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广泛引进西方文化理论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遍现象。当代理论以“批判”为特征和内容。古典理想的强大惯性预设了批判理论的价值标准，文明退化的深层积习构成了批判理论的心理模式，文化产业的自我贬值提供了批判理论的经验证据，而把这一切聚合起来的，则是对资本主义（包括市场体制、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等）的批判。批判自有必要，它不但是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和文化使命的表现形式，也是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的指南以及由文本而社会、而政治的导引。但批判也有局限，它使我们难以客观估计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在文化上的贡献，也可能导致把文化与市场对立起来的认知和实践。在文化理论已成为显学的今天，迫切需要对文化批判理论进行反思和评估。
The widesprea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ultural theories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ntemporary theory takes "criticism" as its characteristic and content. Powerful inertia of classical ideal preset value standard of critical theory, the old civilization constitutes the deep degradation psychological model of critical theor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critical theory of culture industry self depreciation, and put them all together, is of Capitalism (including market system, liberalism, democracy etc.). Criticism. Criticism is necessary. It is not only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social role and cultural mission, but also the guid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text, society and politics. But criticism has its limitations. It makes it difficult for us to objectively estimate the contribution of capitalism in history and culture. It may also lead to the cognition and practice of opposing culture and market. In the cultural theory has become popular toda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refl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riticism.
关键词：文化 资本主义 批判 知识分子
Key words: Cultural capitalism; critical intellectuals
单成蔚 刘述良 单世联
理论是对存在与实践的反思。自苏格拉底把自己塑造为“牛虻”之后，知识分子对其生存环境特别是其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批评以及因此而来的疏离和对抗，就一直贯穿着西方文化史。所以理论与批判相联，但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批判”，则又具有一种特殊性：它们着意寻求对文化文本的社会语境、体制参数和意识形态效应的查证和勘探，重在分析文化—利益—权力的关联。诸如精神分析、语言学批评、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种种“理论”，都认为近代以来以“自由人文主义”为中心的传统理论，将之与特定阶级（如资产阶级）、种族（欧洲白人）、性别（男性中心）的价值标准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而予以解构和拒绝。思想上的反资本主义、反自由民主体制，在方法上的反科学主义、反各种类型的实证主义，是当代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2]本文要做的是对这种以批判为特点“理论”的批判：它们是如何批判资本主义的？
1、以“文化”之名
西方现代社会就是市场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西方文化理论中，现代性、市场、资本主义具有深刻的内在的关联。历史学家汤因比明确指出：“把‘近代西方文明’这一专门名词中的‘近代’一词解释为‘中产阶级’，‘近代’一词就可以得到一个更为精确而具体的内涵。西方社会集团一旦产生了一个能够变成社会中占优势因素的资产阶级，它就已变成为‘近代的’了。”[3]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始终面临着两大困境：知识分子的批判，政府权力的管制。
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市场/资产主义社会最触目惊心现象，就是市场/资本主义的“主人”资本、金钱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对文化艺术的侵蚀。19世纪初的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写道：
是谁掌握世界的枢扭？谁左右
议会，不管它倾向自由或保皇？
是谁把西班牙赤背的爱国者
逼得作乱？使旧欧洲的杂志报章
一致怪叫起来？是谁使新旧世界
或喜或悲的？谁使政客打着油腔？
是拿破仑的英录吗？不，这该问
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基督徒巴林！
这些人和那真正慷慨的拉菲特
才是欧洲真正的主人。[4]
在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Giacomao Puccini）的歌剧《艺术家生涯》（1896）中，几个贫穷的诗人、画家、音乐家和哲学家一面抱负非凡地进行文化创造，一面乐观地与饥饿作斗争。当那间破房子的主人来收取房租时，这些拖欠房租的艺术家竟然理直气壮地嘲讽和奚落这位品行不端的房东，把他提起来扔出房外。这是发生在1830年左右的巴黎拉丁区的故事，这是只能发生在巴黎这样一个尊重艺术家、维护艺术尊严的城市的故事。但是，这一场景确实代表现代文化的一个漫长而坚实的传统：在所有文艺名作中，房东、银行家、企业家、放债人之类的人物都是可恶之人或者干脆就是坏蛋。
重要的不是对个别资本家和商人的嘲弄，而是由此而展开的历史叙述和哲学判断。当资本主义制度使得这些与金钱为伍的家伙成为时代英雄和社会主角时，当金钱和资本全面进入文化艺术领域，当交换原则操纵了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全过程时，反抗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价值观就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目标之一。美国学者曼斯费尔德教授（Harvey Claflin Mansfield）认为：“一个大分裂、一个知识分子和商人之间的‘战争’早在18世纪的卢梭就开始了。那时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商人或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为狭隘、自私、只关心挣钱；而知识分子是思想开放和富于创造的。从那时起，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以攻击资产阶级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很像时下的文化战。知识分子把资产阶级的挣钱以及他们的价值看作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和不诚实的、不具备表现力和深远意义，是一个压抑。社会需要从挣钱的欲望中被解放出来。……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所回击的，他们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自己的阵营中，譬如支持资本主义的保守的经济自由主义者。”[5]知识分子与商人之间的“战争”其实可以追溯到更远。古典的希腊思想就对贸易和商人持怀疑态度，基督教福音书和早期的神父更是强烈地敌视他们。但只是在18世纪之后，因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这一对立才构成文化思想的结构原则。在英国，从布莱克(William Blake)到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的文学家，从爱得蒙·伯克（Edmund Burke）到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的思想家；在德国，从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到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的文学家，从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家；在法国，从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到萨特（Jean-paul Sartre）文学家，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到布尔迪厄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人不赋予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以忧郁的色调。一生与资本主义格斗的马克思把最真诚的颂扬和最坚决的批判同时奉献给资本主义：“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了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6]在知识分子看来，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繁荣与社会进步，却忽略甚至阻碍着艺术的繁荣：
诗人席勒：“利益是时代的伟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该任其奴役，一切有才之士都应拜倒在它脚下。在这架粗糙的天平上，艺术的精神成就不占任何分量，它无法获得任何鼓励，于是从世纪嘈杂的市场上消失了。”[7]
哲学家黑格尔：“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8]
革命导师马克思：“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9]
市场/资本主义不但“不利”于甚至“敌对”于文化艺术，而且对经济平等、社会公正、价值体系、生活世界等也有巨大的消极和破坏作用。一个相对中立的论者，英国学者摩根（Geoff Mulgan）把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资本主义赋予了强者统治弱者的力量。在这种批判中，资本主义的形象表现为榨干了穷人的血汗，是贪婪、暴饮暴食和不加节制的象征。此论的前提，是认为经济是一种零和游戏，一些获得利益的同时意味着另一些人有所损失。比如在电影和小说中，有权力的、没有面孔的公司都被描给成破坏普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阴谋，而且代表了死亡与生存间的对抗、丑陋与美丽间的对抗以及暴力与爱之间的较量。
2、资本主义摧毁了真正有价值的事物。资本主义把物质和金钱看得比人重要，一种追求可交换价值的体制必须降低一切事物的价值，这就意味着它忽视毁掉那些美丽并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资本主义通向天堂的道路与能向地狱的道路并无实质性区别。摩根认为，这种批判吸收了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反物质主义思潮。《圣经》中充满反对财富的劝告，从它的评论（富人进入天堂比一头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到它的警告（金钱是万恶之源）都是如此。伊斯兰世界有一个传统，来自沙漠的入侵者要清洗城市的罪恶，其教义也主张限制有息贷款。佛教对贸易故无恶意，因其早期信徒多数商人出身，但佛教的根本教义却也是告诫人们禁欲是避免受苦的唯一途径。
3、资本主义阻碍了思考。摧毁了一切有价值东西的资本主义是文化、理智和反思的敌人。商业规则挤压着高雅文化，大众口味凌驾于少数人的口味之上，不学无术之人的欲望超越了艺术家的欲望。
4、资本主义令人悲惨。资本主义的宣言是：与其他体制相比，它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和愿望。但批评者认为，这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并非追求快乐的盟友，消费者掉进了更多地消费的陷阱，从一种愿望到另一种愿望，从来就没有真正满足过。这里复杂的心理原因，大量的调查证明，经济增长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并无明显关系。
5、资本主义威胁到生活。对交换价值的不懈追求将资本主义置于反对有生命的劳动者的境地，这是最为致命的批判。工业化伴随着人均寿命的显著下降，自然环境成为追逐利润的受害者。[10]
市场/资本主义如此招致反感和怨恨，各种替代性选择也就成为知识分子探索的主题。资本主义高涨的19世纪中叶，也即“意识形态时代”，一些知识分子建构了浪漫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总体性方案，意在完善、改良或推翻市场/资本主义。反市场/资本主义的情绪、理念和实践包含着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等多方面的理由、根据和理想，推动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行动，迫使资本主义在压力下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造。但批判和改造一直没有终结。比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左派如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中派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右派如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延续了对市场/资本主义的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批判。“他们的观点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例如，商业的力量正在侵入家庭观念的核心；公民的美德正消亡；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延迟享乐意愿正在下降；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正在摧毁集体意识；劳动正在丧失意义；男人和女人正在沉迷于他们根本不需要的各式各样的消费品；国际化大市场正在摧毁各具特色的地方历史文化，仅留下毫无生气的融和主义或快乐论的虚无主义；市场价值的广泛传播正在侵蚀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传统和惯例；科技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业已达到极限，再也无能为力；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和其他更多的原因，资本主义正深处危机之中。”[11]所有这些批判理论，非“文化”所能概括，亦非知识分子所能主导。我们这里关心的，只是知识分子在文化理论中的反市场/资本主义论述。
2、“贩卖观念”的“知识分子”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不能把所有知识分子都视为市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马克思等左翼分子、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右翼分子确实是反市场/资本主义的，但伏尔泰、亚当·斯密（Adam Smith）、伯克、黑格尔、阿诺德（Mattew Arnold）、韦伯（Max Weber）、西美尔（Georg Simmel、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等一流知识分子却都赞同市场/资本主义。美国学者杰瑞·穆勒（Jerry Z.Muller）对此有一个客观的说明：“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秩序中的角色是多彩多姿的：作为立法者的顾问，努力最大化市场机制中潜在的优势，同时最小化市场的内在弊端；作为哲学家，将资本主义隐含的道德假设拉进人们的视野；作为批判家，为了提高人类的口味和偏好，进行着永无尽头的——也许是徒劳的——斗争。”[12]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不只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也是它的建设者。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更须注意的是，即使是赞同市场/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试图通过揭露和批判来推动市场/资本主义的改革和完善。而其立论的基点和标准，通常都是文化的、精神价值的和审美的。因此可以认为，文化理论中的市场/资本主义，基本上是被批判的对象。
问题还应当细化。显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反对资本主义，那么什么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批判者？从政治/文化立场上说，守护传统价值秩序、反对现代性的“保守分子”和志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人物”肯定是批判工程的主体，但这类人毕竟是少数。至少更多的批判者，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称之为“倒卖观念的人”：“这些人既不是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也不是某个具体思想领域的学者、专家。其实，典型的知识分子未必是这两种人；他不必具有专业领域的特殊知识，甚至不必特别聪明、智慧，就通史能够履行传播观念的中介作用。他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资格要求仅仅是：随时可以广泛的问题说点什么，写点什么，而他又能够获得习惯于在那些等着他发言的人们之先熟知新观念。……这个阶层不但包括新闻从业人员、教师、牧师、演说家、政论家、电台评论员、小说作家、卡通画家和艺术家——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这个阶层还包括科学家、医生之为的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他们习惯于阅读报章杂志，因而成为他们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新思想的承载者，而由于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是专家，所以，大多数人都对他们的意见都是洗耳恭听。”[13]作为原教旨市场主义者，哈耶克对这些“倒卖观念的人”评价极低。他后来再次指出：
……并不是这些杰出的科学家。不如说他们大多数是所谓“知识分子”，即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称为“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的那些人：教师、记者和“媒体代表”，他们在有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自封为在知识和道德上比那些仍然看重传统价值者高一等的人、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货色看上去很新鲜，必须对一切相沿成习的事物大加嘲讽。在这些人看来，赋予自己的立场以“新颖”或“新事物”而不是真理，成了主要的价值。[14]
类似地，美国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也指出：“……所谓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所有具有某种智力水准或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而是指那些用文字表达观念、塑造人们可以接受的语流，以此为业的文字工作者（wordsmiths），包括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者、报刊记者编辑及很多教授。但不包括那些主要生产和传播量化或数学化信息的人士（the numbersmiths），也不包括从事视觉传媒、绘画、雕塑、摄影的人士。从事上述职业的人对资本主义的反对没有文字工作者那样强烈。我称为文字工作者的人文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学术界、媒体及政府官僚机构。”[15]
哈耶克—诺齐克这样的认定并不准确，却又是重要的。
不尽准确在于，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并非都是“倒卖观念的人”或“文字工作者”。前面所说的历代悲观主义者以及从德国的阿多诺到法国的布尔迪厄的当代批判者，其中很多都是各自领域的一流人物。1930年代，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和牛津大学的科尔（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等“红色教授”也都是一流的专业学者。与此同时，牛津和剑桥两个名校为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剑桥不但是左翼思想大本营，甚至有几位教授冒险为苏联搞情报，曾闹出了几起轰动世界的教授特务案。[16]这些知识分子可能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其人既不“浅薄”其所为也非“倒卖观念”，哈耶克所说并不准确。而视觉媒体、绘画、雕塑、摄影等领域也并不像诺齐克所说的没有反资本主义的人士。同时，即使在人文知识分子中，也有一些自由思想家，认同市场/资本主义。在批判者和身份上，我们只能这样说：比较而言，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艺术家，是反市场/资本主义的先锋和主力，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常备的反资本主义队伍。
这一认定的重要性在于，当哈耶克—诺齐克认为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主要是“倒卖观念的人”或“文字工作者”时，客观上表明，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如严肃的专业学者或“具有某种智力水准或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他们的批判言论和思考，是并不“浅薄”的，因而也是值得尊重的。问题在于，不是这些严肃的学者或“具有某种智力水准或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而是那些“倒卖观念的”的“文字工作者”，他们的言论才具有塑造“舆论氛围”。其原因正如哈耶克说的：“当今时代的普通人，除了借助这个阶层居中介绍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渠道来了解各种事态和观念；而一旦走出我们自己的职业领域这外，我们几乎都是普通人，因此，我们都得依靠他们才能获得信息和指教，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使他们能始终紧跟舆论风向。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决定着，我们应当接触到什么样的观点和意见，哪些事实比较重要，因而可以让我们知晓，应当用什么样的方式、从哪个角度向我们说明这些事实。我们是否能够掌握专家和原创性思想家的研究成果，也主要仰赖他们的裁决。”[17]无论这些知识分子是多么的浅薄和不够专业，但正是他们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社会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据以采取行动的观念。比如文化工业之都好莱坞就是左派人士的天下，“在这里的作家和演员中间，可以找到最狂热的苏联崇拜者。”[18]而无数由资本堆出来且走向全球市场的“好莱坞大片”，也都在无情地揭露资本家及其各类代理人的贪婪、无耻和罪恶。这些电影在引导公众舆论方面的功效，要远远超过专业学者的权威判断。
这些“倒卖观念的”的“文字工作者”的“浅薄”之论，并不具有真正的理论价值，更不是什么批判理论，但他们所塑造的“舆论氛围”与批判理论之间却有一定的互动。评估批判理论的难题之一，就是在严肃的批判理论与“浅薄”的意见之间作必要的区分。但我们还是先顺着他们的分析思路，看看这些“倒卖观念的”“文字工作者”反市场/资本主义的具体原因。
第一，在知识上，确认市场/资本主义起源于罪恶。历史学与经济史学中的一个神话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反而恶化了。不但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想，不但文学艺术家对此持尖锐的判态度，一般的知识分子、专门学者也是如此。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谴责工业革命造成的悲惨状态，经济学家熊彼特等认定资本家的贪得无厌和工人的日益贫困直接相关，认定资本主义只是有利于资本家而给更多的工人带来的只是无穷的苦难。1951年在法国举行的一次资本主义史学研讨会上，一批经济学和历史学家分析了这个问题，其中特别提到两本书。
一本是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指出：“在使用机器以前，纺织纱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这些织工家庭大部分都住在靠近城市的农村里，靠自己争的钱也能生活得不错，……所以，大部分织工甚至还能够积蓄一点钱，并且租一小块地在空闲的时候耕种。”“工人们就这样过着庸碌而舒适的生活，诚实而安静地、和和气气而又受人尊敬地生活着，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比他们的后代好得多；他们无须乎过度劳动，愿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但是仍然能够挣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有空到园子里和田地里做些有益于健康的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对他们已经是一种休息，此外，他们还有机会参加邻居的娱乐和游戏；而滚木球、打球等等游戏对保持健康和增强体质都是有好处的。他们大部分是些强壮、结实的人，在体格上和邻近的农民很少或者是完全没有区别。孩子们生长在农村的新鲜空气中，即使他们有时也帮助父母做些事情，到底还不是经常的，当然更谈不到八小时或十二小时的工作日了。”[19]但相关的研究却指出，在恩格斯所报道的这段历史时期及随后一段时期内，工人的工资实际上是曲线向上的，尽管其中的细节还存在争论，“不过，一般而言，现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确实在提高。”[20]
另一本是美国史家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的《美国文明的兴起》（1929）。作者早就认为，人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对其所能与的政治决策具有直接影响。1787年立宪议会的许多代表都是有财产的人，他们努力创造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在《美国文明的兴起》中，比尔德这样评论新兴的工业资本家集团：阶级的分化和剥削，通过丑恶的手段聚敛财富，人们的趣味趋庸俗。比尔德的这本书在塑造美国历史学家的反资本主义成见方面是一股主要力量。但哈克尔指出：“比尔德一直保持着他本人少年时代在印第安纳乡村形成的农民对资本主义的偏见。……他之所以拒绝资本主义及其经济成就，更多地出于伦理考虑，而不是出于阶级、意识形态或辩证法的理由。因此，在他本人及那些受他影响的学者的著述中，从来没有谁试图去分析或者把握资本主义对美国异乎寻常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21]受他的影响，许多美国经济史家进一步指控资本主义的罪行。
尽管史学研究早已证明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改善了劳动者的生活品质，但对资本主义“罪恶”起源的揭发，仍然在强化着对资本主义的憎恨。这种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的印象，如何为当时与后世的人们所普遍接受？哈耶克的分析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逐渐注意到了以前被忽略不计的事。已经获得的健康和福利水平提高本身，抬高了健康和福利的标准和人们的期望。过去看来似乎是天然的、不可避免的状况，即使相比过去已经有所改善，也会被认为与新时代理所当然应该提供的机会不相称。由于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得比以前更快了，于是，经济上的苦难看起来更扎眼了，也似乎显得更没有正当性了。……有种种证据表明，社会依然存在严重的不幸，但没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不幸比以前更严重或者哪怕是一样严重。产业工人大量的廉价住房拥挤在一起，可能是要比有些农业劳动者或家庭工人曾经居住过的村舍更丑陋；这些状况比起穷人分散在整个农村的时候，确实更足以令地产主或城市贵族心惊忧虑。然而，对于那些从乡村移居到城镇的人来说，这已经是生活水平的改善了；即使工业中心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卫生问题——人们其实也一直在缓慢地、痛苦地学习如何解决——但统计资料则可以使我们很有把握地确定：公众的健康状况总体上是改善了，而不是受到了损害。”[22]
历史学家、经济史家的研究是严肃的、专业的，但其所论并不反映真实情况。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增进福利方面的成就必须肯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包括工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善了生活条件也是必须肯定。在这个意义上，对市场/资本主义的错误认知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当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当然我们还可以提问：市场/资本主义如果确实使人更加富有，它就必定是一件好事吗？况且，我们也不能把对市场/资本主义的全面完整的认知作为文化批判的前提，关键是看其批判是否把握了市场/资本主义的某些真实方面。但重要的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这类并不完全真实的研究成果，经过那些“倒卖观念的”“文字工作者”的放大、图解和普及，形塑并固化了公众对市场/资本主义的观感，以致于一说到市场/资本主义，就是贫民窟，就是狼吃羊，就是“资本一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真理。
这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中得到卓越表现。但在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看来，这些作家的重大错误在于：“他们对社会状况作出了倾向性明显的歪曲反映和错误解释。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所描写的令人震惊的社会状况，恰恰是资本主义不存在的结果，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残迹，是那些蓄意破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的产物。他们不理解，正是资本主义催生了为大众消费而进行的大规模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能最大程度地消除贫穷的体制。他们笔下的工人仅仅是向企业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人也正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或者正是他们自己用这些制造品来交换自己所需的食品和原材料。”[23]
第二，在价值观上，知识分子无法在市场/资本主义中充分实现自我。简单地说，这就是人文价值与市场逻辑的对立。德国哲学家P·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认为，资本主义的优点和缺点，但即使是优点和缺点，也只会招致知识分子的批判：“资本主义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允许许多价值和目标，只要市场有这些价值和目标，它放弃了对社会经济过程做出定论的做法，但这一点在那些认为市场不能充分促进某些确定的价值的人看来，却是资本主义的缺点。”[24]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价值中立的市场无法满足其期待，他们因此认为市场是反文化的。路德维希·米塞斯特别具体地分析了好莱坞明星成为革命者的主要动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上的成功取决于至高无上的消费者对一个人的成绩的评估。不管是制造商提供的服务，还是制片人、演员和剧作家提供的服务，概莫能外。而意识到这种依赖性后，表演行业中的人士比起向消费者提供物质服务的制造商来说更不自在。物质商品的制造商们知道，他们的产品是由于某种特定的功能而被消费者购买的。他们可以理性地预期，只要公从还没有找到更好或更廉价的同类商品，就将继续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所满足的那些需求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大会改变的。……他们可以相当自信地预见未来。
娱乐行业却截然不同了。人们之所需要娱乐消遣，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沉闷。对于娱乐消遣而言，跟以前雷同，就是最乏味的了。娱乐产业的本质就是多样化。掏钱的人最期望得到的是新东西，出人意料、让人惊喜的东西。他们的心思变幻无常，无人可以预料。他们鄙视他们昨天还珍视的东西。而且，舞台上或银幕上的大腕们，总是担心观众的变幻莫测。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可能还很有钱，很著名，但到了明天，就可以被人遗忘。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那些追逐快乐的大众的一时兴致。他们总是焦虑不安，心神不宁。[25]
知识分子的焦虑并不只是因为他在市场上的不成功，他们还认为，市场引导的文化生产总是导致作品平庸趣味低下，并将之总结为审美价值与交换逻辑的对立。如美国学者约翰·K.威廉姆斯（John K.Willianms）所说：“（市场）它不规定任何道德或美学的整全的观念，也不需要思想上的美德，它不追求任何东西——不具有任何目标或意图。它无非是协调分立的个体活动和技能而已，这些个体具有截然不同的目标，秉持着形形色色的价值。但是，它确实显现了流行的大众的趣味和偏好。在极大程度上，受到群众欢迎的商品可以大批量生产并廉价出售，而只受到少数人喜好的商品当然也有人生产，但这少数人必须准备好掏足够的钱。群众的趣味总是让人痛心。”[26]市场只认商品的交换价值，而在文化价值上持中立原则。这当然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当市场逻辑、交换关系渗透文化领域时，文化理论也就成为资本主义批判。
3、批判心态解剖
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有不满者，对资本主义最尖锐的批判来自无产者以及无产者的理论代表。一般地说，知识分子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受害者，资本主义在破坏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伟大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知识分子还是热衷于批判资本主义，就可能是基于一种特殊的心态。
在哈耶克看来，知识分子批判市场/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建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这里至少有三个层次的分析。
1、嗜好抽象。在《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1949）一文中，哈耶克认为，知识分子的特点是他们一般都只根据某些“普遍观念”来判断一切问题。“他对新观念作出判断时，不是根据该观念本身的优点，而是根据它们是否符合他的普遍观念，符合他认为‘现代的’或‘进步的’那种世界观。正是由于这种普遍观念对他本人和他就具体问题的看法具有影响力，所以，观念所具有的正、邪力量是与其普遍性、抽象性甚至是含糊性同步增长的。由于他对具体细节所知不多，因此，他的判断标准必须与他对其他问题的观点相一致，从而能够把所有这些观点统合为一个连贯一致的世界观。”[27]知识分子独特的嗜好，就是喜欢抽象理论并将之普遍化、极端化，“理念”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拿手好戏，他们相信社会是按照某个计划、某个理念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只要他们认为一种观念或原则、一项社会政策、一个科学成果是好的，他们就认为值得施行，而根本不再从其他角度予以考虑；他们也相信，一个计划的社会可以赋予他们这类知识分子以很有尊严、很有权势的地位。资本主义当然也有某种理念，如自由和个人权利，但这种理念描述的是自由的过程而不是自由的最终模式，知识分子在此只有参与讨论的权利而没有“计划”一切的权力，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却以意识形态将某种理念确立为社会的核心以赋予社会以某种组织形式，更符合以理念为业的知识分子的独特嗜好，所以他们要义无反顾地反对市场/资本主义。如果说每个时代的错误都在于把某些在一个领域中被证明是有价值的新规则应用到其他领域，那么这恰恰是知识分子的擅长。
2、热衷建构。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1952）中，哈耶克进一步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建构主义”理想。在他看来，人的理性有两种：迷信理性的唯理主义和知道理性的限度的理性主义。前一种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是伟大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应当是由人的理性设计制造出来的，相反，“凡是未经自觉设计的东西，不可能用于达到人类的意图甚至成为其基本前提，这种观点很容易变成如下信念：既然制度都是由人创造的，我们必定也完全有能力以我们喜欢的无论什么方式去改造它们。”[28]对于迷信理性的理性主义者而言，社会、政治、文化等都一项工程，都可以也应当按照某个理想蓝图进行全面的规划设计。这种“建构论理性主义”把人类社会获得的一切优势和机会，统统归因于理性设计而不是对传统规则的承接，并据此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只要对目标做更为恰当的筹划和“理性的协调”，就能消灭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现象。哈耶克的理性主义属于后一种，他相信理性是人最宝贵的财富，但人是有限的，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相信理性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宰，可以控制它自身的发展，则恰恰可能毁灭理性。所以好社会应当以这一前提条件为基础，而不能以人的理性无所不能的信念为本。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沉痛教训，哈耶克认为，现代文明受到的威胁，并不是毁灭世界的非理性的狂热，而是建构理性主义者之滥用理性，试图有意识地设计现代世界，从而把人类置于他自己造成的锁链之中。
3、理性自负。《致命的自负》（1988）是哈耶克最后一本著作，主题是总结其“自发秩序”理论。其起点是一个历史问题：人类是如何从早期原始社会休戚与共的小部落，发展成广土众民、和睦相处并形成巨大而复杂交往关系的巨型社会的？哈耶克认为，形成这种社会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人类中某一部分群体在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规则，包括伦理道德、商业惯例、财产制度、货币、法律、市场制度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类特意计划或追求的结果，而是在无人能预知其后果的情况下，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发进化而形成的。在不存在国家之前，就有自发出现的贸易关系；在理性时代之前，就有自发形成的传统习俗，可见文明的成长与其说是由于理性的完善和强大政治国家的建立，不如说国家和理性精神的产生是它们的结果。这些自发出现的规则、制度不断地扩展，使文明不断地从少数国家传播到其他国家。 这些规则、制度包含着无限多的要素、相互作用关系也极为多样，人类理智对这种复杂现象的形成机制只有很少的认识，我们充其量只能掌握一些有关它的一般结构的“抽象知识”，完全不足以使我们有能力“建构”或是预见它们所选择的具体形式。知识分子敌视市场秩序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或根本不愿理解这种抽象的自发模式在一切生活领域所起的作用。正是因为不理解，他们又不自觉地倾向于从“泛灵论”角度，把复杂结构解释成某个主体的自觉设计的结果。哈耶克认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头脑在内，许多知识分子所以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选择，就是因为他们在理性之外看不到任何有用的知识，或者说，他们不承认人类通过理性而得到的各种知识体系，也受着某些传统行为实践模式的制约。
哈耶克是20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1940年代，在法西斯主义与其他极权主义造成的废墟上，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与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自由的逻辑》等分别从经济学、知识论等角度，揭露“构成主义”理性的虚妄，阐明自由的地位和必要。他们的思想起源于18世纪苏格兰启蒙主义，尤重其“自发秩序”的思想，他们认为不但是经济现象、社会制度，甚至科学秩序等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计划出来”的。作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哈耶克的观点当然是片面的，但其所论还是捕捉到批判者的心理特征。
在哈耶克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心理构造”之后，诺齐克进而分析了这种心态的教育起源。他首先反对两个流行的解释。一是“集团利益论”。此论以为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状况不错，很多人拥有体面和高品质的生活，但市场社会不存在中央集权，如果有谁掌握权力或可能获得这种权力的话，那只能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人。而在社会至上的社会中，人文知识分子将主宰官僚机构，设计政策、监督政策执行。但诺齐克认为，这种“集团利益论”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人是按照个人利益而不一定是集团利益或阶级利益行动的。而且如果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在社会至上的社会生活得更好，那么他们就需要一个买卖这种言论的市场。实际的情形是：人文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也享有提出、传播和讨论新观念的自由，但他们越富有、越成功，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反而越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敌意不会因事实的澄清而消失。他们抱怨资本主义的垄断、污染、不平等、剥削、帝国主义、战争，或者迎合人们的欲望、鼓励市场上的不诚实行为、为利润而不是为用途而生产、为利润而阻碍技术进步、与传统的断裂、导致生产过剩等，一旦这些指控被认为是逻辑错误或假设错误时，他们不是改变看法而是放弃某一论点而转向另一论点，如童工、种族主义、压迫妇女、城市贫民、广告诱惑等。他们抛弃一个又一个论点，却并不因此而改变看法。“因为他们的态度不是建立在某个论点或抱怨之上的，……他们对资本主义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敌意导致抱怨，反过来，他们又使这种敌对心态显得合情合理。一旦遭到反驳，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某种怨言，但转瞬之间，又会出现几十个类似的怨言，来证明知识分子敌视资本主义是正当的，合理的。”[29]与“集团利益论”相似的另一种观点是强调知识分子与市场社会中成功人士在活动动机方面的对比，即对理念的爱与自私的贪婪的对比。诺齐克认为，这一对比言过其实。纯粹的小说家也可能获得高额的版税，而且知识分子活动的动机是否总是在纳粹的内在冲动下进行的也很可疑。比如常见的说法是男性作家的写作动机，是为了获得名声和美丽女性。“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成功人士的动机未必总比知识分子的动机更低俗，但我们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回报总是更容易落入那些满足了市场需要的人的囊中，落入那些满足了消费者需要的成功而高效的生产商手里。某些小说家和画家的收入就很高，这表明，知识分子也能满足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但市场未必会给那些知识上最有价值的作品以应有的回报，它所推崇的是（部分）公众喜欢的东西。这些可能是没有多大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内涵。市场就其本性而言，对于知识的价值是中性的。如果知识上的价值没有得到其应有的最高报酬，人们就会认为这是错误的，但即使是错误的，也不是市场的错，而是掏钱购买的公众通过市场表达出来的趣味和偏好有问题。……尽管如此，当知识分子看到一部自认为没有多大价值的作品却有机会挣大钱的时候，会对市场痛恨不已。因为他要经受市场的诱惑由，降低自己的标准，以迎合大众的口味，博取成功——或者真的这么做了——他会怨恨这套体制诱惑他形成了这种庸俗的动机和情绪。（好莱坞作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我们又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怪罪公众而怪罪市场制度？……如果知识分子渴望的就是市场的成功，他们又为什么对不得不满足市场的需求如此怨天尤人？”所以事情并不像上述路德维希·米塞斯说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是缘于不成功者的怨恨。真正的问题是：“不成功的商人一般很少怪罪制度本身，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总是怪事罪制度而不责怪不欣赏他们的同胞？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提供给知识分子高度的自由，使他们享有比较舒适的社会地位，他们到底怪罪这个制度什么，还指望从这一制度中获得到什么？”[30]
市场上的成功者也不满市场，是因为他们还有更高的企图。他们觉得他们是最有价值的人，社会应该给他们以最高的礼遇。如果不能如愿，他们就怨声载道。这种高人一等的想法，源自学校教育：“在塑造年轻人的观念过程中，学校教育的影响大概仅次于家庭，而且，几乎所有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家伙都进过学校，并且都是佼佼者。跟别人一比，他们觉得自己是优胜者。……学校教育也向他们展示并教给他们按（智力）能力分配奖赏的原则。……从学校教育中，知识分子得出结论，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他们更有价值，也坚信靠这种更高价值，他们理应获得更多报酬。”[31]但社会不是学校。在市场中，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技能并不是最有价值的，这就难怪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抱有深深的敌意。诺齐克的分析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专业取向。对资本主义的怨恨更多发生在人文知识分子中间。“为什么主要跟数字打交道的知识分子没有产生同样的情绪呢？我想是这样的：那些在数字方面有天赋的孩子，虽然也能在感兴趣的科目中考得主分，得到老师的赏识，但与在人文学科方面有天赋的孩子相比，却较少获得老师面对面的关注和称赞。能说会道的技巧，使那些具有人文天赋的孩子更容易获得老师本人的关爱，而正是这种格外的关爱，使他们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应始终受到关注。”[32]二是学校奖励。在校园社会中，（未来的）人文知识分子作为成功者，其奖赏是由中心权威的教师分配的。但在教室、走廓、操场上，另有非正式的社会群体，这里的奖赏不是由某个指导中心分配的，而是由同学们的兴致和好恶进行分配的，人文知识在这些场合的表现并不怎么好。所以，知识分子会对由一个中央控制的分配机关来分配奖赏和利益的制度怦然心动。这不是说学校中的优秀毕业生大多会成为反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只有那些在校园（官方体制）中居于上层，而进入社会后却经历了相当挫折的那些群体，或更准确地说，是那些预料到自己可能会走下坡路的群体。当他们读到有反资本主义情绪的作品后，会更进一步强化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三是思维惯性。当年轻人走出家庭，进入人生第一个团体或制度中时，如果他获得奖赏，就会把这一制度的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并且期望外部世界也按这一规范运转。所以学校中的优秀学生希望社会只是学校的同比放大，他在社会中仍然可以像在学校那样风光。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抱怨社会。当然，这并不是定律，地位下降只是促使人们敌视社会的一个因素，不能说任何社会的教学制度都一定会在不能得到社会最高奖赏的知识分子中间制造出反社会的心态。这里就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特殊性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宣称，它的奖赏只针对才能、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贡献。在世袭制或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绝不会指望奖赏将会或应当按照个人价值进行分配。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生产了这种期望，但它分配个人回报的惟一依据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市场上其他人的需要，它只问你的经济上的贡献，而不管你的个人价值。但它非常接近于按价值分配奖赏——价值与贡献经常通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滋味养了学校教育下的期望。外部社会的风气与学校的风气非常接近，而正是这种相似性导致了怨恨。[33]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与学校的教育原则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它同样是按照个人价值进行分配，只不过不是学校里的人文价值，而是市场上的经济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本主义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它宣称个人价值至上，但分配的标准则是市场的需要。四是社会开放。无论未来成为什么人，学生们都不清楚未来的人生道路是怎样的，他们似乎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获得一切。一个封闭的社会可以令他们的希望破灭，但在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在宣称：那些最有才能和价值的人都有望爬到社会顶层。但在社会中，这些最有信心也满怀希望的学生却看到，那些在学校里根本不起眼的家伙，却爬得比他们高。所以说，导致人文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并不是任何一种正规的教育，而是某一特定社会中正规学校教育。诺齐克由此得出结论：“任何社会，不和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只要其学校教育制度是专业化的，不与社会一致，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越重要，越有影响力，就越可能面临这个问题。”[34]至此，诺齐克把人文知识分子反市场/资本主义的原因，归结为学校与社会的脱节。
解决学校与社会脱节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使社会与学校规范一致。比如建立一种将知识分子置于社会顶层的制度。这样做的问题是：知识的地位越重要，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就越不能给相对出色的学业技能以最高报酬，因为消费者并不是根据考试成绩和课堂表现给学生打分的老师。另一种办法是改变学校以适应社会，这也是不可能的。学校教育固然可以重视许多其他的素质，但学校正式承认的只是或主要是知识上的技能和表现。学校之为学校，总是偏重于知识教育。如果重新设计教学体系，不再单纯地强调知识技能和学习成绩，其结果是代价高昂，而且带来新的麻烦。这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认为，培养知识能力和特长非常重要。但我们所了解的学校体系在培养这些素质的同时，不经意间也在那些最有天赋的学生中间播下了某种反对社会制度的倾向。如果只能通过限制对个体的可贵素质的培养，才能维持可取的社会制度的长期稳定，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不同价值间的严峻冲突。”[35]
必须肯定，知识局限、价值差异、特殊心态和理想失落等原因确实培育、滋长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所有这些使他们未能充能领略市场/资本主义的伟大之处（包括文化方面），因而未能充分意识到价值中立的市场在支撑的政治、文化自由方面的必要性。这些原因也部分地解释了文化批判的主观起源和客观内容，提醒我们正视批判理论的内在局限。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哈耶克、诺齐克等人的分析，主要针对那些“倒卖观念的”“文字工作者”，尽管即使严肃的专业学者和理论家也很难完全避免这些局限，但不能把它作为对批判理论的全面评价。同时，哈耶克、诺齐克都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他们对批判理论及批判者的分析，有其立场和理论的偏见。
文化理论中的批判理论激活了有关当代文化，特别是文化与资本主义体制的关系的辩论，它既揭示了市场/资本主义内在的精神贫乏和价值匮乏，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革，其意义不可低估。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要吸取哈耶克等的“反批判”，在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市场体制的同时，摆脱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历史地看，资本主义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解放了人性和人类生产力，创造了伟大的物质文明和文化杰作，特别是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建立、发展了它的道德体系、生活风格和审美观念，参与了、引领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不能仅仅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文化、文明的敌人。早期资本主义确实有原始而野蛮的面向，对此19世纪以来的文化艺术早已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分析和描绘，但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这种矛盾，一方面也带来资本主义的危机，另一方面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革与完善。它有破坏文化的一面，也有创新文化的一面。确如马克斯·韦伯所说：
资本主义和“艺术”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必定处于天然的敌对状态。[36]
这是对资本主义与（文化）艺术关系最为精当的判断。它蕴含两点：资本主义与艺术有敌对性，但并不必然，因为它也促进了许多伟大的艺术产品；资本主义创造了伟大艺术，但并不必然，因为那些杰作经常是在与资本主义精神对峙中产生的。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用传统的文化标准要求市场，知识分子更不能习惯性地、本能性的指责市场。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抱怨的：“知识分子对市场从来就没有好感：在他看来，市场永远都是庸人聚集的场所，是靠卑俗的动机推动的。这位知识分子，不论他是生活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他把经济生活看成某种令人厌恶但又不得不做的事，因而永远也不能让其太过突出或占据主导地位；还是生活在现代，他对那些新潮玩艺儿和麦迪逊大街搞出来的广告宣传很不屑一顾；总之，他们所表达的看法则是基本相同的。”[37]只有摆脱了这种反感，我们才能客观地评估当代批判理论。
作者简介：
1.单成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吉林长春 130024
2.刘述良，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后。
江苏南京 210059
3．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二级教授，特聘教授，博士导师。
上海 200240
[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
作者一：
[简 介]单成蔚（1986— ），男，江苏扬州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农村教育、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 人民大街5268号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 2013级博士研究生
[邮 编] 130024
[电 话] 15506013938
[电 邮] chwshan@163.com
作者二：
[简 介]刘述良（1978— ），男，湖南隆回人，行政管理学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公共治理与国家战略、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
[地 址]江苏省南京市 玄武区卫岗1号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邮 编] 210095
[电 话] 15365059686
[电 邮] laceno@126.com
作者三：
[简 介]单世联（1962— ），男，江苏扬州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二级教授，特聘教授，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研究方向：文化理论、文化思想与文化产。
[地 址]上海市 东川路800号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邮 编] 210240
[电 话] 18817666509
[电 邮] shiliansh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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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是为单世联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研究”的成果之一。
[2]参见单世联《西方文化理论的三种类型》（载《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卢子葳、单世联：《知识分子为什么批判文化产业》（载《探求》2017年第3期。
[3][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1957），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页。
[4][英]拜伦：《唐璜》下（1818—1823），查良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8页。引文中的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巴林（Baring）都是一个欧洲著名的银行家族，拉菲特(Jacques Laffitte,1767—1844)是法兰西银行的总裁。
[5][美]容迪：《精英的抱负与自由主义——与哈维·曼斯费尔德的访谈》（1999），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0页。
[6][德]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775页。
[7][德]席勒：《人的美学教育书简》（1793），张佳珏译，《席勒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8][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页
[9][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96页。
[10]参见[英]杰夫·摩根：《蝗虫与蜜蜂——未来资本主义的掠夺者与创造者》（2013），钱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1—90页。
[11][美]杰瑞·穆勒：《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2002），余晓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12]同上书，第478页。
[13][奥]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1949），秋风译，秋风编：《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4][奥]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1988），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15][美]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1997），郭建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2页。
[16]当然，资本主义世界的左派也分享了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理念因而不同苏俄政治。比如拉斯基即使在1938年自己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此前的费边主义者之后，也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基本上信奉个人自由，信任西方人而不是苏俄的新人。参见[英]金斯利·马丁：《拉斯基传》（1953），奚博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同识分子6）被伟大版，第103页。
[17][奥]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1949），秋风译，秋风编：《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8][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反资本主义的心态》（1956），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19][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2页。
[20][美]T.S.阿什顿：《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1951），F.A.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1954），秋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21][美]刘易斯·M.哈克尔：《美国历史学家的反资本主义成见》（1951），F.A.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1954），秋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22][奥] F.A.哈耶克：《导论——历史学与政治》，F.A.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1954），秋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23][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反资本主义的心态》（1956），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24][德]P·科斯洛夫斯基：《资本主义的伦理学》（1991），王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25][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反资本主义的心态》（1956），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26][美]约翰·K.威廉姆斯：《知识分子、道学家与自由市场》（1982），秋风编：《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27][奥]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1949），秋风译，秋风编：《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页。
[28][奥]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1952），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29][美]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1997），郭建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30][美]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1997），郭建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368页。
[31]同上书，第370页。
[32]同上书，第372页。
[33][美]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1997），郭建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
[34]同上书，第377页。
[35][美]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1997），郭建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36][德]韦伯：《德国的选举权与民主》（1917年5月），彼得·拉斯曼等编：《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37][美]G.L.斯蒂格勒：《知识分子与市场》（1963），秋风编：《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