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星球上，某些最有天才的人，倾注毕生心血来创造这种精神桑拿，只是为你…現在，你的大脑，作为原始事实，充满了无数被设计出来以影响你的东西。

                                                   —— 托马斯‧德‧曾戈提塔

在心性默认设置的内涵里，“文化心性”的设置最有影响力。“传统信念或习俗的根本改变是极其罕见的。”（罗伯特‧埃杰顿）即使“人们往往接受了有理的意见，懂得了他们需要变革，表示决心要变革，可是随后又回头走老路。这种回头走老路的傾向表明，那些希望促进一种不同的、较繁荣的前途的人们，面临更深刻的挑战。”（斯特斯‧林赛《文化、心理模式和国家繁荣》）

故不难理解中国人面临外来文化挑战時，提出旣欲固本又要强国的对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今不变。

文化心性的默认设置应该叫做“文化模因的固置”。

一.人格：文化模因之心性设置

我曾经給“心性的默认设置”定义：在你的本性中种种的心理基因和文化模因，它们适应环境的经验，所建构成的无数的心理适应机制，积淀于潜意识，待机反应，以便提取使用。

文化心性的默认设置即“文化模因”，这个概念是道金斯在1976年提出的。模因是文化信息的单位，可类比为基因。模因是观念单位或其集合，例如日历，微积分，棋牌，奥德赛，印象主义，仇杀，绿袖子，等等。中国人熟悉的文化模因例如人情关系，潜规则，祖宗崇拜，大一统，计谋，面子，团圆，差序格局等等。

1.在人与人的博弈中，性格冲突占了很高比例。在文化冲突中，文化性格的不通约性往往成了交流的梗。

亨廷顿评述过亚洲人与澳大利亚人性格差异所潜在的文化冲突：

亚洲人一般是以微妙的、间接的、调解的、迂回曲折的、非评判的、非道德的、非对抗的方式与其他人一起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而澳大利亚人是英语世界中最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毫不隐讳的民族，有人可能会说他们是一个不敏感的民族。

亨廷顿评述了儒家精神与美国信念在价值观、信念之間的差异，然后评述文化性格在国家交往中造成误解和无法合作：

美国一贯追求与亚洲国家实行预期互惠的方针，它在作出让步時，期望这些让步能够导致亚洲国家作出类似让步，并经常以有必要同亚洲国家保持“建设性接触”或“对话”为由为此方针辩护。但是，亚洲国家往往將这种让步视为美国软弱的迹象，因此可能进一步拒绝美国的要求。这一模式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尤为明显。由于美国人喜欢將“友好”关系等同于“好”关系，因而在与亚洲社会的竞争中处于相当的劣势，因为后者把“好”关系等同于能为它们带来胜利的关系。对于亚洲人来说，美国的让步不应给予回报，而应当加以利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亨廷顿对文化心理性格间的不可通约性琢磨得很透彻，你想想中国人之間的关系，就可以意会到亨廷顿抱怨的意味。

2.在中国现代文化里，有一种人格的默认设置影响着男女亲密关系的模式:

中国年轻人在恋爱或新婚期，开始多是男子以讨好迁就的方式对单纯的女子情感贿赂，这时候男人倍感甜蜜幸福，柔软的心对女方百依百顺，非常享受女子的如水媚性。讨好迁就的典型表现是：我全听你的，老婆真伟大，你说了算！久而久之，领导恃宠生骄，將迁就当作了权力合法性，渐渐生成了女王地位的心理设置，除了在情感上主导两人关系外，家中种种细节安排、事务、财政决策都由女方控制。听话成为了男方心性的默认设置，颐指气使成了女方的专权定势。

之后审美疲劳和性趣常态化之后，男方感到憋屈了，渐渐以沉默、回避、逃逸、违背、争吵或冷暴力来表示自己的存在性，有时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奇怪的是，中国男人都不会长时间地坚定强势，总是发作一通后，慢慢就觉得自己好像很过分了，坚定强势不是中国男子心性的默认设置，这只是一种逆反心理的表现罢了，于是主动放低身段向女方示弱讨好。

发脾气和讨好迁就成了中国男人在家中波澜起伏的循环情节。不斷地默认、遵命、撒谎然后发作、争吵然后道歉、认错，周而复始。直至出轨，或离婚,没有胆量的，在麻木中度过余生。

这是“讨好服从求施舍进而背叛”之心性和“依附与凌驾的性格”之默认设置。中国男人委曲求全和软弱讨好的心性，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习惯臣服于专制权力压迫的文化模因所遗传和习得而建构在大脑里的带有奴性人格之默认设置。这一默认设置异延生成在男女关系中。男女关系与政治君臣关系是一种异域同构、同质共性的结构模式。

3. 在空间上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异质相对，同一个文化共同体或全人类在时代发展中也有文化的异质变化。从心性默认设置的角度看，乃时代性格之精神性文化的心理模式。

V.巴尔诺对“精神性的文化”之诠释具体而精辟：

一个社会的文化为各类生活问题提供了既存的答案，孩子在其成长过程中日渐了解到这些，并以本文化所特有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文化为他提供了应付这个世界的手段；而对这些方法的了解和掌握又增强了其自信心。文化也向他提供了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主要看法，宗教传统和民俗赋予每个个体一定的取向和信赖。（《人格：文化的积淀》）

亨廷顿的简要定义是：“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资本主义早期的精神是新教“得救預定论”之天职思想（韦伯），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发展到今天后现代资本主义，宗教信仰和天职价值观已經消解殆尽，前后两种精神性文化有天渊之别：

历史逐渐产生了一种令原本信仰和经验崩溃的强大的消解力量，超过和代替了上帝，它同时具备神秘的伟力还有不可限量的未来引力，那就是科技，它带来几乎所有的世俗好处，它就是現在的上帝。这是“科技和信息崇拜”的心性默认设置。

放弃了上帝信仰之后，后现代人和现代前期人各自具有相反的心理模式：上帝代表的是神圣、严厉、禁忌、制约和裁判，而科技带来的却是解放，解放了人类的力量，更解放了魔鬼。

解放了魔鬼之后，人类的心理被自恋、虚浮、狂欢、任性、无休止地追逐欲望和激动充斥，如拜伦所说：“生活中最伟大的莫过于激情和狂喜，热望的空虚感驱使我們去游戏，去厮杀，去放纵自我，同时深感最主要的诱惑力，那就是与成功不可分割的激动。”

资本主义早期将禁欲苦行主义和貪婪攫取心性锁合一起，到后现代资本主义时代，首先解构了神圣和禁忌，然后科技、媒体、信息、知识技术化、大众化和全球化解构了博雅教育和中产阶级价值观（自我控制规范、延迟满足、专业理性思维方式），再然后带来物质消费主义、大众享乐狂欢主义、放荡行为民主化价值观，最后导致反文化和庸俗统治，心理学取代了道德观，心理焦灼取代了负罪感，人们生活在負意义的精神空洞时代。（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在后发文化共同体中，另一种心性默认设置正在发挥不同的作用：韦伯曾经研究过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儒学重视君子修身养性以适应外界，适应世情，达到理想的心灵和谐。中国人经过良好的心灵调节，有“无限的耐心”，“不在乎单调”而“能不间断地努力工作”。这些品质虽然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但有助于他们十分能干地模仿资本主义的做法。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证明了韦伯的先见之明：

“十有八九，中国人將会很能干地——很可能比日本人更能干地——將现代文化地区已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充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加以同化。”

“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个人的文化，最后成为个人的人格；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后就成为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格。”（荣格）

4.人格作为一种“持久的组织系统”，它们既是既存的答案、特有的视角、应付世界的手段和自信心，也是准备适应各种情境的适应性心理机制。

文化模因最重要的动力是关于生存和强大的精神意志。

以犹太人的文化模因为例。犹太人的祖先可能起源于阿拉伯沙漠上，后来离开故土进入西亚肥沃的平原，漂泊几个世纪之后，他们在埃及定居，后来出埃及，在沙漠中历经艰辛，合并成为一支强大的部落，再后来，征服巴勒斯坦，建立国家。这个国家为独立而战达数世纪之久，直到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帝国吞并，然后又成了伟大的罗马国家一个小行省之一部分。直到近代，他们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是为以色列。

在犹太人的历史里，有这么几个关键词：漂泊流浪，定居，艰辛与受尽压迫歧视，征服，建国，独立。

但还有两个关键词必须补充：亡种的危機，强敌环伺。

犹太人与日本人有相似的文化模因，因为遭遇永恒的生存危机，这个族群的集体无意识默认了“拼命卓越而后生”的心性固置：必须掌握一切机会并且奋斗，懒惰、退缩、落后必死。世世代代成为一种文化模因遗传和习得传承。在强敌环伺的形势中，他们人人都是猛兽，深知掌握最高层次的优势才是自救之路。无论经济、教育、军事或科技，都要成为世界精英。

他们这个“拼命卓越而后生”的集体无意识，带着宗教的虔诚信仰，建构在“从上帝的遗民到上帝的选民”的惨痛认知敎訓上，时时忏悔警醒。凿进了灵魂的岩层，发而为人格本色。

世人在许多角度试图揭示犹太人的成功诀窍，但较少人认知到这个精神人格的默认设置，才是决定一切的终极原因。

二.心理模式：精神文化之微观设置

文化模因的分析不应从大前提理论直接跳到抽象的结论，对心理模式的分析至关重要。

心理模式是影响着人们如何理解世界和如何采取行动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见解、泛化概念、直至图像或形象。（彼得‧森吉）

心理模式是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基本信念及其潜意识直觉、情感反应式、思维方式等等，它们反复呈现关键的原型因素，不断自我复制，按照固定的心理慣例运行。

文化是一个更广泛的宏观层次上的变量，心理模式则是微观层次上的变量。心理模式适用于个人和人群，而且是可识别的和可变的。文化反映的是个人心理模式的总和，反过来又影响着个人所具有的心理模式的类型：二者相连系于一个不断演化的体系之中。（斯特斯‧林赛《文化，心理模式和国家繁荣》）

“要弄清楚是文化中的什么因素起作用，并不容易。不论那因素是什么，它都是比较精细微妙的，而不是一种文化的大传统的泛泛特点，因为在一种大传统之下，不同时期会有大不相同的结果。”（内森‧格莱泽《解构文化》）

1.人格、文化积淀是由许多复杂的心理适应机制构成的，它们分别对应于各种特殊的文化情境。这些心理适应机制统称为“文化心性的默认设置”。

西方的自由派人士在持续几十年的进步主义左派运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观念：反对用文化去解釋它所由产生的那些人的任何事情。它们说，谁要用文化因素解釋一个群体的問題，那就等于是指摘受害人，是种族歧视。

一种认知方法论的偏誤是：用大前提理论直接套释具体問題的演绎法，將概念内涵直接为事实定性。总是缺失了一层层的中介层次和多因一果的分析法。

文化既有大传统，也有很多小传统，种种小传统融化为我們生活和行为背后的心理模式。

心理学家的调查指出：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从摇篮時起，与社会的接触交往就有系统的差别。黑人白人通婚所生的孩子，白人母亲+黑人父亲者，智商测验的平均分数比黑人母亲+白人父亲的孩子高9分，因为对儿童的智力发育来说，母亲比父亲更重要，而白人的社会接触交往有利于儿童掌握技巧。

而对于美国非裔社区的调查表明：在那些社区里传播的文化理念（关于怎样生活和怎样作判断的全套观念）具有强烈的“反社会行为性”，即那些黑人孩子从小接受的文化理念是否定规范的东西，它们所理解的文化过程往往恰恰是偏常的。（奥尔兰‧多帕特森《认真对待文化：框架及非洲裔美国人实例》）

就是说，黑人的先天性不断遗传着一套反社会的心理模式，然后从小被社区文化加以行为化和互动强化，因为没有正常社会规范的心理模式，所以他们往往无法与文明規則良好相处。

2.对艺术作品的欣賞和理解背后反映了文化心理模式默认设置的深刻理念。兹以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为例。

国家英雄麦克白深得国王邓肯信任和器重。受三个女巫预言的蛊惑、野心疯狂的夫人之催迫，特别受到夫人以他胆小懦弱不像男人之激将，他狠下恶手谋杀了邓肯王。作恶开了头，暴行联翩不断，最后被讨伐诛杀，夫人发疯而死。

西方將《麦克白》定性为人性悲剧和心理悲剧。

这出剧的主角是麦克白夫妇，在中国人看来，这两个犯了谋杀罪和篡位的刽子手，他们有什么悲剧？

读懂这出剧的人会理解，剧中提出的問題是：要不要犯罪？犯罪了以后会怎么样？犯罪以后我們怎么办？

由于麦克白深刻痛苦的怀疑和反思，作品“使他成为悲剧的伟大主角和其他悲剧的伟大主角并列，他有征服未来的企图，他像俄狄浦斯一样，要与命运作殊死的决斗。”（布鲁克斯《赤体婴儿和雄伟的外衣》）

在谋杀前麦克白不断犹豫担忧，反复考虑公道的裁判、罪恶的示范效应、恶有恶报的因果道理，以及考虑到被害者的髙尚品德，自己是国王的重臣贵戚，用心衡量谋杀是否合乎道理，足见他本来就是一个以正义道德为灵魂的英雄。

麦克白最终被夫人催迫着谋杀了国王。谋杀前、谋杀中和谋杀后他都显得非常恐惧。他的恐惧来自良心道理，也来自作恶本身黑暗心理的腐蚀性。良心的谴责使他犯罪后心神不宁，心惊肉跳，受尽折磨，自认“弄脏了自己的心”，“把自己永生的灵魂送给了魔鬼”，“心里到处都爬满着毒蝎”，“完事凡自恶处始，它们想要发旺壮大，也只有再向恶处行。”他继续滥杀无辜，然后频現恐怖幻觉，若真若幻地见到鬼魂。

他想，如果没有做下这样的滔天罪行，我真是十全十美，像大理石一样完整和稳固，和吹拂着的风一样自由自在，而现在我却被监禁在囚牢里。

麦克白最后说出了一段著名的叹息語：

“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麦克白夫人率先疯了，她每天晚上都梦游，只做着一个动作：拼命搓着双手，要洗掉手中的血迹，喃喃自语道：“这两只手就再也洗不干净了吗？”似乎又听到了谋杀当夜听到的敲门声，哀叹“地狱里真黑得很哪！”“做了事也没法反悔。”

下面一段话是这出剧的主题：

“违背天理的行为一定会产生违反常情的错乱：怀着鬼胎的人们就是对他们毫无知觉的枕头也会泄漏秘密的：她需要医生，但是她更需要上帝。”

（第五幕第一场）

麦克白在痛苦、疯狂的恐惧和幻觉鬼魂的折磨下，丧失了勇猛的战斗力，被贵族讨伐者麦克多夫砍下了他的头。

多数中国人不能理解《麦克白》是一出悲剧，认为悲剧是以好人或英雄的悲惨或痛苦境遇为主题的，而麦克白夫妇却是犯谋杀罪的坏人。

中国人心中有固置的道德唯理主义信念，由此形成了善恶对立的二元思维方式，首先下意识給主角确定好人或坏人的身份，他理解主题逻辑的心理模式才能运行。

这出剧的焦点是谋杀的行为还是谋杀前后的心理恐惧和悔恨，这是决定如何理解它的分水岭。中国人会理解为谋杀-被复仇诛杀，但莎士比亚表现的重点却是心理悲剧。

莎士比亚將重点和大量戏份放在他们迷失本性的混乱和痛苦上，并表达了充分的怜悯。西方经典批评將麦克白称为“恐怖之王”，他的恐怖是在道德与野心的斗争中逐渐推向高峰。

德‧昆西精辟地指出：

（刚谋杀完莫名发出的）敲门声把一种特别令人畏惧的性质和一种浓厚的庄严气氛投射在凶手身上。害死邓肯王是最造孽的事情，当麦克白斯夫妇谋杀的时候，他们都丧失了人性，而被恶魔的性格代替。在犯罪实现后，罪恶的世界就烟消云散了，这时候出現了敲门声，它清楚地宣布反作用开始了：人性的回潮冲击了魔性，这个重建使我們强烈地感到人性停止活動的那段插曲的可怖性。（《论麦克白斯剧中的敲门声》）

人性的退场和魔性的疯狂，这是我們每一个人的悲剧。麦克白夫人发疯的情节，將犯罪时地狱和恶魔世界的恐怖心理与人性回归后自我折磨的痛苦深刻地联结一体：“犯了罪就再也洗不干净了！”这是迷失人性后无限悔恨的悲剧。

这出剧的效果是属于西方的。在有“原罪观”和“天使与魔鬼都在人心中之观念”默认设置的西方人心里，《麦克白》一剧才有震撼性和威慑力。人必须警惕魔鬼性占据灵魂主体，迷失本性或心魔主导是最恐怖的悲剧。

西方文化有认错、反思的传统，这是基督教“忏悔文化”的心性，所以才会有麦克白夫妇悔恨痛苦、自我折磨走向死亡的结果，是为心理悲剧。

没有忏悔文化心理模式的族群，不能理解《麦克白》，在他们的历史里，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作恶做任何反思和追究责任的经验。

艺术作品的创造和鉴赏以共同的文化心理模式之神秘互动来完成精神交流传递，心理模式互动合作越深刻默契，其作品就越符合该文化的范式，而成为永恒的经典，而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生活的教科书。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可谓代表。

3.有一个突出例子能够看到在中国人心中一种默认的心理模式。

几年前，暨南大学举办了一个国际中国文学研讨会，请来了300位海内外学者专家。大会精彩节目之一是請于丹作嘉宾发言。

于丹在演讲中讲了一个禅的故事，作为对外国人解釋中国文化高深莫测的范例。

在古代，一个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他与卖家争论，竟以項上人头打赌，肯定自己是对的。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以自己的帽子为賭資，与小混混赌对错。众人相持不下，找到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请他评断。老和尚沉思了一下，竟然说小混混是对的。小混混得意洋洋，旣以23吊钱买得了布，还赢了小和尚一顶帽子。老和尚因此受到镇上众人的鄙视和驱逐。

小和尚愤愤不平地质问师傅。老和尚答道：是你的帽子重要，还是小混混的头重要？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

于丹就此发挥说，我們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这就是中国文化高深和美妙之处，我們有时候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

龙应台写道：“我听到这里我真想自杀…”

姑勿论这个故事反映出中国人缺乏解决社会争端的公共程序，且说这样的混账故事竟然流传下来，作为启蒙标本教育民众，还狗屁不通地被称为禅的故事。于丹堂而皇之地为中国糟粕文化弘道，而确确实实的，多数上上下下的中国人也是这样的心理模式。

什么心理模式呢？

小混混是耍赖，但他非常聪明而深谙中国人心的弱项空子，用最恐怖的代价与老实人打赌，他在心理上吃定了大众，赌你们这些人输不起残酷的代价，要让你们承担道德上杀人的罪名，否则你们就要让我占便宜。

老和尚之混账甚于小混混百倍。他不但没有更聪明的解决問題的办法，而且纵容黑暗势力用流氓无赖手段绑架众人，还以这个案例給社会和后世安装了一个心理默认：中国人不在乎事实真相，不尊重規則和道理，而可以放任作恶。不管这个罪行有多大，只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虚荣名堂就行。这个故事似乎宣传爱惜生命胜于真理，那么从此以后中国人就会因势利导地为了惜命而一次一次地放弃真相和規則。这就是中国权势统治愚民最常用的手段。潜规则驱逐明规则，于丹以之宣扬流氓文化的高超，老百姓也以委曲求全的心理模式纵容高超的作恶。

认同这个故事的人也认同了软弱无能的心理模式，包括在会堂听于丹讲故事的学者专家们。

三：默认设置：文化模因的构型

在这个星球上，某些最有天才的人，倾注毕生心血来创造这种精神桑拿，只是为你…現在，你的大脑，作为原始事实，充满了无数被设计出来以影响你的东西。（托马斯‧德‧曾戈提塔，转引自《机器人叛乱》，P187）

1.文化模因既可以通过先天性组织遗传，也可以通过文化熏染的习得被情境设置。

社会心理学和道德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用认知模块理论来解釋在进化过程中文化通过适应性方式来引发人的文化习得和文化变异。

模块就像所有动物大脑中的开关，模块的功能是处理特定种类的刺激和信息输入。一个经过进化的认知模块，是对主体所处环境一系列现象的适应，会将人的注意力吸引到特定种类的事情上，并立即激发直觉反应，激发具体的情绪。

默认设置的原理就是通过大量新的即时诱因（刻意诱因）逐渐改变模块的原初诱因，即文化通过收拢或扩展任何模块的即时诱因，道德文化就会变异。例如在过去50年中，许多西方社会同情的受苦动物的种类增多了，他们反感的性行为种类减少了。人们的认知模块在儿童发育过程中衍生出很多内在的具体的学习模块。即时诱因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就能改变。

海特通过长期的实验总结出人类普世的6个道德认知模块：

关爱/伤害  公平/欺骗  忠诚/背叛  权威/颠覆  圣洁/堕落

在任何特定文化里，因为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将行为和道德模块联结起来，于是就造成了很多道德争议。不同的文化傾向于侧重不同的道德认知模块。

道德基础是先天的，是一种先验的组织，各种文化间，特定的规则和德行会不同。通过遗传，这些先验的组织在人一出生就已經设置在大脑的神经突触了，通过后天文化熏染和经验习得，先验的组织会得到修正补全，加强固置。

海特对美国对立的两种政治文化的调查发现：

在6个道德认知模块中，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进步派特别强调关爱、自由和公平，尤其看重关爱照顾，而对忠诚、服从权威和圣洁完全不在意。关爱弱势群体，表达强烈同情心，以高税收来维持高福利以达到这一目的。追求结果平等以示公平，允许人们自由任性地生活，包括吸大麻，变性，同性恋婚姻等等，反对从道德上评判和干预个人自由。

而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则认为传统价值对社会的正常运转非常重要，尊敬权威，对组织忠诚，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的洁净，在公平問題上，必须遵循因果报应的对等原则，根据贡献大小进行分配，惩罚偷懒者，宁可牺牲关爱。（《正义之心》第六章）

2.如何“设置”心性默认的方法，讲得最明白直接的是认知语言学之父乔治‧莱考夫，他用“框架的设置”来解釋：

“框架是塑造我們看待世界方式的心理结构。框架也塑造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制定的计划，我们行为方式以及我们对我们行动结果好坏的判定。”（《别想那只大象》引言）

“框架是常态。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着框架。我們说起自己相信的东西时，就用着自认为相对准确的框架。框架可以用来操纵摆布。”

他具体指出像为某个政策取一个名字，这是纯粹的操纵。斡旋也是操纵摆布地使用框架。碰上或者说了什么尴尬的事情，人们就会斡旋，试图給它套上一层无辜的框架，让尴尬的事情显得正常甚至挺好。宣传也是操纵摆布地使用框架。（P155）

举一个中国文化的例子：

清朝时代，皇宫的高级侍从向皇上卑微地自称“奴才”，“奴才遵命”。只有很高级的官员和皇帝身边的奴仆才有资格这样自称。于是“奴才”成为非常高级的荣誉称呼，多少人渴望“奴才遵命”都没有资格。结果奴才思想和性格就深深地打进了整个国家精英文化的心理结构去了。現在清宫剧泛滥，看客们看电视剧，满耳朵听着“奴才在”，“喳，奴才这就去办”，潜意识里都是奴才的集体无意识，这个框架的设置就透彻了。

相类的是在下、卑职、草民和小民等等顺从自卑的称呼。

莱考夫还说得更狠：

人拥有的每一个概念，都由大脑突触使之实例化。并不会因为别人讲了事实就能改变你的概念。要想让人们理解事实，事实必须跟大脑的突触相吻合。如果事实不符合他的框架，那么留下来的是框架，真相却弹开了。（P28-29）

3.文化模因的构型与习得学习精神有深刻的因果关系，兹以日本文化为例分析。

日本人心性里很大一个特点是“超克性的学习人格”。“超克”是日本人特有的一个概念，即经过学习而超越之。

日本人绝对不甘落后于人，知耻而后勇，善于学习，擅长以最快的速度赶上第一等的英雄。学习能力强是他们最大的优势，这是一种强者的学习性格，自主性足够强大，不担心自己的本质会被改造，不需要预设抽象的防范道义原则，可以学得很彻底，具备没有自卑感的超克式自信心。

日本文化有一个特点：“一味追随强者”。一旦发现原来模仿的对象失去了学习促进的意义后，就加以否定、放弃和抵制，去寻找新的更高明的“师傅”。这说明日本人的学习目的性非常明确。这就是日本的“超克观”。

“超克”是日本文化的一个关键词。超克来自于英文overcome，日文将“超越”与“克服”缩写为一个词，称为“近代的超克”（1942），对世界近代化过程的超越与克服。

王秀丽、 梁云祥著《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书，经过广泛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多渠道收集材料，得出如下结论：

“日本人普遍认为他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更高。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都认为他们赞同仁、义、礼、孝这些价值观，…远高于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对这些价值观的认同。也就是说，日本民众认为中国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是极低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日本人从中国文化学到的最大的成就是“礼治”，旣將法治規則推到极致，也將礼治内化到人的心性里，产生最有效的克制力。中国文化弃礼治而扬礼教，日本在这方面对中国的超克正看到其非凡的学习精神。至于它学中国文化而不取皇帝轮流坐天下制不取科举制文官统治制不取太监制等等，在在说明它善于学习超克的性格。

日本向欧美学习同样有非凡的超克精神，不赘。

通过学习而超克就是文化心性默认设置最重要的方式。

钱锺书说：

“其求学之先，不著成见，则破我矣；治学之际，摄心专辑，则忘我矣…及夫求治有得，合人心之同然，发物理之必然；虽由我见，而非徒己见，虽由我获，而非可自私…斯有我而无我也。故每曰‘神助’。”（《谈艺录》，P280，中华书局，1984）

4.很多心性不是有无的問題，而是多少和强弱的問題，如果一个文化共同体將某种心性放置在默认价值的第一位，那么族群里的个人会在互动中默认它是有优先权的心性。

例如“计算”这种心性。绝大多数文化族群的人都会有这种默认设置，对于中国人来说，计算可能是首要的一种心性默认设置。它与其他心性组合构型为成簇的价值观和心理模式，在中华文化圈人的大脑里具备优势心性。

其一是利益精准的计算。斤斤计较，精明之至地计算得失。

其二是自我保护的安身立命之计算。对各种风险和复杂错综的矛盾反复推盘，比较衡量。

其三是人际关系和政治上工于心计、深于城府的计算。设局利用或防范，算计好一步一步的棋路，这是计谋权术。

其四是势利分别和变化的计算。准確地计算出关系方的地位、身份、能力、背景和关系，恰到好处地逢迎或冷落，计算好恰当之距离和态度，在各种场合进退自如。

其五是胜败赢输的计算。精密地计算结果輸赢，以较一日之短长，努力争取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对于輸赢的过度計較，使得中国人不能接受失败者，对战胜者不胜气概上的妒忌甚至憎恨。

假如在所有事情上都怀着输不起、贪小便宜和要压人一头的心性，那么天真诚信的纯朴心就失去得越多。

中国人精于计算，故享有聪明过度和精明世故的名声。中国社会讲究复杂周到的人情，在专制政治文化环境中权术特别发达，中国人也擅长积累性盘算型的商业操作，锱铢必较和点滴积累获利，以致不惜贪图小便宜地计算。（参考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江苏教育出版社）

有两个文化细节非常显著，一个是钱物精算的能力，一个是前途谋划的稳妥：

华人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博弈无与伦比，开价上天，还价落地，双方不露底，但各自屁股都挂一把算盘。华人的心算能力，即使文盲阿婆，也是一流的，粤语谓：阿婆数。

华人家庭重视教育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教育只为了出人头地，超脱阶层限制，成为人上人。有一千多年的科举选拔的历史，这种晋身超升的计算，乃刻骨铭心的默认价值观。

在华人文化里，“计算”和“计谋”的心性与潜规则互为促进生成，非常发达。过度计算之下，质量和规范都可以罔顾。

4.每种文化的“假设”是不一样的，假设的系统，假设的因果关系，推理的逻辑，既定的不能动摇的大前提（信念、观念、价值观），作为集体无意识在默认之下设置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

美国自由主义进步派假设合理和理想的社会是完全平等的，自由的权利大于一切，在这样的前提下，就发生了一系列推理：对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不能加以限制，所以要打倒等级制，去除惩罚，改变传统，权利高于责任，要求在结果上人人平等。于是同情和救济弱者可以无原则，即使弱势群体犯罪，也要寛容甚至豁免。吸大麻、变性、非法移民、不工作都可以接受，强调自我控制是不人道的。几十年来几代年轻人都接受这样的教育，在“平权运动”的革命氛围熏陶下长大，这些大前提植入了他们的心田，成为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之默认设置。越来越多的恶性个人主义者的灵魂只剩下了懒惰-依赖性格，平等主义-嫉妒心理，任性-放荡的动物情绪，敌意-破坏的冲动心态。

而这些思想营养正是左翼知识精英在底层阶级的心性中給他们安装的默认设置：排除“严父式家庭模型”价值观，提倡“抚养式家庭模型”的文化框架。（莱考夫《别想那只大象》）

进步派认为，无用阶级的一员不负责任、没有自控力也是他的权利和自由，你不能强迫他改变心性。

当他们犯了罪错之后，进步派和保守派在探究这些社会问题時，会产生不同文化心性默认设置的冲突：

刘易斯说过：

当人们认识到出了错误時，他们可能提出两种問題。一种是问“我們做错了什么？”另一种是问“这是什么人搞的？”后者使他们在琢磨谁在搞阴谋，因而导致偏执狂；前者引出反思“我們怎样来自我纠正？”

5.文化模因的构型需要整体地考虑系统匹配，某种价值观的行为设置要考虑是否会与常规人性相冲突，合理调整是人格健康和成为独立理性者的重要过程。

现代以來，中国民众无数次地基于爱国主义感情抵制外国商品，然后无数次地从势而利地变节。

文化心理学认为：

凡是在一个族群里反复出現的行为，呈现关键的相同文化元素，有规律地自我复制，其行为模式即表现了文化心理的原型。

几年前，在抵制韩国乐天产品之后，环球新闻眼采访韩国乐天会长辛东彬，他说：

“不用担心，中国人非常市侩，无骨气无血性，我們降价他们就买。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最多抵制一段时间，像刮阵风。”

辛东彬的话从现象经验层面揭示了中国人在政治感情与生活欲望冲突中不知所从之自我矛盾。

利益实用主义欲望和急功近利价值观使他们迅速地背叛曾经高调宣示的髙尚道德，“从势而利”。但他们同样有敏感而易于被挑逗的受伤的爱国主义心灵。

將爱国主义设置为政治文化的重要国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当它被屡屡过度而轻率地使用于日常生活范畴，就会將民众安放在被考驗的难题困局。设置具体的观念行为，要考虑它们须同时符合天性人性，才能生成合理的价值观。不应该让人们进入自相矛盾和违背诚信的尴尬境地。一旦在两种价值观对立而无法转圜的状态下，人们宁愿成为卑鄙不诚信者，也会选择忠于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本性。

重大而髙尚的价值观行为，如果总是被设置于违反常识的低端地带，普通人会不断势利地背叛高尚，久而久之，就会演化出一个虚伪恶劣的社会。在唯理主义社会，总是用最高尚道德作常规标准，结果寡廉鲜耻、无视基本文明的行为则成为现实常态。

6.为了民族的超克，国家权力和知识分子精英往往在民众的精神层面设置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总是会与历史传统中核心的文化性格心理完美呼应，并且往往产生惊天动地的历史效应。

德国在二次大战前作为国家崛起之精神动力，就是在民众心中设置了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救星情结”，救星情结导致了德国人民对极权主义和独裁的崇拜。恐怖的是，当这种救星情结与国家崛起的渴望、德意志民族精神中固置的崇尚武力征服、暴力性格和军人荣誉融合一起之时，人类的悲剧就爆发了。

整个人类都有这种对救星的期待，尤其在民族主义情结和国家主义视野中。荣格用了“救星情结”的原型本能来分析德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情绪推动下的扩张主义国家暴力：

无意识真正包含的，是时代的巨大的集体事件。在个体的集体无意识中，有着历史的酝酿。当原型在许多个体身上被激活并升到表面来的时候，我們旣置身于历史，也置身于現在。此时此刻需要的原型意象复活了，每个人都处于它的影响之下。那改变了我们整个生活，改变了已知世界的外表的强大因素、那构成了历史的强大因素，就是集体心理。原型意象正决定着人们的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的无意识心理，而不是我们大脑的理性思维。

“谁会想到今天在德国发生的事件？一个极其聪慧而又有教养的民族会像中魔一样受制于一种原型的威力？它是不可抗拒的。它渗入到你的骨髓之中，而不是你的思维里，你的大脑完全不起作用。你的同情机制被控制了。它是一种从心灵最深处来威慑你的力，是被激活的集体无意识，是所有这些生存着的人共有的原型。一种不可理解的命运攫住了他们。我們不能把法西斯或希特勒主义当作观念，它们是原型，把一个原型给予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就会一致行动，任何力量都不能抗拒它。”

这种构成了整个生活、改变了已知世界和历史的强大因素，就是那个特定时代德国人的集体心理，对于当时的德国人民来说，就是从被战败的灾难和迷惘中渴望复兴和成为世界强国的扩张主义国家精神，希特勒成为了他们救星情结投射的对象。

“救星情结”是古代的神灵崇拜心理，后来它成了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原型意象。它是一种普遍的期望，是魔法人格的原型概念。在充满灾难、迷惘的时代，它自然又被激活起来，它能产生一种魔力，即压倒一切的影响力。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期都可以看到这种观念。它的古老的投射形式就是宗教作为精神治疗的体系。

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德国人》一书围绕着德意志民族的两重性精神原型，权力与精神、暴力与思想、国家政权与思想精神之斗争，叙述其“双重的历史”。这个国家自古以来一直幻想着主宰世界，而其民众服从成性，天生好战，梦想征服世界，成为其国民性的基本欲望。

由国家信仰和统治世界的野心交织，盲目服从领袖与排斥独立思考的军人文化主导，德国长达50年处于国家民族上升期，民族精神蓬勃，其种族由是膨胀性成长。俾斯麦高超的国家经营、德国人的优势性格和英法的衰落，种种因素造成了德国进入强国快车轨道。一战的结果短暂挫伤了德意志的霸权梦，却导致一战后，希特勒和纳粹作为被塑造的爱国民族英雄在“救星情结”的精神设置中，推动德国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疯狂野蛮的时期，最后跌落深渊。

战后70多年来，德国重新设置其精神文化，今日德国人逐渐失去了崇尚军事武力的心性。据最近报道，德国国民军士兵，普遍患上了肥胖症。国家主义和统治世界的野心沉睡之后，德意志人已然慵懒无争了。

主要参考书籍：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编：《文化的重要作用》，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5

基思‧斯坦诺维奇：《机器人叛乱——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吴宝沛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6

V.巴尔诺：《人格：文化的积淀》，周晓虹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92-6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

乔纳森‧海特：《正义之心》，舒明月、胡晓旭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5

乔治‧莱考夫：《别想那只大象》，闾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9

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成穷、王作虹译，三联书店，19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