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探究中华民族共同性及其凝聚机制是理解中华民族深刻内涵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性从纵向上分为继承的共同性和凝聚的共同性，从横向上分为各民族自然交往交流产生的共同性和国家意志塑造的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机制包括历史书写与能动构建互动统一机制，以及历史方位与目标互动统一机制。在论及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机制时既要关注多元走向一体的趋势，也要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视角来审视“一”对“多”的凝聚，二者在实践中实现统一，而共同性的成长是连接“多”与“一”的桥梁。从中华民族复合性生成的过程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一方面要把握实体结构上的复合性，即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单元构成；另一方面要把握内涵上的复合性，即内在生成逻辑与构成要素的复合性，这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东方与西方相贯通、兼具“国家”与“民族”的双重使命使然。复合性既构成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增长点，也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机制的进一步发展。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共同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 凝聚机制 多元一体 the common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hesion mechanism diversity in unity
对历史作长时段观察，不难发现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总体上呈现为多元不断凝聚为一体的历史趋势，有一些核心要素不断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演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就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前提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是持续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国家建设步伐加快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断推进，凝聚共同性已成为各领域的共识和共同行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1]。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直接讨论较少，谷苞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通过三篇文章专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指出共同性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2-4]。麻国庆通过对费孝通民族理论生成逻辑的研究提出，“分”“合”之上的“合之又合”是中华民族共同性不断叠加凝聚的基本过程[5]。郝亚明从要素重叠的视角讨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提出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形成与维持的首要基础[6]。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从基本概念入手，以中华民族共同性分类为基础，分析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机制，并从中华民族复合性生成的过程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增长。
为便于后续论证，在此先对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简要说明。“中华民族”在本文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二是指整体意义的、与现代国家相对应的民族整体。“中华民族共同性”就是指各民族的共同性，“中华民族复合性”中的“中华民族”则是整体意义和实体意义的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共同性(共性)的基本内涵是指不同事物所共同具有的普遍性质[7]458。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性是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形成、演进和不断凝聚的基础。其中“共同性”中“共”的基础是“多”，在“多”中寻求“共”，在“共”的基础上求“同”。“共”表示多个事物同时用力，表明各组成部分的在场性，“同”表征一体或整体的方向性和趋势，“多元一体”是“多”凝聚为“共”，进而升华为“同”的一体。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即包含各民族的共同点，也涵盖在各民族共同点之上，由中华民族整体性和实体性升华而来的普遍性，此外还包括以中华民族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提供的公共资源和可能的发展空间。机制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表示行动或过程的名词……描述某个明显的、客观的与有系统的事物”[8]288，揭示事物自然发展状态及其规律性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非制度性特征；另外一层含义则表示一种创造的行动[8]288，“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7]600，是在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运行机理的基础上的人为安排，这一安排是制度性的。本文论及的主题“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既指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的规律与内在机理，也包括推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的政策措施和具体举措，因而文中所谈“机制”包含非制度性和制度性两方面的内容。
1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类型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9]4同时，他从四个方面对各民族的历史贡献做出概括：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9]4-6。这一概括从战略高度再次积极肯定和回应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对中华民族共同性做了历史性概括。为便于后续分析，本部分先对中华民族共同性进行简要分类。
1.1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纵向分类
一是继承的共同性。共同体历史上提供的可共享的公共资源与可能空间、各民族重叠的要素、各民族的共同创造，都可称为继承的共同性。上述“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的疆域；各民族共同书写悠久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的文化；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的精神”都属于继承的共同性，这些共同性是珍贵的历史遗产，为后续共同性继续生成提供基础和条件。“不管怎样，考察民族—国家的时候要是无视了先于它而存在的帝国这一基础概念，就不仅无法理解它的起源，而且无法理解它的未来。因为民族—国家即便是通过否定帝国而生成的，却还保持着以前帝国时代的共同性。”[10]41-42继承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基础，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合法性的基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现代国家就离不开对历史遗产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客观的历史书写与描述是基础中的基础。
二是凝聚的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在继承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国家不断增加共享资源，不断增加各民族单元重叠部分，不断累积各民族的共同创造，这称为凝聚的共同性。凝聚的共同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伟大实践之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之中，体现在民族平等原则的确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和施行、各项民族政策的实施之中。同时，这种共同性也体现在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认同”教育的实践中。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战略、人口较少民族扶贫、东部扶持西部、全国支援西藏和新疆、脱贫攻坚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推动，使中华民族共同性不断增加。就本质而言，继承的共同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需要不断凝聚与再凝聚、生产与再生产，成为凝聚新的共同性的素材和条件。政治力量凝聚共同性的能力和水平则更具决定意义。总之，没有继承的共同性就不会有今天，没有当下凝聚共同性的努力也不会有未来。
1.2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横向分类
一是历史上各民族在自然交往交流中产生的共同性。如伴随各民族不断迁徙融合过程，族际通婚使各民族在血缘上“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11]33，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同时，与民族迁徙融合相伴随的频繁的文化交流，使各民族在语言、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关系和民族心理等方面出现普遍性特征，这些普遍性特征表征为文化，“文化不是生理遗传的综合体”[12]16。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的深层次内涵来自文化。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如果一个民族不把诸如共同血统遗传作为一种象征，也不把它作为口号，而毋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那个把自己的人民结为一体的文化，强调它的长处和优点，同时又承认在不同的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不同的价值，那它就会用现实主义思想取代那种因其误引方向从而是很危险的象征主义。”[12]18无论是各民族通过通婚在血缘上的混杂，还是文化上的交流学习，经过长期的族际交往最终形成“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1]17。
各民族自然交往交流产生的共同性与自古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开放和包容的文化观直接相关，“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理念直接影响了边疆民族的生计选择和政治行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有两种族际观念：一种是防御性和封闭性的“族属观”，其典型表述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一种是开放和包容的“文化观”，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后者无疑占主导地位。“合观族类的与文化的两种特质，族类的观念并不及文化的观念之深入人心。历代学者虽然随时注意种界的差等，却一向更强调教化的意义。由文化而泯除种界的区别，是自先秦以来政治理想的传统。”[13]178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观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性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在深度上不断深入的黏合剂和推动力量。
二是国家意志塑造的共同性。国家推行全民族共享的公共文化、统一编撰成文标准的民族史、确立单一疆域的经济和法律秩序、构建现代国家象征等都可称为塑造的共同性。如秦统一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以及统一度量衡、设立郡县等政策的推行为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西汉建立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努力在思想上实现统一；历史上官修史书的传统从盛唐正式确立并逐渐成为定制，以此锻造共同的历史、共享政治记忆成为传统；新中国成立后，颁布宪法和法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确定首都、国旗、国徽和国歌，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都属于国家意志塑造的共同性。社会自发交往交流产生的共同性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国家意志力量推动产生的共同性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二者交织互动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形成与演进。当然，中华民族共同性还可以分成有形的共同性和无形的共同性，在此不再赘述。对中华民族共同性进行分类便于理解共同性的内涵，也便于进一步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机制进行分析。
2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机制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要经历从个体到群体、从社会自发到政治力量推进、从量变到质变，不断沉淀和累积的漫长过程。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共同性具有不同的特点，凝聚机制也比较复杂，既包含自然过程也包含人为干预。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生成和维系既是纵横交错的复合过程，也是自然过程与人为过程交织互动的结果。与中华民族共同性分类相对应，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机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2.1 历史书写与能动构建互动统一的凝聚机制
历史书写与能动构建的互动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纵向分类相对应。历史书写的使命是对继承的共同性进行梳理和阐释，不仅要描述历史现象，还要通过考古发现、历史文献和民族志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探究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和内在逻辑，分析历史发展背后的推动力量，最终能站在全局高度对推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力量进行系统阐述。
其一，历史书写要确定描述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原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复杂的国内外挑战，既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就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确定描述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原则。这就要在全新的框架下对中华民族进行历史书写，对民族单元的书写要纳入这一整体框架，将对民族单元研究作为民族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如此才能保证历史书写原则的一致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的大方向。费孝通、陈连开等老一辈学者早就指出民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把民族研究和民族学的对象限于少数民族自有它的缺点。缺点在于把应当包括在民族这个整个概念中的局部过分突出，甚至从整体中割裂了出来。中国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和汉族的关系。”[11]49将民族单元特别是少数民族研究纳入中华民族研究的宏观框架既符合历史，也会对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实际具有方向性指导作用。
历史书写包含丰富的内容，如疆域史、中华民族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民族关系史、各民族史等。历史书写以继承的共同性为主要对象，既包含对各民族自然交往交流规律性的描述，也包含政治力量形塑的客观叙述，即对历代中央政府、少数民族政权和地方政权制度设计和政治安排的说明，反映历史自身的规律性。同时，对中华民族共同性进行系统梳理，并不意味着回避历史上的民族矛盾甚至民族冲突，矛盾和冲突是民族关系的组成部分，否认它就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吕思勉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演进史》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现在，就是包含着好几个民族的。诸少数民族，对于主要的汉族，以往的关系是如何？现在的关系是如何？谈民族问题的人，都应该忠实叙述。为要求各民族亲近起见，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14]254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在忠实全面叙述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整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中促进民族共同性增加、民族关系不断趋于团结和中华民族整体性不断加强的因素，而这些共同性恰恰是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基因和文化密码。另外，应加强中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多视角研究，从而进一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性这一研究主题。
其二，在历史书写和民族关系现状基础上的能动构建。在历史书写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巩固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性，从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以凝聚的共同性为主要对象。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重新思考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一方面是理论上的构建，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在此框架下加强内涵、构成要素、演进机制和基本特征等中华民族相关议题研究；加强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加强新时代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加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研究；加强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加强民族团结及进步创建实践研究；加强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等。另一方面是实践上的构建，通过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通过学校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强化国家认同；通过各类文化宣传加强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推动民族精神的重塑和提升；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强全体人民的国民身份认同，推进国家构建内涵发展；通过不断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人们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等等。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维系和凝聚既需要进行历史书写，也需要能动构建，二者都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与再凝聚，描述是前提和基础，构建是延伸和扩展。“保持描述视域下的‘共同体’半径与构建视域下的‘共同体’半径的同步性，保持两个‘共同体’边缘变化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保持二者的良性互动，实现两个‘共同体’的高度契合是我们努力的方向。”[15]同时，二者关系又具有相对性，今天的建构是明天的描述，二者辩证统一。当然，共同性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要动态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
2.2 历史方位与目标互动统一的凝聚机制
历史方位与目标的互动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横向划分相对应，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凝聚共同性的出发点。历史方位涉及“从哪里来”“现在何处”和“到哪里去”三个方面，本部分仅以“现在何处”即新时代为原点，分析各民族交往交流自发形成共同性的内在逻辑，及其与国家力量推动下共同性生成力量的契合。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讨论虽始于族际关系，但共同性一定是从个别性开始，即以民族单元的形成为起点。民族单元形成于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并经过漫长的生成过程。“社会关系具有两面性，它既发生在个体之间……同时也超越了个体范围。”[16]26传统在个体之间呈现，传统又能超越个体而传播和扩展，传统似乎可以不依赖个人而一直存在下去。实际上，个体是传统延续和扩展的一个中间环节，个体是传统得以存在和延续的主体，一种传统要反复被肯定才能不断延续和扩展。传统经过反复强化，以文化标识的民族身份固定下来。民族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族际交往日趋频繁，民族之间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在这过程中一个民族的个性可能发展成为各民族的共性，即范围的不断扩展，这种普遍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深化和升华，特别是经过政治力量的有力推动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或者民族精神。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存在，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有力的保障，共性也可能萎缩为个别民族的个性，部分甚至全部消失。这一过程既可能是自然过程，也可能是人为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与社会主义制度逐渐融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等主张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为各民族交流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各民族迎来经济文化繁荣的同时，共同性也不断增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发展和不断巩固，不断消解狭隘民族主义的负面性。同时，国家加强政治统一建设和文化统一建设，“一方面是政治统一的建设，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实施，在建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政治体制的同时，使国民完成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从对君主和神权的忠诚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的转变；另一方面是文化统一性的建设，即通过制度、政策和教育宣传等手段促成国内文化的同一化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统一民族认同，一个国家一种文化”[17]。国家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共同性，同时通过教育引导促使共同性不断增加。同时，要明确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不是要压缩各民族展示民族个性和多样性的空间。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18]“多元”和“一体”相互成就，若只有“多元”会呈现“一盘散沙”的局面，只有“一体”将会丧失生机和前进的动力。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建设，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族际关系纽带是指导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在国家政策层面积极推进的同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大量人口流迁的情况，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也推动了共同性的不断凝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之一是凝聚共同性。无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其核心目标是增加中华民族共同性，消除阻碍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障碍。如前所述，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阻碍中国发展，插手中国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处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国内面临各种突出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变化。这一发展阶段需要提出新的思想回应时代挑战、凝聚共识、增强国家认同、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在这样的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运而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因此，凝聚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性由此成为共同行动。探究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不仅包括凝聚内容的更新和重构，也包括凝聚机制的更新和调整。同时，内容与机制的交叉和互动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进一步凝聚。
3 在中华民族复合性生成的过程中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
上述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机制的讨论，主要关注的是“多元”走向“一体”的趋势，即从各民族单元的视角来观察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历史演进。中华民族的演进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即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视角来审视“一”对“多”的凝聚。“中华民族”作为整体性认知和“整全型人格化身”在不同阶段为各民族单元的历史选择提供基本价值和政治导向，而共同性的成长和巩固搭建起“多”与“一”的桥梁，从而抵制和消解中华民族凝聚的内部张力，逐渐沉淀和积聚出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价值基础和基本原则。因此，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主体性立场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的基础，在中华民族复合性不断复杂化及其连续性基础上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在中华民族演进过程中，民族国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关键性外来因素推动中华民族最终实现现代性转变。同时要注意，中华民族复合性的生成是动态的过程，具有鲜明的过程性和阶段性，与此对应，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同样具有过程性。
中华民族是复合型民族[19]，或称为“复合民族”，是指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和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众多单一民族的集合体[20]。也有学者称为“复合性民族”“指内部包含层级结构的民族……是众多民族的结合体，出现了整体与单元(或曰分支)的层级结构”[21]191-200。周平在与西方现代民族的对比中也指出中华民族的复合性特征：“中华民族除了具有现代民族的一般本质和特征，还有自己独特的本质和特征，体现出突出的复杂性。可见，中华民族是一个复合性的民族……成为一个兼具共同性与差异性、政治性与文化性、个体权利性与整体命运相同性质的共同体，体现为一个国民共同体与多族聚合体结合、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结合、国民个体权利与民族命运共同体结合的复合性现代民族。”[22]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理解中华民族的复合性，是对中华民族复合性的静态观察，而中华民族复合性特征的形成和不断获得具有过程性。如果能够动态把握中华民族的复合性，将中华民族族体的整体演进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凝聚力传承和发展、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呈现视为主轴，将各民族自然发展及其统治力量的政治选择视为变量，同时将近代以来外来的主要政治理论视为关键性外来因素，从多元视角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及其凝聚机制更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中华民族复合性获得过程是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机制的钥匙。
中华民族是民族实体，具有复合性特征，其复合性可概括为紧密相连的两个方面。一是实体结构上的复合性，当下的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单元构成；二是内涵上的复合性，以实体结构复合性为基础，体现为内在生成逻辑与构成要素的复合性，即以民族单元构成要素为基础，又有别于民族单元的构成要素和形成机制，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结合、东方与西方融合、兼具“国家”与“民族”的双重使命的独特内涵。两方面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增长点，推动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机制的进一步生成。
3.1 实体结构上“一”对“多”的凝聚
民族是人类集体的存在方式，在相对封闭的空间民族才能形成，民族单元如此，中华民族亦如此。从民族过程的视角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地理位置的相对隔绝为中华民族的生成提供了条件。“从宏观地形上看，中国被一系列自然屏障所环绕：其北部、西部和西南分布着北方林地、沙漠和高山，东部和东南为大海。”[23]27反过来，“庞大而封闭的历史舞台”[24]24为内部各民族的生成和交往融合创造了条件，也为独特的文化生成提供了舞台。以汉族为核心建立的中原王朝及其文化理念为起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的特点可概括为两个：一是血缘家族和祖先崇拜，为社会生活提供道德秩序和伦理精神；二是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为政治生活提供基本遵循和方向。虽然中华大地上有广袤的土地，地理环境存在差异，各民族语言、风俗各异，“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25]74。但并不妨碍“修其教”与“齐其政”，同时“不易其俗”“不易其宜”，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又为大一统思想的扩展和延续提供了可能，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染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无不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染，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千年延续不断的精神内核。至清代中期，随着清王朝统治疆域的基本确定及行之有效的民族融合政策的推行，为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近代严重的民族危机，传统的族属观念不断被消解，以既定疆域为边界的中华民族观念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
无论是考古发现、历史文献还是民族志无不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多元特征，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汉族不仅仅吸收其他民族成分，也不断渗入其他民族。因此，不仅在血缘上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民族的迁徙流动和融合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局面，在语言、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上也相互影响。在这片土地上，有些民族产生、发展、消亡，最终融入其他民族，又有些新的民族产生，其中有些较强大的民族如蒙古族和满族还建立了全国性政权。“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蛮夷戎狄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动能。”[26]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中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27]这一经典叙述是当下中国民族结构的理论呈现。虽然“中华民族”这一词汇的出现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构建关系密切，但从发生学的视角看，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有几千年的发展史，其内部结构具有多元性。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同时期，民族单元的数量、规模和特点都会有差异，有些民族产生，有些消亡，有些融入其他民族，有些民族几千年持续发展，具有动态性。但是“多”是有形的，是基本事实；“一”有时是无形的，但一直都在场，“一”对“多”在实体结构上的凝聚贯穿整个中国历史进程。
3.2 内涵上“一”对“多”的凝聚
在内涵上中华民族复合性是指以实体结构复合性为基础，体现为内在生成逻辑与构成要素的复合性，即以民族单元构成要素为基础，又有别于民族单元的构成要素和形成机制，既有自然凝聚也有政治整合。同时，随着中华民族族体的演进，内涵上的复合性同样具有过程性和动态性，会不断复杂化。关于民族的内涵，长期以来我国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依据之一，斯大林对民族定义是根据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苏联民族状况和革命形势需要提出来的，不能有效反映和概括有几千年民族交往历史和丰富民族传统的中国民族状况。学术界对重新定义民族的呼声很高。因此，2005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给民族下了新的定义：“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28]10-11这一界定对民族构成要素采取列举的方式，并对宗教因素做出特殊说明，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适用性。也有学者将民族的构成要素分为原生性成分、次生性成分两种，将共享的文化、历史疆域、祖籍地、共同记忆、宗教信仰等视为原生性成分，而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利益、情感视为次生性要素和建构性要素[19]。显然，上述民族界定是针对我国各民族单元而言的。
中华民族中的“民族”显然有别于上述民族内涵，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已经是民族一词的转义[29]。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和把握作为内部构成的民族单元与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在内涵上的区别与联系，显然要回到近代。回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过程，不难发现彼时的民族精英一方面提出单元民族的构成要素，另一方面将这些要素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援引的基本素材，使民族单元的生成逻辑“为其论证提供思想资源、想象空间与具体模式”[30]。从根本上讲，中华民族与单元民族在构成要素、形成机理和社会功能上都存在差异，但是在理论初创时民族精英试图搭建起两个层次民族之间的桥梁，实现“创造性转换”，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创造条件。因此，近代民族精英对中华民族的论证，“并没有忽视和偏废通常被今人所提及的那些民族构成要素，如共同的地域(或称领土)、血统联系、语言沟通、风俗、生活方式、政治法律制度(包括平等的公民权)，以及经济生活、共同的民族自我意识、历史记忆、文化心理素质(或国民性)，等等”[31]275-276。不可否认，虽然中华民族与单元民族在构成要素和形成机理上存在差别，各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民族之间广泛的交往交流、迁徙流动会使共同性不断增多，这些共同性正是构成中华民族的要素。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合性特征不仅体现为它是各民族的统称，其构成要素具有复合性特征，还体现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东方与西方相贯通、兼具“国家”与“民族”的双重使命三个方面。
其一，中华民族内涵复合性之东方与西方贯通。中华民族在近代由“自在”民族实体发展为“自觉”民族实体，实现现代性转变与关键性的外来因素直接相关。近代中国是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多民族国家，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性转变最主要的外来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民族原则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理论；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者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提供了理论框架和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经过百年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中国具有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特征，又具有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所没有的特殊结构和特点；另一方面，中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套既有中国历史文化特征，又体现社会主义实践关怀的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及政策措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国家制度实现深层次融合。
其二，中华民族内涵复合性之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中华民族是在民族单元基础上形成的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千百年来，特别是在近代经历历史性转变，中华民族已经是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形成共同性的身份本身就构成了传统，这些传统一方面内化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伦理价值和行动准则，即“民众日用而不自知”，同时又形成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传统，形成巨大的历史惯性，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来自外来文明的巨大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与新儒家一样面临着“上不着天(传统)，下不着地(现代)”[32]2的尴尬处境。“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是西风东渐，传统的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面对一味‘菲薄固有’、自贼自戕和民族自尊、自信的丧失，以及所谓‘文人’‘名士’们抛却自我、茫无归着和‘一意袭外人肤表’的肤浅芜杂，新儒家怀着强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致力于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32]1现代新儒学的抗争和坚守使儒学在新的历史境遇中依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延续的组成部分和中华民族身份的表征主体性一样特征鲜明。“这个时代所亟须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33]13民族认同作为一种体现历史连续性的认同，这一特质决定了其最适合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强调历史与当下的内在关联，因此将民族视为“义务共同体”[34]23，其“来源于互酬性交换”[10]5，不仅有义务完成祖先们未竟的事业，也有责任将其推向更美好的未来，在此意义上民族又是“伦理共同体”[34]24。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8]“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35]这些表述彰显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价值关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关于民族问题的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继续前行的动力，意味着不能忽略中华民族现代性内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相对应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是中华民族现代性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中华民族内涵复合性之兼具“国家”和“民族”的双重使命。从中华民族的纵向发展看，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自觉是在与“他者”的交锋碰撞中实现的，同时与现代国家相结合。当然，中华民族实体性的获得不仅与现代国家的建立有关，更来自漫长历史演进的自然生成和政治形塑。“中华民族”这一词汇在1902年被梁启超提出后，经历了“标准化、通俗化、政治化、衍生性”[36]365-366，完成了从新词汇到新概念的转变，成为具有强大动员力和凝聚力的现代民族符号。在当前语境下，中华民族认同在内在气质上也具有复合性特征，中华民族兼具“民族”和“国家”双重功能和使命，也因为如此，有学者称其为“国族”或“国家民族”。毫无疑问，“中华民族”从20世纪初到后来在内涵上的转变，有深刻的政治原因，中华民族一词的生命力来自民族精英政治实践的需要及政治智慧。中华民族规定了共同性凝聚的边界，也规定了共同性凝聚的高度，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有力支撑。从“中华民族共同性”到“中华民族复合性”本身就是各民族在发展中不断凝聚的结果，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是“多”到“一”，这是“表”；中华民族复合性是“一”对“多”的凝聚，这是“里”，二者在实践中实现统一。
4 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性在横向上可分为各民族自发形成的共同性和政治力量塑造的共同性，纵向上可分为继承的共同性和凝聚的共同性。与上述分类相对应，其凝聚机制可分为历史书写与能动构建的互动统一、历史方位和培育目标的互动统一。上述过程都呈现为从“多”向“一”的发展过程和基本机制。中华民族是具有复合性特征的民族实体，在实体结构上的复合性体现为几千年来有些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有些民族融入其他民族，有些民族虽经历挫折依然保持了连续性等复杂的历史过程。因此，以今天中华民族生存疆域为基础回溯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单元会有所不同，但是多民族的状况没有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华民族在实体构成上处于动态之中，而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是中华民族保持几千年未曾中断的精神命脉，也是理解中华民族历史连续性的基本线索。中华民族内涵上的复合性是在几千年发展中不断获得并不断复杂化的，每一次外来文化和思想的传入都要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对接和深度融合，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凝聚机制的生成。因此，中华民族复合性呈现为“一”对“多”的凝聚。
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经过复杂的历史变迁，以祖先崇拜和血缘家族为社会生活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准则，以“大一统”为核心的天下观作为共同性要素推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至近代中国被置于主要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关系体系之中，“中华民族”词汇提出本身就表达了各民族对统一性和共同性的强烈追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就成为克服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张力的极端表达。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等同于国家”[23]19，费孝通将我国的民族关系格局概括为“多元一体”。新时代以来，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上述历史趋势和时代需要的最新表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也确立了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的方向。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大一统”天下观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一部分就呈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共同性的重要步骤，既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情，也彰显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内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方向，借鉴和超越了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新时代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