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表现。在中国，政治学自1980年恢复重建以来，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并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标识。特有的中国政治基础、特有的中国政治问题、特有的中国在世界变化格局中的地位，使得中国政治学在科学研究中产生出自主性和自为性，开始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欧美政治学相比，中国特色政治学突出表现为学科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体系的整合性取向和话语体系的包容性特点。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政治学是20世纪从国外引进的学科，在相当长时间，这一学科被忽视了，直到1980年得到恢复重建。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的政治学在复杂的环境下努力探索，开始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色、风格、气派。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群体自觉，并为今后的政治学发展提供了标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是一个通过自主自为的探索不断获得自觉的过程，也将通过这一自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步伐。
一、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背景
政治学的核心对象是国家，核心命题是“构建什么国家，如何构建和治理国家”。早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世界不同的文明体不约而同地围绕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产生了不同的主张。只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还生活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没有在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形成以国家为特色的学科。
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伴随现代化产生和发展的。率先步入现代化的西欧产生了现代政治学，并成为现代政治学发展的策源地。现代政治学的主要思想来自欧洲，其他国家主要是学习、吸收和运用。但是，现代世界毕竟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每个国家的历史、国情和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由此便产生了政治学的“本国化”。美国主要是由西欧移民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欧洲大陆的政治学主要关心国家、主权和法律。早期美国政治学反映了这些关注政治学曾是‘国家的科学’。”但是，随着政治学在美国的运用和对美国政治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政治学的“美国化”倾向，“自民族独立时期开始，就有一种经常性的有时是强烈的情绪：美国政治学(这里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解释)是独特的，也许对于全世界都具有独特的意义”。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政治学更注重应用。如果说欧洲的政治学主要是政治哲学，那么，美国的政治学主要表现为政治科学，特别是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像自然科学”。尽管在美国政治学发展中，也有过“重新欧洲化”的提法，但“美国化”始终居主流地位，并形成区别于欧洲的美国政治学。
美国和欧洲毕竟是同根同种同源，同一性大于差异性。美国政治学更多的是对欧洲政治学的补充和延伸。随着美国政治学的发展，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政治学“对于全世界都有独特的意义，其知识类型和范围值得输出或仿效”。与此同时，自政治学产生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学能够与欧美政治学形成互动竞争关系。因此，美国政治学没有提出构建以国家为特色的学科的强烈诉求。
对于中国的政治学来讲，提出“中国特色”具有特殊意义。中国尽管很早就有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作为一门由知识体系形成的学科，政治学是20世纪才由西方引进的。由于政治原因，政治学一度中断直至1980年才恢复重建。政治学的恢复重建是在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发生的。现代化将“如何建构和治理国家”的任务提了出来，因此需要研究这一问题的政治学。邓小平提出了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正如现代化要通过对外开放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一样，政治学的“补课”也要吸收过往的政治学成果。
在政治学的“补课”中，中国的政治学大量学习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政治学。这是因为西方的政治学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由一个个学术概念和专门术语构成的知识体系。如果不加以学习，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学来讲，自主地运用政治学理论研究政治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中国特色，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政治学是对特有的政治基础的反映，并受到一个国家政治基础的制约。中国是一个有着独特文明和制度的国家。如果说欧美同根同种同源，那么中国与欧美的差异性大，中国的政治基础更具有特殊性。1978年，随着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目标。1978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这之后，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政治思潮，影响着国家现代化的走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1979年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思想理论工作面临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重要任务，需要发挥各个学科的力量进行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开启了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历程。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学的恢复重建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中国性”，这就是实现现代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基础。政治学的恢复重建必然要反映这一政治基础，并具有中国属性。在这一政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治学，势必与欧美国家的政治学有着鲜明的区别。这种区别也使得中国的政治学从恢复重建伊始便获得了一种特有的政治自觉，即对政治方向的把握。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后曾经出现过一些波折。正是在波折中，政治学者提高了对中国的政治基础和自己学术使命的认识，努力将学术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联系。
其次，政治学是对政治问题的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学首先要研究本国的政治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特有认识，从而获得学术的自主性。自人类进入“世界历史”之后，现代化成为人类必由之路。人们一度普遍认为，现代化的先行者是后继者的示范和模板。先行者建构起一套价值规范，后来者只需遵守既定的规范。“历史终结论”便是基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和理论终结了人类理论进程而提出来的。但是，近些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大大超越了西方学者的预设。由于历史和国情的不同，现代化的后起者并没有按照先行者的单一模板发展，而且非西方模式的后起者正在迅速追赶，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先行者，由此增强了不同文明体的学术自信和自主。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政治学是在中国道路的形成过程中恢复重建的。政治学参与了中国道路形成过程中面临的大量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并在道路自信中获得了学术自信。这种学术自信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提供了源泉。中国政治学者完全有可能超越既有理论，形成中国特色的政治学。
最后，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并适应时代的需求。现代政治学发源于西方，在于西方率先走向现代化。但是，经过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单向的全球化正在向多向的全球化转变。多向的全球化意味着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政治学研究要适应这一变化，回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理论问题。随着中国在多向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给中国的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从单一的被动“补课”到更具有自主性和自为性，从而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以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发表为标志，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成为主流话语，大大激活和激发了中国学者的自主创新意识，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群体自觉日渐明晰，其中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自觉。在这种群体自觉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正在成为政治学人的共识，并以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树，在新的世界学术格局中作出特有的贡献。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呼唤。自政治学在欧美产生以来，随着中国崛起和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地位日益增强，并成为构建与欧美不同的中国政治学的路径标识！
二、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学科构建
中国特色政治学是指在中国政治学发展中体现出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特点，以具有主体性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解释和分析政治问题，产出中国特有的学术成果，使得世界政治学体系中具有更多的“中国性”。
中国特色政治学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一个人为的构建过程。这种构建体现了政治学研究主体由自在到自为，由自发到自觉，由个体自觉到群体自觉的形成过程。尽管在相当长时间，没有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这方面的行动。学科自觉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学术研究中长期努力和积累而成的学者从不同的路径进行探索，汇合成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自觉，并分别体现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之中。
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学科体系具有基础性地位。学科是按照学问和学术的性质划分的科学门类。由若干系统完整的学科门类构成一个学科体系。通过学科划分进行有目的的知识生产，从而持续不断地生产出相关的知识。学科的设置和分类，反映了客观事物的特性，并体现一定的目的性。
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门类，中国的政治学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学科曾被中断，由此才有了“补课”一说。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学不能简单说“中断”。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得以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很大发展，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内容被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如作为政治学核心议题的国家，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内容。改革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征程，马克思主义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且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这是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原生基础和背景，也是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基点和起点。在政治学恢复重建过程中发挥了开创性和引领性作用的学者具有很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能够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政治学的恢复重建。
在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中，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国家属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率先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并设立了相应的学位点。之后，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得以恢复重建。随着学科门类的增多，1998年，政治学一级学科设立，下设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与党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和思想政治教育8个二级学科，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无论是从政治学一级学科体系，即通常所说的“大政治学”，还是二级学科分类，即通常所说的“小政治学”看，都反映了鲜明的中国属性，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对学科的划分，有助于持续不断地进行专门性的知识生产和传递。专门性的知识生产和传递，需要相应的教材。“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教材是对专门知识的规范性表达，是学科发展的基础。从教材看，中国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一开始就显示其中国特色。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当代中国政治为主要对象。
政治学恢复重建后的教材编写是不同学者自主完成的，因此版本各异。但这些教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大量西方政治学知识进入中国，其中有的概念为中国的政治学教材所吸纳。但从整个教材体系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动摇。以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为例，该教材对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作了明确界定，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教材尽管使用了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西方政治学产生的概念，但对不同性质的政治进行了比较，突出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主体地位，而不是对西方概念的简单照搬。即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也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2004年，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中的重要内容便是编写教材。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政治学概论》非常明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当代中国政治主体的特点。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进，政治学教材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本体属性更为鲜明，并转换为中国政治学人的自觉行为。地方政府学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编写有多种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之后，“地方政府与政治”被列为政治学的重要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专家组多次指导，希望新编写的教材更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以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为主体。
政治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特别是作为政治学骨架的学科体系，更体现了国家属性和国家意志。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体现了当代中国的国家属性和国家意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此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西方政治学有着鲜明区别，并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基调和主色，是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政治基础。正是以此为基础，获得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自觉。这就是，在中国大地上从事政治学研究，需要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正如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一样，政治学人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具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觉。这种自觉有先有后，有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过程。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成为政治学人的基本共识，获得共识的人愈来愈多，程度愈来愈高，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提供了坚实的主体性基础。
因此，政治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实际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作为一门学科得以恢复；二是这种恢复不是对过往政治学的简单接续，而是重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学。
三、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学术构建
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学术是核心。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专门的学术研究，一门学科才能得以确立和发展。而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因问题而生。通过运用科学知识对某一问题进行持续不断地研究，从而形成学术体系。“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
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伊始，便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邓小平在谈到政治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时，其背景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包括政治方面的问题。正是在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产生了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自为性和主体性，从学术体系方面获得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自觉。由中国政治问题导向的政治学学术自觉是一个随着问题的发生变化并加以研究的形成过程。主要表现为以下层次：
其一，政治理论问题。政治理论问题涉及政治价值、政治理想、政治意识、政治规范等基本问题，具有导向性，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邓小平1979年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政治学恢复重建的重要或首要任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产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该书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进行了系统阐述，搭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框架，并多次修订和再版。它反映了中国政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系统研究，在世界政治学的学术体系中独树一帜。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在基本理论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政治导向看，中国的政治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发展遭遇了挫折，并产生对社会主义的怀疑甚至否定的政治价值问题。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首先强调的便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又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包括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等。这些重大政治问题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政治学者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贡献。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在基本理论的时代性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
随着对外开放，大量西方政治思想进入中国。如何对待和分析西方政治思想便成为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后，一方面重视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1982年，教育部专门举办政治思想史教师培训班，推动编写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另一方面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和评价，而不是简单地介绍。这有助于在对待西方政治思想过程中增强中国政治学者的主体性。从一门独立的学科看，西方政治思想源远流长，特别是近代政治思想有许多有价值的成分。但中国政治学者在西方政治思想面前并不是简单地折服，而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相当的自主性，形成了以我为主的学术思想。与此同时，政治学恢复重建后，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大量研究，显示出政治学丰富的中国传统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中国政治学者在对这一资源的努力挖掘中获得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如果说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初，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主要是批判，那么，之后的研究更多的是客观对待，充分挖掘对当代中国政治有积极意义的元素，体现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民族性。
其二，政治制度问题。政治制度问题涉及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又是一个十分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高度，提出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一年，正值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元年。之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问题成为政治学恢复重建后的主要问题。从学科设置到教材编写，从研究课题到研究成果，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都居于核心地位，并建立起独特的学术体系。
中国政治学者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问题，面临着双重难题和任务。一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问题。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不仅制度竞争十分激烈，且理论证明面临的挑战也十分艰巨。为此，中国的政治学在论述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方面做了大量努力。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政治学者对于在制度竞争中建立制度自信方面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二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需要完善，政治体制需要改革围绕制度和体制问题，中国的政治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国家监察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可以说，中国政治学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学。这也是中国特色政治学区别于其他国家政治学的重要标志。
其三，国家治理问题。国家治理问题涉及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中国是在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大量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进行研究。邓小平提出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正是从这个意义讲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面临着大量治理问题。如何通过国家治理，有效应对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后的重要学术任务，并从中获得学术自觉。从制度到治理，中国特色政治学表现为中国的国家治理学。中国政治学者研究国家治理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国家政治进程密切相关。
首先是基层治理。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城市对国有企业体制进行了改革，由此产生诸多新的问题。国家在改革中通过村民自治和社区建设进行农村和城市基层治理。中国的政治学者为此走向基层，围绕基层治理展开了大量调查和研究，为国家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是地方治理。中国的改革是从下放权力，调动地方和社会积极性着手的。放权式改革势必产生新的问题，如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地方政府的权力、责任和功能的界定等。
再次是国家治理。随着基层和地方治理的推进，以国家整体为单位的治理问题日益突出，并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国政治学者参与这一层面的研究更多。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之后，国家治理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学的重点研究领域，并取得了大量成果。
最后是全球治理。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全球问题日益增多，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全球治问题被提了出来，并且引起中国政治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研究。
对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充分表现出中国政治学者的主体性和主导性，并体现出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觉。一则国家治理问题产生于中国，政治学者研究这些问题着眼于有效解决，具有鲜明的中国立场。如特别注意治理的有效性而不是外国学者的价值优先性。二则在中国产生的国家治理问题，中国政治学者的研究无疑居于主体地位。尽管这些问题引起了外国学者的关注，也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其主体是中国政治学者，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其四，政治发展问题。政治发展问题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中产生的问题，是政治学研究中的特殊问题。
政治学是伴随现代化而独立成为一门科学的。对于中国来讲，政治发展问题是突出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是在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进行现代化建设，必然面对许多西方国家没有的特殊问题。中国政治学一恢复重建便面对这些特殊问题，并在研究中获得学术自觉。
一是将田野带入政治学。农村农民大国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情，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学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初，主要研究制度，主要方法为文献。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农村农民问题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主要方法是田野调查。持续不断和深度的田野调查，促使政治学者注重从实地经验出发并力图从经验中提炼理论，进行原创性研究，形成田野政治学。
二是将民族带入政治学。民族是政治学的重要元素。民族国家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西方，民族国家建构已完成，民族问题只是出现在涉及其他国家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中国是一个与西方民族国家不同的多民族统一的超大规模国家。随着20世纪90年代世界性的民族问题日益突出，民族问题进入中国政治学的视野，并通过政治学角度的民族问题研究，形成知识体系完整的民族政治学。
三是将历史带入政治学。历史与政治学密切相关。“E.A.弗里曼的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在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官方的某种座右铭。”但历史一比较的方法很快在美国衰落了，政治科学成为美国的主流。与美国相比，中国是一个历史特别悠久的国家，中国的政治与历史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历史赋予特有的“中国性”。但在相当长时间，对历史传统主要是否定，未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提升，重新评估被否定的传统开始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强调“历史的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历史政治学迅速崛起，并成为学术热点。这一趋向将历史视野带入中国的国家治理。
四是将比较带入政治学。自地理大发现后，人类进入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其基本组织单位是主权国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特别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不一，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大步走向世界。如何比较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成为重要问题。随着中国政治学的恢复重建，比较政治得以在中国展开，并显示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特性。这就是力图避免西方比较政治学中暗含的价值取向，将不同的国家作为平等的政治体对待，进行更具有包容性的比较。
五是将概念史带入政治学。中国有着古老和丰富的政治，但没有政治学，重要原因是缺乏由一个个明确定义构成的概念及其知识体系。近代以来，大量的政治概念进入中国，不仅影响着政治生活而且成为中国政治学的基础。但是，这些概念进入中国后，其原义会发生变化。中国学者将概念史带入政治学研究，有助于在中国场域中理解政治概念的原义与变化，更好地理解政治和政治学的“中国性”。
政治学恢复重建之时的中国，一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二是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产生了颇具特色的政治发展问题。西方学者也非常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但受其价值观的限制，难以客观对待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从而得出客观的结论。如根据其先在预设，中国的政治发展必然要向西方制度转型。但中国的政治发展并不是西方制度的复制品，中国特有的农民问题、民族问题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进程而造成“政治崩溃”，中国渡过了政治发展的难关，步入更高形态的现代化。中国政治学者积极参与了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学术自觉。这是因为中国政治学者不是从先在的理论预设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有效解决问题出发，因此能够避免西方学者的先在预设陷阱，发挥出中国政治学的主体作用。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学术研究，会产生不同特色的政治学。
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发源于近代欧洲，其时代性问题是如何搭建现代政治大厦。因此，欧洲的政治学突出表现为制度主义倾向。美国接受欧洲先贤的政治理念，在空地上建立起现代国家，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解决现代国家进程中的实际问题，由此产生出美国化的政治学，其突出特点是以行为主义为中心的学术体系。与欧美相比，中国政治学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既有基本理念问题，又有具体现实问题；既有制度问题，又有治理问题；既有坚持制度自信问题，又有完善制度问题；既有超越历史传统问题，又有在历史传统上发展的问题。这种问题的综合性和叠加性使得中国政治学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特有的学术特点，这就是整合性。所谓整合性，就是既分门别类地对一个个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又将不同的问题整合为一体，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宏大目标之下。正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问题的研究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政治学。
四、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话语构建
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话语是关键。话语是人们说出来和写出来的语言。人们说或写什么，怎么说或写，受人的意识所支配。任何一个学科，都必然要用自己的学术语言加以表达。只有通过话语表达，才能让人们学习、接受、理解表达者的意思，并产生具有引导性、规范性的影响。一个有特色的学科得以成立，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和知识体系，这种理论和知识体系要通过话语表达出来。话语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也是对思想主张的概括，并成为一种学说和一个学派的特有标识和身份符号。政治学话语是政治学思想、理论、观点的表达，反映了人们对政治事物的认识。不同的认识会以不同的话语加以表达，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术主张和特色。只是这种认识有一个认识主体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换过程。
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这就意味着，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不可替代性。由此将政治与政治学作了区别。政治学是研究政治问题的，但是，是通过政治学特有的学科知识进行研究的。政治学一度中断，一是在相当程度上将政治与政治学等同起来，用政治术语替代了政治学术语；二是将政治学归之为西方资产阶级属性的学科。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恢复重建，势必面对过往的政治学成果问题。由于西方率先开启现代化，伴随现代化兴起的政治学首先发源于西方，并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学体系。这一体系通过特有的话语加以表达。中国的政治学在“赶快补课”时，要有“课本”“老师”，势必受西方政治学话语的影响，并“跟着学”在话语表达方面表现为被动的客体状态。但随着中国政治发展和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越来越感受到简单学习接受和运用西方政治学理论已远远不够，从而有了对西方理论的反思、质疑和对话，开始有了学术的自主性。政治学研究主体试图通过自身的行为和动作，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和发展。由此有了话语自觉，即能够以政治学为主体从事政治问题的研究，并在研究中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表达。这种政治学话语建构自觉的获得经历了一个过程。
一是话语反思。
在政治学恢复重建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主要是广泛学习和接受，包括西方政治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政治学大量被引进，并形成话语强势地位。最典型的是“市民社会”及其背后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析框架。随着这一话语被广泛运用、简单套用，甚至滥用，中国的政治学者开始反思，中国是否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根据“市民社会”建立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框架是否完全适用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研究。
二是话语调整。
现代化发源于西方。西方理论长期以来处于现代化进程的高点，对于非西方国家持批判态度。非西方国家因为落后也进行自我批判。如近代以来中国的自我否定，包括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性”的自我批判。但是，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崛起，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中国政治，从批判的立场转向理解的立场，从中国的内在变化理解中国政治。2012年出版的《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是典型代表之一。这本书的主要作者比较早地接受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但也比较早地从这一理论中跳了出来，在反思中力图从中国政治本身去理解中国政治。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场景、中国逻辑等具有“中国性”的话语愈来愈多地成为学人的研究自觉。
三是话语清理。
源自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学理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即意识形态通过学理加以表达。学理表达的前提是定义。西方学者根据价值取向定义其他国家政治。在相当长时间，被定义国家的人们只是接受。但是，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人们愈来愈发现源自西方的他定义具有许多政治偏见，需要从中国事实出发对其加以解构，包括对东方专制主义、全能主义、威权主义等政治定义的清理。在话语清理中，中国学者开始注意从中国事实出发发现被西方原有话语所遮蔽的事实。这是因为，学术与其他事物一样具有先占原则。先行者凭借先行优势，对相关事物进行定义，建立起价值规范体系，形成话语霸权，后来者只能接受，并在接受过程中受到既有理论的规范。如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理论便形成了“西方自由，东方专制”的定论，占据着话语高地。这一话语既遮蔽了人们的学术视野，更遮蔽了客观事实。要改变既有的规范，就需要通过自为的政治学研究，将真实的中国从既有的政治学理论的遮蔽中找回来，凸显中国政治的主体性。
四是话语转换。
政治学是伴随现代化产生的。现代政治学话语具有现代化的属性。中国的政治学是在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中恢复重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步走向世界，并从世界吸收了大量的政治学概念。但在这一吸收过程中，注意消化和转换，赋予更多的中国意义。如国家治理、国家认同和国家建构的原始概念都来自国外，但实现了创造性的转换，成为研究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建构的重要概念。
五是话语原创。
西方政治学的优势便在于建构起一个个概念，形成了完整的话语体系。中国的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初，人们更多的是学习和接受西方政治学。但随着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经验日益丰富，人们愈来愈发现既有的理论无法充分和合理解释中国的实际和经验，需要建构新的概念加以概括。这种概括不是既有理论的照搬，而是具有原始创新的价值，属于原创性话语。这种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提炼，经历了一个自生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首先是通过中国基层社会的调查，对基层政治过程进行理论概括。相对于理论来讲，生活是丰富多彩和不断变化的。既有的理论不可能概括所有的实际生活，特别是最为生动的基层生活。中国的改革是从基层开始的，基层的变化最大，也为新的理论概括提供了最为原始和宝贵的资源。荣敬本等人通过对农村基层政治体制的调查，提出了“压力型体制”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只是对实际政治状况的概括，具有经验性，但标志着中国学人开始从中国实际出发提炼有解释力的概念。
其次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进行理论概括。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愈来愈重视中国为何崛起，并给予了多种理论解释。其中的一种解释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发现中国崛起的内在要素。而中国的最大实际是一个农村农民大国，农民成为中国崛起的主体性因素，并以“农民理性扩张”的概念加以表达。随着对农村的深度调查，学者们开始从中国农村社会土壤里提炼原创性概念，如“祖赋人权”等。
最后是对中国政治过程的总结，提出概括性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基层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动，高层政治也发生着变化，并形成了特有的政治运行机制。西方既有理论对于中国政治这种变与不变叠加特性的解释愈来愈缺乏解释力。而中国的政治学者开始对中国政治过程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提出了“高位推动”“政治势能”等概念。
六是话语竞争。
由于率先现代化，西方政治学形成其话语霸权。但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的霸权地位发生变化，其政治学的话语霸权地位也受到影响。这就是西方政治学对“大变局”的认识和解释愈来愈缺乏说服力，更缺乏对世界走向的引导力。“文明的冲突”仍然在于维持西方中心主义的地位，“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得到应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引导力。围绕这一概念，中国的政治学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从而建立起能够与西方话语竞争的政治学话语。有学者鲜明地提出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
以上六个环节，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的话语自觉，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元素。面对中国实际和经验，从中国实际和经验中建构概念，使得政治学知识体系中具有愈来愈多的“中国性”。应该说，这一话语建构还是初步的、零散的，未能系统化和理论化，并存在争议。但它体现了中国的政治学者力图超越既有理论限制进行主动的探索，在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政治学话语自觉看，西方政治学表现为鲜明的话语霸权。一则在于西方现代化率先一步，享有事物的定义权；二则在于率先现代化的西方走向世界，必然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带向世界，按照它们的面貌建立一个世界。西方的话语霸权的典型特征便是以各种“主义”定义事物和引导世界。与西方政治学的话语霸权相比，中国政治学话语突出表现为话语包容。这在于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注意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同时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由中国政治学者原创的政治学话语主要是对中国自身的概括。即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导性的话语，也只是一种倡导，是依靠其内在的话语魅力影响他人，获得其竞争优势。
五、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努力方向
总体上看，经过40余年的政治学恢复重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已显雏形，并愈来愈获得群体自觉。这是最为宝贵的基础。但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政治学恢复重建毕竟才40余年时间，其间经历了一些曲折，人们对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还有一个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政治学发展与时代的呼唤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讲话，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命题，为中国的政治学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并在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重要原因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要将马克思主义转换为理论自觉，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还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在如何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尚存在两种突出偏差：一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不能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甚至标签化，生吞活剥，以为引述几条经典作家的语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缺乏足够的认识，并缺乏相关的理论训练。政治学恢复重建40余年，致力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学研究主体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相关。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普遍不足，对西方政治学的接受较多，并存在着只有西方才有政治学的片面倾向。以上两种偏差都不利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研究问题，并非易事，除了真信以外还要真懂、会用。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要吸收借鉴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但是，“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没有独创性，也就没有中国特色政治学。
其二，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推动原创性和学理性研究，通过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得以取得一些成就，在相当程度上归之于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相伴随。但在实际研究中也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原创性不够。如在政治学话语方面，尚未提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原创性概念。二是学理化不够。如政治学研究更多的是阐释，使用的多是政治话语而不是政治学话语，缺乏学科主体性和学术专业性。这都不利于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中国有着十分丰富复杂且独一无二的政治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有着伟大的中国政治实践，创造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这都需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着力点、着重点，才能加快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
其三，要通过扎实的研究，设置具有超前性的议题，推动话语构建，在国际学术界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正是在改革开放中，开阔了视野，有了政治学的恢复重建，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政治学在学术议题的设置和话语构建方面还存在严重的不足，更多的是“跟着说”。“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在这方面，政治学表现得尤其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由于这一经济成就是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下实现的而这一制度与西方制度有着鲜明的差别，因此国际上对这一制度存在很大争议、误解乃至偏见。随着全球治理问题日益突出，我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但在学理阐述方面还有所欠缺。因此，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其四，发挥学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学术争鸣，在平等的学术讨论中促进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主体是学者。只有充分发挥广大政治学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才能产生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成果，使中国特色政治学在不断创新中得以构建。应该看到，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理论创新愈来愈难，能够取得原创性成果十分不易。但创新是相对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政治学者从简单的模仿中走出来，注意学术创新，提出了一些具有原创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尽管不一定成熟，甚至存在一些争议，但反映了学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通过学术争鸣和讨论才能促进学术创新，从不同路径，以不同方式共同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大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
中国是一个有着独特文明和制度的国家，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正在为人类提供前所未有的丰富经验，随着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加速演变，中国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这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只要我们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经过长期艰苦努力，中国特色政治学完全有可能自立自强于世界学术之林！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授；任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