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几个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次较高、影响较广泛的概念，“内卷化”是其中之一。这个概念随着黄宗智教授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小农》）的面世而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受到关注，并由于黄教授的另一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三角洲小农》）的出版而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这一概念的使用领域就产业而言已不仅仅用于农业分析，而且伸展到工业分析；就区域而言已不仅仅用于农村研究，而且伸展到城市研究；就组织形态而言已不仅仅用于传统小农经济，而且伸展到其他一些组织如国有企业的分析中（黄平主编，1997；李培林、张翼，2000）。

对于《华北小农》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史学界已经有较为广泛的争论。就我们粗略的了解，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史实的厘清和史料的运用；（2）对农业生产相关比率的计算与判断，如劳动生产率；（3）人口数量的计算与判断；（4）比较问题，如与18世纪英国农业的比较；以及（5）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工业（王国斌，1998；李伯重，2000；黄宗智，2002；彭慕兰，2003）。

然而，就“内卷化”概念而言，尽管有批评指出“概念定义不当”或“完全不起作用”（彭慕兰，2003），但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没有针对概念本身，未对概念的来龙去脉进行认真辨析，也未对由此建构的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致使这个概念本身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大众媒体也用此概念进行讨论（张杰，2003）；而概念运用甚至理论建构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则被推到了象征的背后，由此对学术研究以及学术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应忽视的。事实上，正如本文将要指出的那样，“内卷化”概念远未达到在特定学术研究阶段已无须加以追究的清晰程度；其使用中的歧义性也表明，对于这个概念，学术界远未达成共识。

本文试图说明内卷化概念的由来，分析在使“内卷化”成为有重要影响概念的文献中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存在着怎样的相关理论问题，以及与概念相关的经验事实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不过，本文将不对这一概念的产生和扩散进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虽然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了使讨论清楚明白，我们在文中将摘引重要文献中的有关段落。但本文决不是考据性的，而是对既有研究的理论分析，并将特别指出“内卷化”分析中存在理论含混乃至失误的地方。

一、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

把内卷化概念用于某种农业经济过程的概括，起自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63年出版的一部研究印度尼西亚的著作：《农业的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黄宗智教授在《华北小农》中使用“内卷化”概念时，格尔茨的著作是其重要的思想来源（黄宗智，2000a：6）。

20世纪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组织了两个对印度尼西亚的多学科考察和研究项目，一个是由海金斯（Benjamin Higgins）领导的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研究项目；另一个是汉顿（Rufus Hendon）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实地研究。格尔茨是后一个项目的成员。

格尔茨在实地研究中发现，在爪哇岛和外岛之间存在着二元的发展，外岛的一些地区借助于技术，生产越来越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而爪哇岛的一些地方则不断地向劳动密集型方向发展（Geertz，1963：62）。爪哇岛聚集了印度尼西亚2/3的人口，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和小型手工业；而外岛散布在爪哇以外的广阔区域内，殖民者的进入使那里产生了高效率、大规模、主要用于出口的工业。爪哇人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加之行政性障碍，无法将农业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在概括这一过程的时候，格尔茨使用了“农业内卷化”概念。

爪哇人自己不可能转变成为资本经济的一部分，也不可能把已经普遍存在的集约化农业转变为外延性的农业。因为他们缺乏资本，没有能力剥离多余的劳动力，外加行政性的障碍，使他们不能跨越他们的边界（因为其余的土地上种满了咖啡树）。就这样，慢慢地、稳定地、无情地形成了1920年Sawash的劳动力填充型（labor-stuffed）的农业模式：无数的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水稻生产中，特别是在因甘蔗种植业而改善了灌溉条件、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的地区。1900年以后，即使旱作农业有所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只有非常小的提高。水稻种植，由于能够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即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导致明显的人均收入的下降，至少是间接地吸收了西方人进入以后所产生的几乎所有多余人口。对于这样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我称之为“农业的内卷化”。（Geertz，1963：80）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知道，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是指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增长的劳动力不断进入农业生产的过程。而对“内卷化”的这种使用，并不是格尔茨发明的。格尔茨写道：“我这里所用的内卷化的概念，来自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他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引用了戈登威泽的有关论述：

针对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特征，“模式”概念提供了......解释原初文化特定形式的途径。模式给人的最初印象是......约束发展，至少是限制发展。一旦达到了模式的形态，模式的刚性就会禁止进一步的变化......但也有例子说明仅仅只是设定了一个限制和框架......在框架内，即使不要求变化，变化也是被容许的。以毛利人的装饰艺术为例，这种艺术的特点是复杂、精细，使得整个作品充满装饰性。但是，如果分析作品的要素，就会发现要素的数量很少。在某些情况下，复杂的设计实际上来自对某个空间安排的多样性。这里我们就有了模式和继续发展的问题。模式排除了对其他单个或者多个要素的应用，但却并不抵触在单个或者多个要素内部进行发挥。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果就是，渐进的复杂性，即统一性内部的多样性和单调下的鉴赏性。这就是内卷化。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艺术中所谓的“华丽”，就像后期的哥特式艺术一样。艺术的基本形态达到极限，结构特征得到了固定，创造的源泉枯竭了。但是，艺术仍然在发展，在所有边缘被固定的情况下，发展表现为内部的精细化。扩张性的创造用尽了资源，一种特别的鉴赏性便开始了，那是一种技术性的细节......任何熟悉原初文化的人都会在其他的文化中找到类似的例子。

关于戈登威泽的论述，格尔茨认为，从一般理论的角度来看，戈登威泽的表述中存在一些可以深究的错误。但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只要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即一个既有的形态，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Geertz，1963：82）。他采用来自戈登威泽的“内卷化”，描述了19世纪中期以后sawash系统的发展特征：

如果用戈登威泽的内卷化来看19世纪中期以后sawash系统的发展特征，那就是：基本模式的刚性逐步增强；内部的修饰性和装饰性逐步增强；技术性细节逐步增强；鉴赏性就会变得没有止境。这种后“哥特式”的品质性农业渐渐渗透到了整个的农业经济中，对土地的使用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租佃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合作性的劳动力安排变得更加复杂，而所有这些都要在整个系统中为每个人提供生计，尽管是很少的生计。如果最初在爪哇狭小的内河流域建立梯田是一种适应性的、但却是原初性的水稻模式的话，那么后来复合物质的使用等就是一种过分欣赏性的发展，一种技术哥特式的雕琢，一种组织上的细化。（Geertz，1963：82）

从上面摘录的具有文学色彩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对格尔茨使用的“内卷化”和“农业内卷化”概念做出如下概括：（1）“内卷化”概念是指，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2）“农业内卷化”是指在资本、土地资源被限定的条件下，劳动力持续地被吸收到农业中获取收益并使农业内部变得更精细、更复杂的过程；（3）对于我们后面将要进行的讨论来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劳动力持续投入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

二、黄宗智对格尔茨的注解

黄宗智教授在《华北小农》中对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动力的家庭农场面对人口压力时做出的不同反应进行了比较。他指出：

大农场得以就农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雇劳力。家庭式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性。从相对劳力而言，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力；面对剩余劳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无能为力。在生计的压力下，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为多。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黄宗智，2000a：6）

在谈到劳力集约化到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时，黄教授特别谈到格尔茨：

克利福德·格尔茨给爪哇水稻农业中这种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冠以一个特别的名称：“农业内卷化”。（黄宗智，2000a：6）

对于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黄教授做了一个脚注：“我们如在图上以垂直轴线代表产量，水平轴线代表投入的劳力，‘内卷’的现象出现于显示产量与劳力之间的关系的曲线开始向右伸平之后，即劳动力边际产量开始递减之后。”（黄宗智，2000a：6）

为清晰起见，我们把黄教授上面的这段叙述以图形来表示（如图1）。

图1 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减和内卷化

从图1中可以看到，在劳动力投入超过Q0点之后，劳动力的边际产量（MPL）开始递减，内卷化现象应出现在Q0点的右侧。

但是，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对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的考察便会发现，黄教授对格尔茨的注解是有误的。

首先，格尔茨在谈到爪哇的水稻种植业中劳动力的持续投入从而引出“农业内卷化”概念时，重点强调的是在资本和土地被锁定的条件下，劳动力持续投入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过程，而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变动趋势。

至于劳动的持续投入最终是否会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那是一个和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无关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探讨在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过程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那么可以这样说：不论是递增，还是维持不变，或是递减都是可能的。究竟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则取决于劳动不断投入所导致生产的精细化和复杂化的技术，在水稻种植中具体取决于“育苗、移栽、精耕、细作、精管、细收”（Geertz，1963：77）中劳动和其他要素结合的具体关系。

如果联系戈登威泽对“内卷化”的表述，我们可以对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做这样一种类比：土地和资本相当于画家的画框、画布和可以使用的绘画要素，如颜色种类，劳动力投入则相当于对颜色种类的运用，如增加色彩调配的复杂程度。当画师只能通过增加颜色调配的复杂程度来改变画面，且增加色彩的复杂程度只能表现为作品的精细化，而不能突破画框和颜色种类的限制时，这就是“内卷化”。显然，“内卷化”与绘画产出或收益的大小的变化无关。同样，“农业内卷化”与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无关。

三、内卷化与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

但是，黄宗智教授在引用格尔茨“农业内卷化”概念的时候引入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问题，与概念的原初含义已经有了明显的出入，并将其引向另外一个研究方向。

黄宗智教授在《华北小农》中提出，“内卷化的现象，实际上可以用一般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这是他的内卷化分析的重要特点。他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用劳动的边际产量递减或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来界定内卷化；另一部分是同时用企业行为理论和消费者选择理论来解释内卷化，换言之，即认为“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利润的模式来分析”。除理论分析之外，与内卷化相联系的一项经验研究则是“证实人口压力常使冀-鲁西北平原贫农农场劳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黄宗智，2000a：6-7）。

关于第一个方面，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按照黄宗智教授在解释格尔茨时的陈述，用图形做了说明。在那个陈述中，存留着一个疑点。依据注释中的说法：“‘内卷化’的现象出现于显示产量与劳力之间的关系的曲线开始向右伸平之后，即劳动力边际产量开始递减之后。”

问题是，究竟“后”在什么位置，是从图1中的Q0点向右就已经开始了内卷化过程，还是要离开Q0点右侧的一个特定位置继续向右才开始内卷化过程，作者的注释并没有指明。我们指出这点并不是吹毛求疵，因为这对于把握黄教授的内卷化概念及其分析是十分关键的。

针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采用理想类型的办法，把内卷化现象在Q0右后的产生分为两种情况，然后讨论各种情况和黄教授的其他论述之间的关系，以便更清楚地把握内卷化概念。这两种情况是：（1）内卷化现象从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开始递减之际（即图1中Q0点向右）就已经开始；（2）内卷化现象从劳动力的边际产量递减后的某个具有标志性的特定点（该点不同于图1中的Q0）开始。

如果内卷化现象指的是第一种情况，那么，至少在逻辑上我们完全可以判断，这个现象不仅在黄教授分析的小农经济中存在，而且在他作为小农经济对比形态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也普遍存在。这是因为，劳动力的边际产量递减并不意味着没有获得利润的空间，只要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企业主带来的收益大于他为此付出的成本，他就值得追加这样的劳动力投入，而不管劳动力的边际产量是否已经递减。

我们不妨运用黄教授认为不能简单运用的利润最大化模型来说明。在微观经济学中，描述企业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模型，是和边际成本递增相联系的最大利润均衡模型。这个模型指出，厂商的利润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达到最大。为讨论简便起见，可以假定厂商处在完全竞争状态，其边际收益等于产品价格，那么最大利润均衡点是边际成本等于价格（见图2）。

图2 厂商的最大利润均衡

图2是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的图形。在图中，边际成本曲线（MC）随着产量增加由最初的递减转为递增，呈U型；边际收益（MR）等于价格（P），它不随产量的变动而变动，因而是一条水平线。在产量达到Q时，边际成本曲线和边际收益（价格）线相交，利润最大。显而易见，在产量大于Q0，边际成本转为递增之后，只要它仍低于边际收益，便有获得更多利润的空间，产量可以继续增加，直到Q∗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为止。

如果厂商在生产中只有一种可变投入-劳动，而其他投入（如土地、工具）都不变，那么边际成本便是增加一个单位的产量所增加的劳动的成本。这时，边际劳动成本（MCL）递增等价于劳动的边际产量（MPL）递减。这是因为，边际劳动成本递增意味着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品所需要追加的劳动投入越来越多，换言之，就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投入所得到的产品越来越少，即劳动的边际产品递减。

在说明了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产品递减之间的等价关系后，我们来对照地看图1和图2。图1中边际产量在Q0右侧开始递减和图2中边际成本在Q0右侧开始递增是等价的（不过需要注意，两图中Q的涵义是不同的，图1中指劳动量，图2中是产品量，但这不影响我们的讨论）。如果说，在图1中，内卷化过程从劳动的边际产量递减时开始，那么，与此等价的是，在图2中，内卷化过程从边际成本递增时就开始了。

如果内卷化要说的就是边际成本递增过程何以持续，那么，厂商最大利润均衡理论模型恰恰就是针对这个过程进行描述和说明的。至少，厂商最大利润均衡模型可以说明内卷化过程的某种形态或某个阶段（即到达最大利润之前的阶段）。但这样一来，便与黄教授强调的内卷化“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利润的模式来分析”而要“同时”用“消费者抉择理论来分析”的主张出现矛盾。也就是说，消费者抉择理论的引入，并不是说明内卷化的必要选择。

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转向解释内卷化现象的另一种情况，即这一现象是从劳动边际产量递减后的某个特定点（该点不同于图1中的Q0）开始的。

问题是，这个特定点到底在哪里？黄教授虽然没有通过一个形式化的理论模型明确地给出，但是通过他的若干阐述，我们有理由将之确定在“资本主义企业”的边际劳动成本（雇佣劳动价格）等于边际收益（边际产量）之处。也就是说，在达到这一点后，如果继续追加劳动投入，便进入了内卷化阶段。例如，在《华北小农》中，我们可以读到以下这样的段落：

对于一个与资本主义企业相类似的大农场来说，这样的经济行为是不合理的-一个企业何以会在边际收益低于成本时继续投入劳力？这样做岂不等于故意要亏本？

但我们不应就此下定论说，那些家庭农场的经济行为是“不合理的”，是不能用形式经济学来理解的。内卷化的现象，实际上可以用一般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但需要同时用关于企业行为和消费者的抉择理论来分析，而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利润的模式来分析。一个有剩余劳力的小农，把投入农场的劳力提到如此高的地步，是因为这样的劳力对他来说，只需很低的“机会成本”（因缺乏其他的就业可能），而这种劳力的报酬，对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消费者来说，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不用追求最高利润的观念（来自企业行为的理论），而用“效用”观念（来自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理性消费者的抉择的理论）的好处是：它可以顾及与特殊境况有关的主观选择。最主要的是要把家庭农场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理解。（黄宗智，2000a：6-7）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内卷化现象的第二种状况，我们可以分别从边际产量和边际效用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我们看边际产量的状况（如图3）。

图3 对内卷化过程的第二种理解

在图3中，MPL为劳动的边际产量，PL为雇佣劳动的市场价格，MCM为小农的边际劳动成本。劳动的边际产量在劳动投入量达到Q0点以后开始递减，在达到Q∗点之前，由于劳动的边际产量高于雇佣劳动的市场价格（假定将雇佣劳动的市场价格折算为产出量），因此资本主义企业式的农场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出发仍然可以继续投入劳动。但是如果在超过Q∗点后继续追加劳动投入，其边际产量将低于雇佣劳动的市场价格，这是导致亏损的行为，所以资本主义企业式的农场应当在Q∗点停止其劳动的追加投入。不过对小农来说则不一定以此为限。由于小农的边际劳动成本（为简便起见，假定其不变，在图中用水平的虚线表示）低于雇佣劳动价格，因此当边际产量低于雇佣劳动价格时，小农还可以继续投入劳动，直到劳动的边际产量低到和边际成本相等时为止。在图3中，小农的劳动投入将停止于Q1点。内卷化现象出现在Q∗到Q1之间，也就是劳动的边际产量低于雇佣劳动价格、但高于小农的边际劳动成本的区间。

其次，我们可以从边际效用的视角来做另一种理解。图3的解释并没有涉及黄宗智教授强调的边际效用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如果引入边际效用工具，则可见图4。

图4 小农的边际成本、边际效用和内卷化

在图4中，MCC表示利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式的大农场的边际劳动成本，MCM表示小农家庭农场的边际劳动成本。与图2中一样，图4中的边际劳动成本曲线在过Q0后开始递增，这一趋势和劳动的边际产品递减是等价的。图4中的水平虚线表示产品的边际收益（MR），严格地说，表示产品的边际市场收益，即追加一个单位的产品销售获得的收益。在生产者处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假设下，产品的边际市场收益等于产品的销售价格（MR＝P），因而是一条水平线。假设生产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里的利润指市场销售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额）的“资本主义企业”，那么其劳动投入将在产量达到Q∗时停止，这时企业的边际成本恰好等于边际市场收益。

但是，小农家庭农场的生产不会在这样的产量水平上停止。这是因为，一方面，小农家庭农场的边际劳动成本要低于用工资支付雇佣劳动时的边际劳动成本（在图4中表现为MCM低于MCC）；另一方面，在生存的压力下，小农对产品的边际效用评价（MUM）高于产品市场销售带来的收益。假定小农家庭是追求净效用最大化的，那么，他们将把劳动投入到其边际劳动成本等于边际效用时为止（MCM=MUM）。在图4中，为Q1点。这样，内卷化过程应从Q∗开始。

必须注意的是，对内卷化的这种理解有赖于利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式的大农场体系作为参照。在《华北小农》对史实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理解下的研究思路，如在“经济内卷化和社会分化”的分析中，主要比较了小农家庭农场和依赖雇佣劳动的大农场，采用的是引入生产关系差别的制度比较分析框架。黄教授写道：

在严重的人口压力下，这两种农场会因不同的生产关系而显示出明显的差别。家庭小农场不可能“解雇”本身的过剩劳动力；在生产关系和人口过剩的双重压力下，如果没有在自家农场外就业的机会，一个贫农家庭会被迫忍受劳动力过剩的状态......

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却可以按需要雇用劳力，也可“解雇”过剩的劳力。这种弹性较高的劳动组织，若和争取最高利润的经营意识配合，便不会忍耐劳力过剩的经济状态。（黄宗智，2000a：66）

这种在参照体系中方得确立的“内卷化”概念，存在一个问题：参照体系是如何确立的？具体而言，作为参照体系的雇佣劳动市场及其价格是怎样选定的？如果说，参照体系是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存在并被当事者意识到的，那么，一定社会范围内如果没有现实的劳动市场和使用雇佣劳动的组织存在，是否就没有内卷化现象而不管劳动的边际产出多么低？两个同样在生存边缘挣扎，同样追加劳动到极低边际产出的小农家庭，是否只因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有或没有劳动市场存在，便有内卷化与非内卷化的差别？如果说，参照体系是研究者外在设定用于评价性研究的，那么，随着设定的参照体系的不同，内卷化的起点就不同，内卷化现象是否存在的答案也就不同。中国清代前期华北的雇佣劳动价格和20世纪美国的雇佣劳动价格显然有极大差距，是否选取了不同的参照体系也就有了不同的内卷化过程？

四、劳动投入增加下的单位劳动日报酬降低

黄宗智教授在《长江三角洲小农》一书中，虽然在许多场合延续了《华北小农》中对“内卷化”的那种表述（即劳动的边际产出或边际报酬递减），但是通过对他论述的分析，我们却发现了与上节的两种界定（即内卷化出现于图1的Q0点之后或Q∗点之后）不同的又一种对“内卷化”的界定，即“劳动投入增加下的单位劳动日报酬降低”式的内卷化。在下面我们将会指出，这是一个比“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包含的内容更多、精确化程度更低、遗留的问题更多的概念。在《长江三角洲小农》中，内卷化是与“内卷型增长”相关联的。关于“内卷型增长”，黄教授有这样一段话：

我将论证，就总产出和总产值的绝对量而言，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经济的确出现了相当幅度的增长；以整个家庭的年收入来分析，农村经济也显示了若干程度的增长。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增长乃是以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为代价而实现的。家庭年收入的增长，不是来自单位工作日报酬的增加，而是来自家庭劳动力更充分的利用，诸如妇女、儿童、老年劳动力，以及成年男子闲暇时间的劳动力。这就是“无发展的增长”、或者说“内卷型增长”。（黄宗智，2000b：77）

从这段话中不难理解，“增长”是指年收入的增加，而“内卷”则是指劳动投入增加而“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从字面上看起来，黄教授所说的在劳动投入增加下的“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和上一节中谈到的经济学中的“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似乎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特别是黄宗智教授有时将前者说成“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时（黄宗智，2000b：11），就更难以看出两者有什么根本差别。然而事实上，经济学中的“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和黄教授阐述的“劳动投入增加下的单位劳动日报酬降低”之间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1）前者以其他投入不变为前提，后者则可以包容其他投入的变动；

（2）进一步说，前者涉及同一生产过程的追加劳动所获报酬的比较，后者则引入对不同生产过程的单位劳动报酬的比较；

（3）前者涉及劳动的边际（即增量）报酬比较，后者则可以包容平均报酬比较；

（4）前者的“递减”是生产要素组合与产量关系的技术必然性，后者的“降低”则取决于各种因素在特定时间、地点的组合。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重要差别，为了避免因字面的相似而引起混淆，我们将黄教授在《长江三角洲小农》中所说的劳动投入增加下“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或“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改称为“单位劳动日报酬降低”。需要注意，我们改动的仅仅是用语，而概念的内涵，我们将严格遵照黄宗智教授的阐述。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差异。

在经济学中，“劳动的边际报酬（产量）递减”是经过严格界定的概念。它指的是，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一个单位劳动的投入所能增加的产量越来越少。而黄教授在用劳动投入增加而“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来说明“内卷化”概念时，却放弃了“其他投入不变”这个根本性的前提条件。他所说的“工作日边际报酬”，并非是在其他投入不变条件下追加劳动所增加的产量，而是劳动投入加上其他条件变动的结果。

其他条件的变动在黄教授具体阐述农民家庭的年收入增加以单位工作日报酬降低为代价时表现得十分清楚。

首先是作物的变化。比如在讲述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内卷化进程时，黄教授写道：

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内卷型增长并未采取仅在水稻栽培中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的形式。长江三角洲的水稻产量不像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中提到的那样，可能无限制地提高。它们在南宋和明代早期已达到高产台阶。自那时直至1950年以后开始引进新的投入，水稻产量极少或毫无增长。那里日益增长的对土地的人口压力不得不寻求不同的出路。

那里所实行的是日益转向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和桑蚕......我将证明这些经济作物是通过使用更多的劳动力而得以生产的，它们带来了较高的单位土地面积的总产值，但这是以较低的单位工作日平均收入换得的。（黄宗智，2000b：13）

在谈到自己使用的“内卷化”概念和格尔茨讲的内卷化的区别时，黄教授又特别讲到自己使用的概念中对作物变化的包容：

格尔茨仅把“农业内卷化”定义运用于水稻生产，我则不然......长江三角洲的水稻产量在宋代已达顶峰，直至引进现代投入。后来的内卷化主要采取转向更为劳动密集的经济作物的形式，而不是水稻的进一步密集化。（黄宗智，2000b：18）

劳动投入增加下的单位工作日报酬下降，不仅包容着作物栽培的变动，而且还包容着乡村工业的某些增长。在谈到近代情况时，黄教授写道：

长江三角洲的农村工业化基本沿循着没有发展的增长。当然，农户的总产值增加了，甚至由于充分就业，每个劳动力每年的生产量也增加了，然而不能误解为这些变化增加了单位工作日的收入。正相反，活跃的手工织布业只是在降低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情况下提供了额外的就业机会。这类似于几世纪前发生的家庭化和内卷化，尤其是在家庭辅助劳动力（特别是妇女）承担了低报酬工作的桑蚕业。（黄宗智，2000b：131）

黄教授理解的内卷化并不要求劳动之外的其他投入条件不变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关于内卷化与现代化关系的阐述上：

解放后30年的中国农村，在农村人均收入停滞不前的同时，我们看到了农业现代化（机耕、电灌、化肥、科学选种等）和城镇发展，这里例证提醒我们农业内卷化并不排除同时现代化以及城市发展的可能。（黄宗智，2000b：131）

从放弃“其他投入条件不变”这一重要前提的处理方式，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黄教授虽然在形式上使用了微观经济学中有关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的概念来界定内卷化，但是，他事实上已经偏离了这个概念，或者说他理解的是另外的概念，至少在《长江三角洲小农》中是如此。不过，在他的论述中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其次我们来看第二个差异。

由于“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是在其他投入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发生的，因此，如果我们把其他条件不变看作是锁定了一个生产过程，那么就可以说，“递减”涉及的是同一生产过程中劳动的边际报酬的比较。

“单位劳动日报酬降低”概念则因为放弃了“其他投入不变”的前提，所以包容着不同生产过程的比较。事实上，我们在《长江三角洲小农》中读到的正是对不同生产过程的单位劳动日报酬的比较。

例如，在讨论明清时期“放弃水稻而推广养蚕”是否意味着农业发展时，黄教授根据李伯重研究中的基础数字，比较了养蚕和种稻的单位工作日收入，结论是：“根据单位工作日的毛收入，而不是每亩的毛收入来分析，养蚕收入实际上远低于种稻”，“扣除生产费用后的单位工作日净收入，两者间的差距要缩小一点，但还不足以改变种稻的优势”（黄宗智，2000b：79）。

与此同时，黄教授还比较了在长江三角洲生态条件严峻的地区，转向植棉是否比种稻带来更高的单位工作日报酬。“假如卜凯的平均数确实接近于正常情况，那么植棉的单位工作日报酬显然低于种稻”（黄宗智，2000b：83）。

再如，书中论述近代华北的情况时比较了种植棉花和玉米：“当我们考察单位工作日的收益，很明显棉花并不优于玉米......从玉米转向棉花增加了单位面积的劳动力使用，并未增加单位工作日的收入......推动植棉扩展的正是土地资源的缺乏和劳动力的富余。这两者迫使华北平原的小农不顾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而把生产进一步密集化”。烟草和谷物种植也在比较之列：“内卷型增长亦可在20世纪山东烟草种植的急剧扩展中找到例证......我们再次发现烟草带来了比谷物高的单位土地面积的纯收入（不包括劳动力成本），以及较低的单位工作日收益”（黄宗智，2000b：128-129）。

一些总结性的讨论正是以若干生产过程的比较为基础的。例如，关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和内卷化的关系，作者总结道：“这种商品经济是以小农家庭越来越多地采用机会成本极低的家庭辅助劳动力，边际报酬不断递减的生产系统为基础的”（黄宗智，2000b：91）。

有必要指出，我们没有发现黄教授在使用“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或“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这些用语时，明确意识到并说明他是在和经济学中的“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不同的前提设定下讨论问题。事实上，他正是试图通过不同生产过程的比较来说明小农家庭的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黄教授是怎样将不同生产过程比较和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结合起来的？考察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黄教授在《长江三角洲小农》中所讲的内卷化的涵义。

黄教授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纯理论探讨，但他有实际的处理。他的处理方式可以概括为：比较不同生产过程投入的工作日数和单位工作日的平均报酬，如果人们由工作日少且单位工作日平均报酬高的生产转向工作日多且单位工作日平均报酬低的生产，便可以被视为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这种处理方式可以通过图5来描绘。

图5 不同生产过程比较中的“边际报酬递减”

图5中假定存在两个生产过程：生产过程1和生产过程2。L1表示生产者（在黄教授的讨论中是小农家庭）投入生产过程1的劳动总量，R1表示投入生产过程1的劳动日平均报酬；L2表示生产者投入生产过程2的劳动总量，R2表示投入生产过程2的劳动日平均报酬。从L1到L2的箭头表示从生产过程1转向生产过程2劳动总量增加，从R1到R2的箭头表示从生产过程1转向生产过程2日平均报酬下降。满足这两个条件，便是黄教授所说的“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图5标题中对“边际报酬递减”打了引号，意在说明这是一种被特殊理解的“边际报酬递减”。

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或“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和微观经济学里的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概念相去甚远。

换句话说，《长江三角洲小农》中对不同生产过程劳动的“边际报酬”的比较，实际上是平均报酬的比较。把边际报酬比较变为平均报酬比较，不仅是因为缺乏边际报酬的资料，而平均报酬资料比较容易获得，而且有概念上的原因。那么，如果按照边际报酬在经济学上的公认涵义，对不同的生产过程进行劳动的边际报酬比较，情况会怎样？我们在这里打算提出一种与黄教授不同的比较，并将这种比较的结论和黄教授的结论相对照。

劳动的边际报酬是在劳动投入单位的一定序数上，再追加一个单位的劳动所获得的报酬。因此，若对不同生产过程的劳动的边际报酬进行比较，必须首先明确要进行比较的边际报酬各自是在怎样的劳动投入单位序数上。比如，要比较种植水稻和养蚕的边际报酬，我们需要明确参与比较的种稻的边际报酬是在第多少个劳动单位的基点上（比如第10个或是第20个劳动单位的基点上）再追加一个单位的劳动获得的报酬，以及参与比较的养蚕的边际报酬又是在哪个基点上。否则，边际报酬是无法比较的。如果我们要比较两个生产过程中，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边际报酬的整个变动状况，那么，就应当将两过程中各个连续发生的被比较的边际报酬一一放到同一劳动投入单位序数上来。也就是说，使第1单位对应第1单位，第2单位对应第2单位......进行比较。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说，比如，在第10个劳动单位上，再追加一个单位的劳动于种稻的边际报酬大于或小于或等于养蚕的边际报酬。这种性质的比较，可以用图6来描绘。

图6 不同生产过程中劳动的边际报酬比较

图6中有两条曲线，实线MR1表示生产过程1中劳动的边际报酬曲线，虚线MR2表示生产过程2中劳动的边际报酬曲线。它们分别都经历了由递增到递减的过程。La、Lb、Lc分别表示进行边际报酬比较的劳动单位序数基点。事实上，在横轴上的任何一个劳动单位序数点上，都可以进行边际比较。La、Lb、Lc上的虚线分别代表了比较的三种结果：在La点上，MR1大于MR2；在Lb点上，MR1等于MR2；在Lc点上，MR1小于MR2。顺便指出，对于两个生产过程比较的不同结果，我们不能把大于的情况称为递增，把小于的情况称为递减。

就两条曲线的关系而言，图6中的情况是一条比另一条先高后低。但事实上，其他情况也是可能的，比如一条始终高于另一条。选择MR1先高于后低于MR2是为了便于表明一个道理：只要一条边际报酬曲线比另一条更早达到0点（劳动的边际报酬为零），那么，前者必定会在到达0点前的或长或短的区间低于后者，而不论前者最初是否高于后者。

把这个道理和黄教授的结论对照一下是有趣的。黄教授告诉我们，在内卷化的条件下，当转向能够容纳更多劳动的生产过程时，新的生产过程比原生产过程的劳动的边际报酬降低。而我们则说明，当转向能够容纳更多劳动的生产过程时，新的生产过程的劳动的边际报酬必定在某个阶段高于原生产过程。当然，前面已经指出，黄教授比较的事实上不是边际报酬，而是平均报酬。

谈到不同生产过程的边际报酬和平均报酬比较，有必要说明的是，即使是一个生产过程比另一生产过程在劳动序数的任何点上边际报酬都高，前者的平均报酬也完全可能低于后者，只要前者在其边际报酬低于后者的平均报酬的条件下投入足够多的劳动量。对此，我们可以借助图7来说明。

图7 不同生产过程的边际报酬和平均报酬比较

在图7中，假定生产者从生产过程1转入生产过程2，这两个生产过程的劳动边际报酬分别为MR1和MR2。在劳动单位序数的任何点上，生产2的边际报酬均高于生产1，表现为MR2在MR1的上方。假定生产者不论进入哪个生产过程，劳动的边际成本（MCL）都是相同的，同时为简便起见假定劳动的边际成本不随劳动量的增加而变化，即是一个常量，在图中表现为一条水平线。劳动的投入在劳动的边际报酬等于边际成本处停止。图中，生产过程1的总劳动投入量为TL1，生产过程2的总劳动投入量为TL2。AR1为生产过程1的平均报酬，AR2为生产过程2的平均报酬。由于在生产过程2中，生产者在劳动的边际报酬低于生产1的平均报酬的条件下投入大量劳动，因而致使生产过程2的平均报酬低于生产过程1的平均报酬，在图7中表现为AR2低于AR1。

上面的讨论说明，从一个生产过程的平均报酬较另一个生产过程的平均报酬低，不能推导出前者的边际报酬较后者的边际报酬更低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黄教授用不同生产过程的平均报酬差别的证据来得出边际报酬变动的结论，是有待商榷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差异。

上面我们已经涉及了劳动的边际报酬和平均报酬之间的关系，不过是在不同生产过程的比较中涉及的。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进一步讨论这两种报酬之间的关系，并说明黄教授的内卷化概念在其中面临的问题。

经济学中通常讲的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和黄教授所说的“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即我们改称的“单位劳动日报酬降低”）之间的差别，可以通过劳动的边际报酬变动和平均报酬变动的关系体现出来。

从劳动的边际报酬和平均报酬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的边际报酬从递增转为递减的变动规律，可以推导出以下结论：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增将带动劳动的平均报酬递增，但后者的递增幅度小于前者；当劳动的边际报酬由递增转为递减之后，只要其水平仍高于劳动的平均报酬，则平均报酬仍将继续上升，只有当劳动的边际报酬低于平均报酬时，平均报酬才会下降。这意味着，劳动的边际报酬比劳动的平均报酬更早转入递减过程；因此，劳动的平均报酬下降必定意味着劳动的边际报酬下降。劳动的边际报酬和平均报酬变动的关系可见图8。

图8 劳动的边际报酬和平均报酬关系

在图8中，劳动的边际报酬曲线（MRL）用虚线表示，劳动的平均报酬曲线（ARL）用实线表示。两者都呈倒U型，表示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由单调递增转为单调递减的过程。当边际报酬曲线MRL由递增转为递减向右下方倾斜之后，由于其水平仍高于平均报酬，因此，平均报酬曲线ARL仍保持递增，直到边际报酬曲线和平均报酬曲线相交后，边际报酬低于平均报酬，平均报酬曲线才转为递减。可以看到，当随着劳动投入量增加平均报酬曲线呈下降趋势时，劳动的边际报酬曲线一定是处在下降之中。

我们已经说到，黄教授在《长江三角洲小农》中说明内卷化以及“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时使用的数据，都是平均报酬数据。由于黄教授没有明确交代，因此我们不知道黄教授用单位工作日平均报酬下降的数据来说明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时，背后的逻辑是否就是我们上面所叙述的逻辑，即劳动的平均报酬下降必定意味着劳动的边际报酬下降。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必须说，上面的逻辑对于黄教授概念的实质来说，是不适用的。因为有关劳动的边际报酬和平均报酬关系的逻辑有赖于一个重要前提，即劳动之外的其他投入条件是不变的。

我们已经指出，这个前提，在黄教授的“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概念中事实上被放弃了。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保证劳动的边际报酬曲线和平均报酬曲线由单调递增转为单调递减，而可能出现更复杂的变动形态，致使不能以劳动的平均报酬下降来间接指示劳动的边际报酬下降。比如，一种可能的状况是，在劳动的边际报酬转向递减之后，由于其他条件的变化，劳动的边际报酬可能重新递增，只要递增的边际报酬还没有超过劳动的平均报酬水平，劳动的平均报酬仍会保持下降趋势，但这已经不意味着劳动的边际报酬下降。图9描绘了这种情况。

图9 其他条件变化下的劳动的边际报酬和平均报酬

在图9中，劳动的边际报酬经过持续递减，因其他条件变化，于a点后重新递增。由于边际报酬暂时还低于递减中的平均报酬，因此劳动的平均报酬继续递减。从图中可以看到，在a点后递减的平均报酬和递增的边际报酬并存。

以上所论，并非与黄宗智教授的具体研究无关的纯粹的逻辑假设。前面已经提到，黄教授指出，长江三角洲的水稻产量从南宋和明代早期至1950年间几乎已达产量的平台状态，多余的劳动力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寻找增加收入的来源（黄宗智，2000b：13）。这就是说，在水稻种植方面，劳动的边际报酬已经递减至几乎为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其他条件的某些改变，以及小农家庭依托这种改变追加劳动投入，在一定的阶段获得增高的边际报酬，要实现黄宗智教授所承认的总收入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增高的边际报酬，可以被掩盖在递减的平均报酬下。用递减的平均报酬来证明边际报酬递减，不仅在逻辑上有漏洞，而且在黄教授列举出的史实之间，也留下了解释的障碍。

最后我们来看第四个差异。

经济学中的“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是一种技术必然性，是在可变的劳动投入和其他不变要素的组合比例达到最优状态后继续投入劳动所必然产生的后果，而“劳动投入增加下的单位劳动日报酬降低”则没有技术必然性，劳动投入增加下单位劳动日报酬是提高、降低或是不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和增加劳动相结合的其他可变外生条件的性质。举例来说，我们不能说长江三角洲种植水稻的小农在存在富余劳动的情况下一定会转向养蚕，而且不论向哪个生产领域扩展后一定会导致单位劳动日报酬降低。这要取决于特定时间、地点上诸多历史条件的组合。

五、内卷化：对一种增长现象的解释？

前面已经提到，黄宗智教授在《长江三角洲小农》中提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内卷型增长”。在黄教授那里，这是一个和密集化增长、有发展的增长相区别的增长类型。关于这三者之间的区别，黄教授写道：

在进而考察长江三角洲商品化过程的动力之前，我们需要分辨三种农村经济变迁。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其次，内卷化，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换言之，劳动生产率在密集化状况下保持不变，在内卷化状况下边际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黄宗智，2000b：11）

这里虽然没有使用“内卷型增长”这个词，但是这个概念的涵义已经说明了。既使用“内卷型增长”这一用语，又陈述其涵义的段落我们也可以读到，例如：

这种增长乃是以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为代价而实现的。家庭年收入的增长，不是来自单位工作日报酬的递增，而是来自家庭劳动力更充分的利用......这就是“无发展的增长”，或者说“内卷型”增长。（黄宗智，2000b：77）

由于前面已经谈到的“内卷化”概念界定中一些问题的存在，因而“内卷型增长”也存在一些相关的概念问题。比如，产出慢于劳动投入的速率扩展，是否意味着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有发展的增长，是否排斥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等等。不过，为了避免多少会存在的重复感，我们不准备讨论这些问题。在这里，必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内卷型增长”除了是对劳动增长速率和产出增长速率间关系的一种状态的描述，是否还包含了对某种增长现象的解释。

从黄教授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例如，他在“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谈到内卷型商品化时指出：

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每个劳动力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后者通常惟有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内卷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黄宗智，2000b：427）

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内卷化能否解释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现象？

假定内卷化能够解释一种增长现象，除了需要假定生产的其他条件不变之外，还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生产者在新年份中比以往的年份中有增加的劳动投入；第二，新增劳动投入的边际报酬必须大于投入劳动的边际成本，否则，生产者有富余劳动也不可能追加投入。

如果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那么我们要问：生产者为什么没有在以往的年份中就追加劳动投入以便得到更多的收益？如果新年份和以往年份的劳动力存量相等，那么，似乎没有理由认为生产者一定要把能够带来净收益的劳动放到未来使用。但这样一来，在新年份和以往年份比较中才存在的增长便不存在。由此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在劳动力存量没有变化的时期中，靠追加劳动的所谓“内卷化”是不能实现增长的。

必须注意，这个结论绝不能理解为：在一定的劳动力存量条件下，不能通过增加劳动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通过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的分析，我们知道这是完全可能的。但那是生产函数分析，这里要进行的是增长分析。生产函数是增长分析的重要基础，但是它只是指出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而没有不同时期的比较，而增长分析必须考虑不同年份的产出比较。这里的问题不是在既定的劳动力存量条件下增加劳动投入不能获得更多的产出，而是如此获得收益的条件有什么理由不在以往年份中利用而要等到新的年份中实现。在劳动力存量没有变化的条件下“内卷化”不能实现增长的结论，是一个增长分析的结论。

现在我们假定新年份的劳动力存量大于以往年份。在这个假设下，如果以往年份获得更多产出的机会由于劳动力的不足而不能实现，那么，在新的年份中只要增加劳动投入获得的边际报酬大于边际成本，产出是有条件扩大的。这时，增长可以实现。

对于这样一种增长，有两点需要讨论。第一，这种增长是以以往年份中相对于更大产出机会的劳动力不足为前提的，而不是以劳动力的过剩为前提的。黄宗智教授在说“家庭年收入的增长”，“是来自家庭劳动力更充分的利用，诸如妇女、儿童、老人的劳动力，以及成年男子闲暇时间的劳动力”，“这就是‘无发展的增长’，或者说‘内卷型增长’”时（黄宗智，2000b：77），似乎没有注意到严格意义上的仅仅通过追加劳动投入实现增长的这一层含义。相反，他暗示性地假定，内卷型增长是以劳动力过剩为前提的。

第二，假定劳动的边际成本为零，这种增长的极限便在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之际。在技术、资本、土地等条件既定的前提下，产出增长收敛于极限的速度取决于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的速度和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速度越快、劳动力增长速度越快，产出增长收敛于极限的速度越快。自马尔萨斯以来的诸多研究证明，在没有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增加、可使用土地扩展等条件下，仅靠劳动投入维持增长的时间不可能很长。建立在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基础上的“内卷化”，难以说明长时期中的增长现象，哪怕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而黄教授试图运用内卷型增长来说明的许多现象，恰恰是长期的增长现象。

事实上，在《长江三角洲小农》一书中可以看到，从14世纪到20世纪长达6个世纪的时间段中，劳动投入之所以能够多次有机会带来产出的增长，实在是因为有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分工的深化等作为使劳动投入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离开了这些因素的作用来谈论增长（包括“没有发展的增长”），是难有说服力的。

至于用“内卷化”来解释“没有发展”，也并非没有问题。如果“内卷化”如《长江三角洲小农》中的许多阐述那样，是指劳动的平均报酬在后继年份比以往年份降低，那和该书中所说的“没有发展”是同一回事，谈不到是一种解释。如果“内卷化”是严格地在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的意义上来使用（包括我们前面讲过的两种理解），那么，它如何影响劳动的年平均报酬，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其他条件-技术、分工、产业结构等-的变动性质和强度。从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我们不能得出跨年度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结论，当然也不能得出劳动生产率不能保持不变或不能提高的结论。也就是说，“内卷化”不足以解释黄教授试图划分的三种不同类型增长间的差异。

六、结论

尽管“内卷化”是一个被不少研究者使用着的概念，但本文通过从戈登威泽经格尔茨到黄宗智教授著作中对这一概念的使用的分析发现，这一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仍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辨析的结论如下：

（1）在戈登威泽和格尔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内卷化”的基本含义是指系统在外部扩张条件受到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黄宗智教授以边际收益递减来界定格尔茨的概念，是一种误解，同时在把劳动的边际收益引入内卷化概念后，改变了分析的基本方向。

（2）黄宗智教授在用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来界定内卷化概念时，存在着内卷化过程起点不清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两种可能的理解。如果将内卷化起点定位于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开始之际，那么便和黄教授关于不能简单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来解释的主张相矛盾；如果将之定位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边际劳动成本（雇佣劳动价格）和边际收益相等之处，则存在作为参照体系的雇佣劳动市场以及价格的确定难题。

（3）当黄宗智教授在《长江三角洲小农》中用劳动投入增加下的单位劳动日报酬降低来界定内卷化概念时，事实上已经严重偏离了他从经济学中拿来的“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概念的涵义。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以其他投入不变为前提，后者则可以包容其他投入的变动；前者涉及同一生产过程的追加劳动所获报酬的比较，后者则引入对不同生产过程的单位劳动报酬的比较；前者涉及劳动的边际（即增量）报酬比较，后者则可以包容平均报酬比较；前者的“递减”是生产要素组合与产量关系的技术必然性，后者的“降低”则取决于各种因素在特定时间、地点的组合。

（4）由于改变了其他投入不变的前提并引入不同生产过程的比较，因此黄宗智教授用平均报酬递减来技术性地替代边际报酬递减的处理方式是站不住脚的。

（5）在运用内卷化来解释某种增长（所谓“内卷型增长“或“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时，也存在严重问题。分析表明：如果在不同年份中劳动力存量相等，则所谓“内卷型增长”是不存在的；如果新年份的劳动力存量大于以往年份，虽然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可能出现增长，但和黄宗智教授关于内卷型增长以劳动力过剩为前提的论点相矛盾，并且难以支持黄教授解释长期增长的意图。

总之，在《华北小农》和《长江三角洲小农》中，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

我们认为，学术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名词的创新，而是意味着对社会现象的抽象能力与解释能力的开拓与发展，其结果是简洁而清楚的理论表述。本文对内卷化概念的辨析试图说明，尽管在学术研究中常常会有新名词出现，但新名词并不意味着新概念；只有当概念和理论陈述、理论模型联系起来，使理论所概括的社会现象清晰贴切的时候，概念的建构工作才算是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概念的建构并不能摆脱相关的理论前提，也不能脱离与之相关联的方法论基础。

本文刊载于《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