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作为中国文化身份标识的本源性特征，在近代西学东渐、中西融通与救亡革新的时代潮流中被逐渐弱化，并一度从孕育滋生它的社会母体中游离出来。当代儒学在中国综合国力快速增强与寻求世界话语权的境域中开始走向复兴。但是，学界关于儒学何以“复兴”、如何“在场”等问题争论不休，未有定谳。在文化激荡、文明互鉴、价值多元的机遇与挑战面前，是固守既有之思想范式与传统理念，抑或在全球语境下冲破空间与族群之藩篱融入多元文化之中，成为当下儒学发展不得不直面的难题。
走向“复兴”的儒学
儒学的复兴并不是简单的儒学“进场”，因为儒学在诞生之后，从未真正离开这片生养它的热土，即由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构成的中国社会“大舞台”。但确有在某一时段因复杂社会因素的缘故，儒学的价值与意义被遮蔽或弱化而离开社会“大舞台”中央，处于边缘化状态。因此，当下儒学“复兴”的真正意蕴是指儒学在与时俱进中“澄明”自身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入当下社会生活之中，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发挥重要的思想、文化与精神建构功能。
从历史上看，春秋时期，孔子在周公所开启的礼乐文明基础上，以“损益”夏商周三代之礼的方式，通过“纳仁入礼”完成了儒学的开元，形成了儒家学派。其后，儒学走过了两千多年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在近代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之下，儒学济世之用的目标不再是通过一次内部升级就可以完成的使命，“中体西用”难以消弭传统儒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彼时过度政治化的儒学已失去其本来面目，“内圣外王”的“中药”之方难以在短期内救治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旧中国需要一场全面深刻的变革。上述诸因导致儒学在近现代历史潮流中日渐式微。改革开放后，儒学开始复苏，不断加剧的多元文化冲击使我们正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儒学重新被纳入社会文化体系建构的序列之中，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伴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飞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中国社会生活样态的剧烈转变，这种转变也为儒学复兴创造了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契机。儒学复兴的现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时代发展的需要。汤一介曾说：“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第二，经济发展的需要。物质充盈所诱发的物欲膨胀与人们精神世界的贫困形成了反差，导致了物质与精神的紧张和冲突，而儒学作为生命哲学和心性之学能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丰富滋养，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精神支撑。第三，文化发展的需要。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带来了身份认同上的迷茫，而承继了三千年礼乐文明精髓的儒学所提供的超时空历史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能让流浪的灵魂找到原乡。
当然，儒学要真正实现复兴仅有现实性是不够的，其自身还必须具有复兴的可能性。这主要体现在儒学的理论特质和内在圆融性所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从理论特质上看，儒学是人学，是情理融通的生命哲学，它将礼义作为人之为人的道德标准，将君子作为人格追求的理想标杆，以修齐治平作为成就人生的必由之路，这些思想可以为当代国人处理市场经济中的各类关系、化解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构筑精神家园提供有效指导。从内在圆融性上看，儒学不追求彼岸超脱而专注于现实生活的入世品性，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气魄与渗透于“人伦日用”的教化理念的有机结合，使儒学中的优秀思想资源与主流意识形态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而儒学“和而不同”“以德服天下”“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等思想则是当今中国倡导的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源头之一。基于上述现实性和可能性，儒学应自信地走向生活世界的中央，参与到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建构的宏大叙事中来。
儒学“复兴”之误区
在近年来的儒学复兴争论中，存在着两种“极端化”误区。一是以狭隘民族主义的心态“全盘肯定”儒学的“原教旨主义”倾向，二是以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全盘否定”儒学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两种貌似不同的倾向，其根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非理性地对待儒学和严重脱离中国社会实际所致。
其一，儒学复兴要避免“原教旨主义”倾向。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将“原教旨主义”定义为“用传统方式维护的传统”，原教旨主义认为传统“有自己的真理、一种被信徒肯定为正确的仪式上的真理”。按照这一定义，“原教旨主义”只存在一个极为保守的、消极的向度，原教旨主义者拒绝对话，以纯粹信仰的方式维护既有传统。儒学原教旨主义者以宗教式狂热坚信儒学的基本规范、准则可以不加转化地适用于当代社会，在近乎失去学术批判能力和实践理性的情况下，脱离实际地认为儒学无所不能，并力倡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如所谓的“政治儒学”“儒教宪政”等。我们要警惕儒学复兴中这种僵化的、自我封闭的倾向。从近代到现代之百年求索中，几代中国人依据国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探索形成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在这种新的文化传统中，儒学并未退场而是融入其中，试图以儒学传统重新替代当前的文化传统，是极其危险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以未经审慎的态度设定儒学在现代性建构中的绝对自足性，也必然会将儒学置于险地。毋庸置疑，儒学在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的构建中仍将扮演重要角色，但它的在场方式显然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在当前语境下还儒学之本来面目，并使之与现代性对话、融通，在与时俱进中焕发出传统文化的蓬勃生机。
其二，儒学复兴应警惕“自由主义”倾向。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将儒家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主张摧毁一切传统。虽然此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这种激进的非理性行为使儒学遭受重创。杜维明认为：“五四一代在四个问题上没有处理好：传统文化如何继承，糟粕如何批判，西方文化如何引进，又如何排拒。”其实，强烈地排外和媚外都是偏颇的。针对五四时期对儒学的责难，现代新儒家试图证明儒学中也有西式自由民主“基因”。例如，港台新儒家主张的“内圣开出新外王”，便是试图从儒学中挖掘出“民主与科学”的成分，并使之为现代社会所用。儒学的当代研究，需要处理好与西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其当代在场身份的合法性不需要再执着于寻求自由主义的认可，不应当再“牵强附会”地在传统资源内寻找“自由与民主”。特别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凌”式价值输出之后，西方社会的“德先生”“赛先生”已不再神圣如初，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所催生的对绝对自由的追求及多元价值取向，势必导致无价值的自我否定与精神空虚，导致个体之间冷漠而孤独的主体间问题，因此我们要审慎地看待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当然，现代性所追求的理性，所崇尚的真正自由，与其他传统的融通并无矛盾，而这些也将合流于全新的“中华传统”之中。总之，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不可动摇的，儒学的复兴需要在当前的现实场域中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找到自己在当代社会的合宜位置，即作为人们生活样态中的一种价值选择，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构的重要传统资源，参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来。
当代儒学如何“在场”
“在场”是德语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其含义是存在意义的显现。具体地说，“在场”就是“面向事物本身”，是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澄明”是通往“在场”的唯一可能之途。在当代中国谈儒学的“在场”，需要通过“去蔽”使儒学的价值和意义开显出来，此即“澄明”。今天，复兴的儒学要实现“在场”，既要有清醒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更要有理性的“两创”思维与行动。
其一，儒学的“在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无需文化“他者”确证。我们不应当再以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叙事去证明自身，复兴儒学的关键是立足当下中国的叙事方式。以现代西方哲学学科范式建构的当代儒学，一直面临哲学身份的合法性问题。当下一些儒学研究者执着于探讨儒学的“身份”问题，而急于为儒学辩护，极易导致文化保守主义，且被动地防御西方传统很难真正形成坚实的理论创建。其实，儒学研究要有自己的定力和学术谱系，从研究方法到体系创建应有别于西学传统。文化是民族和环境的产物，即使移植了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也无法移植西方民族和社会的境域。因此，儒学的当代“在场”需要坚持文化自信，立足于自身的文化资源与学术传统。在价值多元化时代，我们需对自己的传统和文化进行理性审慎的检视。费孝通指出：“现代化应当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文化自觉就是对本民族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
其二，儒学的“在场”应致力于“治心”“复性”，不应“君临一切”或“包治天下”。儒学是“治心”之学，“仁心礼路”是儒学的本色。针对现代性所带来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及其所导致的人心浮躁、良知消解和理性缺失，儒学将大有用武之地。梁漱溟指出：“孔子深爱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启发众人的理性，他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而其道则在礼乐制度。”“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梁漱溟认为，礼行而序和，乐行而伦清；礼乐教化能涵育“清明安和”的理性，使人远离“愚蔽偏执之情”，抑制“强暴冲动之气”，最终化解人心中的暴戾之气。儒学是复性之学，“人文教化”是儒学的支点。与当下学校中的分科式知识性教育相比，儒教重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优长是将礼的规约渗透到人伦日用之中，磨砺和修养人的心性品格，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以人文化成天下”。倘若当代儒学能立足于儒学的人文维度，继续发挥其“复性”教化的作用，使更多的国人以仁礼修身齐家，崇仰君子，学做君子，中国社会就会风清气正，中华文明未来之宏大叙事就会有坚实的人性根基。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当代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儒学虽有“治心”“复性”之用，但不应“君临一切”或“包治天下”；儒学虽可安顿身心，但不会再享“独尊”，也不会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综上，儒学的复兴离不开现代性表达，也离不开民族式生成，无论是保守色彩的“原教旨主义”，还是激进风格的“自由主义”，都不能带来儒学发展的光明未来。今天，只有以清醒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和积极的“两创”思维为行动之圭臬，才能释放出儒学内蕴的巨大精神力量，才能用儒学的理性之光去照亮心灵与精神之旅，儒学的“复兴”和“在场”才能成为现实。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元典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研究”（15BZS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