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从心性—养气—践形三个层面，由下而上，由内而外两个方向概括孟子的修身为本，具体阐释了尽心养性、四端扩充、养气工夫、践形工夫。在修身为本的基础上展开齐家之道、治国之道、平天下之道。孟子以修身为本，推衍到家国天下，其实也是由内圣而外王的推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修身为本与家国天下是一种本末关系。有本才有末，本末为一体。不可舍本逐末，不可本末倒置。这种立足于修身为本的家国天下一体观，后来就成为中国人“家国情怀”的源头。
一、修身为本
修身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特殊重要性：杜维明认为：“最能代表儒家特色的反思，是修身(selfcultivation)的哲理与实践。”孟子修身是把心十字型地立体打开，赋予心下学上达的知性、知天功能之外，又认为心能有诸内而形诸外，形成了“心一气一形”一体化的修身观，这方面台湾学者杨儒宾先生已经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孟子形—气—心结构，主张生命与道德的合一，人乃精神化的身体，本文将从心性—养气—践形三个层面，由下而上，由内而外两个方向来概括孟子的修身为本。
《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植根于人心，源于人本性，是上天所赋予，人性和天性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孟子·尽心下》又云：“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这种“扩充”四端，从“不忍”“不为”达到“其所忍”“其所为”，就是“尽心”的实质内容。
人的“善”性本来就潜在人“心”中，经过对“心”的存养扩充功夫，使人的善性弘扬显现，也是“尽心”。所以“尽心”就可“知性”。而由“尽心”到“知性”其实是一种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最终达到天的境界，人就可以与天相合，也就能体证到“性”之所本所源就在于“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这种“事天”不是通过祭祀祈祷，而是扩充“心”的道德功能，显现善“性”达到与“天”相合，即所谓通过心性修养，提升人格境界，达到与天道合一的内在超越之路，即所谓由下而上的纵向超越之路。
孟子还提出由内而外的横向扩充之道。《孟子·公孙丑上》所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四心”是人的道德的开端，也是道德的根本。由内而外，由四端扩充至家国天下，就是“尽心”，就是修身的应有之义。能不能扩充，结局截然不同：由“四心”的“四端”如果不能扩充，发扬光大，连在家事奉父母都做不到；如果能够扩充，发扬光大，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朱熹《集注》：“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扩，音廓。扩，推广之意。充，满也。四端在我，随处发见。知皆即此推广，而充满其本然之量，则其日新又新，将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则四海虽远，亦吾度内，无难保者；不能充之，则虽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论人之性情，心之体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条理如此。学者于此，反求默识而扩充之，则天之所以与我者，可以无不尽矣。”
朱熹把端解为绪，把性情对应于体用，以“心统性情”解释心、性、情的关系，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并以本心统摄四情、四性，符合孟子立本心之意。孟子修身的起点是性善论，归宿是成圣成贤。性善论是由四心→四端→四德构成的人性论体系。四心是人性善的基础，四端是人性善的开端绪，是四德的萌芽。孟子的修身以四端为前提，修身主要是培育和发展四端成为四德，提升人格境界，成为圣贤。
以“尽心养性”为哲学基础，孟子提出“养气说”及其工夫论。孟子说:“气，体之充也”（《孟子·公孙丑上》），就是从人维持生命存在的生理意义来解释气的。但人与禽兽不同的是可以通过心性修养来“养气”。养气要在天人合一状态下从“平旦之气”开始。
孟子善养“平旦之气”：“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孟子·告子上》）朱熹《孟子集注》云：“平旦之气,谓未与物接之时,清明之气也。”在天刚亮时的清明之气，没有名利欲望的宰制，是清静的，保存着人性本来之善。如果任其扩充，这些善根就会不断发扬光大，成就君子、圣贤。反之，到了白天，名利欲望窒息了本来之善，使之越来越少，就越来越与禽兽不远了。
孟子还提出“直养、无害、无暴”的养气原则。“夫志，气之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以心之志统率充塞在人体中的血气，使其得到控制，实现以心御气，就能达到“不动心”的境界。
公孙丑还问孟子，他的不动心和告子的相比有何长处，孟子回答说“我善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怎么理解“浩然之气”？孟子作了如下回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浩然正气”指人通过正确的方式培养它，不损害它而获得的一种非常浩大、非常刚强，充满天地之间的精神之气。它与义与道配合；没有义与道的话，它就会萎缩。它是由内心的仁义经过长期修炼凝聚形成的，不是偶然地有过仁义之举就取得的。如果行为有愧于心，它就萎缩了。
朱熹《孟子集注》说：“人能养成此气，则其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若无此气，则其一时所为虽未必不出于道义，然其体有所不充，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一个人如果养成此气便力量倍增,无所畏惧,勇猛无比，无坚不摧。
孟子的修身还体现为践形工夫。“践形”就是内在的德性充实显露于外，通过人身体形貌、言行举止呈现出来。
《孟子?尽心上》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赵岐注：“圣人内外文明，然后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朱熹《孟子集注》：“人之有形有色，无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谓天性也。践，如践言之践。盖众人有是形，而不能尽其理，故无以践其形；惟圣人有是形，而又能尽其理，然后可以践其形而无歉也。程子曰：‘此言圣人尽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盖人得天地之正气而生，与万物不同。既为人，须尽得人理，然后称其名。众人有之而不知，贤人践之而未尽，能充其形，惟圣人也。’”
程朱从理学观点进行解释，认为圣人的形色具备自然之理，就是天性。只有圣人能尽其理，践其形，而凡人不知，贤人未尽。
按照杨儒宾的说法：“任何人的身体都是不完整的，只有圣人才能使身体变得完整，所言‘践形’预设的是种修养的观念。”
孟子还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君子的本性，是仁、义、礼、智置根于本心，再由内而外，表现在仪表上是清和朗润，并在面色、肩背，以及四肢具体体现出来，用不着说什么，别人也能够感受得到，因为“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
徐复观说：“践形……从道德的实践上说，践形，即是道德之心，通过官能的天性，官能的能力，以向客观世界中实现。”践形就是道德之心通过感官在客观世界的实现。杨儒宾说:“践形观意指透过道德意识之扩充转化后,人的身体可以由不完整走向整全,全身凝聚着一种道德光辉,成为精神化的身体。”践形就是通过道德实践使肉体生命放射出精神光辉，这就可以实现“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的道德人格升华。
二、齐家之道
孟子提出五伦，《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从舜就有了五伦之教，教人们懂得父慈子孝的亲情，君礼臣忠的道义，男女有别的挚爱，兄友弟恭的伦序，朋友之间的忠信，这就基本上包含了人类社会主要人伦关系及其道理和行为准则。
这五伦中父子、夫妇、兄弟主要是家庭伦理，君臣属于政治伦理，朋友属于社会伦理。齐家之道主要是通过父子、夫妇、兄弟三重家庭伦理实现的。孟子说：“仁之实， 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知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仁、义、智、礼、乐是实现父子、兄弟伦理的道德规范。
在夫妇伦理方面，孟子认为“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孟子·万章上》），把夫妇看成是重要的人伦之一。
夫妇关系以男女有别为基础，以婚姻为纽带形成的。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一般是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在家庭中居于一家之主的地位。《孟子·尽心上》曰：“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百亩之田，匹夫耕织。”这实际上是古代社会夫妻双方的分工合作，以共同承担家庭生活的责任。男性娶妻主要是孝养父母和繁衍后代。
《孟子·万章下》曰：“娶妻非以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虽说娶妻不是为了孝养父母，但有时是为了奉养父母。《孟子?离娄上》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繁衍后代，传宗接代是夫妻的重要责任，也是人类自身延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中国古代夫妇关系重视男性家长在家庭种的表率作用和应有的责任：“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下》）如果男性家长自己不能依德而行正道，那么妻子儿女也不会按道而行；如果使令他人不用正道，那么使令在妻子儿女也是行不通的，即使妻子能照做，也不是心甘情愿。《孟子·梁惠王上》曰：“俯足以畜妻子”，《孟子·离娄下》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都反映了作为丈夫所应担当的责任。
在父子伦理方面，《孟子·公孙丑下》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将父子关系置于比君臣更为根本的地位，指出父子之间要以父慈子孝为基本准则。父子关系中父亲对儿女有教育之责，但怎么教育？
《孟子·尽心上》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居处改变气度，奉养改变体质，强调家庭居住环境对子女的健康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方面父母负有直接责任，“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体现。
父亲对孩子的教育主要是言传身教，言行一致，“教者必以正”，《孟子·离娄上》曰：“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孟子·离娄上》）可见，父亲对子女的教育身教胜过言教。因此，孟子主张父亲要起到表率作用，树立道德之威，发挥道德模范作用，不然父亲行为有不正，却以家长身份强行让子女做到，就会导致父子关系恶化，达不到教育的效果。
《孟子·离娄上》曰：“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为了保证家庭的和谐融洽，维护父子之间的敬爱之情，主张父子之间不以善相责备。
父子伦理中重要的内容是孝道。《孟子·滕文公上》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见于《论语·为政》孔子语，孟子引孔子的话强调孝道要以礼而行，由生前贯穿死后。
《孟子·离娄下》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父母死后以礼举办丧事甚至比在对父母生时的奉养，更能体现子女的孝心。他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孟子·万章下》孟子以大舜为例，舜虽已贵为天子，得到了人人都愿得到的东西，如天下士人归附、女色、财富、地位，但他并不高兴，他内心的忧愁是，还没有得到父母的欢心，年五十仍思慕父母，“大孝终身慕父母”，所以孟子特别赞扬他，后儒把他树为大孝的典型。
孟子提出了存在五种不孝的情况：“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孟子·万章篇上》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孟子对孝的最高境界是以此为天子，有能力以天下的富贵供养父母。
在兄弟伦理方面，孟子提出了具体的道德要求：兄友弟悌。“兄友”要求做兄长的要关爱弟弟，克尽兄长之道，做好榜样示范的作用；“弟悌”要求做弟弟的要谦恭有礼，恭顺兄长。
关于“兄友”，孟子以舜如何对待象为例，阐释舜作为兄长对弟弟的关心、照料。象是后妈生的弟弟，性格狂傲，曾经与父亲和后母合谋要害死他，但舜并不怨恨象，而是经常关心爱护弟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孟子·万章上》）。
又据《孟子·万章上》记载，万章问孟子说：“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共工于幽州，……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回答说：“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对于万章问有人这是流放弟弟，孟子解释说：“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
象成天把杀害舜作为事务，舜作为兄长对弟弟的所作所为，没有忿怨，没有记仇，而是在做了天子以后还封象以土地，委以重任。但是他深知自己的弟弟难以担当治理之重任，于是“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这就是说，舜采取的方式只是让象到偏僻的有庳国去当一个名誉上的诸侯，而没有实际权力。
孟子认为，舜这样做既维护了兄弟情义，又不会使象胡作非为。
关于“弟悌”，《孟子·离娄上》曰：“义之实，从兄是也”，指出义的实质就是弟弟顺从兄长。《孟子·万章上》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想杀害舜，并将其财物占为己有，作为弟弟的象不尽悌道，更不用说以舜为榜样尊敬兄长，孟子虽然没有直接谴责象，但通过舜对弟弟的宽宏大量，反衬了象不尽悌道的卑鄙渺小，是对世人的警戒。
《孟子·告子下》曰：“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缓慢地走在长者之后称之为悌，不够长者自顾自地走到前面去就是不悌。兄弟之间主要在于“血浓于水”的同胞情义，《孟子·告子下》曰：“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孟子举例说假如有一个人对于“越人射己”和“其兄射己”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就是因为兄弟之间手足情感的缘故。孟子十分重视兄弟之伦，把兄弟无故看做君子人生的三大乐趣之一。
《孟子·尽心上》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孟子认为父母都健在，兄弟无变故，是人生一大乐，然而称王天下并不在其中，表明孟子对父子、兄弟伦理的重视，也表达了家为天下之本之意。
三、治国之道
在孟子那里,国是平天下的基础。欲平天下,就必先治理好自己的国；治理不好自己的国，就谈不到平天下。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 尽心下》)在孟子看来,土地为立国之基,人民为守国之根,政事为经国之纲。诸侯只有以三者为宝,才能达到国治、天下平。否则,以珍珠美玉为宝,就会招致祸患。
治国之道首先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孟子说：“君臣主敬”（《孟子·公孙丑下》），“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君有君道，为臣子表率，以仁义、礼节对待臣下；臣有臣道，忠君、敬君，做到不令而行。这样，各尽其道，就是上古圣王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孟子还在规定各种人际关系的准则时以“义”属于君臣，他说：“君臣有义”（《孟子·滕文公上》）在具体阐述“仁义礼智”的基本内涵时，他强调：“义之于君臣也”。（《孟子·尽心下》）他初见梁惠王，劝其先义后利时也说“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他用“义”规定君臣关系，显然具有限制君主对臣下单向控制的意思，即否认君对臣有绝对的权威，也不认为臣的义务是绝对服从君主，二者是一种双边对待关系，而不是单向服从关系。
《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齐宣王是齐国国君，齐威王之子。他向孟子请教称霸天下的方法，孟子因势利导，游说齐宣王弃霸道而行王道，孟子把君臣比喻为一个生命体，手足腹心本是一体，“腹心”虽比手脚重要，可以指挥“手足”，但两者一体，相互配合，才能治好国。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但实际上往往不是这样，孟子分析了三种情况：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就以磅礴的大气和雄辩的姿态深深地震撼了齐宣王，使得齐宣王不敢质疑和反驳孟子“君臣对等”的观点，也不敢胡乱说话。
孟子“君臣对等”的观点与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思想完全一致。可以看出，孔子和孟子都没有把国君神化，屈服于绝对权威，也不提倡臣下对国君的“愚忠”。
相反，他们认为，即使君臣是对等的，那么在这对等关系中，也还应该是国君先敬臣，待臣如手足，才会得到臣下相应的视君如“腹心”的回报。这是基于保持大臣人格尊严的平等思想的反映，也是颇具民主色彩的观点。
治国要从每一个家庭为基本单元来做起，为此孟子具体提出了“制民之产”的主张。“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就是说，要给百姓以基本的生活资料，保证其基本生活需求。
“制民之产”的目标其实不高，就是一幅小农经济的理想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他利用君主的野心来说教，要求统治者推行孝悌、教化百姓：“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母，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梁惠王上》）
仁政体现在保证老百姓家庭温饱基础上的教化，是对孔子“富而教之”理念的细化，是其治国理政的基本主张。君主如果这样做，就能使国民团结一致，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保家卫国。
孟子认为，如果君王不讲仁义，而是“利”字当头，难保身家，当然也保不了国。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全国上下都追逐私利，就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无情争斗，子弑父、臣弑君，这个国就离覆亡不远了。
四、平天下之道
孟子以挽救世道，救治人心自命，以平治天下为己任。他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他主张平天下要从仁政出发，实现王道理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尧舜之道就是先王之道，具体措施就是行仁政，最终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
淳于髡说：“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离娄上》）孙奭疏：淳于髡“问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沉溺之也，夫子之不拯援之，是如之何？……孟子言天下之沉溺，当以道拯援之，嫂溺则当以手援之。今子之言，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天下，当以道援之矣。斯亦明淳于髡之蔽也。”
淳于髡是战国时期与孟子同时的齐国政治家、思想家，他问孟子说，现在天下无道，您老夫子难道不伸手救助吗？孟子说，要挽救天下，应该“援之以道”，即以仁政王道来平天下，而不是你说的像“嫂溺援之以手”那样“手援天下”，即做什么具体事情来平天下，如用物质来接济人们的需求等。孟子意思是应当以仁政王道来平天下，当然做一些具体事情也是必要的。
为此，他提出“王天下”之道，《孟子· 尽心上》中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王天下”这个概念最早就是由孟子所提出的，目的劝导国君通过施行仁政平治天下。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 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当时人民痛苦于战争，流离失所，性命难保，孟子提出王天下，也就是统一天下，只有有仁心，不嗜杀人的君主能够做到。
他还提出“保民而王”：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不但不嗜杀人，还要护佑人民，这样的人才能王天下。
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概括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夏、商、周三代的君王获得天下是有仁心，行仁政，其失去天下则是由于无仁心，不行仁政。可见，有仁心，行仁政，是平天下的根本。
君王有仁心，行仁政，就能够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孟子·离娄上》）这里也以桀、纣和汤、武一反一正进行论证，说明得天下之道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之道在于顺应民之好恶，满足民之需求，这样老百姓就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你不想王天下也不行。
在此基础上，孟子进一步预判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只有得到老百姓的拥戴才能成为天子；不仁者也许能够侥幸成为一个诸侯国的国君，或许可以凭武力维持，然而不仁者想得天下，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孟子提出了“与民同乐”而后能王天下的观点。梁惠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而问：“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并说“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以周文王和夏桀一正一反的典型事例论证为政者应“与民同乐”的主张。
在“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一章中，孟子明确指出：“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赵岐注：“言民之所乐，君与之同，故民亦乐使其君有乐也。民之所忧者，君亦助之忧，故民亦能忧君之忧，为之赴难也。……言古贤君乐则以已之乐与天下同之，忧则以天下之忧与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孙奭疏：“在上为君者，凡有所乐，与天下之民同其乐；凡有所忧，天下之民同其忧：然而天下不归往而为之王者，未之有也。言其无也。”对于一个国君而言，如果能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同忧，进一步能够与天下人同乐同忧，就能够在治一国的基础上使天下人归往，王天下。
孟子以治水来说明平治天下要有天下整体观，不能局限于狭隘地域观。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孟子?告子下》）
孟子认为，禹治水是顺乎水的本性疏导，即按水就下的自然规律导水入四海，既解决了水患，又不会对邻国造成危害，是着眼于天下整体利益，顺应水的自然规律；而白圭治水违背水之趋下的本性而逆行之，会造成洪水泛滥，且以邻国为壑，为己而害人，违背儒家仁道，仁者是不会这样做的。
五、结语
以修身为本，推衍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也是由内圣而外王的推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孟子?离娄上》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样就以层层逆推的方式更明确地把修身看成是齐家之本、齐家是治国之本、治国是平天下之本。可以看出，孟子的修身为本与家国天下是一种本末关系。有本才有末，本末为一体。不可舍本逐末，不可本末倒置。
孟子立足于修身为本的家国天下一体观，后来就成为中国人“家国情怀”的源头。千百年来，家国情怀如同一条纽带，将每个人的成长与家国天下紧密相连，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幸福、国家的前途、人类的未来，都同频共振，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我们今日在弘扬传统文化，大力倡导“家国情怀”的时候，切不要忘了修身为本。
原载于《跨文化思想家》（澳大利亚，英汉双语国际学术期刊），2020年第2期，第77-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