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20世纪末起一直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其外交、安全首要课题，但这些年来日本对华战略方面明显在踌躇、摇摆，突出表现就是对中日关系的政治引领不强，对经济合作犹豫不决，通过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等在战略上加大对中国的牵制、抗衡和威慑。论其原因，对华心理的影响甚大。

一是心理失衡。尽管从幅员、人口、资源等看中国总体国力超越日本属于正常，但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对华优越感已达百余年，常年居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地位，而且GDP被中国赶超的速度过快，心理上的不平衡未能马上消解，难以平常心看待中国崛起。

二是战略焦虑。日本曾在经济上遥遥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自认为是亚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当然代表”，在全球秩序方面还雄心勃勃地提出过建立“美日欧三极体制”。但随着中国发展和影响力扩大，日本不仅感到在全球和地区的地位受到威胁，进而担心中国取代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使自己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三是安全担忧。历史纠葛与现实竞争相加，使中日间安全信任严重不足。日本对中国国力、军力提升日益感到不安，担心会对其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不利。因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可谓长盛不衰。

以上三种心理相互交织，给日本的中国观和对华战略带来直接影响。其中，前两种心理不仅是潜在的，还有难以言说的部分，因此“中国威胁”就成为日本经常被公开提及的目标话题。

不难发现，“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比在其他国家强烈得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中国召开两会时，日本官方和各大媒体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国的国防预算上，尽管当时中国的军费开支还远不及日本。近年来日本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威胁的“担忧”远比中国其他邻国明显、强烈。今年2月1日中国施行《海警法》后，日本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学者、媒体几乎是齐声批评该法，而且明显使用双重标准，以至于有的日本学者也看不下去。

日本表现出来的对华安全担忧实际上有“虚”“实”之分。“虚”的部分是通过渲染中国威胁在国内制造舆论，推进包括修宪、加强军力在内的政治日程；同时在国际上制造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扩张霸权的印象，以获取外交好处。“实”的部分自然是安全上对中国的真实担心。这主要源自对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评估，其中恐怕也有难以言说的内容，即一些日本人由于历史原因而担心中国强大后会向日本“复仇”。这种心理无形中使日本不仅担心中国变得更为强大，而且也使它在发展中日关系时显得更加矛盾和踌躇不前：既想搭中国发展快车、获取合作红利，又想保持距离，甚至一些保守政客和右翼希望日本帮助美国遏制中国、破坏中国发展进程。

这些日本人担心“复仇”的心理不仅有点多余，也显示了其心胸的狭窄。众所周知，新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多次指出，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应该由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并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目的就是发展世代友好的两国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历史问题不时影响中日关系发展，但几乎都是起因于日本官员或政治家否认侵略历史等言行刺激中国人民感情，并非中方主动提及。其实，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也曾呼吁国人发扬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民族德性，不以日本人民为敌、不要报复。换言之，不念旧恶、不报复日本不仅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观点，更是中华民族传统品德的体现，否则中国老百姓怎么会在自己也难以生存的困境中养活了那么多的日本遗孤呢？

从现实看，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同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昭示中国不仅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且要以开放、包容、共享的心态实现与各国共同发展。这一发展路径既符合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广大民众的共同心愿，更与中国的发展利益相一致。中国曾与日军浴血奋战的老一辈政治家都能做到不念日本旧恶，国家强大后的领导人和人民必然有更加宽广的胸怀。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对日政策稳定性非常高，但日本对华政策经常出现摇摆，其中安全、战略的对华不信任是重要因素。同时日本政治家缺乏远见和定力、右翼的破坏也使中日关系难以稳定发展。中日应该通过更多战略沟通达到增信释疑，着眼长远规划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目标，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领，确保其健康发展。在历史问题上，安倍执政时曾提出“战后外交总决算”，目标是甩掉战败“负遗产”，重点与邻国发展正常关系，以拓展外交空间、在正在到来的国际秩序变局中为日本争得有利地位。但这一政策还未见成效，也非轻易可以做到。

从长远看，日本与其担心别国“报复”而难以释怀，甚至因此错过合作机遇，不如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努力增进与受害国民众的沟通，与邻国增进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拉近心理距离、实现共同发展，否则有可能错过历史性战略机遇。而如果日本将重点放在对华抗衡、遏制上，必然会给中日关系、地区稳定带来灾难性后果。

=胡继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