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0年代的学术风尚和对小说史的探求

中华读书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写作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背景。

陈平原（以下简称“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所谓理论年、方法年。那几年大家讨论问题，喜欢先谈大的理论框架，摆弄各种新方法、新理论。这是80年代的风气。那三两年，文学界、学术界都有比较大的变化。就在那个时期，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概念，影响比较大，很多人希望我们就这方面大加发挥。可是我和老钱（钱理群）、黄子平不一样，当时我还在读博士生，他们两个在北大当老师。所以我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博士论文写作。当时我已经发表的论文虽然影响较大，但怎么样和博士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做博士论文，很多人一开始提出宏大的规划，希望一举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何况那时我年轻气盛，又正值“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被普遍看好。所以博士论文还没有开始写作，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就提醒我：“别弄一大堆理论。”意思是说，别把理论弄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头装。当时最容易谈的如“东西方文化异同”，确实是什么东西都可往里装。做学问，“说有容易，说无难”。中国文史这么大的范围，你爱说什么，很容易找到；说无，就必须排它，做很多实证性的研究。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在“说有”这方面做文章，那很容易，随便逮住几个例子就能写出一篇论文来。王瑶先生希望我不只在具体课题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而且对整个知识的发展有所贡献。所以，当时我特别警觉，从1985年的热潮中退身下来，认真做博士论文。

二、被否定的两个题目

中华读书报：您当时对自己的博士论文有什么想法？听说一开始您也有题目被否定，是这样吗？

陈：博士论文跟别的文章不一样，在我看来，必须是顾炎武所说的“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这样的题目，才适合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否前面没出现，后面不可缺，写小文章无所谓，做博士论文的选题则特别重要，必须定位在这里。对我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怎么样利用你的积累，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长处；另外，论文做完后还可以继续伸展。这两点是做论文的人应特别注意的。如果随便抓一个时尚的题目，即使有若干好的想法，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这跟你的长期积累、志趣以及长处脱节，做起肯定是仓促上阵。博士论文是一个成果，也是一种训练。这句话的意思是，从硕士到博士，这六年总得有个阶段性的成果。这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博士论文做完之后，还能继续发展，有个伸展点。假如没有，做完论文就丢掉了，以后再找个题目，那只是拿了个学位。

所以，我考虑的是，第一，这个题目值得做，所谓“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第二，这个题目我能做，我以前的积累指向这里，以后的研究从这里出发。这两点锁定以后，再选题目就比较好办。当然，你会根据学界动态，以及自己的兴趣不断调整。选题目其实很难。你必须考虑到学术界的状态、你自己的能力，还有这篇论文出来后对学术界的贡献。在选题过程中，你会不断冒出很多很多的想法。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有的人一进大学、研究院就有一个题目，围绕这个题目，目不斜视，一直做下去；另一种是通过读书，不断思索、徘徊、选择，在很多题目的纠缠中挣扎，最后确定一个。我是后面这一种。1985年，我同时准备做几种工作，好些后来没有做，有的因为条件不成熟，有的则是我的知识准备不够。我说这些，也许对大家有用。就是说，你知道好多题目有意思，值得做，但是如果你做不了，只好抛弃。我当时选了三个题目，涉及三个类型。

第一个题目是，现代文学和宗教的关系。后来我没做，别人做了。因为我念硕士时写了一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到北大念书，很大程度是因为这篇文章。文章写成之后，我刚好到北京给老钱看，老钱又推荐给王瑶先生看了。此前王先生没有招过博士生，看了这篇文章后，说“让他来考吧”。所以我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生。王先生跟许多人说过，我招的这个学生，对宗教方面有兴趣。当我做博士论文时，王先生说，他不给我出题目，但可以帮我排除。也就是说，他不管我怎么读书，怎么选题，只告诉我哪种选择可能是错的。我的这个题目，就被他否了。为什么否？他的意思是，第一、虽然你对这方面有兴趣，但你没有受过宗教学方面的专门训练，除非你补课，在宗教学方面下很大功夫，否则你就是骗文学界的人。你可以在文学界谈禅论道，但这毕竟不是你的专长。第二、他说，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将来能请到的参加你的论文答辩的教授，没有一个人懂这个。答辩时，可能人家看在导师的面上，让你通过。也可能你的论文超出那个时候一般教授考虑的范围，你会碰到很多意料不到的困难。两种结局都不理想，所以这个题目最好不做。

第二个题目，我当时对语言哲学感兴趣，所以自然而然地对文言和白话的关系感兴趣，想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当时跟王先生讲，我自信对晚清一段有一定积累，可以从晚清一直谈过来，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问题，我谈了一些思路，王先生还是不同意。他认为这个题目，如偏重理论，太玄了；如着重资料清理工作，则没有大的建树。1985年前后，关于这个问题，成果还不多。但大家也都意识到，语言的变化，肯定是这个世纪中国文学很关键的问题。王先生讲文言转白话，肯定会有大成果出来。但是现在没有找到恰当的理论框架，研究还是比较一般。这就是说，我们预感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是没有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做也可以，但这不是最理想的。另外，如果一定要做，就得大补语言学的课。好在我们系里的朱德熙先生历来主张文学语言不能分，所以北大中文系的一个长处，是语言专业比较强。

第三个题目是关于小说叙述方式。这个题目，一开始不是这么报的，这是后来逐渐成形的。一开始只是想讨论中国小说形式的变化。王先生说这个题目可以做，但提醒我不要把“文学概论”直接套到文学现象上去。选定中国小说作为研究方向，已经是我读博士的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的下半年了。

三、问题意识比理论框架更重要

中华读书报：王先生的教学实在很好，您是怎样处理“问题”与“理论”的关系的？

陈：我的第二步工作，是在阅读大量小说和理论著作之后发现的新问题。做研究的人，“思想火花”不断冒出，尤其是当你接触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或新的理论框架时。做博士论文的人，除非特别没出息，否则都会努力把研究推进一步。希望自己的论文有一个全新的面貌，自然会考虑到新的理论、新的方法。问题在于，你的论述对象很可能经受不住你借用的理论之重压，因而纷纷解体——这对于史家来说，是很可悲的。我希望在对象的探讨中能发现问题，而这个问题最好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这个潜力又能和新的知识结合起来。对于博士生来说，很可能问题意识比理论框架更重要。在小说研究方面，80年代有很多理论，我比较关注卢卡奇和巴赫金。一般人会从意识形态推导文学形式的变化，而我想从文学形式窥探到意识形态的变化。假如我从“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来论证小说的形式变化，这样的论文当然也可做，但价值不大。我希望从小说形式特征的一点一滴的变化，去窥探、折射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不一定每个时代的政治观念、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的变化都会直接引发文学形式的变化，但文学形式的变化，肯定折射了时代与社会变化。从小说形式的变迁入手，讨论本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这是我的基本思路。另外，就是和我们上面提到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命题有关。以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从1917年说起，我们则强调从晚清落笔。一方面，我找到了问题，从形式里面窥探社会的变迁，而这是可以伸展的；另一方面，我找到了一个载体，那就是晚清到“五四”的小说。而这两点，恰好与我的研究趣味吻合。

四、小题大作的好处

中华读书报：您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特别提到“小题大做”，这对写论文有什么直接的好处呢？

陈：我在好多书的序言里提到“小题大做”。小题小做，可以做到小巧玲珑，但没有多大意思；大题大做不是博士论文所能承担的，那需要花一辈子精力；大题小做，最怕的就是这个，写杂感可以，做论文不行。比较合适做博士论文的——对，写学位论文都是如此，就是“小题大做”。因为在研究能力不是特别强、知识积累不是很雄厚时，大题大做会有困难，而小题大做有可能使你的成果比较坚实。小题大做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相对封闭起来。北师大陈垣先生有一句名言，就是做学问要“竭泽而渔”，如果“小题大做”，可以做到；但若“大题大做”，则不可能。假如一个题目设计挺好，但你控制不住，可能因为你的时间、资料、思路等有问题，也可能因为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不可控制的。这种情况下，必须找一个可控制同时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且可能有理论意义的题目。我说的“小题大做”，意思是可以做深做透，另一方面也是因其可以控制。

但不是所有小题都能大做。这里面，你的眼光很重要。怎样在一个富有潜力的小题目里做出大文章来，要有大的眼光。我记得王国维指导清华研究院某学生论文，是关于孔子生平的考证，王国维说，你考证很精，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小题目有的可以大做，有的大做不了。这取决于后面有无大的理论背景，也取决于题目本身的潜力。我希望进去的时候很小，出来的时候很大。这是研究的理想状态。我一开始想研究小说形式的各方面，最后缩小到叙事模式。依我的判断，在整个演变过程中，对于晚清、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最值得注意的是叙事方式的变化。之所以将论题封闭在清末民初30年间，因为我想做的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之“转变”。这样的“封闭”，会把复杂凸显出来。假如我写成中国小说的叙事方式，这样也可以，但很可能变成面面俱到的铺陈。我做“转变”，会更多考虑问题的复杂性，不仅涉及外国小说的启迪，还必须追究古代中国小说的传承。表面上不断缩小范围，但实际上我的思考逐渐深入。谈中国小说，缩小到形式研究，再缩小到叙事模式，最后缩小到叙事模式的转变。这并非偷懒，而是将问题不断推进，思考逐渐深化的结果。

五、论文不是教科书

中华读书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论文。它提出问题，切入问题。很多人不会写论文，就是因为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

陈：很多人不会写论文的原因，是误把教科书当论文写作的范本。教科书的特点是一、二、三平行罗列，而研究著作的特点是向前推进。起码就表面特征而言，一个是横的，一个是竖的。比如，告诉你杜甫诗有四个特点，一、二、三、四，中国农民战争有五大特征，一、二、三、四、五，这是平面罗列，不必深入研究，这是教科书。论文是找到一个问题，一步步往前推进，最后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我希望我的研究题目缩小，但深度、厚度却大大增加。说形象点，做学术论文，研究要单刀直入，切忌贪多求全，四面开花。很多人的论文，一看就不是作研究的，单从题目就看得出来，因为只有“范围”而没有“问题”。论文的写作不能只谈“范围”不出“问题”，比如“妇女小说研究”、“《水浒传》艺术论”、“象征主义透视”，等等，都不是好的论文题目，因为这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范围”。为什么很多学生论文出不来？很大程度在此。找到一个好题目，很不容易的。好题目本身便体现了作者的研究思路。必须学会提出问题。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找到研究对象，而且还蕴含了作者的思路、方法、策略。

六、低调的写作姿态

中华读书报：您本人的散文和其他文体的文章写得相当有激情，而您在这篇论文的写作中却采取了一种很低调的“叙述”，这是论文本身的要求还是写作者的选择？

陈：我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叙述问题。我写完硕士论文寄到北京，王瑶先生看了，批了四个字“才华横溢”，然后说，有“才华”是好事，“横溢”就不对。这句话特别触动我。逞才使气，控制不住自己，就这么一点小才华随便挥洒，很容易洒尽的。另一方面，我理解为这是对对象的不尊重。才华横溢者，容易用他自己的强势姿态来迫使材料就范。表面上，论文井井有条，不是内行看不出毛病。——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易犯的毛病是事先假定理论的“合理”与“勿庸置疑”，要求事实乖乖就范。——假如未进入正式研究，或者论文还没作，就已经有了结论，而且不可动摇，我相信这种研究价值不大。因为，你不用研究就有了结论，只不过用整个论文来证明你的结论。这样的研究不具备理论的穿透力。表面上得出的结论与最初的预料一模一样，可庆可贺；我的疑问是，那又何必花几年功夫做这个研究呢？当然，有时候最初的直觉是对的。但很多人不是这样，是因为他把与结论不一样的材料排除了，才会有这种情况。假如你尊重对象、理解对象、强调过程，而不过分注重结论，这样做论文，或许更有价值。你做完论文之后与你做论文前，如果是很不一样的，那就会很有意义。

七、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

中华读书报：以前听您说过，学位论文只是基本的标志，您是怎样看这个标志的？

陈：硕士阶段，要求学生对本学科的现状有所了解，对该研究领域的方法、材料基本掌握，初步具备研究能力，这就行了。硕士论文体现基本训练，在此前提下略有突破就可以，能体现对学科的贡献更好。而博士论文的要求，则高得多。博士论文做得好坏，对他以后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博士论文是个标竿，跳不过，或只是勉强过关，作为学者而言，就很少有更大的戏可唱了。博士论文应该是一个人进入学术界的入场券。

学习写论文的技术问题，对初学者其实很有用。这里面体现着学术规范与学术训练。有的人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一辈子都不入门，很可惜。谈论学术规则，表面上不利于天纵之才，可这是一个下限，目的是杜绝“假冒伪劣”。入了门，可以变化、可以创新、可以发展。但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不守基本的学术规则，一味“天马行空”，建议他改行从事文学创作。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教育体制有问题、学术训练有缺陷、学科分类及研究方法有弊病，必须得持清醒的态度，时刻准备做出必要的修正。但这不应该成为学界“无法无天”者的护身符。

该书是陈平原的博士论文，全书23万字。 该著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基础，详细考察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在清末民初30年间、即1898年至1927年间不易为人说清可事实上却是意义深远的转变。该著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美学等理论，从类型学、文体学、主题学、叙事学等层面综合把握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这一极富学术价值的理论课题，该著中的许多精辟见解都已成为既有理论价值又具文学史意义的不刊之论。该著因其突破性的学术贡献而被公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同时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知识创新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仅仅在材料占有方面，作者就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劳动。作者为写这篇论文逐篇阅读了1898年至1927年这三十年间发表的小说，总计数千篇，这还不包括这前后的作品和相关的大量中外理论著作。

访谈者：祝晓风　张涛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