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中国社会的三大内卷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72 次 更新时间:2021-02-09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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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  


“内卷化”,在近期成为了网络热词。我们对于所谓“内卷化”的理解是,明明外面存在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却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只能限制在一种内耗和低效的状态。而这种限制往往来自于主动地自我设限,形成作茧自缚的效果:

其一,教育内卷化

教育内卷化表现在,现在的中国教育被一刀切的统考统招制度卡住了,明明考试大纲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学习,但是因为高考的魔棒,导致中学里的教学资源都集中到备战高考上。学生和家长被迫加入“学历军备竞赛”,导致中学生多花将近两年时间复习准备中考和高考,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也因为高考的折磨,学生进入大学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大打折扣,反而错过了最应当提升自我的一个阶段。所以很多有能力的富裕家庭,已经放弃现行的高考和大学教育,用脚做出了选择。不仅有很多父母送孩子出国上大学,而且其中还有不少人将这个进程提前到把小孩送出国上中学。

教育内卷化的一个后果,是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无效投入越来越多,从而推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压抑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缓解教育内卷化的一个改革方案是缩短学制,在中学阶段取消中考,将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合并,并且缩短为中学四年;将大学教育分成基础的本科3年和研究生3年。鼓励学生就近读本科,重点大学则以培养研究生为主。取消现有的高考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大学生毕业考试,以此作为录取研究生和找工作的依据。这个改革方案的好处是,把考试推迟到了大学毕业,给中小学教育松了绑,节省了至少两年的复习高考的时间。还可以把普及小学和初中的9年义务教育变成了普及10年的全部中小学教育。

其二,住房内卷化

明明大城市在郊区和外围还有很多未开发的土地,但是受限于用地指标,导致大城市住宅用地明显不足,人为地推高了房价。目前,中国大城市的房价过高,远远超过普通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前两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CCTV2《大讲堂》电视节目中,在回答现场观众的提问“年轻人应该买房还是租房”时表示,年轻人“如果要结婚了,双方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六个钱包’能一起凑出首付,建议还是买房好”。“凑齐六个钱包”才够买房的首付款,可见房价之高昂。

那么,大城市的房价为何如此之高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大城市的住宅土地供应不足。比如《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要严格控制常住人口规模,至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按照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要求,锁定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3200平方公里以内,并且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的要求,无疑将进一步人为加大上海建设用地的短缺。限制城市建设用地的政策,会使城市的土地供应不足,从而推高了房价。而高房价是抑制大城市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实,上海并不真正缺地。根据《上海市第三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的数据,2016年,上海市耕地面积达到19万公顷,相当于1900平方公里。作为一座城市,上海没有必要保有耕地来满足某种人为设定的农业自给率。将这些土地用于提升生活环境,建设更多的住宅、商场、学校、医院、公园和各种公共设施,让愿意来上海奋斗的年轻人能够安居乐业,由此所带来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将远远超过将这些土地用于农业所创造的价值。由于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通常要小于中小城市,更小于农村,让愿意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能够在大城市成家立业、养儿育女,而不是回家乡去购买或者建造一年住不了几天的房屋,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其实会节省大量土地。

其三,人口政策内卷化

内卷化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人口政策内卷化,明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在自然资源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大多处于世界中间位置。从人口密度来说,中国为每平方公里145人,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80位左右。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的人口密度都高于中国,而这些国家仍然鼓励生育。

但中国的人口政策却自我设限,近几十年来,中国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尤其极端的是从1980年至2015年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生育本来是人类繁衍和延续中最自然的一个环节,但却被计划生育政策套上各种繁琐的要求和规定,让人们处处受到掣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也恶化了干群关系。长期限制生育的政策,加剧了新出生人口的塌陷、未来年轻人口严重不足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的宣传和限制,即便现在已经放开二胎,也难以改变人们已经将一胎家庭视为常态的生育观念,近几年生二胎的家庭远远低于预期。随着养育孩子的成本不断攀升,中国的生育率还会一路走低,未来将成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虽然国家统计局今年推迟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但根据一些地区已公布2020年全年或前几个月的出生人口数据来看,与2019年同期相比,这些地区出生人口的下降幅度在11.9%至32.6%之间。详细数据见表1:

表1:2020年各地已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

2月8日,公安部网站发布《二〇二〇年全国姓名报告》,其中提到:“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其中男孩529.0万,占52.7%,女孩474.5万,占47.3%。” 而《2019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截止2019年末,2019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179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如果按照与2019年的户籍登记数量和公布出生人口数量的相同比例推算,那么预计国家统计局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为1250万左右,比2019年减少15%左右。

低生育率直接带来了严重的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从1999-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54亿,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达到18.1%。未来几十年,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到2035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1/4,2050年前后将超过1/3。目前,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大国,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无论哪种养老方式,本质上都是工作年龄人口养活老年人口。等到你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如果创造财富的年轻人比领取养老金的人少得多,势必形成巨大的社会危机,包括到手的养老金其实也会大幅度贬值。

从创新和创业的角度来说,由于有才华的创业者一般都在30多岁时最具创造力,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整个社会的活力势必就会下降。在一个老龄化社会里,年轻人的上升空间受到阻碍,努力工作和创业创新的动力也会下降。甚至很多年轻人连谈恋爱和结婚的意愿都会下降。这绝非危言耸听,日本的老龄化已经在年轻人中间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草食男”、“低欲望社会”正成为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如果扣除二孩堆积,中国近年来的生育率只有1.1左右,比日本的1.4还要低得多,可见等到二十年后,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和低生育率问题会比日本还严重。

长期低生育率和人口规模萎缩,会加剧经济和社会的内卷化,导致经济萧条和综合国力衰退,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在缺乏拓展空间的背景下丧失流动性,结果就是人们只能在旧有的体系中反复折腾和内耗。由于人口规模持续萎缩,经济规模和城市规模也会不断缩减。以城市规模为例,大城市要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变成小城市,人口会不断向少数特大城市集中,人们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少,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典型的内卷化。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最严重的三个内卷化问题是教育内卷化、房价内卷化和人口内卷化,这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活力,让我们的年轻人活得非常累,当然也会降低年轻人结婚生育的意愿。要破局,必须全面改革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和土地政策。目前最迫切的是要全面放开生育,并出台相关措施切实减轻年轻人的负担,让普通家庭结得起婚,买得起房,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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