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湘士人人格的组合：血气与德性》

1854年，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以抗击烽火燎原的太平天国军队，他在《讨粤匪檄》一文中，号召湖湘的“血性男人”加入湘军队伍，为保卫中华文化一战。1915年，蔡锷为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起兵云南，其誓师中强调为人格而战。曾国藩、蔡锷均凸显了湖湘士人“血性”、“人格”的特别价值与意义。

所谓“血性”，其实就是指人的血气与德性的渗透融合，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包括德性与血气的二重构造。正是这种德性与血气的结合，使得湖湘士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宏大事业来。梁启超曾经谈到曾国藩、胡林翼、蔡锷的血性人格与政治事功的关系：“松坡论曾、胡二公之事功，谓其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则松坡之事功，亦为此良心、血性所驱使而已”湖湘士人所以能够在艰苦卓绝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辉煌的业绩，焕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血性”是其重要的条件。

本来，在人们的日常经验或成见中，书生与血性往往是不相关联的，甚至是相克的，似乎读书愈多者血性愈少。但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恰恰是湖湘地区书生的血性。梁启超所赞赏曾国藩、胡林翼、蔡锷的，正是这些书生的血性。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所赞扬的“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也正是湖湘地区学者书生的血性。

所以，本文特别关注的正是湖湘士人的血性人格。

3、《湖湘士人人格的组合：血气与德性》之《血性人格的文化心理建设》

“血性”人格的“血气”与“德性”有一种内在紧张，所以，要能够完成这种文化理念的“德性”与自然生理的“血气”的渗透并不容易。应该说，它必须经过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心理建设过程。

湖湘士人在晚清以来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性相似的精神特质，体现出德性与血气相互渗透的“血性”特点。这种文化心理、文化性格的特质，必须是一个主观的文化心理建设与客观的历史积淀的共同作用才能完成的过程。而且，主观的文化心理建设最终会转化为客观的历史积淀，而客观的历史积淀则需借助于主体的文化心理建设。所以，我们在继续讨论湖湘士血性气质的同时，同时探讨他们得以形成血性人文化心理的建设过程。

如前所述，湖湘地区一直有着十分突出的强悍血气与修养德性的历史条件。一方面，湘人作为具有蛮族血统的后人，其血气一直表现出刚烈、强盛的特质；另一方面，宋代理学思潮形成后，湖湘地区成为理学的重镇，从而促进了湖湘士人重德性修养的传统。那些信仰理学、实践理学的湖湘士人，一旦能够将德性修养与自然血气结合起来，就能够表现出一种“血性”的人格特质。对于古代士人群体而言，能否具有血性往往会在一些特别的历史局势下，譬如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表现得特别突出。如南宋未年，元兵进攻湖南时，不仅负责守城的官兵与强悍的蒙古兵展开殊死的搏斗，就连在潭州州学、岳麓书院主持教学的长沙人尹谷也积极参与守城的残酷战斗，终因无力抗敌而举家自焚，其学生数百人亦勇敢投身于守城的肉搏战，据史书记载：“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惜死者姓名多不可考。”[1]岳麓书院师生的顽强战斗、拼死卫国，正体现了他们的血性意志，是一种忠义的德性与刚强的血气的融合。同样，在明清之际，强悍的清军亦在湖南遭受众多血性之士的激烈抵抗。这个时期的许多湖湘之士如王夫之、管嗣裘、夏汝弼、李兴玮等人，均是才学超群、博读诗书的学者，但是，他们面对异族入侵的严重危局时，均能够挺身而出，策划、参加抗清军事斗争。王夫之毅然举旗抗清，失败后潜心著述以总结明亡教训，管嗣裘因策划起义全家惨遭杀害，失败后削发为僧；夏汝弼不顾安危奋然抗争，最后潜入九嶷山在饥寒中辞世；李兴玮抗清失败被俘，誓不投降而惨遭杀害。这些才学超群的士人均是忠义德性与刚强血性的集合体。

晚清以后，中国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政治斗争更为残酷激烈，在这个时期，湖湘士人“血性”的精神气质表现得更为充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湖湘士人的血性人格就业问题一个通过自己主观努力而力求实现的文化的心理建设过程。

首先我们考察湘军集团，湘军集团是一个“士人领山农”而建立起来的军事一政治集团，湘军的将领主要是由进士、举人、秀才等儒家士人构成，他们普遍具有对儒家文化的坚定信仰，特别是服膺理学的德性修养的信念。所以，他们明确提出作为读书人来讲是离不开德性修养的，曾国藩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2]他将这种修养德性的学问称之为义理之学，“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3]这种以德性修养作为读书人立足之本的观念，在湘军将领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郭嵩焘等人那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理念。尤有特色的是，出身士人的湘军还将儒家的德性教育、作人之道推广到士兵中去，要求“上而统领，下而哨弁”均能够形成一股良好的道德风气，曾国藩制订的《劝诫营官四条》就包括“禁骚扰以安民”、“戒烟赌以儆惰”、“勤训炼以御寇”、“尚廉俭以服众”。他还将“父兄教子弟之家规”[4]作为兵营训练的内容。可见，湘军将领在贯彻理学的道德修身、德性修养方面确是不遗余力。

然而，湘军将领更是重视南蛮遗有的自然血气，并且注意将其具有强悍、刚劲的血气保留、融合在德性修养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血诚”、“明强”的“血性”气质与人格。这些士子出身的将领，并不像许多理学家那样将“德性”与“血气”对立起来，而是将德性的价值信仰融入到强悍、刚直的血气之中，建构出一种具有地域色彩的精神气质和人格。譬如，曾国藩提出的一些重要人格特质、修炼方法如“血诚”，“明强”，他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5]“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勘大乱，非拙且诚之效与？”[6]这里，曾国藩提出了“血诚”、“拙诚”的精神气质，显然，所谓“诚”是孔子、子思、孟子以及周敦颐、王船山曾反复倡导的一个德性精神的概念。但是，作为德性的“诚”是融在血气的“血”、“拙”之中，具体来说，血气的刚强、浑拙是“诚”得以实现的条件。“明强”也是如此，曾国藩说：“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7]“明”是指读书明理的德性修养，而“强”则是指血气的刚强，他认为“明”与“强”是相关联的，“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析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8]他很有说服力地将“明”的德性与“强”的血气统一起来为“明强”。曾国藩是为推崇的这种人格特质，包括“明强”、“拙诚”、“血诚”，均透露出他们将“德性”与“血气”结合起来的心理文化建设。

所以，在湘军队伍中，无论是将领人才的选拔，还是这些将领的相互砥砺，均是将这种德性与血气相结合的血性之士，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人格。曾国藩提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9]但是，他认为最为根本的，则是其是否具有“忠义血性”的人格精神，所以他提出：“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10]胡林翼也提出同样的“求将之道”，他强调要矫正军队的“积弱之习”，提出：“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举、贡、生、监、白丁皆可不拘资格。”[11]这就是梁启超所称道的“良心血性”。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用语中，“血性”有时指“血气之性”，故而其“血性”往往会与德性方面的“忠义”、“良心”连用，称“忠义血性”、“良心血性”；有时也作为“德性”与“血气”结合的概念，即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说的“血性男人”。

对于湘军将领而言，德性与血气的结合是一个艰难的文化心理建设过程，因为要将楚蛮强悍、刚烈的血气纳入到德性的道德理念中去，特别不容易。我们可以从这些湘军将领修身实践，体会这种精神气质建设的艰难。一方面，他们强调要能够保持、培植、张扬这一“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12]的刚劲、强悍的“血气”，这是成就理想人格（圣贤豪杰）、开拓经世事业所不能缺少的。曾国藩曾经反复强调：

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13]

天之生贤人也，大抵以刚直保其本真。[14]

他强调要将血气方面的倔强、刚直等保有、培植或弘扬，因为这是成就理想人格、开拓事功所不可缺少的，即所谓“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15]湖湘士人特别强调成就圣贤豪杰人格与事功离不开人的血气。郭嵩焘与其弟郭崙焘常常讨论血气的重要性，郭崙焘认为：“办天下事只是气，气盛则江河直泻，才虽小，亦乘势以飞腾；气恭则百端阻滞，虽有长才，无所用之。”他认为血气的“盛”是成就豪杰的关键，而郭嵩焘则更强调一个人血气的坚持性，他说：“圣贤豪杰长处，龙坐一赖字。险阻忧虞，艰苦挫折，都赖得下去。”[16]他以一个“赖”字表述血气坚定、持久的重要性。总之，曾国藩、郭嵩焘等人所说的所要保有、培植的倔强、刚直、气盛、赖等，均是人的血气方面的特点。

但是，另一方面，人的血气确是与德性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血气的倔强、刚直有可能对德性的完成产生负面影响。湖湘士人因自己先天的蛮性血统，对此有一定的认识。曾国藩是一位对自己的血气有着特别警惕和深刻反省的人，他意识到自己“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他知道血气的倔强、刚愎与德性的忠恕可能也会有矛盾，故而他在修养身心时时刻警惕自己倔、傲、强悍的血气。他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又略近乎嚣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17]其实不仅仅是曾国藩，湘军将领们的血气大多是偏“盛”、“刚”、“强”的特点，他们意识到这种气质的负面性，左宗棠一生均关注自己“气质粗驳”的不足，郭嵩焘还要求自己能够“自胜气质”，他说：“与天地气数争胜，当自求胜气质始。”[18]他们都承认这种凌盛、倔强的“气质”、血气有可能影响自己的外在事功与内在人格的成就。

湖湘士人天生就有的这种血气或气质，既是其内在圣贤人格、外在豪杰事业的必要条件，又是影响、甚至破坏其内在人格、外在事业的不利因素。要如何才能化解这一紧张呢？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文化心理的建设而实现德性与血气的融合。这种心理建设的修养方法有很多，他们常常通过体验于自己的身心和相互之间交流的方式推进这种文化心理建设。譬如曾国藩，与家人介绍自己的经验时说：“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近岁思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惜或作或辍，均做不到。然自信此六年工夫，较之咸丰七年已大进矣。”这种对“血气”既要“畏慎”、又要从中有养出“刚气”的修养，确是非常不易，即使具有修养志向的曾国藩都常感觉不易做到。曾国藩总结出来的“血诚”、“强恕”、“明强”、“血性”等精神气质的表现，均是要通过长期修养而将德性融入血气之中产生出来的结果，他时时不忘将气质方面的“血”、“强”和德性方面的“恕”、“性”的结合。郭嵩焘亦有同样的体验，他特别强调要将血气分为与道义相结合而形成一种“真气”，而将没有融入道义的血气称之为“客气”。他说：“客气最足以鼓动世俗之人，而君子羞之。……天下事非气不能举，劲气直达，义理沛然，非客气之所能胜也。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乃真气胜。”郭嵩焘强调要修成的“真气”，就是一种义理的德性与刚强的血气相结合而建设的文化心理。郭嵩焘在其日记中，经常讲到“君子”是如何将此血气与道义相配合的原理，他说：“气，用独者也。君子特立独行，高视物表，而用之既配道与义者也。……君子之用气也，仁以为已任，内自饬也。匹夫不可夺志，外自毖也。非义者远之，而以身为律也。乱吾道者拒之，而以言为万世法也。”这种将血气与道义相配合而完成的人格修炼、心理建设过程，也就是血性人格融铸的过程。

学界对清代理学评价不高，通常认为这段时期理学既没有培养真性情的圣贤人格，又不能产生开拓政治事功的豪杰之士，故而往往视这段时期的理学为“虚伪”（假道学）或“空疏”（无济世用）。但是，湘军将领均是理学的信仰者。他们之所以是既具有真性情的士君子，又是具有开拓事功的英雄豪杰，其原因之一，应该是他们能够将德性修养与强悍血气融合起来而形成的血性人格有关。

注释：

[1]【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73，《丽泽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2434页。

[2]【清】曾国藩：《家书一·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39页。

[3]【清】曾国藩：《诗文·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442页。

[4]【清】曾国藩：《诗文·劝诫营官四条》《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438页。

[5]【清】曾国藩：《书信一·复胡大任》，《曾国藩全集》第21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76页。

[6]【清】曾国藩：《诗文·湘乡照忠祠记》，《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304页。

[7]【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978页。

[8]【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1010页。

[9]【清】曾国藩：《书信一·与彭洋中曾毓芳》，《曾国藩全集》第21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224页。

[10]【清】曾国藩：《书信一·与彭洋中曾毓芳》，《曾国藩全集》第21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225页。

[11]【清】胡林翼《书牍·致余际昌》，《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第285页。

[12]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生出版社，2004年，第3页。

[13]【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1139页。

[14]【清】曾国藩：《诗文·陈仲鸾同年之父母七十寿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213页。

[15]【清】曾国藩：《家书二·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978页。

[16]【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9页。

[17]【清】曾国藩：《家书一·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376页。

[18]【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l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