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始于唐代。新罗真平王四十三年（621）初，初受唐代文化。荣留王二十三年（640）遣子弟请入唐朝国学。景德王十五年（756），唐玄宗御制御书五言十韵诗赐赠，大阐斯文：“兴言名义国，岂谓山河殊。使去传风教，人来习典谟。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诗歌展现了唐代儒家文化东传朝鲜半岛的实际情况，两国使者频繁往来，礼仪互通，肇开了唐诗之路。此后，周边各国大量派遣留学生入唐：“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虽七营飞骑亦置生，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弟子入学。”（徐松《登科记考》）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呈现出接受唐诗的洋洋大观，唐诗之路自此绵延一千五百年之久。这不仅源于唐代文化巨大魅力的吸引，亦与唐朝“宾贡科”制度有关。唐代对外国贡士和留学生以礼相待，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者同样可以授予官职。朝鲜半岛方面，洪敬谟《列圣朝御笔帖》记录了各朝皇帝，如文宗、成宗、仁祖、显宗、明宗等汉字手书唐诗的情况，录有诗作内容、写作背景、撰者心绪及录者按语等。
《三国观风录》载，金卿，开元时，奉使还国，陶翰送诗曰：“礼乐夷风变，衣冠汉制新。”金少卿，大历时，以副使还国，张籍送诗曰：“到家犹自着朝衣。”金可纪，唐元和中，章孝标送归诗曰：“登唐科第语唐音。”金夷鱼，唐懿宗咸通中，景文王时入唐，奉使归国，张乔赠诗曰：“渡海登仙籍，还家备汉仪。孤舟无岸泊，万里有星随。”朴充入唐授侍御归国，张乔赠诗曰：“天涯离二纪，阙下历三朝。”
“北学中国”“倡文东邦”的崔致远，被尊奉为“东方艺文之权舆”，他年仅十二岁就随商船自费来到长安留学，六年后登进士第，任溧水县尉。任满后，被大将军高骈聘为从事，补都统巡官，军中表状文告皆出其手，集中多有与唐代诗人顾云、张乔、曹松诸人相唱酬之作。李奎报《唐书不立崔致远列传议》“十二乘船过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周世鹏《游清凉山录》“崔孤云入大唐，檄黄巢，名动天下，遂为东方文章之祖”等记载崔氏入唐，传为千古佳话。崔致远作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唐诗之路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对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得到了其本国人民的普遍认可，并被作为榜样。“东诗以崔孤云为唱首”（申景浚），认为崔氏的诗歌创作为朝鲜半岛汉诗文化开山伐树，并广泛流传。他的诗歌从风格到用韵基本继承了盛唐之音，音情蔼如，韵徐趣幽，有盛唐风范。“千载东土，能得此调者惟公一人。”文化交流的相互性使得崔氏与中国诗人唱和之作在中国与朝鲜半岛唐诗文化传播之路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唐及第的知名者，尚有崔彦[~符号~]、金可纪、金夷吾等。崔仁范与崔致远、崔承佑并称“一代三鹤，金榜题回”（《全唐文》）。此后数以千计的文士济济比肩，为中国与朝鲜半岛诗路提供了丰富有力的文化支撑，开启了“创作接受”浪潮。文人群体间常呈现步韵唐诗作联章组诗的盛况：“人持唐诗一卷，拈出一篇而步其韵，相与唱酬者二十章矣。”（金孝元）不少文人仿效李杜、韩柳、韦应物等唐代著名诗人进行“和韵”“依韵”“赋得”“为韵”“分韵”等诗歌创作，是唐诗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广远深入的体现。
“晋帖”和“唐诗”在传播过程中被朝鲜半岛文人赋予了经典化意义：“事业唐诗晋帖间”（赵文命）、“晋画唐诗排铺细”（朴允默）、“鉴藻唐诗晋帖间”（赵秉铉）。朝鲜半岛诗人诗句每将“晋笔”与“唐诗”并提，几乎成了固定化词语，这是唐诗在朝鲜半岛被广泛接受的有力体现。“茫然千古汉唐诗”（尹凤朝）、“盛唐诗句妙如神”（申箕善），充分肯定唐诗地位，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唐诗之路顺利延续的基本前提。他们将学习唐诗作为一生热爱的事业，孜孜以求，笔耕不辍，痴迷爱赏。
朝鲜半岛文人的唐诗接受已深刻影响到他们的精神生活：“惯诵唐诗征戍曲，家人也学寄边衣。”（朴齐家）将唐诗中对边塞生活的描述移接到日常生活中，“捣衣寄边”的举动被朝鲜半岛征人的家属效拟模仿。在遭受生病、离乱、困苦等不顺境遇时，唐诗往往可以成为朝鲜半岛文人的心灵寄托和精神依靠。南鹤鸣《词翰》记载金高城之妾曾不解诗，丈夫殁后，却能诵唐诗数百首，可见唐诗已成为承载离愁的有力载体。这些动人的例子都可算作中国与朝鲜半岛唐诗之路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由文学到精神的纵向轨迹。
中国与朝鲜半岛诗路不仅在宏观上贯穿了朝鲜半岛史中世、近世、近代时期，于微观层面上，多数文人对唐诗的接受是延续其一生的。不少文人雅士自幼即接受唐诗教育，文化阶层以唐诗“课小儿”“训小儿”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其教育中已成为较为正式而普及的启蒙教学内容。且对声韵、格律等技巧相当熟悉，能够熟练背诵并模仿创作。金龟柱言其弟“三岁诵唐诗五绝，见者莫不惊异”；俞彦镐言李伯润“四岁诵唐诗数百句，往往出语已辄惊人”；南正重言其先考“六七岁口授唐诗，集字成句，语或有惊人”。为逝者撰写的“行状”中，很多将主人早慧学习唐诗作为不可忽视的人生经历，唐诗名篇名句所传达的厚人伦、成孝敬等美好品质给予了朝鲜半岛文人精神指引。
朝鲜半岛诗家将谙熟唐诗、能够进行精妙的唐诗创作，视为一生可堪称颂的技艺，这在文人为逝者撰写的挽联及墓志铭中多有体现。李廷龟挽白振南：“晋笔唐诗父子专，琼琚一出万人传。”郑来侨挽白厓子：“手里唐诗了一生，不知何事是功名。”成汝学挽李睟光：“手里韦编爱羲易，卷中珠唾见唐诗。”赞美逝者生前唐诗创作的精湛技艺。洪世泰描述墓主心无旁骛赏读唐诗的悠然状态：“手唐诗一卷，一几一罍，坐卧其中，啸咏终日以自适。”在不足数百字的文章、诗词作品中，不吝笔墨地叙述、称颂主人公的汉诗创作技能及学诗经历，足见唐诗对朝鲜半岛文化阶层影响之深。从童蒙之时始授唐诗，遂成一生事业，亦可称为个体的唐诗文化接受之路。
明代以来，文人致力于品评诗歌，编纂了大量唐诗选本。此时朝鲜半岛先后处于高丽时期、李氏时期，中国明清的唐诗选本亦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唐诗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砂点缀唐诗好，白蜡分排宋韵强”（南有常）、“盛唐诗笔闲中选，全沈山川话里长”（柳得恭）等诗句反映了朝鲜半岛人编选、批点唐诗的状态。从诗话评论中，可见其对唐诗作品的情感内容、体式功能等多有独到的品评标准。在多数朝鲜半岛文人心目中，认可程度较高的唐诗选本乃杨士弘《唐音》和高棅《唐诗品汇》。申钦在《晴窗软谈》中对比品评了诸多选本，肯定了《唐音》《品汇》等内容详实、分类精严。崔昌大在《先妣遗事》中讲述了母亲在穷困时用自己的钗钏饰品置换《唐诗品汇》的故事，充分体现出朝鲜半岛文人对中国经典诗文选集的重视。这些反映出中国与朝鲜半岛唐诗文化传播自唐至明清绵延不断的脉络轨迹，是唐诗诗路在时间、空间上的双重延续。
朝鲜半岛的唐诗接受方式和途径，还包括借阅、购买、手抄等形式。李穑叙述从同僚借阅唐诗选本品读的快乐；李颐淳记载宦游京城时购买《昌黎集》，翻阅考检之事；李颐命介绍了《唐律辑选跋》选八百首唐律诗，皆为八十一岁高龄的任埅手抄之事，令人称奇。
“惟我东国，迪教之方，一遵华制。”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随海舶“入唐学法返桑梓”，开启了“汉文唐诗，于斯为盛”的局面；宋元明清，中国与朝鲜半岛诗人联芳袭美，继续开拓异彩纷呈的唐诗传播与接受的各种途径。千载之后，唐诗仍脍炙相传，熠熠生辉。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9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