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锦标赛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理论指出，信用扩张是摆脱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重要工具，但不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经济繁荣的常态性工具，而且信用扩张还会加速和助长经济危机。由此来审视现代货币理论就可以发现，它恰恰迎合了那些功利主义的政府及其官员追求短期政绩的需要，却为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进而，如果不能通过货币发行来抵御和缓解国外市场衰退造成的经济冲击，那么，时下中国经济就必然面临着从外循环到内循环的转变，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优化收入分配以提升内需。
主要内容载《求索》2021年第1期。
一、前言
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理论深刻剖析了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其基本逻辑是：（1）现代社会的收入分化导致市场产品被分成不同等级，不同等级产品又被赋予不同价格，由此形成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2）在生产者主权和心理意识的共同作用下，不仅富裕者会自主追求高级产品的消费，而且普通大众也受社会心理效应的诱导而产生对高级产品的需求，由此造成全面的超前消费和扭曲的不当投资；（3）扭曲性生产投资和超前消费导致经济剩余或资本积累被周期性地浪费和耗竭，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被破坏，由此就会产生出日益深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通过将市场权力结构和社会心理意识结合起来，就可以揭示出真实市场中的锦标赛制定价体系，进而可以深刻洞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①]正是在应对这种根基于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诞生和壮大了现代信用体系，它借助信贷投资和透支消费来弥补一定时期内的生产资本和消费资金的不足，由此不仅有助于缓和并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也在一定时期内造成和维持了经济的表面繁荣，这是现代信用制度得以迅速发展并得到各国大力支持的重要原因。[②]
然而，现代信用制度的无节制发展却潜伏着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方面，银行信用所提供的毕竟不是真实的资本或财富，而至多是未来的资本或财富，当未来的资本或财富无法顺利实现时，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了；另一方面，不受制约的银行信用还会助长过度消费和不当投资，从而进一步破坏和瓦解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由此就会造成更为深重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尽管现代信用体系和信贷制度有助于解决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因过度调整而陷入的长期经济萧条，但它的发展和使用必须被限制在合理限度内，尤其不能将信用或信贷扩张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常态性工具。[③]因此，尽管现代信用体系和信贷制度有助于解决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因过度调整而陷入的长期经济萧条，但它的发展和使用必须被限制在合理限度内，尤其不能将信用或信贷扩张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常态性工具。尽管如此，在现代社会中，那些具有强烈机会主义倾向的政府官僚为了赢得选举而掌握政权，却异常偏好采用积极的信用扩张政策，而根本不顾其中潜伏的巨大问题，或者努力将问题推延给下届政府。凯恩斯的“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以及路易十五的“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成为当前一些政治官僚的赤裸裸写照，由此还发展出了一些为之提供合理化解释的理论，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现代货币理论。
有鉴于此，基于锦标赛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理论，本文对时下盛行的两大思潮展开批判性审视和前瞻性分析：一是现代货币理论，二是经济内循环转向。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两大流行思潮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关系：现代货币理论的勃兴于治理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联的经济衰退，经济内循环的探讨则源于应对与中美在政治经济领域冲突相关联的经济转向；另一方面，对经济循环由外到内的转向以及经济内循环体系的构造路向，很大程度上与对现代货币理论的认知有关，不恰当地依据现代货币理论来增发货币以提升需求，将会严重破坏经济内循环的建设和健康运行。最后，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还是中美冲突的加剧，两者都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对的重大外来冲击并且也都已经引发了宏观经济的下行态势；因此，对这两大思潮展开深入的逻辑辨识，就有利于理顺和确立现代经济危机下的应对策略和宏观经济政策。
二、现代货币理论是否可行
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的经济危机理论提醒我们，应该对一系列现代制度尤其是现代信用制度加以审慎的反思，应该将信用体系和信贷制度的发展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根本上说，经济危机源于真实储蓄和生产性资本的不足，以致社会难以扩大甚至无法维持既有的生产规模；或者，受偶然性因素的触发，整个社会突然失去消费已有产品的需求能力，从而导致原有的投资成为过剩产能或沉淀成本。基于这一逻辑，为了维持和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根本思路就在于要避免社会因消费过度所造成的储蓄不足。同时，在现代社会中，过度消费行为通常又是因为受到了社会制度的不当诱导，而这种制度和行为通常又嵌入在社会的文化心理之中：享乐主义文化往往会使人们更偏爱即期享乐，市场竞争则使人们容易受外部性激发而进行消费攀比。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化解市场经济中内生的经济危机，深层次的举措就在于文化培育和制度变革，由此引导社会成员良好的消费行为及其衍生的社会效应。
然而，受科学主义以及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经济学人倾向于将基于数理模型创建的金融产品视为科学和理性之物，从而就很少能够认识到信用体系和信贷制度所潜含的问题，反而乐于将它作为深化市场的重要手段。尤其是，面对经济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的冲击，进而在功利主义以及为当选或连任争取政绩的激发下，众多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就积极推行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QE），通过向本国经济中注入大量流动资金和降低利率（几乎为零）的方式来刺激需求和增加投资，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或者至少维持股市繁荣。例如，在美国疫情大规模爆发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就快速从2020年3月的4万多亿美元上升到5月的近7万亿美元。[④]受这种国际思潮的影响，国内近年也出现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呼声和主张，要求中央银行直接“印钱”来弥补政府财政的赤字缺口，由此催生出了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MT）。现代货币理论将货币的起源归因于记账职能，从而主张政府以货币创造来弥补财政赤字，进而推行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功能财政。那么，面对当前各国政府以大规模的货币增发这一猛药来应对外来冲击的经济政策以及相应的理论思潮，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呢？
首先，就量化宽松政策的现实效果而言。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表明，市场经济中的产品会出现等级和价格的分层，进而诱导对高等级产品的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从而造成实体经济的扭曲。其实，这个产品不仅是指真实产品，而且也包括虚拟产品，由此造成虚拟产品的等级化和价格分层。譬如，就股票而言，某些知名公司的股票价格就远高于它的真实价值，因而大量的股民被诱导去购买这些高等级的股票。[⑤]同时，由于人们被诱导去购买这些虚拟产品，就导致大量的金融衍生品被创造出来，乃至虚拟经济的发展远远脱离真实经济的水平；进而，当这些虚拟经济泡沫被戳破后，就会爆发出2008年那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而且，虚拟经济的不断增大还与货币的持续增发密切相关，因为货币增发使得人们手头持有越来越多的货币，在现实市场缺乏真实投资机会的情况下，他们就只能将这些超额货币投入到股市和债市中去，由此就会导致股市和债市的畸形繁荣。与此同时，股市根本上又不是财富创造之所而只是财富转移之所，尤其是，股市机制的运行结果往往还会使得收益不断集中到少数人（大庄家）手中；这样，社会的收入差距就会进一步且迅速增大，这反过来又会降低社会的真实消费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情形在时下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呈现。随着特朗普政府加速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大量的流动性就进入了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以及其他证券市场，使得美国的股价指数持续走高，美国的虚拟经济不断膨胀。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增发的货币没有有效增加真实的市场需求和实际的生产投资，从而也就无法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进而，畸形繁荣的股市还造成了社会财富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急速）拉大，由此就会进一步降低社会消费水平以及扭曲经济产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国家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严重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它也根本无力帮助社会经济摆脱疫情的冲击。尽管如此，短视的西方当政者尤其是特普朗政府似乎并不关心其政策所潜伏的长期恶果，相反，其主要目的和直接关注在于赢得连任，从而更关注如何促进股市繁荣以提升人们对他的政策信心。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以现实情形来为现代货币理论正名呢？
同时，即使这种量化宽松政策可以满足美国社会的暂时需求，中国社会对此的简单仿效也不具有显著可行性。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简要的审视。第一，美国搞量化宽松本身就是因为国内真实储蓄水平难以实质提高而采取的不得已办法，同时这种政策因为出于短视功利的目的而会滋生出严重的长期负效应。与此不同，中国社会长期存在高储蓄率，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储蓄，应该优先配置和投放在哪些领域。既然如此，我们又何以需要急急乎地照搬西方国家尤其美国那些不得已的糟糕政策呢？第二，美国搞量化宽松还有它自身的优势，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量化宽松所产生的负效应可以在全球范围得到稀释，并同时还可以向世界各国收取铸币税。与此不同，人民币还不是世界货币，人民币增发所潜含的负效应和恶果将郁积在国内而变得更为严重。更不要说，人民币目前正在努力成为国币货币，又如何能够在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未确立之前就自损声誉呢？
其次，就货币增发的物质产品基础而言。上面剖析了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不良现实效果，但这并不是说货币不能增发，而是意味着货币增发有个限度。其中的关键要点就在于，货币增长要与经济和财富的增长相适应，而不能出于弥补财政赤字这一根本目的。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回到对货币本质的理解。一般地，从一般等价物这一本质职能上看，货币本身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从而无法通过非劳动的手段（货币发行）来获得增加；进而，从交换和支付媒介这一现实职能上看，货币也仅仅是人类所拥有之财富的价值体现，从而也不能通过增发货币来创造出新的财富或价值。既然如此，货币发行在现代社会为何会呈现持续且快速的增加呢？这种增加又有何限度呢？为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分两个历史阶段来加以分析。
一方面，在金属货币时代，金属货币来自人们的开采和铸造，相应地，在金属储藏量既定以及开采技术稳定的情况下，货币数量总体上就不会有很大变动，甚至往往被看成是（短期）固定的（后来只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才出现金银的大幅增加）；与此同时，人类对其他商品的生产技术却在不断提升，进而就导致了人类所创造出商品或财富不断增加。正是由于开采金属货币的生产力发展跟不上生产其他商品的生产力发展，一般商品的物价水平就会呈下降趋势，由此就形成了货币通缩现象。不过，这对自给自足的古代社会来说并不会构成严重问题：（1）人们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已经化解掉了对货币的很大一部分需求；（2）政府赋税通常可以转化为粮食等实物；（3）人们之间的交易在特殊时期也可以以易货方式进行。
另一方面，在纸币已经完全取代金属货币而成为流通媒介的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都依赖货币的流通，相应地，货币不足所带来的通货紧缩在货币幻觉等心理效应的作用下会显著地影响或阻碍生产、消费和投资；在这种情形下，为保障社会经济的顺利运行，货币发行就需要跟得上商品生产和财富增长的步伐，由此避免通货紧缩对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交易和消费所构成的障碍。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货币发行随着生产和消费的扩大而增加就尤为必要，否则，经济活动中对货币的强烈需求很可能就会转向国外尤其是那些国际货币；其结果就是，不仅会造成铸币税的巨大外流，而且还会造成对外贸易中的严重逆差。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货币发行就必须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和相应增加。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清楚，纸币形式的货币从国家层面来看并不是真实的财货，而且通常只具有交换和支付功能。
事实上，仅仅考虑现代纸币的交易媒介作用，一国发行的现金及其通过乘数效应所带来的货币总额应该与该国所创造出的财富总量相适应，货币发行所出现的超额至少不能引发社会大众的通胀预期；进而，一国的货币增发及其通过乘数效应所带来的总货币增加额也就应该与该国的财富增量保持一致，即政府发行货币的新增率应该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假定货币乘数不变）。当然，考虑到货币的国际功能以及铸币税的好处，大国的货币发行中通常会有一部分用于满足国际生产和交易的需要。例如，截止到2020年8月，美国政府发行的现金达2万亿美元，其中的3/4（大约1.5万亿美元）在美国之外流通。[⑥]即使如此，一国对国际经济的参与以及世界货币职能的担负也是逐步推进的，不可能通过增发货币而迅速地占领国际货币市场，这样做的效果通常只能是适得其反。这些都警示我们，货币增发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货币增发额更不等于财政赤字额；尤其是，在一个以经济内循环为主的封闭体系中，持续的财政透支就意味着“寅吃卯粮”，必然会为持续的经济发展种下隐患。
最后，就货币增发带来的税收效应而言。通常来说，央行发行的货币并不是按照确定规则免费而平均地分发到居民手中，而是通过政府向居民购买物资的途径注入经济中。在这个意义上，货币的发行实质上就是政府征税（即铸币税）。进而，政府通过货币增发所获得的铸币税通常就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经由乘数效应所带来的新增货币总额等于财富新增量。这也意味着，经济增长越快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借助货币增发所获得的铸币税额也越大。相应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推论：（1）给定政府的总支出和财政收支平衡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越快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向社会大众直接征收的税收应该越少；（2）在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国家和地区，如果试图以货币发行来弥补越来越大的政府赤字，通常的结果就是不断壮大的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货膨胀就源于政府征收了超越经济发展限度的税收。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在过去20年里中国政府为何显得如此宽绰，因为经济快速增长为政府借助货币发行而获取了大量实质税收；进而，我们可以理解在经济下行时期为何应该谨慎货币增发，因为它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为政府获取超额税收。
同时，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一国所创造出的财富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出口国外并为非居民所需求和消费的，这些产品所获得的是外币而不是本币。这就意味着，在维持货币购买力不变（及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所需要的增发货币就会低于财富新增量。与此同时，与这些产品对应的外币又会卖给商业银行（在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国家，出口商必须将外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在实行意愿结售汇制度的国家，出口商必须将多余的外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商业银行再将高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头寸的外汇在银行间市场卖出，并最终由央行接手而形成国家的外汇储备。央行又是如何获得这些外汇储备呢？根本上就是通过货币发行，这构成货币流通中的基础货币。这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这些国外储备所对应的产品消费于外国，另一方面是这些国外储备所对应的本币投放在国内；因此，外汇储备所对应的本币在国内并没有产品基础，从而实际上就是国内货币增发超过经济增长的部分，也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部分。从这个角度上说，外汇储备越多，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就会越高，进而本币也就存在越是严重的贬值压力。由此，我们就可以更全面地认识通货膨胀的根源：一是政府在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中支付了超过国内新增产品之正常价格的过量货币，二是央行在置换新增外汇储备时所发行的货币。相应地，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一个重要途经就是用外汇储备进口国内所需要的产品，从而使得国内产品与本币相称。
当然，这里引发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中国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为何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呢？其实，并不是中国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而是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也存在严重的超发，以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更进一步地，这里又带来这样一个疑问：美国政府为何能够在较低经济增长下不断扩大美元发行而没有在美国国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呢？根本上在于，这些超出美国经济增长之需的美元大量地为其他国家所持有。相应地，尽管全球因美元的贬值而呈现出持续的通货膨胀（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黄金、石油等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都具有价格上涨趋势），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却由此得到了稀释，与此同时，美国却向全球征收到了巨额的通货膨胀税。但显然，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拥有美国这种优势，而且美国这种优势也不可能永远持有。这些都反映出，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即使在货币发行为政府垄断的今天，政府也不能任意发行货币而不受财政赤字的约束。
三、经济大循环何以由外转内
上面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审视表明，在面对当前严重的外来冲击而导致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我们并不能通过（无限制地）货币增发以及相应的财政支出扩大来弥补市场需求的不足；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壮大以及国外市场拓展的乏力，我们更加难以依靠持续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持久繁荣。相反，维持经济增长的需求引擎应该且必然会从国外市场转到国内市场的轨道上来，需要提升国内的真实需求，由此才能实现经济运行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大循环的真正转变。尤其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性打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迅速恶化，由此也就加速了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局面的到来。针对这一新形势，当前中国学术界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并且也已经有了相关著作的问世。[⑦]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并实现从外循环到内循环的转变？更进一步地，如果说建立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系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常态性要求，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良性的经济内循环体系呢？
按照流行的看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甚至直到2016年特朗普上台这段时期，中国社会一直致力于推行国际大循环战略或者寻求内外循环互动和互促战略，努力通过不断扩大出口来消化国内逐渐过剩的产能，由此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这充分体现在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中：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从1978年以前的不足10%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逐渐提升到1993年的32%，进而在1994年实行外汇、外贸体制改革之后又在波动中抬升，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持续上升并在2006年达到顶点为67%，2007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则开始下降。[⑧]同时，正是在这种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商品的出口在过去二十多年获得了持续而快速的扩大，由此带来了显著的外贸顺差以及越积越多的外汇储备；同时，这些外汇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国，由此就形成了一个资金流循环。例如，2019年中国贸易顺差达4300亿美元(即2.92万亿元)，[⑨]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1万亿美元。[⑩]
显然，中美贸易的形势发展对美国也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可以低风险地扩大美元发行，在收割巨额铸币税的同时而不会出现显著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美国大众因虚拟经济的膨胀而变得更加有钱，从而又会不断增加消费而致使对中国等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为此，萨缪尔森在2004年就以中国为背景重新审视了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国际贸易：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有时可以把技术进步转变成双方的收益，但有时却会减少两国间本来可能有的贸易收益而伤害另一国家。在萨缪尔森看来，当技术进步使中国获得了原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时，美国就会永久性地失去真实的人均收入。也就是说，尽管在自由贸易中美国等发达国家会暂时地取得高额交换价值，但同时也伴随着生产力的丧失，乃至最后从自由奥义中获得收益要远远小于对自身造成的长期损失。由此，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尖锐问题：美国的原始性创新在国外的扩散是否一直是导致美国领先地位正在消失的原因？[11]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美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严重抑制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甚至导致美国产业优势和竞争力的持续下降，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就迅速转向了经济保护，乃至采用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手段来压制中国产业和经济的发展。针对这一情势，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的高柏还命名了一个萨缪尔森陷阱：产业升级换代为中国带来诸多产业各个层面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由此产生的国际贸易深刻变化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有重大影响，进而引起国际政治的连锁反应；但同时，由于中国还没有找到及时有效地调整与他国贸易利益分配的方式，因此进入一个与他国矛盾和冲突的多发期。[12]
相应地，流行的观点通常也就将当前的中国经济情势以及相应的国际经济关系视为长期推行国际大循环的必然结果，同时，正是针对这一情势的发展才有了经济从国际大循环转向国内大循环的当下诉求。果真如此吗？其实，任何社会实践都不会忠实地遵循某个模式或战略，经济循环也是如此，这里可从三方面加以简要解析。第一，国际大循环战略注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大出”理应伴随着“大进”。显然，如果真正做到了“进”和“出”的相辅相成，又何以会出现持续而快速增加的贸易顺差以及外汇盈余呢？第二，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有赖于大量的资本投入，这首先就需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本。显然，如果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能够有效地配置到生产领域中去，又何以会出现大量购买美债并任由美国通过美元发行而从中国攫取铸币税呢？第三，以“大出”为基础而选择性地“大进”，这不仅有助于集约式扩大生产，而且也有助于强化国外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依赖。显然，如果这样，又何以会出现听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并攫取更多交换价值的局面呢？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这些问题都可归结为：“大出”没有伴随着相应的“大进”。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不需要保持适当的贸易顺差。理由有二：一方面，正是以充足的外汇储备为基础，我们才能有效地应付国外的各种威胁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同时才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相机抉择地进口所需要的东西，由此来保障社会经济的持续和高质发展；另一方面，正是以对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所持有的贸易顺差为基础，我们才有足够能力在全球翻倍进行合理投资以及展开诸如“一带一路”之类的经济布局，由此来构建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体系。问题是，无论是相机抉择地进口还是加大“一带一路”等建设的经济布局，都意味着不可能会出现持续增长并闲置着的外汇储备。譬如，“一带一路”建设就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相应地，缓解当前经济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就在于，选择性地扩大进口，而不是主动地降低出口。这意味着，应该首先弥补经济国际大循环中长期存在的巨大失衡。尤其是，我们有选择性地扩大进口的主要是国内工业发展所需的能源、矿产以及那些国内还无法生产或者质量不高的生产资料，这种做法不仅可以缓解和纠正引起国际社会反弹的贸易失衡局面，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促使自有资本得到更为充分和有效的利用。
由此，我们又需要思考这一问题：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出”为何没有带来相应的“大进”？其原因大体在这样两方面：（1）中国希望进口的那些物品受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限制；（2）中国的资本积累已经超过了国内（既有行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就前者而言，我们显然需要努力突破国外的相关限制。譬如，既然美国不卖给我们所需要的那些高科技产品，那么我们就可以“曲线地”引进创造和生产该产品的人才。就后者而言，除了需要拓展现有生产行业外，还需要提升国内市场需求。事实上，既然国内所积累的资本已经足够多了，而且国外需求又呈现出日益萎缩之势，那么就可以在不危及投资生产和经济增长的条件下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在中美冲突日益加剧的当前情势下，国际大循环战略必然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碍，相应地，扩大内需以提升经济内循环的主体地位就成为当下政策的重心。就此而言，2005年通过的“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就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更进一步地，时下如何实现从外循环到内循环的合理转向？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强化内循环就必然是依靠财政拨款和货币发行来推动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13]而这些基建项目大多不能（在短期内）创造出收益，由此就会爆发出系统性风险。这是一些学者对内循环经济建设的主要疑虑所在。但实际上，正如上一部分已经指出的，维持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根本上不能依靠货币发行，不能将财政赤字货币化。相反，良性的经济内循环根本上应该体现出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互动协调，由此形成螺旋式动态发展的经济态势。就此而言，一国的经济增长应该建立在有真实需求的健康产品的生产，这些健康产品能够有效地满足投资、消费、出口这三大方面的需求。不过，投资的性质不同于消费和出口，因为投资将会增大未来的产出；相应地，要使得投资是健康的，就必须保障新增的产出能够合理地分解为新的投资、消费、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一国产出能够持续增加并且被新的投资、消费、出口合理消耗掉，那么，该国经济就处于持续的增长过程中。[14]
四、经济内循环如何夯实内需
对任何大国来说，国外市场只能为其生产的产品提供次要的和补充的需求，在日益恶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严重窒息经济外循环的条件下，就更是如此。这已经在经济发展史中得到充分的证明。[15]相应地，在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中，一国的产出根本上应该满足国内大众的消费需求，尤其要满足那些体现生活进程的真实需要。也即，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投资应该与消费保持大致的相称比例。在这个意义上，一国经济的增长通常也就依赖于消费需求的增长。这意味着，为了保障在内循环中实现持续而快速的经济增长，通常就需要国内民众拥有较高的需求水平和消费能力。由此也就进入了关键性问题：如何有效地提高内需？
首先，要在日趋恶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中提高内需，一个直接手段就是将原来的一部分外需转到国内，要抑制对外国非必要产品尤其是奢侈品的需求。究其原因，按照“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既然现在“大出”遇到了阻碍，自然那些非必要的“大进”也就应该受到限制。问题在于，要限制“大进”并引导和推进需求品由外到内的转变，关键在于国内能够生产出相关的替代产品。同时，这些产品还不只限于那些奢侈性的消费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为现代生产所必需的高新技术的生产资料。相应地，为了实现需求由外到内的转移，就需要突破某些产品和产业在生产上的技术瓶颈，需要加快某些关键领域的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由此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又依赖于良好的公共教育体系，这需要改变当下不合理的教学科研体系，需要优化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和教育经费的投入结构。
其次，要实现经济从外循环向内循环的有效转向，就需要打造相对完善而系统的生产分工和产业体系。究其原因，在经济全球一体化时代，中国企业可以利用全球分工所提供的中间产品进行生产和投资，进而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而有选择地发展特定产业；但是，随着保护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政府（以及其他跟随国家）不断地以某些紧缺产品的断供相要挟，以致中国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在生产上不时地遭遇非常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形下，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就需要本国来提供，企业和产业参与的社会分工就越来越显著地从国际转向到国内，这也是内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问题在于，产业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是不同的，一些在国内竞争中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和产业在国际环境中就可能丧失自生能力；[16]同时，现代社会的经济环境又不是长期以及完全封闭的，这样，那些基于国内分工体系构建出来但在国际环境又不具有充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企业，就会随着国际市场开放程度的变动而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相应地，为了保持经济内循环的稳定和发展，就需要对一些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企业和产业进行适当的保护，需要建立相对稳定的储备体系。
其三，为促进经济内循环的稳定和扩大，还需要将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结合起来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完全有条件构建相对完整而独立的产业生态系统。究其原因，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消费需求上，中国社会都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和多层次性；同时，这种层次和结构还与地域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体现在城乡差别上，而且体现在东、中、西的省际差异上，甚至在一些省份以及一些地级市内部也都存在显著差异。正因如此，中国经济循环圈的变化就需要且可以对产业结构进行全国性布局，有效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其在空间上的腾挪和转移相结合，由此实现资本和人才在国内的流动以及配置的优化。正是通过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有机结合，才可以为经济内循环夯实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基础，进而形成多层次且连续变动的经济和消费结构。这些都反映出，要构建和完善良性的经济内循环体系，必然会涉及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以及生产-消费结构等方面的整体性协调，由此才能形成高度开放、自由流动的国内市场，才能提升现有资源的配置效率，才能有效吸收各种资源的流入，进而才能使社会经济跃升到一个更高的均衡水平。
其四，从宏观层面上讲，扩大内需的更为基本途径是缩小收入差距，由此可以提高底层大众的需求以及社会总需求，这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基本应用。一般地，随着收入差距的逐渐缩小，社会经济将会呈现出一种新形态：一方面，国民经济福利水平因消费增加而明显提升，但经济增长速度却由高速转向中低速，进而趋于高水平的福利稳定；另一方面，竞争优势因劳动力工资的提高而趋于下降，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就需要由粗放式转向节约式，进而趋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事实上，国内消费的增加通常会使得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减少，从而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相应地，要在增加内需的同时维持乃至提高增长速度，就必须提高资本以及其他资源的利用效率。正因如此，这两点就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17]基于这一逻辑，如果只见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却不见社会大众福祉的上升，那么就显示出社会制度存在着严重问题，或者至少遭遇到了非常不利的社会形势。
当然，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扩大内需也并不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1）如果国内存在大量闲置的资本，那么，缩小收入差距通常就只是减少以外汇储备等形式存在的闲置资本而较少会影响到生产和再生产中的资本需求，由此也就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障碍；（2）随着社会消费从富人转向穷人，通常还会伴随着非生产性消费向生产性消费的转移，由此将会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和财富的创造。所有这些都表明，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关键取决于社会产品以及产品剩余被用于何处以及使用的效率如何。纵观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那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需求不足：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使得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他们能够提升的消费水平已经越来越接近上限；另一方面，生产和供给日益集中在高级产品之中，而高级品的炫耀式消费又极大地消耗了社会大众的可支配收入。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这样两点：（1）甚至在欧美发达国家中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储蓄，从而在经济萧条时期信贷受限的情况下自然就无力增加消费；（2）少数富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却无处进行投资，从而大量闲余资金只能投向股市和房市而致使虚拟经济畸形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促使剩余资金投向实体经济之中，进而把消费变成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提升社会各阶层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进而可以在更高福利水平上实现社会经济的平稳增长。
最后需要指出，我们讲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转变，但这并不是说要刻意地以国内大循环来取代国际大循环，而更主要是在当前日益恶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情形下中国经济将被迫进行这一转变，并且依旧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空间拓展国外市场以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大的需求市场，由此实现以内需为主且国内外市场相互补充的双循环战略。事实上，除非是完全封闭的国家或者是那种小型自由经济岛，任何经济循环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内循环或外循环，经济运行的转变主要体现为内外经济比重的变化；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仍然处于并且需要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外部市场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值此国际形势恶化之际，中国一方面需要为经济内循环的提升做前瞻性准备，另一方面则需要对国外市场进行转换和腾挪。从这个意义上说，2013年构设并开启的“一带一路”就为这种国外市场的转换和腾挪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和机会。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国外市场拓展也日益受到限制，越来越难以通过商品输出消化过量的资本品。相应地，“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对当前中国经济就具有这样一系列的重要意义：（1）它为中国近年来所积累的庞大资本储备获取性的投资增值机会；（2）它有助于消化那些在过去一段时间所形成的国内富余但另一些国家缺乏的产能；（3）它有助于对比较优势日趋下降的部分产业进行新布局而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4）它开辟了新商路而改变世界贸易方向以及重塑世界经济格局；（5）它拓展了新的国际市场以缓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围堵。这些都反映出，我们可以在困境中寻求国际循环的形态转变，从而减轻经济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大循环转变的压力；进而也提醒我们，不能静态和绝对地理解经济外循环和经济内循环，而是寻求在不同环境下经济内外双循环的适宜结构和成分。
五、结语
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的经济危机理论指出，一国要维持和扩大的生产、投资以及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依赖于充足的资本积累以及相应的储蓄，而生产、投资的维持和扩大又必须存在相应的需求支撑。显然，这里就带来了一个难题：消费需求的增加通常就意味着储蓄的减少，进而也就会影响生产的投资支出。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实现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同时提高以促进经济增长或摆脱经济萧条呢？时下流行的现代货币理论诉诸货币增发。问题是，从长期上看，失去一般等价物功能而由国家机关发行的现代货币（纸币）根本上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财富或价值，它在现代经济的运行中只体现为实物经济所裹上的一层面纱；相应地，货币增发或许可以利用人们的货币幻觉而在短期内刺激消费和投资，但根本上无法实质性增加社会的储蓄和资本，也无法实质性提升社会的消费和投资水平，从而也就无法成为维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常规性工具。由此，在经济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大循环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就必须寻求扩大消费和投资的更为实质性的其他途径，尤其需要充分开发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这个独特优势。[18]
其实，现实世界中的国家解决消费与储蓄间背反的方式，通常与其产品的需求对象有关。一方面，如果一国产品的需求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市场（即大量出口），那么，产品的需求水平就与其他国家的国民消费能力有关；此时，本国的低工资水平以及相应的低消费能力通常也就不会对该产品的生产和投资构成明显的制约，本国的高工资反而会增加该产品的成本而成为出口的障碍，因而通常就会且实际采取低工资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重商主义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不仅体现在早期西欧各国，也体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后发国家和地区为推进经济快速增长所采取的基本实践中。另一方面，如果一国产品的需求几乎都是来自国内市场，那么，产品的需求水平就主要取决于本国的国民消费能力；此时，本国的低工资水平及其相应的低消费能力就会对该产品的生产和投资构成严重制约，从而就需要有较高工资才能维持这种较高水平的生产与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斯密型经济增长的需求基础，充分体现在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致力于内需提高所采取的基本实践中。正是基于这一逻辑，随着中国经济由国际大循环转向国内大循环，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就快速由国外转向国内，这就要求提升国内工资水平以提供与产品生产和经济增长相称的需求水平。
[①]朱富强：《内生于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收入分配、价格分层与超前消费》，《财经研究》2019年第1期。
[②]朱富强：《经济危机如何提防和善后：奥地利学派政策的两大审视》，《学术月刊》2020年第1期。
[③]朱富强：《现代经济危机何以愈演愈烈探源：基于现代信用制度的审视》，《南大商学评论》2020年第49辑。
[④]“再创纪录新高！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突破7万亿美元”，http://liancaijing.com/791864.html。
[⑤]截止2020年8月中旬，苹果公司的市值超过20000亿美元，微软公司的市值超过16000亿美元，亚马逊公司的市值接近16000亿美元，谷歌公司的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Facebook公司的市值超过7600亿美元，阿里巴巴公司的市值超过6900亿美元；更为显著的是，特斯拉的市值从2019年6月的300多亿美元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上涨到了2020年11月的5000亿美元。
[⑥]“美国之外的美元有多少？”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nd/jjzl/2020-09-03/doc-iivhuipp2259496.shtml。
[⑦]贾根良：《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⑧]“前财长楼继伟提醒国内大循环的三个堵塞点”，https://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20-09-23/doc-iivhuipp5980099.shtml。
[⑨]“海关总署：2019年中国贸易顺差2.92万亿元 扩大25.4%”，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0/01-14/9059158.shtml。
[⑩]“我国外储规模连续6个月高于3.1万亿美元”，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2785721937105636&wfr=spider&for=pc。
[11]Samuelson P.,2004, Where Rich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3): 135-146.
[12]高柏：《走出萨缪尔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经济》，《文化纵横》2020年12月。
[13]“任泽平等：新基建、城市群与放开生育为双循环三大抓手”，https://www.zhihu.com/tardis/sogou/art/210714666。
[14]更进一步地，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体现了人均消费的持续增加，进而也就需要持续的扩大投资。有鉴于此，马克思经济学提出了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规律：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最后是消费资料的生产。
[15]伍山林、伍抱一：《全球性大国双循环发展的经验及镜鉴》，《理论探索》2020年第6期。
[16]朱富强：《产业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变：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拓展的框架模式》，《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1期。
[17]朱富强：《中国经济增长何以告别制度无序性》，《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
[18]伍山林：《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涵义》，《求索》202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