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5年到2020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中，中山大学南校区教室的讲台上，经常见到这样一位老师：他总是提前十来分钟走进教室，拿出书写工整的讲稿放在讲台上，用柔和的目光打量着台下的学生；上课铃一响，他就开始以语速适中、语调平和、语气慈柔的声音授课，偶尔会轻咳一声，或用手向上推一下眼镜。他，就是今年夏天荣休的冯达文先生。
先生1941年生于广东省罗定县的一个小镇，早年在家乡接受蒙学、小学和中学教育。1960年高中毕业考取“留苏预备生”，因中苏关系发生巨变，不能前往苏联，转读中山大学哲学系。本科五年期间，先生初露才华，在发现问题和理论写作方面展示出突出的能力。大学毕业时，先生与当时大多数学生一样，怀抱着为国争光的信念与理想，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准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后因哲学系需要而留校，被分配到哲学原理教研室。
1968年，先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教育，1973年初回校参与“复办”中山大学哲学系，随即到西方哲学教研室任教。1977年，因工作需要转入中国哲学教研室，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生涯。1990年代，担任中国哲学博士—硕士学科点负责人。1996年底，受命筹组宗教学硕士点，随即开始招收宗教学专业研究生。1999年与2000年，先后组建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和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并担任两所首任所长。2004年，宗教学专业升格为博士点，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15年，组建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并担任院长至今。
此外，先生还历任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广东禅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儒学中心主任；2007年获中宣部、教育部遴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2000年被评为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2015年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称号。
作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宗教学学科点的始创者，先生为宗教学学科夯实基础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设立一个学科点，良好的师资必不可少。宗教学学科点创办伊始，师资极为匮乏，先生于是殚精竭虑招徕人才，不仅从校内罗致了陈立胜、李兰芬、冯焕珍、李桦、刘昭瑞、王承文、万毅等老师，还从校外或海外引进了刘小枫、张宪、张贤勇、龚隽等学人。他们的陆续加盟，或专职或兼职，充实了学科点的教学力量。有了老师，还要有合理的课程设置，宗教学专业有今天这样比较周全的课程体系，端赖先生亲手擘画。为了让相关专业的学生得到更系统、全面的学术训练，先生不惜牺牲闲暇，亲自开设新课。考虑到宗教学是古典学科，涉及多种古典语言，国际化程度颇高，先生先后开办了梵文、巴利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等古典语文学习班，除了安排本学科的老师讲授相关课程，更从台湾、欧洲和斯里兰卡等地礼请老师前来授课。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先生特别注重图书资料建设，在先生操持下，学科点建立起了一个侧重典藏相关专业书籍的图书资料库。在先生的主持下，宗教学学科点自成立以来，已先后培养出数十名博士或硕士。先生现在虽然已经荣休，但仍然无时不关心宗教学学科点的成长。
在教学与研究上，先生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思想，但他不是在分科观念下专研某家某派的专家，而是从根本上贯通儒道佛三教的通家。所以如此，固然与时代因缘、学科师资等因素相关，但决定性的原因是先生对学术问题、学术宗旨与学术目的的独特认识。
通过对中外思想史的考查，先生敏锐地认识到：信仰与理性是伴随人类思想始终的两个重要面向，信仰为人类建立价值，理性为人类确立规则，两者缺一不可，共同对人类个体与社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偏执信仰，价值诚然得到挺立，但容易尊己卑他，乃至是己非他，个人因此走向褊狭，社会因此陷入迷狂；如果偏执理性，生活自然易于管理，但极易淡化价值，甚或迷失自我，个人因此唯利是图，社会因此冰冷无情；只有保持信仰与理性的动态平衡，才能为人类开出一个信仰、理性与情感各安其位的健康生活世界。因此，在先生看来，宗教学或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不是以理性打倒信仰或以信仰摧毁理性，而是怎样重新认识和界定理性与信仰，以及在什么层面上与范围内讲求理性和容纳信仰。
如何重新认识和界定理性与信仰？依据什么标准判定在什么层面上与范围内讲求理性和容纳信仰？先生认为，不能仅仅从理论的合理性来认识与把握，这只是把信仰与理性变成一个形式化的知识系统，不切于人类生活实际；只有回到信仰与理性得以产生的社会现实，才能真正洞察其根源与评判其效果。先生对社会现实维度的重视，从对传统思想的理解来看，突破了纯粹理论阐述带来的隔膜，体现了“同情理解”传统思想的仁心；从学术追求的目的讲，照顾到现实社会的需要，凸显了“真切关怀”人类命运的悲情。
基于这样的认识，先生面对中国深厚传统时得出一个非常切实的判断：以儒道佛三教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思想都是力图在信仰与理性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既没有因丧失理性而迫害异己、走向迷狂，更没有因缺失信仰而斤斤计较、无家可归。先生由是对三教的价值都作出了平情的肯定：儒家“从‘世间日常情感’出发……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营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特征。‘发乎情，止乎礼’的心理结构使每个个人得以融入社群并保持社群生活的有序谐和性”；道家通过对人类社会文化“进步”与价值“沉落”并进这一现象的深刻反省和批判，要追求的却是“回归自然，回归简朴、恬淡、宁静的生命情趣与精神诉求”；佛教将“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发生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我’的问题”，其目的在于“化去我执”、证入“无我”，“从重重束缚中剥离出来，挣来一份活泼与自由”（《寻找心灵的故乡》）。
中国古典思想的价值如此可贵，但它们多是古圣先贤借用“直觉”或“觉解”方式来表达的。这些价值如何为深受理性、逻辑熏陶的现代人理解？它们又如何能继续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生？对于前者，先生主张：“一定要努力把中国先贤思考社会与人生的逻辑过程及其逻辑演变还原出来，赋予知识与形式的框架，否则便没有‘哲学的’意味；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把不同的逻辑思考过程和演变法则，把不同的知识与形式框架所支持的价值信念呈现出来，揭示这样一种支持如何可能与是否切适，否则即便具足‘哲学味’，但却已不是‘中国的。’”（《学海拾贝又十年》）先生甚为重视这一工作，将其提炼成自己的学术宗旨：“以学术研究来支持价值信仰，用价值信仰来引领学术研究。”（《哲学思考永远在路上》）
对于后者，先生以为，强求特别推崇个人自由、平等与权利的现代社会回到某种信仰或价值主导的古代社会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不容易点燃起对具实存意义的圣灵的信仰的巨大热情，不仅是在认知上过于理性化和理智化使然，而且亦是人们在价值追求上的多元化取向使然。这种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取向再也不能同意把某一特殊、个别的价值理念升格到普遍与绝对的层面上且加给整个社会”，比较切实的选择毋宁是“把公共性、普遍性问题交给经验知识去处理，而把各种个别的、特殊的信仰留给每个个别的、特殊的心灵，并以此确保每个个人获得自由上的平等性”（《理性的界限》）。换句话说，如果把社会分成由理性主导的“法理社会”与由信仰主导的“礼俗社会”，面对现代社会中“法理社会”日益膨胀、“礼俗社会”日益萎缩的局面，先生认为人们应该适当限制“法理社会”的过分张扬，保留“礼俗社会”的适当位置，以为人的信仰与情感生活提供一个能够安顿的空间。
先生的上述睿见，一旦铺展开来，便有了颇受学界推重的《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殷商-魏晋）》（改版为《早期中国哲学略论》）《回归自然》（改版为《道：回归自然》）《宋明新儒学略论》《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先后译为英、越、韩文）《道家哲学略述》等专著，《中国哲学的本源-本体论》《理性与觉性》《寻找心灵的故乡》《冯达文自选集》等论集，以及其主编或参与主编的多种著作。先生的著述，现已集结为《冯达文文集》，年内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读者有缘入手，必定开卷有益。
最后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先生将自己的理论见解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凡与先生交往者，对先生的印象虽然各有差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先生心无块垒，不立门墙，无论任何人，都以一颗“平常心”相待。这就是为什么学生们总是喜欢称先生为“我们的冯老师”。
（注：本文经冯达文先生亲自审定）
2020-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