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游牧民所创造出来的游牧文化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游牧民与农耕民间的冲突与融合，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融合是主流，民族大融合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
中国古代游牧民的发展分为内向发展与外向发展。内向发展，一是指游牧民在不同历史阶段向古代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区域的迁徙、扩张，二是指古代游牧民从高地草原向低地河谷、绿洲等宜农地区的发展。相对“内向”发展而言，“外向”发展主要是指古代中国北方游牧民向西的迁徙。
在本质上，古代游牧民的内向发展，可以看作迁徙到靠近农耕民的地区或迁徙到适宜发展农业经济的地区，因此也是一种试图改善其内部并不完善的经济结构的行为。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已经有来自西部北部的游牧部落频繁地内向（东南方向）发展，进而到达黄河流域，进入农耕文明区域。对于北部和西部游牧民的防范，是周王朝的国家大事。在西边大片土地都被犬戎所占的情况下，周朝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在郑、晋辅助下立国。东迁后的周朝，史称东周。也就是说，当时西北游牧民的内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朝的历史进程。
较早从北方蒙古草原游牧地带向中原腹地农耕区域内向发展并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民族，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匈奴人的一支——白狄及其建立的中山国。“春秋晚期的白狄，已全部离开古雍州东迁到了冀州，即由陕西省北部东迁到了今山西省太原市以东的太行山东西两侧之地。”考古资料中显示的灿烂辉煌的中山国文化，其实就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融合的成果，其中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形成的脉络之一。
大体上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些靠近北方的诸侯国，如秦、赵、燕等，为了防止西北游牧民的内向发展，大都修筑了规模不等的长城。秦灭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农耕民王朝后，统一的万里长城也就成了农耕与游牧之间的界线。
秦汉帝国及其对周边游牧民的统治促进了古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初现。南匈奴归汉，不仅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漠北游牧民内向发展的典型事件。在南匈奴的内向发展进程中，与中国古代北方汉族等民族的农耕文化相互融合，是一种欧亚大陆上农耕民与游牧民关系演化的必然趋势。
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民与游牧民关系结构的形成过程中，秦汉的统一最为关键。秦汉时期中国统一格局的初现，是指开始了古代亚欧大陆东部区域的一体化进程，也就是亚欧大陆东部地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两大文化区之间一体结构的初步形成。
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历史上又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游牧民内向发展的现象，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唐末五代宋辽金时期的北方游牧民的南下。在魏晋向北朝时期，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主的“五胡”，开始了南下、东进的内向发展进程。随着内向发展中多民族相互融合的深入，不仅中国北方游牧民与农耕民的疆域界线逐渐模糊甚至消失，而且建立了众多的游牧民地方政权。与此同时，这些游牧民也开始了定居化、农耕化和汉化的多民族大融合过程。这个民族大融合的必然趋势是由农牧关系大结构所决定的，只要进入“大结构”的中心，融合是必然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为后来隋唐的统一格局奠定了基础。到唐末五代时期，中国历史又开始了一次西北游牧民内向发展的高潮。沙陀人的汉化，得到了中原汉族士人的认同，同时也意味着在“农牧大结构”下，在中国古代北方，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一体化进程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唐末的漠北回鹘汗国崩溃以后，回鹘人或南下，或西迁，从此走上了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向发展之路。
游牧民内向发展的结果是逐步形成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依存的内在的一体化的结构，最终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历史上几次游牧民大规模内向发展，进入农耕地区并与农耕民融合时期，大体上属于相对的寒冷期。历史上的游牧民与农耕民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自然环境、气候变化等因素是形成中国历史上农耕民与游牧民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重要基础。在自然环境因素的基础上，历史上的农耕民与游牧民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关系日益紧密，从而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结构。
论述中国历史上农耕民与游牧民的关系，绕不开的话题之一便是万里长城的作用问题。“长城本身并非单纯地是对历史上游牧民族的阻挡，同时也是一种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关系体系结构中的‘构件’，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于文化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建立文化间关系格局的作用”。
长城是传统农耕社会中关于“家”的意识的一种延伸，即传统的“家”在物质方面的体现：围墙或院墙。中原农耕民，特别是在汉民族传统的“家”的观念中，家不仅仅是供人们居住的有形的“房屋”，家同时也是人们所希望的“安全”的归宿或庇护之所。
更进一步说，中原农耕民传统观念中的这个“家”，还包括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历史上长城的修筑，与其说是一种军事设施，不如说是农耕家园的“院墙”，院墙内外都属于家园，长城之外也是故乡。因此，长城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界线，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固化了的农牧关系大结构。
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商业贸易之路，维系着农耕与游牧关系大结构。游牧民的内向发展目的之一便是交易的需求，因此要尽可能地靠近农耕民或控制贸易线路如丝绸之路。游牧民的内向发展与农牧产品交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汉代绿洲丝绸之路开辟以后，草原丝绸之路仍然发挥着作用，隋唐时期中原内地与北方草原游牧民突厥、回鹘等之间著名的“绢马贸易”，实际上就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传统贸易的继续和发展。历史上乌孙、月氏、匈奴、突厥、回鹘等游牧民的向西迁徙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商业贸易线路而展开的。
仅仅依靠畜牧业生产是不能满足游牧民对食物合理而科学的需求的，这就是游牧民草原畜牧业经济的非自足性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一直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解决这种“非自足性”对他们经济生活的严重影响。途径之一就是他们具有较强烈的与周围的农耕民进行产品交流的意愿。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伴随着两大文化系统间的相互依存又争斗不断，这种农牧大结构制约下的历史进程，或许正是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在逻辑。
中原王朝北部、西部的游牧民，受制于农耕与游牧的关系大结构，不断南下或东进或进入西域。中原王朝对游牧民采取了多种“防御”策略，这种策略实际上维持着历史上的农牧关系大结构。“防御”政策主要表现如历史上长城的不断修筑，用来防范游牧民的南下；设立“茶马司”“互市监”等专门政府机构等控制周边游牧民的朝贡人数、每年的朝贡次数以及贡品的数量等。
游牧民在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体系的主要环节如迁徙、转场等生产方式，是一种有巨大潜力的开放体系，可以使畜牧业生产能够在很短的时期内迅速地繁荣起来，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许多游牧民能够迅速地兴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游牧民兴起初期草原面积“无限扩大”的可能性的存在及其不同程度的实现，不断加剧草原生态系统的恶化，这就严重地破坏了游牧畜牧业生产生存发展的基础——草原生态系统，最终的后果就是使整个游牧民的游牧经济迅速崩溃。这样，就完成了我国北方草原上游牧民又一次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演变过程。
游牧民的草原畜牧业经济有其自身不能克服的“非自足性”。中国古代的游牧民必须通过商业贸易、战争掠夺等途径获得农耕地区的产品，否则，难以长久地维持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转。
农耕民与游牧民之间一直存在着经济交流。历史上互市的出现，对于贸易双方的民族来说，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由此可见，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冲突的过程反而形成二元一体的结构，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中国古代游牧民内向发展的根本动因来源于游牧民与农耕民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大结构中。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原题《中国古代游牧民的内向发展与农耕民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在结构》，摘自《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1期，徐鑫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