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的研究必须从经典文献和语言文字入手，思想的创新需要新材料、新方法和新问题。古典教育在当代中国的内涵和意义，并不局限在知识层面上的传承与研究，而是反思和接续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脉，与世界文明体系形成有机的整体。
什么是“古典语文学”
按照通行的说法，古典语文学是古典学的组成部分。在现代大学里研究古代经典，其出发点并不像在古代社会是为了给这些经典培养传承者和实践者，而是试图以实证的方式还原或再现古代文明。
我们今天在看到古代文本时，其实早已得益于历代古文字学家和古文献学家的工作，他们对这些文本做了辛苦的考订筛选。文本的识读和考订，是古典语文学最枯燥、最基础的工作。
作为现代大学学科体系里的古典语文学，并不以古典主义的人文教养为目的，但这并不是古典语文学的错误。古典学作为领域更宽广的学科，必须承担古典语文学在学术以外的使命。
“中国古典学”的边界
“古典”在中国古籍里，既可以专指上古的典籍，也可以泛指古代文献，同时还可以指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就是说，“古典”一方面指古代的典籍，另一方面也指这些典籍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典，既可指典册或典籍，也可指典例。所以，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应以古代经典为中心，但也可以扩展到广义的古代文明。
今天的中华文明遭遇新的历史情境，即全球化共生格局取代了此前的儒家天下观。厘清中国古典学的内涵和建设目标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对待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再拘泥于“信古”和“疑古”的逻辑循环，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释古”上。
笔者个人相信，重构中华文明的经典谱系，是建设未来中国文化的必由之路。
东方学与世界文明体系
讨论古典学的学者，大多提到古希腊文化在欧洲历史上的中断。古典学的工作使他们的文化能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思想直接相连，把后者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源，而其18世纪以来的古典学，还给同时兴盛起来的“东方学”提供研究和学术基础。这样做的结果，古典学帮助欧洲社会走出中世纪，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释放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光芒。另一方面，借助于东方学的构建，古典学使古希腊罗马文化获得了接近于人类文明制高点的话语权，乃至于世界上好多地方出现了“言必称希腊”的现象。也就是说，欧洲东方学的兴盛，得益于欧洲社会普遍重视的古典教育。
在19世纪的欧洲大学，古典教育风光无限。在古典学方法延伸到东方学的过程中，世界文明体系的图景在西方社会逐渐清晰，并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影响“世界史”的建构。
东方学让西方人对东方社会了如指掌，而亚洲人对西方社会并没有太多的认识。丰富的东方知识，成功地建构了西方对东方的话语权。
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不断引用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或东方社会的解释，却很少能对西方社会、西方思想做出学理上的批评或重构。在这样的语境下，古典学对中国的大学教育特别重要。我们需要一批熟知西方历史、思想和社会的专家，更需要一批真正能给中华文明赋予一种世界意义的专家学者，能在世界文明体系里找准中华文明的位置。
中华文明确实不同于西方。支撑中华文明的力量，不仅有世代流传的经典系统，还有蕴含在这些经典里的核心价值观，用于塑造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国古典学的使命，因此并不完全是学术的，同时也是实践的体系，与传世的价值系统有直接的关联。语文学、解释学和世界史，是中国古典学最重要的学术工具。
中华文明经典系统的重构
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是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结束，最主要是指夏商周三代。这一段古史很复杂，有的人很相信古史，有的则完全否定。中国古典学的重任之一，如裘锡圭所言，是这段古史的重建。而对历史专业以外的学者来说，古书的重建可能更为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土文献，有很多出自战国和西汉初的古墓。可以说，现在是两千年来古书重建的最好时期。
裘锡圭提出“古典学的重建”，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即要依靠出土文献走出疑古时代。但他也不是主张“信古”。在古书的真伪、年代问题上，一方面要纠正疑古过头的倾向，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信古过头的倾向。近年来，在学术界“走出疑古”的气氛中，信古过头的倾向已明显抬头。现在最需要对先秦两汉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出土文献现已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大的热点之一，清华、北大等高校都有一批出土竹简，时不时有新的重要成果问世。简帛是继甲骨文之后对中国古典学影响最大的新资料，现在应有意识汇总简帛研究的新成果。但是，这个汇总工作，肯定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积，而是意味着一次精神的蜕变，内蕴文明观念的重大突破。这就不是“重建”，而是“新建”。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经典系统发生过两次大的调整，也就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记载的分类系统。前者把汉代保存的典籍分为“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后者把隋代保存的典籍分为“四部”，即：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后附道经、佛经。技术性的书籍在四部分类法里被边缘化了，道经和佛经得到了重视。不过，两种分类法都把儒家典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从汉代开始，儒家的经典谱系发生了多次变化，在历史上有“五经”“七经”“九经”，乃至广为流传的“十三经”，“四书五经”则又成为儒家核心经典最通行的说法。中国古典学确实应该把儒家经典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毕竟不再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了，老庄等诸子百家，《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部经典，楚辞、汉赋、唐诗等历代文学经典，乃至道经、佛经，亦可视为支撑中华文明的基本经典。哪些典籍可被列入中华文明经典？这需要长时段的理论解释。经典结构的调整与知识分类体系的重大转变直接相关，但哪些典籍能被称为经典，既要有卓越的理论阐释或艺术表现，也取决于社会的实际需要。因此，这里涉及复杂的解释学工作，很多时候是在“重读”古典，每一次深刻的重读，往往表现了一种新的学科视野，甚至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以往我们从事古典文献研究，基本上被称为“文史”工作。但如果想要重建中华文明经典谱系，研究方法上则要兼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的视角出发，可发现新的经典组合。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重新理解以前被普遍忽视的自然科学类古籍。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知识体系再一次进行重大调整，从“四部”转变为现代西方学术意义上的“七科”，逐渐发展出今天的学科体系。我们的教育体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书院转变为新式的学堂，逐渐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研究生院的现代教育体制，也就意味着优秀人才的选拔机制和评价机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转变中，以往支撑书院的经学，失去了社会组织的依托而趋于黯淡，而以真理或客观自居的哲学占据新式教育的中心位置。经历了这么多的重大变化，支撑中华文明的经典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想清楚，中国社会也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
所以，我们今天对中华文明经典既要有学术意义上的“重建”，还要有思想意义上的“重读”。北大国学研究院推出“新编新注十三经”，突破了传统的儒家经典范围，把《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孙子兵法》列为中华原典。社会上还有“佛教十三经”“中医十三经”等不同的典籍汇编，也是一种经典的重构。国家图书馆召集一批著名学者，选编“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从2017年起陆续出版，涉及各个学科门类，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中华文明经典的再认识。
中华文明经典系统能对中华文脉有所表现，但还不全面。中华文脉代表中华文明的传承，代表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这要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身体力行。在全球化和高科技的时代，重建或新建中华文明的任务非常艰巨，必须放在世界文明体系的大框架里。
摘自《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夏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