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我国的佛教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新生代佛教学者的研究领域更趋多样化，普遍具有较好的语言基础，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有跨学科的学术视野。本文结合北京大学近期举办的系列佛教学术活动，借以分析当前我国佛教研究的新趋势。
佛教研究在中国大陆，主要依附中国哲学或中国历史专业。相关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佛教哲学或佛教史领域，往往围绕某个人物、宗派或某部典籍的思想或历史研究，尤以宗派史、断代佛教史或地方佛教史的研究成果最多。1995年北京大学率先成立宗教学系，宗教学专业随后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佛教研究正式在宗教学的框架内培养专业人才。然而，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的学科体系里，宗教学从属于哲学，宗教研究的博士论文需要得到哲学学位委员会的认证。因此，佛教研究的主流，实际上还是以佛教思想为主体，研究对象仍以汉传佛教为主。幸好学术界大多能意识到宗教学的内涵不同于哲学，佛教研究需要容纳更多的学科背景，尤其是语言学、文献学与考古学，甚至还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知识背景与方法论训练。佛教经典的解读能力、佛教史的问题意识、佛教哲学的诠释方法，缘此有了新的发展。“北京大学佛教文献、历史与哲学工作坊”举办的系列学术讲座，即能体现这些方面的变化。该工作坊由北京大学佛学教育研究中心主办，旨在搭建我国中青年佛教学者的学术交流平台，每学期邀请三位学者发表讲演，始于2012年3月，迄今已经举办15讲：
张丽香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讲“印度佛传图像的发展”，张志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讲“欧阳竟无的系统化佛学”，萨尔吉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讲“缘起法偈的渊源与流变”，周拉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主讲“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与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理论”，罗鸿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讲“宝藏寂《般若波罗蜜多优波提舍》中有关中观和瑜伽的论述”，叶少勇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讲“关于龙树中观哲学中几个关键概念的理解”，周广荣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讲“曼殊揭谛行实摭考”，曹凌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讲“早期佛教仪式史研究中的资料问题——以形成期忏仪的研究为例”，圣凯副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讲“地论学派南北道成立的‘虚像’与‘真相’”，惟善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主讲“说一切有部之‘随心转法’的概念分析”，俞学明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主讲“关于隋唐佛教宗派问题的几点认识”，刘成有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主讲“从《起信》义诤看佛学研究的现实关怀”，陈明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讲“梵汉兼明：唐代义净的佛教律典翻译”，李裕群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讲“邺城地区石窟与邺城佛教”，张培锋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主讲“从叙事学角度看僧传”。
这些讲座的议题并没有事先设定，完全尊重学者自己的选择。他们的议题，明显表现出当前佛教研究的两大趋势：佛教文献学的全面展开、佛教解经学的积极尝试。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新资料的发现、整理与运用
敦煌遗书给20世纪的佛教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对禅宗史的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近年来，对于敦煌遗书的分类整理与运用，佛教学者为此投入很多的精力。参加工作坊的曹凌博士，在敦煌遗书里发现了一百多种疑伪经，编成《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500余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成为该领域的工具书。以前的敦煌文献整理，主要集中在各地图书馆所藏文献的编目及汇集出版。现在的研究，更多地是在进行分类主题的资料整理。近些年在这方面比较显著的研究成果，是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识读、整理地论宗文献，已经出版《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青木隆、方广锠、池田将则、石井公成、山口弘江整理，韩国金刚大学2012年版），第二册不久前也已正式出版。圣凯法师在工作坊讲述地论宗南道与北道的形成过程，是他多年研究地论宗的心得，也是他从敦煌遗书广泛搜集资料的结果。现在有一批学者把精力放在南北朝佛学研究，敦煌遗书可能会提供许多意想不到的帮助。
佛教研究的新资料，还包括考古发掘的金石碑铭、佛教造像、壁画浮雕、寺塔遗迹和法器遗物等。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接二连三，一批涉及佛教史重大问题的墓志铭重见天日，像神会、慧光的墓志铭出土以后，以往一些悬而未决的争论就此结束。还有像在中国历史上的六朝古都邺城，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批北朝及隋唐时期的佛像，这些资料是我们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史珍贵的一手材料。而且，这批佛像的出土，还会带动我们对佛教艺术史的研究。在文献资料运用越来越充分的背景下，如何运用非文献的实物资料，是我们这个时代佛教研究的重要趋势。张丽香博士在工作坊讨论印度佛传图像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在欧洲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浮雕上的铭文而展开，一方面是讲述佛传图像艺术在印度的变化，另一方面则依据这些实物资料细化我们对印度佛教史的认识与理解。所以，这种实物资料虽然常与传世文献并无直接的关系，却能帮助我们建立对于特定时期佛教史的直接印象，从而对相关的佛教典籍有较准确的理解。有了这种直观的认识，在我们撰写佛教史、研读佛典时就会有宝贵的亲切感：一种对于社会时代背景的直接想象。在李裕群教授讲述邺城地区石窟寺时，在场听众宛然回到了当时的佛教生活场景。
对中国早期佛教史的研究，实际上离不开道教及正史的资料。新一代大陆佛教学者，对这些资料的运用越来越普遍。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像《续高僧传》、《辩正论》、《弘明集》、《广弘明集》等一些佛教内部史料的局限性，大家会有越来越多的体会。借用道教的资料，可以弥补这些方面的缺憾。曹凌博士在工作坊讲述“早期佛教的忏法仪式”，大量引用道教的资料，讲述佛教忏法与道教斋法在仪式结构上的相似性。那一场讲座的评议人刘屹教授，他的研究平时虽以南北朝道教为主，但也兼顾佛教与道教的交涉与互动。以综合的、比较宗教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佛教史，尽量拓展研究资料的使用范围，将之纳入“中国宗教史”的范畴，这是当前佛教研究的重要趋势。
2．梵文、巴利语和藏语佛典的整理与运用
以上提到的新资料，其实局限在汉语范围内。佛教经典的语言，最主要的还有巴利语、梵语与藏语。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北京大学长期有这方面的研究传统。1918到1928年，著名的梵文学者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受邀到北京大学教授梵文和印度宗教史。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对《大宝积经迦叶品》的整理和研究。1946年初，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东方语文学系，聘请刚从德国留学归国的季羡林先生担任系主任，重新开始梵文与巴利语的教学，后来一度还设藏文专业。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还对在西藏发现的大批梵文贝叶经编出了简要的目录。不过，对梵文佛典做出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研究，还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在王邦维、段晴、姚卫群等教授的指导下，一批年轻梵文学者脱颖而出。他们的工作，既包括梵文碎片的拼接整理，也包括对梵文佛典的识读与转写，并作相应的校勘，译为汉语。
工作坊最初的两位主持人，叶少勇、萨尔吉两位博士都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的教师，擅长梵语与藏语。叶少勇著有《〈中论颂〉：梵藏汉合校 ? 导读 ? 译注》、《〈中论颂〉与〈佛护释〉：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依据在西藏发现的两件迄今为止被认为最古老的梵文《中论颂》文献（一是单行的《中论颂》，一是佛护注释本），叶博士重新校勘《中论颂》全文，被认为是继狄雍（Jan W. de Jong）1978年校勘整理本之后最好的《中论颂》梵文本。他在工作坊的讲座，“关于龙树中观哲学中几个关键概念的理解”，是其在文本研究基础上的思想解读。萨尔吉在工作坊从舍利弗和目犍连的皈依谈起，运用梵、巴利、藏语文献，讨论缘起法颂的渊流变化，从而把这个看似简单的偈颂，还原到印度佛教史的复杂背景之中，揭示其不断深化的思想内涵与宗教功能。惟善法师对有部思想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对梵文佛典的解读基础上。
此外还有罗鸿博士主讲的“宝藏寂《般若波罗蜜多优波提舍》中有关中观和瑜伽的论述”，周拉副教授主讲的“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与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理论”，都是研究非汉语的佛教文献。这种基于佛典语言的文献学（Buddhist Philology）研究方法，在当代中国佛教学者中间，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事实上，北京大学宗教学系的佛学专业博士生，现在基本上被要求掌握梵语，至少要有一年的学习经历。
当然，在语言文献学领域，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不足。譬如，对蒙古文、西夏文、满文、傣文佛典都还研究不多，相关的研究力量还要进一步整合。
3. 关注佛教经典的结构与核心概念
中国大陆的佛教哲学研究，长期以来主要有三种基本形态：第一，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常把佛教哲学分成宇宙论（世界观）、人生观与方法论等内容；其次，受中国佛教宗派思想的传统影响，所谓“佛教哲学”，基本是在梳理佛教宗派的教理，即使是有一些分析，主要是受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影响；第三，受西方佛教哲学研究方式的影响，把因明学当作逻辑学、知识论研究，把唯识学当作知识论、现象学或心理学研究。
这些研究，都能以现在通行的语言解释佛教的思想，容易让读者理解与接受。但其不利的方面，往往会与佛教本来的思想结构存在较大的距离，尤其是会抹杀不同宗派、不同传统、不同时期佛教之间的差异。因此，虽然大家还想继续从整体上宏观把握佛教的哲学思想，但新一代学者更想直接从佛教经典出发，在尊重历代注疏的基础上，紧扣原文解读其中的佛学思想。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宗派，都有各自的经典注释传统。譬如，天台宗主要依据《法华经》、《大智度论》，华严宗主要依据《华严经》、《起信论》，即使是声称“教外别传”的禅宗，实际上也与《金刚经》、《心经》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重新解读历史上的重要佛典，是激活中国佛教思想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从根本上促成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重要手段。在工作坊里，周拉、罗鸿、叶少勇、刘成有的讲演，都已涉及到佛典的解读问题。在彼此的讨论中，大家也注意到“佛教解经学”的想法。但现在的研究，要么侧重于文本的校勘与梳理，要么侧重于某个思想或概念的整体把握，暂时还谈不上对佛典的重新解读。
中国古代的高僧大德，他们的解经，主要包括“开题”与“消文”。开题，是从总体上解释佛经的题目；消文，是逐字逐句解释佛经的文句。这两个方面都有一定的解经体例，譬如，天台宗在解题时通常是有所谓的“五重玄义”，包括：释名、辩体、论宗、明用与判教，而在“消文”时，又有所谓“四释”：因缘释、约教释、本迹释、观心释。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思想财富，然而，这种解经法，确实已与现代人的理解方式距离很大。如何创建一种新的解经法，是当代佛教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工作坊里，俞学明教授反思“宗派”在中国佛教史上出现的时代问题，刘成有教授反思“如来藏”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实际意义。这些都是中国佛教史上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对它们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形成新时代的“解经学”。
中国佛教的宗派，究竟成于何时？有些学者借用日本佛教的经验，重视宗派的组织形态，认为在中国的唐代还没有形成宗派。俞学明教授的讲座，更重视宗派在教义、信仰上的认同感，支持隋唐时期存在佛教宗派的观点。事实上，这两种意见都有合理之处，关键的是，我们现在要更多地关注宗派与佛典之间的关系，只有把握各宗派解经的精髓，才能体贴这些宗派出现的意义。否则，我们只能感受到佛教界内部的政治角力，或者是佛教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社会因素，是佛教宗派成立的助缘，并不会构成支撑信仰的真正凝聚力。
“如来藏”研究，几乎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佛学界永恒的话题。不少学者是借如来藏批评中国佛教或日本佛教有违印度的佛教传统。刘成有教授的讲演，认真对待像熊十力这样持“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专家学者，客观地评价这场围绕“如来藏”的争论丰富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内涵、推动了中国佛学的现代变革。其实，现在抽象地、孤立地讨论如来藏思想，也已变得意义不大。我们必须承认，像《涅槃经》这样的正统印度佛典主张如来藏学说。因此，现在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解经：如何把握佛典解释时的预设前提与终极关怀，并将经典的思想解释落实到经典的内在结构。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说，当代中国大陆的佛教研究，紧扣“语言”与“经典”这两个关键词，整理文献，建构历史，演绎富有这个时代特色的佛学思想。
（本文载于《中国宗教》201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