与的有效的复杂治理机制。在这其中，系统观念依然是最终的思想意识基础，也决定了协作机制和协同行动的形成。
二、系统观念的发展历史——中华本土文化作为核心源流之一
如果进一步考证人类系统观念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系统观念虽然作为一种科学思维完备于近代，然而却有着古老的历史，在东西方文明发展中，都相应提出了类似的系统观念。
（一）中华文明的系统观念——以道-水-医为传承脉络
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中唯一有连续性信史记录的文明，其在人类早期实践中较早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系统观念。在理论方面，则以天地一体的宇宙系统观念为核心代表。在实践方面，工程领域以治水的系统观为宏观的典型代表。而在微观的典型代表，则以中医体系最为系统完备和严谨详实。
中华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诚如钱穆先生所言，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8]]这一观念认为，整个宇宙，人与自然，都是在一个统筹宏观，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整体之中的，所以称之为宇宙，如《文子·自然》所示，“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又如《关尹子·宇》所言，“无一物非天，无一物非命，无一物非神，无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岂不然”。这一天地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观念被归纳为道，也就是《道德经》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皆在道中。这一观念也被包括儒、法、墨等各家所继承和吸纳。[[9]]如儒家经典《中庸》所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者也,可离非道”。《易传·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又云，“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此后至理学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朱子语类》卷一)”，心学则认为“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皆是对天人合一观的不同认识和表述。除道儒外，法墨阴阳等皆以类似的天地人一体为道的观念，只不过各家认为求道行道的方法有所不同，法家是以人代天地立法，墨家则推崇尚同、非攻以和天地，阴阳等则以术技求道行道。所以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言道，“人与天如此相同，故宇宙若无人，则宇宙即不完全，而不成其为宇宙。”[[10]]
除了文化思想流派上对以道和天人观念的传承上，在中华古代的工程领域也处处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念，这尤其表现在水利工程上。水患问题一直是人类迄今为止所面临的大患，因此自人类形成以来，解决水患就成为与获取食物同等重要的涉及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关键问题之一，治水也成为社会运作的重大公共事项。甚至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正是治水的需要，人类才从小的族群演化为大的国家，例如四大文明古国，都有对于早期治水在国家演化中的重要作用的记载，如古中国大禹治水开启夏朝，古埃及治理尼罗河，古巴比伦治理两河流域，古印度治理恒河印度河。甚至中文中的治理二字，最早也指的从治水引申而出。所以相当一部分学者将中华文明定义为“治水社会”[[11]]。在治水体系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全局统筹考虑的系统观念，[[12]]因为水往低处流是一个根本道理，任何治水体系，都要让水最终能够通畅地流出去，所不同的只是快慢缓急大小的区别，因此必须要考虑到主渠、支渠、分渠、乃至田间地头的毛细渠道，要综合考虑到不同时期的天气降雨量，考虑到泻、存、取、用的平衡。大禹用系统的导疏而不是蛮堵治理成就一代圣王，也成为中国历代治水乃至社会治理的核心信条。
东方文化在宏观方面的系统观念的工程传承是治水，而在微观方面的技术传承则是医学。中医的历史悠久，上自神农、黄帝、下自三代后的历朝，不仅民间非常兴盛，且历代官方都异常重视，如同史学传承一样，成为中华文化传承体系中的重要一支。从基本观念和方法论来看，中医的整个体系完全建立在整体性的系统观念之上的，并且其视角不仅是一个系统，而是多层级多系统的嵌合。中医体系中有三个层面的系统：一是天人合一的大系统，认为天地人都是一体的，人的健康要顺应天地规律，符合风雨冷热，配合作息。二是人体自身的中系统，认为人的系统是各种子系统的集合，人的健康要各种子系统之间的平衡。三是各种气血脏腑经络器官的子系统，承担起各种人体的基础功能乃至影响到意识情绪，身心健康。因此，中医的诊治都是建立在对各自不同层面系统的平衡和疏导之上，气血液精等物质在人体内如同水流一样奔流不息，所以中医如同治水的思路是一样的。
所以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内在的治理核心思路具有高度共同性，即从整体性的系统观念出发，注重平衡和以疏为主，实现社会和人本身的有序健康。
（二）西方文明的系统观念
西方文明在较早的历史中也形成了系统观念，因为显然人类早期所面临的自然状态是相似的，因此西方文明在早期和后续也形成了类似的天地自然社会一体相关的系统思想，但与中华文明相比，其缺点在于不够彻底。
在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也产生了类似中华早期的自然泛神主义观念，认为人是神所造的，但是西方早期神话很快转向了个人主义，例如古希腊神话中大量篇幅都是人是如何反抗神打败神的。因此，根本性的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念在西方早期并未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主流意识。尽管古希腊早期哲学如米利都学派相继提出了包括水、阿派朗、气等作为万物的本质，但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系统观念并广泛流传，相反西方普遍流行的是精神和物质分离的二元论。此后进入到基督教时代后，虽然基督教体系认为万物都是上帝造的，但其核心观念不在于万物是一个系统，而是强调人要恭顺崇拜上帝，且也并未指引工程技术领域的发展，反而压制了技术的发展，例如在中世纪欧洲既缺乏大型灌溉工程，在医学方面也相当落后。
直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一系列哲学、科学的发展才使得近代欧洲逐渐完善了系统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的交流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文艺复兴后，一大批包括《易经》《道德经》等承载东方核心系统观念的书籍传到西方后引起了极大震动，也积极促成了西方文明系统观念的完善。黑格尔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上的系统观念，[[13]]例如他指出“真理是系统”，“理念的真止内容不是别的，只是我们前此曾经研究过的整个体系”，“理念作为主观和客观的理念的统一”，“理念是唯一全体”等，继而又提出了通过无限低进的矛盾的“否定之否定”从而最终实现统一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14]]。可以说，西方系统论至黑格尔已经较为成熟。
（三）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念
马克思主义虽起源于欧洲，但是对传统的西方文明有了较大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较为系统的吸收和改造了黑格尔基于辩证法的系统观念，取代了以理念为基础的唯心辩证法，而是以存在为前提的，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形成了非常完备的哲学出发的系统观念体系。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 尽管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 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 然后才能是统一的。”[[15]]列宁进一步明确归纳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辩证法的十六要素，[[16]]更清晰地明确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框架结构，其中提出分析一个事物时要考虑“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过渡”等等。今天来看，就是非常清晰明确的系统观念。
在前人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进一步归纳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念，在《矛盾论》中他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著和互相影响著。”[[17]]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又非常详细地列举了在国家治理中如何系统平衡好十对关系，是系统观念在具体实践中的经典范例。此后，系统观念就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涵。
（四）现代科学的系统论
自进入二十世纪后，在哲学的系统观念的基础上，系统论进一步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体系。贝塔朗菲作为公认的现代系统论的提出者，[[18]]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逐渐提出系统论的思想，在1945年《关于一般系统论》的著作中，他基本完善了现代系统论的基本框架。
系统论出现后，迅速成为二十世纪推动中叶科学体系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控制论，信息论被合称为老三论。其对于后续的相关理论如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新三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工程控制论的提出者，钱学森对于系统论后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其在七八十年代起就大力提倡系统工程和复杂巨系统的研究，系统工程也成为管理学体系中的核心学科。
从以上可以看出，系统观念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古今中外都有系统论的提出，但中华文明较早提出了完整的系统观念并以道水医的方式流传下来，这非常值得今人之总结和归纳。
三、中医关于系统观念和复杂治理的思想和方法
医学和管理学之间，看似分野很大，实则联系紧密。中国自古便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论，近代以来，医学科学与管理学的联系更是紧密，如心理治疗体系被广泛扩展到管理学应用之中，医学率先使用的循证体系，亦被进一步拓展到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20]]从本质上而言，医学和管理学都是使用系统观念和复杂治理从事对人的研究完善工作。
（一）中医的系统观念
系统观念是中医的核心观念，而非通常人们认为的草药针灸这些表象，实际也构成了中西医之间的根本分野，西医并非不讲系统，但是西医由于发展历程较近，还停留在小系统的体系，如血液系统、消化系统等。而中医则由于根本的天地人一体的哲学观念从而形成了彻底的系统观念。
仔细剖析，中医的系统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宇宙自然天地人一体的宏观大系统。中医认为人是天地阴阳之间的产物，存在于天地之间，持于阴阳之间，所以人的健康必须要符合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保持阴阳的平衡。[[21]]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言，“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而人之所以生病，首先是因为与自然不合，导致阴阳悖逆，谓之六邪，即风、寒、暑、湿、燥、热。六邪侵害人的身体，与内因交感从而使人致病。所以人体的健康要起居作息饮食符合天地自然的规律，要昼出夜伏，饮食规律，符合节气。所以贤人 “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素问·上古天真论》）。
二是人体自身的中系统。中医将人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有三宝五脏六腑二十经略等构成。三宝为精气神，五脏为心、肝、脾、肺、肾，《灵枢·本脏》言，“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为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其中前五者与五脏一一对应，三焦则更为复杂，以躯干部位划分脏腑。二十经略则包括十二正经+奇经八脉，通过全身的气脉神经通道由表及里联络诸功能器官，从而构成统一的循环、运动、消化、感知、思考等人体功能。因此，以中医来看，人体就是各种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各种子系统在自发平衡调节下相互配合从而保持人体的正常机能。而一旦内外失和，或者受到创伤，子系统减少功能，人体就会陷入病中，治疗的方式就是要通过内外辩证，通盘考虑各个系统的状态和人体的总体状态，打通和恢复各个子系统的功能和各系统的平衡。
三是各个子功能系统。进一步剖析以上提及的三宝五脏六腑二十经略等，可以发现中医三宝脏腑经略等都并非单一的物理器官，而是一整套各个器官协作的体系。如心主血脉，指的是整个血管循环系统。如人遇到创伤后，血液流失则心衰，而对于心血管疾病，中医认为主要原因是气虚血淤，从而引发中风等疾病。又如膀胱主水，与肾相表里，又与脾相关联，如果脾虚则阳气不足，不能将食物中的水转运到体外，湿则生百病，所以祛湿还需健脾。至于精气神三宝，更是人体各器官共同协作的结果。因此，中医看来，全身各种器官相互交织作用，通过气血水等通道连接而相互支撑，构成各自的功能系统。绝无一个功能是由单一的器官完成的。这种系统观念起初被西医所曲解，认为中医是玄学，但随着西医的发展，对人体系统的更为深入的了解，也逐渐被广泛接受。例如传统上西医认为精神由大脑单独构成，但是近年来发现了肠脑轴，[[22]]证明大脑和肠道神经可以直接交换信息，肠道与抑郁症等有密切关系，其走向与任督等脉相合，证明中医的多系统协同理论的正确。
（二）中医的复杂治理
如果说系统观念是中医的核心观念，那么复杂治理就是中医实践的具体策略和方法。中医的复杂治理简要而言就是两个字，辩证。辩是分辨，证是实证。中医认为，人体生病是内外因共同作用导致的复杂的不平衡不通畅不健康的结果，因此要通过望闻问切等方式，仔细分辨致病的多种原因，分清主次，从而采用系统的方式给予治理。
中医的辩证范围很广，谓之八纲辩证，八纲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两两构成一对范畴。八纲辩证在《黄帝内经》中已经有了系统阐述，自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给予进一步发展，后历代总结归纳而成。如明代张三锡的《医学六要》中言：“古人治病大法有八，曰阴，曰阳，曰表，曰里，曰寒，曰热，曰虚，曰实”。清代程国彭《医学心悟》言，“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又将阴阳置于首，谓之二纲，余六称为六变，言，“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 “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是也,是即医中之关键。明此六者,万病皆指诸掌矣。”
在辨明病症根源的同时，中医的治疗方式则同样采用辩证施治、复杂治理的方法。中医治疗体系庞大复杂，在真正的医家眼里，无一物不可入药，无一物不可治病，如同大贤治国，无一人不是人才。《黄帝内经》总结治病有六术，砭、针、灸、药、按跷和导引。砭就是手术，针是刺穴，灸是烤穴，药是内服，按跷是按摩，导引是体操和气功。这是治已病的，如果加上未病调养，还要加上起居饮食等。而从治病的原理而言，清《医学心悟》归纳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这实际上已经是自我局限的中医内科，以汤药为主了。实际上自古以来中医就是内外兼施、已未同治、药食同源、心身兼修的无所不包的体系。在各种对于医学大家的记载中，其医治方式多样，甚至有故意气人呕血吐秽等方式。这亦体现了中医普遍的联系的系统观念。
再以典型的中药方剂为例，中药方剂的构成复杂，以君臣佐使的治国架构为治病体系，《神农本草经》言，“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历代对君臣佐使多有诠释，各有不同，[[23]]但其核心要义即在于系统施治，各种药功能不同，有主治的，有主调的，有主导通的，有主补益的。这种治病思路本不被西医所接受，但近年来西医在面对复杂病症时候，也逐渐尝试采用复合药方联合用药的办法，可见中医系统复杂治理观念的先进性。
从以上可知，中医治病的复杂治理理念贯穿整个治病的全过程，从望闻问切的复杂诊断开始，到八纲辩证的病理探究，再到六术八法的治病方法，以及君臣佐使的用药策略，无一不体现出系统辩证、复杂治理的先进理念，非常值得其他学科尤其是公共治理体系借鉴。
四、中医系统思维和复杂治理对公共治理体系的启示
如前文所述，当前人类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根基在于分工形成的专业科层治理，其引发的核心弊病的根源也在于此。而解决分工科层治理弊病之路的办法在于重新形成基于系统思维的整体治理观念和采用系统方法的复杂治理体系。这在近年的现代公共治理思想变革中已经表现的非常明显。现有的若干变革如建设整体政府，[[24]]主要是基于现代系统论和协同论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驱动引发，而中华传统医学的系统思维和复杂治理体系对这种变革有着更为深刻的启示。
（一）公共治理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功能嵌套的复杂系统
如同中医看待人体一样是宏观中观微观的多系统复合嵌套体系，公共治理体系同样也是类似的复杂系统。在宏观层面，公共治理体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法律等宏观系统相嵌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复合的复杂系统。多种宏观要素对公共治理体系都会产生关键性的作用，例如政治要素会直接影响公共治理体系的基本出发点、根本目的和大政方针。经济要素则会直接决定公共治理体系的资源水平和治理能力，文化、社会、环境、法律等其他要素同样会直接作用于公共治理体系。反过来，在不断的治理实践中，公共治理体系也会对这些宏观要素产生相应的影响，例如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治格局和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等，也会根据需要不断调整法律体系。
在中观层面，公共治理体系内部同样包括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法律、安全、教育、民生、卫生、反腐等各个功能部门，从而形成各部门相互协同的的复合系统。任何一个专业体系的缺失，都会导致公共治理状况的严重恶化。这与人体是由五脏六腑十二节二十经脉等各种功能体系的构成是一致的。并且各个专业领域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影响，例如社会经济恶化一定会引发公共安全的风险增大，而发过来，公共安全动荡也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衰退。在其他各个领域都可以观察到这种类似的多专业交织的状态。因此，在公共治理作为整体的中观层面，要实现各种子专业功能部门系统之间的平衡和匹配。
在子系统层面，各个功能专业系统自身也是由各级政府专业部门系统垂直形成的庞大系统。在系统内部形成遍布国家各个层面的相应的功能单位，从而完成从治理中枢向末梢基层机构的治理指令，也将基层的真实信息逐级向治理中枢反映。而在水平层面，各级专业的治理部门还要向本区域的治理分中心负责，从而形成了通常意义的条块之间的分割和矛盾。同时，各区域内部的子系统之间也要完成交互支撑系统的作用，从而促进各区域内部的治理水平的提高。而在子系统层面由于条块交叉和多任务协同，也产生了目标不一致而形成的实际冲突，因此，在子系统层面也存在着复杂的治理难题。
（二）以功能和任务为主线，打通科层体系
以专业化分工为核心本质的科层管理体系的核心弊病正在与跨部门的协同不畅，从而导致了科层体系与治理任务之间的内在冲突。中医同样面临着这类问题，中医解决这类问题的思路是通过经络体系，以线带点，形成纵贯全身，带动各器官协同运作的大的功能组织。这种功能组织虽然是无形的，但是调节联通多个器官，互相补益支撑，从而形成了跨越器官的有些的协同体系。
因此，真正要让科层体系能够有效的实现各种功能，就要在正式的部门分工层级结构之上，形成有效的多样的跨部门的任务体系，在这一任务体系中，尽管相对于具体的部门是隐性的，但实际上的功能和任务链条是显性的。也就是需要厘清整个公共治理体系承担和维持自我发展所需要的核心功能和任务，以任务出发，建立跨域部门的任务链，并且在各个任务链上要设置关键节点，并且经常地督导任务链的有效性。
而一旦任务链发生断裂或者虚化，往往就表现为实际治理效能的下降，内在本质是多部门协同的失效，这就需要用各种方法来疏导打通或者改革、强化任务链，使其恢复对于多部门的沟通作用。这就好比如同中医用针灸、推拿等术来打通经络。因此，真正要让庞大的科层体系有效发挥作用，就要形成相对有效的稳固的跨部门任务链。
（三）以全社会为大的系统，解决公共治理的疑难问题
公共治理体系自身能解决的问题往往是相对简单的，复杂一点的也可以通过加强各部门的协同治理来进行解决，然而，公共治理体系往往面临很多长期依存的难题，例如很多长期的社会稳定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都本质上不是政府部门单一的行政力量能够解决的，而是与宏观的政治经济状况，人民公平正义的感受，社会发展的阶段，整体公民知识素养的程度等密切相关。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社会大的系统的共同作用。
如同中医治病，首要要调理病人的作息饮食，以与天地相合，如果病人起居饮食无度，无论多好的名医圣药，都难以治愈。所以扁鹊有著名的六不治，其中就包括“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等，这本质上都是揭示宏观环境对治理的作用。所以，真正要解决治理中遇到的长期疑难杂症，一味用猛药，比如加大考核，加强处罚等，事实上并不能解决根本的病源问题，即便有效，也是治表不治理。而是要以系统辩证的方式仔细考察治理问题出现的各种根源，当疾则疾，当缓则缓，调理、整顿、发展兼顾，从而才能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疑难杂症。
（四）以辩证分析为要，多法综合复杂治理
辩证分析是建立在复杂的系统观念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实践，要求公共治理体系必须要实现多种治理手段综合施治的复杂治理，而多种复杂治理的前提基础就在于细致入微的辩证分析。
如同中医治病一样，首先要以望闻问切深入剖析阴阳寒热虚实表里，再统筹利用饮食汤药针石推拿等法综合施治，一方面调理气血经脉五脏六腑，一方面去邪祛病。对于公共治理问题也是一样，既要综合分析，以宏观态势去观察定位所发现的问题，也就是剖析治理问题的宏观层面，也要细致入微的切入其问题的根源，发现其细微的堵塞腐败之处。大凡天下治理之难题，虽繁琐复杂与诸多宏观要素相关联，但亦有微观之腐败拥塞为基础。如同心脑血管，虽然微小的堵塞只占全身血脉的极小部分，但是却能让全身失能。治理问题也是一样，既要大问题要善于用小处解决，小问题要善于从大处思考，要在纷繁复杂中，发现关键问题，关键环节，以重手治理关键环节，以调理补益其他因素，这才是所谓的辩证分析的要领。
对于具体治理方法而言，政治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经济方法、宣传方法、社会监督方法、情感方法等等诸多方法都是公共治理时的方法合集，真正要解决治理问题，要善于诸法协调，抓住关键，分清轻重缓急，疏堵结合，用药则君臣佐使，相互配合，猛药则以柔药配伍，宽策则以严法为界，不拘于成法，不拘于一策，天下万物皆可入药，天下万法皆可用于治理，这才是复杂治理的根本。
（五）以法治为保障，重在治未弊
治理的高水平不仅体现在能够及时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是要让国家社会能够健康持续生机勃勃地发展，最终要实现不治而治的天下大治的格局，这也就是中华传统所推崇的治世的最高境——无为而治。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这就是治未病，[[25]]所以《黄帝内经》言，“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中医治未病的方法无外乎三者，一是顺乎天地；二是强身健体；三是平衡阴阳。从根本而言，就是要通过日常的健康的起居饮食和防微杜渐来使得病不能生，或者在细微之处就能够及早根除，也就是通常所谓的防患于未然。而健康的防患于未然就是要合乎健康的规则，而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真正要做到防患于未然，根本上还是要重道守法。在中华文化的体系中，法就是天地正道规则在人间的具象化，如《黄帝四经·经法》 所言，“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法就是正道规矩在人间的体现。真正要让社会做到天下大治，不治而治，就要从细微处做到明信守法。一切社会败坏也好，社会积弊也罢，根源都是在于违法而不纠，没有规矩，久而久之，小病成大病，小弊成大弊，最终导致社会秩序崩坏，治无可治。因此，无论从治理已弊的角度，还是从治理未弊的角度，都要以法治作为根本准绳。
（六）心身同治，重视精神文明与实际治理的结合
中医体系尤其重视心神对于健康的作用，心神情绪上通天地阴阳，下定五脏六腑，心神不宁则百病皆生。现代医学也越来越发觉心理作用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要价值，[[26]]实际上是证实了中医心身同治的前瞻性视角。
对于公共治理而言，精神治理同样是极端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社会发展稳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公共治理要实现良治，就必须要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作用，重视教育、道德、文化等社会无形的意识形态的建设。中华文化的一个根本特质就在于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天下万物皆是可以被教育的，所谓，且把道德教化置于刑法惩治之前，也就是“有教无类”，“教先于刑”。所以中华文化推崇的德治为上，本质上就是通过根本上提高社会中人的普遍道德意识，从而将邪恶罪行扼杀在萌芽状态，通过修身、齐家、最终到治国平天下，[[27]]这本质也是无为而治的另一种形式。因此，实际上中华治理的最高理想，无为而治有两种不同层面的实现形式，一是以法来实现防微杜渐的作用，二是以教化来实现治恶于心的作用。这实际上与中医调治身心的方法亦无二致。
五、结语
人类社会当前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治理挑战，这其中一个根本因素在于基于科层分工为根本逻辑的现代治理体系已经越来越显现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进程中的不足和弊病，亟待进行根本的深彻变革。中医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在技术领域的一大集中体现。在治病调身的层面上，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的天地观、人身观、治理观。中医治理的根本特质就在于系统观念和复杂治理，将人体视为天地人脏腑血气脉等共同构成的复杂多层次嵌套系统，将致病因素同样视为来自于内外交感不和引发的各种非正常状态，在诊断施治的层面则综合采用辩证八纲、六术、八法等。这些对于基于分工逻辑为基础建立的现代公共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现代公共治理的完善，必须要改变片面孤立的分工科层制的基础逻辑，转变为以系统构建、内外打通、多方联系、相互协同、宏微结合、综合施治的治理体系，这需要积极借鉴中医治理的思路。在这过程中，尤其要重视形成普遍联系的系统观念，参照经络构建以任务功能为导向的内部体系建设，采用不拘一格综合施治的治理手段，重视法治和德治在治未弊中的重要价值。
文章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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