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边境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地位与功能日渐彰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边民国家认同意识的塑造和强化成为边疆治理的重要议题。伴随着边境地区社会文化变迁深刻地改变着边民国家认同的文化生态。文化的异质性、文化生态失衡和文化全球化给新时代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塑造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该文认为应加强边境地区精神文化供给，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国家话语整合与统领，有效抑制边民的弥散性认同，筑牢边民国家认同的根基，拉近边民与国家情感距离成为推动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再造的重要路径。

关 键 词：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边疆治理；认同强化；文化治理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习近平关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思想研究”(18BZZ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西南地区边境村落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17XJA810002)，云南大学边疆治理与地缘政治学科(群)特区高端科研成果培育基金“边疆治理与政治文化研究”(Z2018-01)。

作者简介：袁明旭，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地方治理与中外政治制度；邹荣，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50；楚雄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在全球竞争日益加剧背景之下，边境作为国家边疆治理和发展的战略前沿地带，“是一个具有重要地缘政治价值和承载着国家发展战略意图的特殊区域。”①边界不仅仅是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体现，而且是族群文化、国家认同感的反映。②伴随着边境社会文化呈现多样性展示、流变性呈现和断裂性改变，边民异同感模糊，归属感缺失，忠诚感弱化，理想感遭遇质疑。文化变迁对边民国家认同的影响和冲击日益加深。“文化不仅能够通过一种在群体成员中共享的世界观和历史命运感将人们在情感与信念上连结为一个整体，塑造出共同的身份认同，而且可以通过对政治目标和政治过程进行合理化解释，建构起政治权威。”③新时代边疆治理需要重视致力于通过国家认同的强化，将边民有效地纳入国家共同体之内，筑牢边民国家意识安全的“思想边防线”，以有效应对文化变迁对边民国家认同的影响与冲击。

一、文化与边民国家认同：基于价值耦合的分析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成为国家理想叙事、社会秩序建构、利益关系整合以及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重要工具。国家将文化因素纳入边疆治理体系之中，凸显文化在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意义和价值。边民国家认同是指国家通过有效举措，在边疆地区构建起广泛地国家共同体意识，让边民对国家共同体产生心理归属和情感依赖，是一种积极的承认与赞同。文化作为一种社会黏合剂，是推动、凝聚共同体成员意识的重要力量，对边民国家认同的塑造，强化具有引导、规范、控制、感召、协调等功效。新时代背景下，构筑起适应新文化形态的边民国家认同将有助于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

(一)边民国家认同彰显文化因子的内在独特意义

“边界”的确定作为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换的重要标志，凸显边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价值。“边界线在空间上和政治上划分了彼此的国家主权，正是依靠对这一基本概念的普遍接受才使得今天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得以存在。”④民族国家既是以行政和领土有序化为表征的“行政统一体”，又是以文化同质性为根基的“观念共同体”。同时，边民有着与其地域性特征相匹配的文化体系，因为每一种文化“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片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⑤。在文化多元、精神空虚和内心信仰多重的时代背景下，边民国家认同的强化深受其地理文化因素的影响。

从政治角度看，边界是国家主权的范围标识，是闭合的、连续的。从文化角度看，边界是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的场域，是开放的、相互渗透的。作为国家边疆治理的前沿，边疆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核心区域，是承载国家权力的前沿地带。作为各种文化交汇之地，边疆是国家意识形态争夺的焦点。同时，边疆作为一个“过渡性社会”，边民往往受到边境两侧复合性因素的影响。在我国，边疆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生活之地，民族分布广泛、民族文化多样，且边疆与民族、宗教等多种要素互构和并存。民族、宗教等政治上的敏感性和文化上的变异性在边疆体现更加明显。文化支配着边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成为左右边民国家认同的变量因子。边疆独特人文地理环境塑造了边民国家认同的内在特性，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构造的社会生活场域经常惯性地表现为超越国家实体边界的记忆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

(二)边民国家认同是构筑精神文化共同体的诉求

对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不过是一个建构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在人们认同它并愿意继续保持它的时候，它是巩固和稳定的。而当人们不再认同它因而也不愿意继续保持它的时候，它就有可能瓦解、走向崩溃。”⑥因此，国家认同既是现代国家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是维系现代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是人们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个体的思想方式、行为习惯深受其文化的底蕴和根基的影响。边民的国家共同体意识、价值观念能够为国家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思想意识支撑。任何政治体系都力图将国家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在主权范围内得以彰显，而且这种彰显对维系社会的稳定(尤其是多民族国家)必不可少。

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存续为边民提供了“神圣的中心”，既是精神与历史朝圣的目的地，也是展示民族国家共同体“道德地理”的独特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认同意识“乃是他们个人安身立命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认同所在，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社会价值所系”⑦。在前民族国家时期，人们的忠诚对象指向于家庭、村庄、领主、行会等群体，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观念。民族国家形成以后，社会群体不仅需要忠实于地方、血缘等地域性认同，还需要忠诚于国家共同体。多元化认同带来更加复杂的认知体系，使得选择偏向成为一种经常的可能。国家致力于超越地方的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建构，是维系国家共同体存续、保障治理目标得以实现的内在诉求。

(三)边民国家认同是支撑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内在精神支撑，以文化为根基的国家认同是一种支配性制度与组织安排的软实力。边民的国家认同可“防止其对政治制度的疏离；促进政治稳定；使公民彼此相互信任；使公民愿意依赖妥协来化解政治分歧”⑧。民族国家建构不仅仅意味着统治阶级通过合法的暴力来实现对整个社会支配性控制，还暗含着通过强有力观念意识整合，实现在“一个领土内具有凝聚性和控制力、代表生活与领土之上的民众的组织的观念”⑨。在民族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国民有关自我的“集体意识”和“差别意识”将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秩序支撑。人民对国家的服从、忠诚是确保国家统一、稳定、繁荣的重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公民的国家认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共同体自身兴衰乃至生死存亡。现代民族国家要求在其疆域内建立起至高无上的主权，确保其政令在社会中获得有效地贯彻，并积极致力于不断强化和巩固民众对国家共同体忠贞不渝的认同感。边民国家认同的塑造作为民族国家对边疆的有效治理的重要使命，是实现良好政治秩序关键所在。

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基于政治地理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取代血缘组织，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居于边境两侧的边民产生了“我者”与“他者”的区分，伴随着利益冲突的加剧，“每个他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外在性’。”⑩国家认同作为一种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定向的价值体系，具有构筑价值认同、建构政治合法性、约束社会成员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重要功能。边民的文化性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根基所在，也是维系边疆社会秩序的关键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赋予了边民个体生活的意义，作为一套意义系统的国家认同，正是通过不同层面文化想象被不断塑造出来的，而基于承认与认同为基础的自我身份的识别，赋予个体之间对共同体的想象(构筑群体的同一性)，为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巩固提供有力支撑。

二、文化变迁中边民国家认同的弱化：现实动因

文化作为社会个体构筑意义世界，为其社会行动提供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是影响国家认同塑造的核心要素。基于特定历史文化来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同时，“全世界的政治体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在其公民中建立起共同的认同和共同体意识。缺乏这种共同的认同可能带来最为严重的政治后果。”(11)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即便是最成功的社会，也会在某个时候遭遇到内部分解和衰败的威胁，这就使得在现代国家整合的进程中面临着文化变迁对国家认同的冲击。

(一)文化多元性诱发边民国家认同的模糊

边疆地区自然人文环境多样，地形地貌特征复杂，边民国家认同往往受到大漠、戈壁、江河、山脉等地形地貌的阻隔，形成一个个以地缘社会网络为基础的文化圈。历史上，边民受制于国家权力影响制约相对较小，其国家认同也相对模糊，边民国家认同建构的价值共识存在疏离的潜在可能性和风险性。进入当代以来，边疆社会多元文化因子不断增多，国家认同的模糊性、摇摆性和选择性特征凸显，其张力进一步增大。多元认同并不意味着彼此间冲突的发生的必然性，但在实践中也无法规避各种亚国家认同对主流的国家认同弱化影响，动摇国家认同主导中心地位。以民族、地方或宗教为诱因的结构性政治亚文化，客观上容易造成边疆社会文化系统异质性因素的增加，在外在因素刺激作用下，甚至表现为国家意识冷漠乃至“离异”，模糊和弱化既有的国家认同。近年来，***、西藏地区民众在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的渗透、干扰和破坏之下，出现一些影响和破坏边民国家认同现象。由此，我们需要更加审慎地对待边疆地区文化多样性及其对边民国家认同的冲击与影响。

边民的初级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消解，也是边疆地区认同危机重要体现。在我国漫长的陆地边境线上，居住着文化不尽相同的各个民族，而国家边界的划分却带来新政治区分。文化疆界与政治地理边界的非一致性诱发冲突可能性增大。一是边疆地区跨境民族为主体族群文化的广泛分布。跨境民族有着共同血缘和文化关联，形成一个跨越国家边界的族群文化群体，由此带来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冲突难以避免。二是以地域关系联结而成的地域性文化的传播。在长期的边民互市、边境贸易、跨境婚姻等互动中，边民与邻国民众构筑起相对稳定文化交往模式。边民之间在同一地域空间下互动与依存关系密切，容易产生对地方性忠诚而疏离国家情怀。一旦“当对准国家单位的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发生冲突时，政治共同体的问题就可能成为首要的问题，并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12)。边民对于准国家认同意识的增强，客观上带来国家认同的虚化与弱化。

原生文化的异质性和后天的利益分化极易给边民国家认同带来结构性张力。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边民逐渐形成以地域性、群体性为基础的原生的地方性文化，它对国家认同的塑造具有双面性：当地方性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的时候，地方性文化能够推动国家认同文化的塑造；反之，则成为国家认同塑造的阻力。一方面，地域性文化认同容易导致不稳定的国家认同，国家一旦无法通过共时性制度来解构历史性的文化情感，使其趋于一致，就有可能导致文化性认同与政治性认同的矛盾、冲突，甚至是对立状态。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出现导致边疆社会自然衍射的“原生的认同”被分割开来，进而形成“理性的建构”的产物。当原生性认同下产生的共同利益(旺盛的群体利益需求)刺激之下，国家认同将有可能被置于次要的位置，边民更加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和政府行为。边民一旦在政治生活体系中遭遇到不平等、歧视性政策时，其地方性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产生认同裂痕可能性大大增加，进而演化为分裂型族群(裔)民族主义或者地方主义的可能(即使在成熟的多民族国家也难以避免)。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为赢得边疆民众对新生政权的支持，推行大量优惠政策(干部培养、资金支持、文化教育等)，极大激发边民国家认同的内在动力，但是，这种基于区域主义的政策设计和政策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边民基于现实物质利益和政治权益的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边民的地方意识。

(二)文化生态失衡引发边民国家认同的式微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认同被认为是各种相互冲突的文化力量的产物，是彼此相互关联的各个差异系统所构成的。因此，文化系统的变动与调整必然带来认同变化。边疆社会构造了一个相对独特的文化生态系统，各种文化要素都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承担着与之对应的功效。边疆文化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功能互补、共生，维持着相对均衡状态。但是，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变革的深入推进使得边疆的文化生态系统的均衡状态逐渐被打破，各种文化发展的差异性被进一步拉大。

首先，边疆社会文化发展滞后于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整体快速发展，边民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相对滞后。部分边民的生活世界逐渐缺少宏大目标，一些陈腐的传统文化思潮沉渣泛起，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文化开始在边疆社会一定范围内有所蔓延，价值空虚渐渐泛滥，道德虚无主义等不良文化或隐或现于边民群体日常生活之中。同时，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转型发展使得边民社会生活逐渐远离“革命”话语情境，边民政治热情逐渐趋于隐退，动员型政治文化逐渐消隐在边民日常生活之中。边民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多样化，政治意识形态渐次淡化和“后政治”社会氛围的逐步形成，既从政治运动中解放了大众，也向地方的、文化的、民族的，甚至“宗教”的意识形态出让了社会认同的空间。(13)国家政治话语在边疆社会生活之中淡化，带来边民国家认同弱化的潜在危机。

其次，多元文化之间的非均衡性发展带来负面冲击。边疆社会从同质性社会向异质性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发展态势。一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非均衡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要么被人们摈弃得过于太快，隔绝了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进而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可能过于保守，因循守旧，阻碍现代文化的发展。边民往往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难以做出合理的取舍，这在客观上也妨碍边民文化价值观念正确抉择。二是现代社会多元、异质性文化快速增加。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获得极大提高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文化。其中，以消费主义为代表的文化的快速发展，颠覆了以生产为主导的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并改变边民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评价标准。文化的异质性、多样性使得社会缺少普遍认可“共同价值”的支撑，在亨廷顿看来“文化共性会促进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14)。边疆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增加了边民文化体系中异质性因子，“文化震撼”冲击着已有的文化体系。外来政治思潮和本土政治亚文化竞相抢占边民的思想高地，造成在边民认同上的困扰和迷失，对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形成强烈的冲击。通常情况下，在国家认同上持“冷漠”和“离异”态度具有高频率，保持“忠诚”具有低频率。

第三，浓厚的宗教文化是诱发边疆文化生态系统失衡的重要因素。边疆是宗教活动盛行地区，宗教文化氛围较为浓厚，对边民思想意识影响较深。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的宗教文化趋于活跃、复杂。部分境外宗教在边疆地区认同度较高，如在滇西边境的部分信教徒祈望到缅甸接受教化，认为只有到缅甸受教于高僧，才能够学到“真东西”观念较深。同时，一些极端宗教分子假借宗教名义在边境非法活动，从事对抗国家、敌视政府和社会的宗教活动，甚至试图通过宗教“政治化”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者谋取政治利益。不少非法宗教势力时刻伺机通过“宗教政治漏斗”渗透到边疆地区，利用宗教来挑战边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宗教信仰附带的认同张力，是边民国家认同式微的重要原因。

(三)文化全球化带来边民国家认同的困扰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改变世界文化体系，也改变边民对国家既有的情感依赖，这迫切要求对边民国家认同的强化。现代网络信息传播技术急剧压缩人们的活动时空距离，带来世界性的制度、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融合与碰撞。公众的生活和价值观念正在被文化全球化所重塑。“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15)边民日益卷入到普世化、共识化、同质化的文化体系之中。社会多样性、流动性、不确定性、时空压缩性，深刻地冲击和改变着边民的认同理念和评价标准。边民身处具有不同族群、宗教、地域等在内的多种认同体系之中，在交往更加密切、互动更加频繁、沟通更加多样的背景下，边民的认同状况就会更加复杂、多变，多种认同面临着重新排列、组合的调整变化。

受全球化影响和冲击，异质性文化对国内的影响显著增加，全球化燃起了“对新的地方性与区域性认同及政治自主的主张的坚持”(16)，客观上削弱民族国家认同建构所需的价值共识根基，民族国家的话语主权日渐弱化、国家认同变得更加困难。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极大改善边民的社会生活的同时，城乡、地区之间差距也不断被拉大，非均衡发展带来的不公平、不公正等问题显现。同时，边民以更加开放的方式积极反思社会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边民国家认同度，甚至在一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演化为极端的负面认知。边疆社会经济发展整体上相对滞后，受现代化冲击更为突出和深远。在现代化带来的时空压缩和制度化抽离的冲击之下，各种技术风险、制度风险、文化风险和社会风险相互杂糅，多种矛盾交织性和风险性混合之下，边民身份上的失落及由此带来的国家认同上的变化。边民互市、边境贸易、文化交流、探亲访友、跨境婚姻、跨境教育等形式日渐频繁，进而增加了边民“国家身份认同”整合的难度。如，新时期的跨国通婚青年男女，其认同意识已从传统的纯粹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意识中分离出来，其社会认同普遍强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17)

全球化浪潮客观上弱化民族国家政治权威，加之边疆社会的日益开放、边民置身于更加频繁的对外交往体系之中、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使得混合多元文化的民族文化、地域性文化“元叙事”遭受侵蚀，解构着边民的国家认同，进而引发“个体认同危机”。“全球化社会关系的发展，既有可能削弱与民族国家相关的民族感情的某些方面，也有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18)边民在享受全球化浪潮带来更加丰富、便捷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刺激地方文化的复兴，给边民国家认同带来新的冲击。一方面，依靠革命方式构建起来的边民国家认同长期没有得到新的加强，另一方面，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得边民认同序列发生重组和调整，国家认同可能被置于次要位置，尤其在边境错综复杂的多种因素影响下，边民的国家认同处于困扰状态。

三、新时代边民国家认同的再造：文化治理的有效回应

文化作为国家认同意识危机的变量，也是推动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力量。以文化治理为依托的现代边疆治理，表明“我们需要一种共同文化，不是为了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是因为离开了这种共同文化，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19)。国家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根基之上，通过共同体意识、文化价值和话语体系的复合，进而实现共同体内部群体在价值相同、历史相承、行动相连的共同体构建，从而孕育和发展共同体“多元一体化”的合理性，并促成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这是推动新时代边疆文化治理，实现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再造的重要路径。

(一)丰富边民的精神文化供给，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文化和公民的意识形态，一系列相同的理解、抱负、情感与观念，从而将祖地上的人口结合起来。”(20)边民国家认同的强化，从根本上依赖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体系的丰富与完善，为边民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文化共同体支撑。“文化已经变成了构成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得以运转的润滑剂，看作共同价值完善而整合的一种构成方式。”(21)亨廷顿指出：“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22)一个国家如果无法构筑起强大文化性国家认同，对外难以维护其国家主权、增强国际竞争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对内无法为民众提供持续而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当代中国要成为真正稳定、和谐、富强的大国，担当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必须要构筑起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中国国情实际、为民众所乐于接受的核心文化价值理念，创造出符合历史发展方向，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性国家认同。

要不断吸收统一多民族的历史文化，丰富边民对中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精神想象和寄托。文化认同是共同体社会最稳固而长久的黏合剂，只有文化认同的国家是不现实的，只有政治认同的国家是脆弱的，共同的历史文化是共同体共识的根基所在。以共同的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和价值建构，有助于稳定的国家认同形成和巩固。“集体意识超然于和凌驾于个体的和局部的偶然性之上……在任何时候，它都包容了所有已知的实在；正因为如此，唯有它才能为心灵提供可以适用于事物总体的模式，并使这些事物具有被理解的可能性。”(23)共同体天然排斥隔阂，共同体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能有效化解区别、隔离，还能为建构认同提供动力。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缔结各民族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共创辉煌的中华历史文化和记忆，这是当代边民国家认同重要历史文化根基，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的历史叙事。“用共享的记忆、神话、共同的价值观和象征来界定的文化共同体或文化集体比其他共同体更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24)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有着共同历史叙事、集体记忆和命运关联的命运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自在生长和自觉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新时代，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础建设，凸显中华文化象征符号，不断增加地域性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叠，巩固发展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只有当社会一体化从社会成员那里得到文化习惯的支持，而文化习惯又与他们互相交往的方式紧密相关，政治共同体的社会一体化才能取得成功。”(25)民族国家共同体共享的历史文化、仪式、符号是建构国家认同意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民族国家共同体不断寻求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

建构以国家认同为情感根基的政治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牵引。在沃尔茨看来，“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都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层面，他们共同创造了公民对国家忠诚的感情。”(26)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法律—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文化在塑造国家认同上的优势无疑是明显而突出的，因为“政治原则不会像亲缘和亲情、血缘和族情、文化和民族属性那样，在人们心中激起那么深厚的感情，故一个国家若仅靠政治意识形态立国，那会是脆弱的”(27)。国家通过增强边疆地区的文化交往，强化国民教育、公民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法律规范)建设，使边民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得以确认，国家政治符号得到使用、相同的政治文化理念得以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得到礼拜、共同的制度和行为规范得到遵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构想有助于强化边民对政治共同体的想象，减少和防范社会原子化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发挥文化的纽带、导向作用和凝聚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对文化的认同解决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才能巩固。”(28)国家也只有通过基于历史、空间、语言、传统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等多层面的文化指示框架，才能创建出一体化的、稳定的心理归属感和共同体符号系统，传递中华文化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才能驱动边民内心世界的国家情怀，才能赋予国家共同体更加强大的心灵和灵魂，要让“中华民族”深植于边民的灵魂深处，进而凝聚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体。

(二)坚持国家话语叙事与整合，抑制边民的弥散性认同

作为公共秩序表达的话语，天然地是政治的。“国家身份是以特定的叙事手段制造出来的。”(29)国家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集中表达和政治认同的统摄性资源，对社会公众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国家话语刻画了不同利益满足感，塑造人们的价值取向，描绘不同的发展图景，引领人们对美好政治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巩固不是源自群体自给自足，而是建立在“某个社会群体行为者关于社会秩序的图像”的主动建构基础之上的。国家话语通过预设和改变边民的认知和理想图景，获取对世界和秩序的基本意义，建构一种有利于对他们交往以及形成共同看法和理解的背景，养成对国家的自豪感、忠诚感和共同信仰。边民国家认同的强化，离不开国家这个中心话语，国家话语所隐含的权力因素，决定了必须成为边民国家认同塑造的核心力量。国家主导的“高势位”思想意识形态，有助于边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30)。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强化，在根本上依赖于国家主体叙事功能的有效发挥。国家制度、权威和权力的规训、控制与运行，从根本上保障边民社会生活与国家治理预期相对一致性。话语把抽象的文化和价值形态以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使意义内容得以生动体现。在个体与群体成员交际互动的过程中，借助话语的陈述与表达，完成对群体文化的甄别与认定。(31)国家通过顶层的话语创设，通过一整套通用的公共符号系统(语言、文字、政策、传媒等)传递，动员和推动国家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交流，将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生活境遇的共同体成员有机黏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国家话语对于边民社会的整合与统领，“既能够很好提供身体安全和心理安全，也能够提供个人认同的追求个人卓越感”，(32)进而催生和强化边民国家认同的内在动力。

国家话语体系不仅为边民提供中华民族共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感与信念感有机地联系起来，塑造出共同体共享的价值。“在一个多元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国家营造一定程度上的价值共识，将是任何国族共同体试图凝聚人心、整合分歧的关键所在。”(33)这些共享的价值意识为政治目标和政治过程进行合理化解释，建构起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权威提供可能。“只有那些共享的价值观、象征符号以及彼此接受的法律——政治秩序，才能提供必要的、广泛流行的合法性。”(34)涂尔干也认为，“只有当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有共同的核心价值时，才能实现精神统一，而没有这种统一，任何制度迟早都会堕落下去。”(35)国家主流价值作为共同体成员心灵投射的缩影，进而形成国家共同体成员同类价值意识心理。国家主流文化与边民现实需求的复合，凝聚成为边民个体内在心理需求，催生边民国家认同情感。以中华文化为根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精神共享、文化支撑、价值归属。新时代，国家需要着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不断挖掘不同族群的共同文化符号，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价值引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统合边疆各民族群众价值观念，抑制弥散性认同。只有将对“共同的过去”与对“未来的信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激发出边民国家认同的吸引力、号召力和凝聚力。

(三)筑牢边民国家认同的根基，拉近与国家的情感距离

边民国家认同的强化从根本上依赖于边民国家情感自觉，因为“我们不能强迫别人赞同我们，不管我们对他们有多少权力，因为强制他们表达他们的感激或赞扬将使这些表达毫无价值。‘行动可以强迫，但情感的被迫表现仅仅是一场戏’”(36)。边民国家认同的强化依赖于共享的历史文化的情感的传承与发扬，要从历史文化中寻求国家认同的“历史之根”。边民国家认同的强化要在注重吸收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寻求支撑，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边疆各民族群体共同推动和维护边疆地区和谐发展，不断增进与中华民族腹地之间紧密联系，构筑中华民族休戚与共的精神价值皈依。要进一步彰显中华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担当。要进一步增进边民对自我理解和自我认知的基础，强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这种共同体意识是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内在动力，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各族儿女国家认同的重要力量，有利于增强边民的家国情怀，培育对国家的政治忠诚和政治情感。

边民国家认同不仅仅只是边民“共同体的想象”，还是与边民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生活方式。边民对日常生活的体验成为左右其意识形成和变化的重要变量。国家认同强化路径要实现与边民日常生活的有效对接，为其奠定坚实“现实之源”。“如果个体对国家的认同只是停留在文化历史意识或国家意识形态的关联上，那么期望国家共同体意识建构的目标就不可能具有现实权益的实质性政治意义。”(37)边民家国情怀和归属逻辑根基在于现实生活的价值研判和理性选择，边民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国家认同情感的归属所在，才能从自觉选择和遵从社会政治秩序规范，进而养成对国家情感归属的依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边民国家认同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需要有效回应。边民国家认同将国家融入边民日常生活之中，不断拉近边民与国家共同体的“心理距离”，增强边民的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凝聚而成的，并在时代发展进步中融入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主流价值理念。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对于居于其中的每个共同体成员而言，“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是其共同追寻的目标所在。在这个共同体之内的每一个成员与共同体的兴衰息息相关，边民只有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自身的权益才能获得最大化的保障。

注释：

①周平.陆疆治理：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6).

②Hastings Donnan and Thomas M.Wilson.Borders:Frontiers of Identity,Nation and State[M].Oxford and New York:Berg,1999:4.

③关凯.基于文化的分析：族群认同从何而来[J].甘肃理论学刊，2013，(1).

④史怀梅.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M].曹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28.

⑤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9.

⑥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95.

⑦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

⑧Schildkraut Deborah J.Boundaries of American Identity:Evolving Understandings of "Us"[J].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14,(17).

⑨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和相互构成[M].李扬，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9.

⑩苏永照.区域人口空间分布及集聚格局的形成机制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9，(5).

(11)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M].杨红伟，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9.

(12)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9.

(13)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

(14)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0.

(15)乌·贝克，哈贝马斯.全球化与政治[M].王学东，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4.

(16)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6.

(17)谷家荣.地域、身份与认同：云南金水河村傣族跨国通婚调查[J].青海民族研究，2009，(4).

(1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57.

(19)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330.

(20)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M].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16.

(21)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M].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4.

(2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刘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06.

(23)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81.

(24)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叶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21.

(25)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4.

(26)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93.

(27)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248.

(28)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252～254.

(29)S.Hall,D.Held,T.McGrew.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4.

(30)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267～268.

(31)娄丽景，等.多元文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认同的话语建构与实践[J].兰州学刊，2016，(6).

(32)约瑟夫·拉彼德等.文化与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M].金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212.

(33)任军锋.全球化进程中的国族建构——以美国为例[A].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论坛[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44.

(34)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M].姜德顺，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465～466.

(35)爱弥儿·涂尔干.道德教育[M].陈光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11.

(36)皮德·布劳.社会生活的交换与权力[M].孙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26.

(37)周庆治.当前公共政治文化建构含义[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