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继承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思想成果，并在深刻总结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地位、作用、本质、价值和创造主体等基本观点，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深入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领导权、文化自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民至上和“两个结合”等方面所集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精髓，将有助于我们从学理上更为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石、历史依据、价值目标和实践逻辑，深刻感悟其蕴含的理论品格，从而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历史主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本质特征
文化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虽未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之概念，但他们从文化所具有的鲜明阶级性视野明确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而，无产阶级政党在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争得文化领导权。对此，列宁曾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争取政治领导权，还要争取文化领导权，强调“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革命文化是无产阶级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因此，毫不动摇地争取和坚持文化领导权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对社会主义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稳定社会秩序，防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具有重要意义，否则经济和政治上的领导权也终将失去，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党性原则的直接体现。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建构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确保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一）准确定位意识形态在文化建设和治国理政全局中的战略地位
意识形态鲜明的政治性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其生成发展的客观规律，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斗争，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努力占据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以巩固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从而把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到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以更好地服务治国理政大局。习近平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党必须牢牢掌握其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否则就会犯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是运用唯物史观科学总结党领导文化建设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得出的重要结论。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敢于亮剑、勇于斗争，坚决果断消除顽瘴痼疾，弘扬正气，使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人民的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向心力极大提升，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二）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作为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以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文化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集中体现了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长期实践探索的成功经验。这一制度创新，一方面突破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文化制度建构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外在对立的矛盾难题，使意识形态摆脱了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是脱离现实生活世界的抽象的思想观念认知，以一系列具体的现实的制度规范把人们的理想信念教育和价值共识内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从而牢固确立了党“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确保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的正确方向，使人们在当今社会思想观念日益多样、价值取向日趋多元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情况下始终保持清醒认识，不至于误入迷途。实践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全面融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体系，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举旗定向、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作用，从而为完成新时代党的使命任务提供有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引领保障。
（三）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面对复杂多样社会的现实需要。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服务于中国革命的新文化“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因此，党管意识形态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思想保证，主要内容包括：要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增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把准政治方向；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原则贯彻到意识形态工作的全过程，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要坚持正面宣传和思想斗争相统一，增强舆论引导力，做到以情感人、以诚待人，并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增强领导和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本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含糊动摇，敢抓敢管，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顽强的斗争意志、过硬的能力本领真正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并在复杂多元的思想文化交锋中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主动。
二、坚定文化自信，极大提升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说明，人们在生产和传播文化时，必然遇到前人留下的思想、观念和传统，并在这基础上进行新的历史创造活动。一方面，正是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才使一国文化代代相传，也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呈现出民族性，并成为维系民族凝聚力的心理纽带。这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根脉。另一方面，文化自信依托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识，体现着人们对自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所持有的坚定信心。这表明，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并形成新的文化形态。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新型的先进文化，它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优秀的思想和文化成果的总结、继承和发展。这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现实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唯物史观，从新时代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战略地位之新认识，提出和阐释文化自信的命题，认为文化自信是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精神支柱，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而把对文化自信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一）强调文化自信要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全面理解
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于自身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优秀文化生命力和凝聚力的高度认同、肯定和坚守。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文化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体现为文化主体的高度文化自觉。因此，“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也离不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就是说，文化自信不可能凭空产生，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出发才能全面理解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的政治品格，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任人唯贤的价值取向，为政以德、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道德规范，这些都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的优秀文化基因，也是文化自信的深厚源泉和强大底气。而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凝结着中国人民共同坚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文化自信的独特精神标识和现实基础。
（二）深刻阐释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和大历史观视野出发首次提出了“文化自信”，并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一起形成了“四个自信”，强调文化自信“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战略地位作用和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一方面，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更深厚更深远的文化价值认同和共识，是凝聚和引领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所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使其他“三个自信”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更加牢固根深的文化基石。另一方面，“四个自信”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支撑，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无论是道路的选择、理论的创新，还是制度的建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以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力量为基因的，发挥着最持久厚重的文化支撑作用；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党和人民在尊重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经过百余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体现着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因此，“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其他“三个自信”才更加稳固。
（三）明确要以文化自信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文化自信是一个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问题。对此，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尽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曾一度跌入低谷，但在党领导中国人民100多年的顽强拼搏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得以重建，成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及助力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同时，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更需要人们具有良好的精神素质和崇高的文化理想，而只有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积淀的文化血脉中汲取精神力量，才能激发文化创造者自身的文化自信心，进一步生成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每一个政治共同体都必须依靠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的整合力量，否则它就会分崩离析。”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定文化自信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为此，我们要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做到“七个着力”，充分激发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创新活力，不断夯实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伟业。
三、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唯物史观认为，文化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因素是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相反，在现实生活世界中，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力也以自己独特的思想方式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表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经济、政治、文化等构成要素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单一的经济发展或物的全面丰富并不表示社会的整体发展进步，只有社会有机体内部经济、政治、文化等构成要素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社会整体发展合力的最大化，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因素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布局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作用，明确提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建设好，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促进、全面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文化功能在新时代的突出表征
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以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荡涤旧中国遗留下的贫困和愚昧，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并向世界宣告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强国”。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确定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并聚焦一段时期以来存在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尚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指出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共同提高，才能使民族复兴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实现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追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一方面，物质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条件，为精神文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生产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实力保证。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具有相对独立性，为物质文明提供思想引领和智力支撑，并影响着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是内在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如果只发展物质文明、追求物质利益，不发展精神文明，社会将成为物欲横流之地，最终迷失前进方向；如果只发展精神文明，忽视物质文明建设，人的精神动力也将因物质贫穷而难以持久，最终精神文明也将成为空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必须坚持两者全面发展的观点，在全力推进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其价值指向就是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事实证明，我们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不懈努力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谱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精彩华章。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保障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为之奋斗、牺牲和创造的历史主题，内含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回顾近代历史，中华民族曾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和精神劫难，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越是接近目标，越要铭记历史的经验教训，越要准备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也更需要增强国家的物质力量和人民的精神力量。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到极大的丰富、发展和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有坚强的力量保障，也才能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持续增强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又要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全领域，繁荣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园，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保障，真正实现“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的美好图景。
四、坚持人民至上，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从“现实的人”出发，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彻底批判了在文化创造主体上的主客观唯心主义，强调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是文化产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文化也就不存在。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正是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进步，没有人民群众广泛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失去了创造的主体，社会将停滞不前。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放在文化发展的最高位置，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进一步科学回答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党领导的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厚的人民情怀。
（一）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人民主体的价值立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本质属性，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民的文化，它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并服务于人民。因而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和政治立场，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领导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鲜明立场。无论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庚续文化发展的历史根络，还是弘扬革命文化，继承红色基因，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关注和回应“人民之问”，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并善于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而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否则，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只能是脱离人民群众实践的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新时代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主线，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深厚的人民情怀，彰显了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
（二）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文艺工作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文艺创作必须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是党领导文化建设和文艺事业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要把文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只有体现人民需要的优秀文艺作品，才具有其存在和持久的生命价值。因此，一切文艺工作者要牢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和创作的远大目标，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深入实践，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不仅要“身入”人民，更要“心入”人民、“情入”人民，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努力创造出反映时代呼声、振奋民族精神和展现人民斗志的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传之久远的优秀作品。
（三）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无论是“五大中国特色”，还是“九个本质要求”，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文化建设必须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展开，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文化对人的发展的形塑作用，利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化功能，规范人的行为方式、指导人的创造活动、培育人的认识能力、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从而锻造时代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要依据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变化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确前进方向的基础上，以全新的思路发展和创新文化建设，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辟文化繁荣的新的增长点，为自身注入新的活力，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文化生命体源源不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思想引领和智力支持。
五、坚持“两个结合”，深化拓展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创新之路
任何科学理论的生成都是建立在人类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基础之上的，因而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是理论产生的现实土壤，科学理论要发挥对现实社会的指导作用，就必须同一个民族国家的具体社会实际、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要求相结合。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就是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活的灵魂。这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一方面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才能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挥科学的指导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的魂脉；另一方面，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并推动其现代转型，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又避免把经典作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条件下关于文化阐释的某些个别论断或结论作为立论依据，而是立足现实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文化进行提炼、概括和总结，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使之焕发新的生命活力。
（一）“两个结合”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规律性认识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发展道路是由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探索中，同全盘西化论等思潮以及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在文化发展道路选择上进行了坚决斗争，提出了以“洋为中用”解决中国与西方的矛盾，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创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形成指明了前进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大历史观和世界文明发展视野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而是要从波澜壮阔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历史纵深考量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只有坚持“两个结合”，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资源，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坚实的文化根基。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二）“两个结合”拓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发展新空间
任何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的精神产物，都历史地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并随着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而变化，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正是从这一唯物史观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要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创造性转化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长期历史积淀的智慧结晶，需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而不断发展，并结合时代特点和人民精神文化新需求进行现代转型，使之与当代社会、时代精神相协调相适应，否则将失去生机和活力。就创新性发展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发挥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精神力量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丰厚的文化资源，必须以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借鉴和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最有益的文明成果，丰富、完善和拓展自身的时代内涵，造就出新的文化生命体，彰显其新时代的生命活力，以服务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因此，“双创”的本质就是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创新，这是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体现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三）“两个结合”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的根本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几千年漫长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和积淀起来的，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维、政治智慧、认知价值和历史经验，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一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在100多年的实践探索中，我们党找到了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的根本路径，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独创性贡献。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方面具有的高度契合性，正是这种高度的契合性使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牢牢扎根。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改变了以往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上的两分法的思维模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化根基，两者交相辉映，“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在文化领域的迷思，真正实现了中国人民在精神文化上的独立自主，增强了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绘就了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的崭新图景。其四，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双向奔赴”的历史画卷，“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因而，“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作者简介：周建超，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求索》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