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身千年不腐的六祖禅师
隋唐时期的高僧大德，悟性卓绝，垂范后世。不像早期的中国佛教由外来高僧占据主导地位，隋唐佛教的中流砥柱，多数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尤其是禅宗的创始人惠能（638—713），更是佛教中国化的典范。这位传说目不识丁的和尚，创立了最有中国特色、最有影响的一个佛教宗派——禅宗。“禅”，因此在东亚社会几乎成了佛教的代名词。
惠能，俗姓卢，祖上是河北范阳（今涿州市）人，他父亲被贬官到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东）。年幼的惠能很早失去了父亲，母子相依为命，传说靠卖柴为生。年轻的惠能，到一家客店送柴，刚要离开，听到有人诵经，立即有所领悟，急问客人这是什么佛经。客人告诉他这是《金刚经》，湖北黄梅的五祖弘忍大师（602—675）在讲这部佛经。这位客人甚至还说，弘忍大师常给大家讲，“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读一部仅有五千多字的《金刚经》就能成佛，这对信众的吸引力实在太大。
到了湖北的惠能，礼拜五祖，告诉他“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原来，惠能想要成佛，这样说话的年轻人还真不多见。五祖故意激他：“你从十分边远的岭南过来，也没有什么文化，平常就是一个砍砍柴的‘獦獠’（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怎么就想成佛？”惠能的回答干脆利落，“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的体相虽然和大师不一样，但“佛性有何差别”？五祖心里明白，来了一个聪明的学生，但他不露声色，把刚来的惠能安排在后院做些杂活，在碓房舂米。
后来，惠能的佛学体会得到了五祖弘忍大师的认可。深更半夜，师父给惠能单独讲解《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经文的时候，惠能言下大悟。这就是禅宗史上所讲的“三更受法”。在弘忍大师的指点下，惠能随即离开黄梅，一路往南，回到广东。先和一群猎人混在一起，隐姓埋名十五年。后来到现在的广州光孝寺，剃度出家，开始弘法，创宗立说。他的法语，被后人汇集成册，称为《坛经》。
《坛经》与《金刚经》
印度传来的佛典包括三大类——经藏、律藏、论藏，即所谓的“三藏”。只有佛陀所说的经典，译成汉语时才被尊称为“经”。《坛经》是唯一被尊为“经”的中国佛教典籍，惠能已被尊为佛陀的化身，应化于世，代佛说法。
严格地说，通行的《坛经》并不完全是惠能所说，还包括后代禅师的加工与改编，甚至可以说是南宗禅集体智慧的结晶。最早的敦煌本仅有一万两千字，现在通行的元代宗宝本则有两万多字，无论内容上还是篇幅上都有很大的变化。据我国当代最著名的禅宗学者杨曾文先生整理，现存的《坛经》版本多达近三十种。最主要的版本有四种：唐代敦煌本，宋代惠昕本、契嵩本，元代宗宝本。保存在敦煌遗书里的《坛经》写本最接近于原貌，基本上是惠能的语录；惠昕本大约改编于晚唐或宋初，契嵩本大约成书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整部《坛经》开始分成现在通行的十品。现在流行的《坛经》属于契嵩本系统，大约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由当时的光孝寺僧人宗宝进一步改编而成。
《坛经》的“坛”，有戒坛也有法坛之意，指惠能在寺院讲堂升座说法，授无相戒。《坛经》汇总了惠能在韶州大梵寺、南华寺、国恩寺的说法。通行的《坛经》分成十品：行由品、般若品、疑问品、定慧品、坐禅品、忏悔品、机缘品、顿渐品、护法品、付嘱品，按照佛经的体例编排，戏剧化地介绍惠能从一个不识字的砍柴青年转变为一代禅门宗师的精神之旅，有条理地讲述惠能自己的佛学思想，以及师徒之间的种种问答抉择。通行的《坛经》虽在内容上与惠能当年的原话有所出入，但更方便我们把握历史上的禅宗思想。
稍有文化的中国人，大多都会背惠能那个著名的偈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在北大哲学系有一个传言，当初冯友兰先生在“文革”中被批斗时，靠心里默念这个偈颂，化解内心的屈辱。
所有的禅宗史，对这个偈颂的来历都会大书特书，充满戏剧性。五祖弘忍有一天突然想选接班人，告诉弟子们，回去每人写一份心得，谁要是能领悟佛法大意，就把代表法脉正统的袈裟传授给他。众弟子实在不敢奢望师父给自己传法，唯有上座和尚神秀（606—706）是大家公认的高人。到底写还是不写，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神秀不敢把自己的偈颂直接交给师父，最后写在墙壁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文如其人。一看就知道这位法师平时非常勤奋，但五祖弘忍知道自己的这位高足还没有悟道，心里还有好多尘埃尚未摆脱。慈悲的弘忍大师劝弟子们好好背诵神秀的偈颂，要以他为榜样努力精进。当时还在后院打杂的惠能，听到了小和尚们在背神秀的偈颂，立即觉得写得不合适，他请人同样在墙上题写自己的偈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若从版本学的角度看，这个偈颂的第三句，在敦煌本里作“佛性常清净”，语意更通顺。不过，改过以后的偈颂，境界更显空灵。佛教最基本的思想，是讲“缘起性空”。万法都是因缘而起，菩提树、明镜台，所有的一切缘聚缘散，本性是空。照此说来，哪有什么菩提树？若能觉悟，所有的树皆可被称作“菩提树”。又哪有什么明镜台？若能照物，何必枉分有台无台？如果能有这样的理解，一切皆空，本心清净，一尘不染，哪有什么必要天天擦来擦去？
神秀、惠能这两个偈颂都很通俗，却在一前一后展现了禅学思想的重大转折。神秀代表了专心打坐的佛学传统，强调本心清净，但有客尘染污，所以需要“看心守净”，这是渐修渐悟的过程。但在惠能看来，哪有什么客尘、本心的差别？客尘因缘而起，本性是空；本心亦空，真可谓“本来无一物”。倘若真能觉悟，怎么会有尘埃？惠能的这些思想，提出了禅宗顿悟顿修的法门，发挥了《金刚经》的“无相”论。《金刚经》有一句名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凡能看到、听到、想到的现象，都是因缘而起的暂时假象，本性是空。所以，不管我们的内心有多少烦恼，实际上都是被这些无谓的假象束缚了。在平常的修行中，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切皆空，本心清净，怎么还会有烦恼、妄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惠能所讲的《坛经》是《金刚经》的读后感。《坛经》里说“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其实是对《金刚经》核心思想的凝练。
明心见性与禅宗
惠能所开创的禅宗，被视为佛教史上的一场革命，既不主张一味地坐禅，也不主张简单地诵经，而是强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他说：“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在他看来，“迷即渐劝，悟人顿修”。他甚至告诫弟子们，在心地不明白的时候，即使学习佛经也不会有帮助。他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坛经》）
惠能正式剃度出家，是在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在他进寺院的时候，当时的方丈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却有两位僧人在辩论——风吹幡动，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惠能一语道破玄机，“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是禅宗史上极其著名的“风幡之议”。如果内心不清净，就会受到外部的干扰，风动幡动都是外在的假象，若能识得一切皆空，哪有什么风动幡动？
听到这番议论的印宗法师，料定是惠能来访，就问惠能，弘忍大师有没有给他特别的叮嘱？惠能说“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也就是说，弘忍传给惠能的佛学，并不重视坐禅和入解脱的法门，而是特别关注明心见性，要在当下的一念之间觉悟自性清净。在此基础上，《坛经》进一步提出“自性自度”的观念。惠能说，“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在学习的初级阶段，确实需要师父的点拨引导，但等到了高级阶段，虽然在理论上已有领悟，但最后的觉悟必须要由自己通过具体的实践去获得。惠能的禅宗，洋溢着一种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觉悟的自信，特别强调禅师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这是一种禅宗的人文精神。
从此以后，明心见性，成了学佛的根本与关键，也成了佛教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贡献。禅宗主张本心清净，“心”不仅有认识功能，还有本体论上的生灭功能。这种心性论对宋明儒学，尤其是阳明心学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促成了儒学思想的重大转型。
不过，学者们普遍认为，惠能在生前并没有太大的社会影响。当时，率先被列为“六祖”的仍是神秀，而不是惠能，武则天对神秀十分尊敬。约在惠能死后二十年，他的弟子荷泽神会（668—760）北上弘法，开元十八年（730），他在洛阳定南北宗是非大会上，极力批评北宗禅为“师承是旁，法门是渐”，认为只有惠能得了真传，才能被尊为六祖。经过神会在北方的弘扬，惠能的思想才在北方占据主流，南宗渐成禅门正统，神秀所代表的北宗禅逐渐退出历史。
在中唐以后，禅宗分化出许多支脉，即“五家七宗”：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曹洞宗、法眼宗，临济宗还在宋代发展出杨歧宗与黄龙宗二支。南宋以后，禅宗只剩下临济、曹洞两家，临济势力最盛。而在晚唐五代，禅门兴旺，人才济济。他们充分演绎惠能的顿悟思想，把禅门修行融入日常生活之中，随缘任运。禅门的公案故事，含义隽永，脍炙人口，深受大家的喜爱。禅宗，因此成为中国佛教最富活力、最有代表性的宗派，渗透到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特别是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影响深远。
《坛经》还记载了许多奇特的现象，主要是各种各样的预言，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禅宗后学编造的故事。但有一件事情，即使是学者也不敢轻言真假，那就是在现在的广东南华寺保存着六祖惠能的肉身像，千年不腐。
在佛教里，肉身菩萨也被称为“全身舍利”，在我国好多地方都有发现，著名的有安徽九华山，另外，山西、广东、福建、四川等地也有肉身菩萨的记载和实物。南华寺的惠能肉身像，在佛教徒的眼里，代表了六祖惠能境界高深，甚至是他已经成佛的重要证据。
宗教的传播，从来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是原典化，主张要在最初的宗教经典里找到准确的文本依据；二是本土化，注重宗教经典在当地的演化与转型，重视经典的思想而不甚重视经典的文本。玄奘与惠能，恰好代表了这样两种倾向。玄奘所开创的唯识宗，有很强的原典化倾向；惠能则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化。最终的结果，本土化的道路一定会比原典化更受欢迎，更具生命力。而像天台宗、华严宗这样的宗派，则在这两种倾向中间徘徊。
李四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佛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选自《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第七章“佛教与大唐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