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我们这里，把这个问题叫做人及其世界的关系。“人”和“世界”可以有许多的关系，大体说来，无非物质的关系和精神的关系两种，西方哲学的传统，是要在这两种关系中作出一种判断，决定何者为第一性的，何者为第二性、派生的，按照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对哲学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的概括，是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贡献。这种概括，的确揭示了“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思想方式所不可回避的问题，概括了西方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当然，哲学所提出的这一问题，其历史内容是很复杂的。“物质”和“精神”之间有许多复杂的转化关系，只有在科学性、概念性的分析中，它们才可能是“纯粹的”。这就是说，这种关系，是在把“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意义下，才是“纯粹的”，“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才有严格的科学意义，所以，恩格斯说，这种对立，只有在回答谁是第一性这样一个哲学基本问题时，才有意义。
主体客体、思维存在、精神物质这种分立本是科学性思想方式的一个结果，因而对建立一门科学—哲学来说，是重要的、基本的；然而活生生的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不是无时无刻都在作科学研究，因此，这种分立式的态度，就不能完全涵盖生活中人的更一般的、日常的特点，因而从这种分立的立场来考虑第一性问题，对“哲学”作为一门科学言，是基本的，但对活生生的人来说，对具体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来说，又不是可以随便套用的。我们知道，“人”在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概念、判断、推理”的应用者提出“哲学”问题之前，已经生活着、工作着、思想着、娱乐着，如何理解这种生活的关系，对活生生的人来说，才是真正基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人在研究哲学之前，要吃，要喝，要有衣食住行的实际活动，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还可以引伸一步，人在研究哲学等等之前，不但要吃、要喝，而且这种吃、喝已不同于动物，已是有知、有识的活动，于是，现在成问题的是：在研究哲学之前，人如何“思”，如何“想”？如何理解“没有哲学”的“思”？“没有哲学”是指“没有抽象概念系统”或“不想建立一个抽象概念系统”、“不是做学问”，不是“做学问”而“想”“问题”，这正是日常人人都会、都能、都有资格而总是在做的事，因而是最基本的事。从这个意义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不是哲学家”的“思”比“哲学家”的“思”更基本，“不是艺术家”的“诗”比“艺术家”的“诗”更基本。“哲学史”已经教导我们许多“哲学家”的“学说”、“艺术史”已经教导我们许多“艺术家”的“作品”，西方的“哲学史”只是“哲学家的思想史”，西方的“艺术史”，只是“艺术家的艺术史”，而我们这里所要理解的是那个更为基本的“诗”和“思”，是真正的“思”之“史”、“史”之“思”，也是真正的“诗”之“史”、“史”之“诗”。
“世界是物质的”，这是一条最为基本的真理，但它需要进一步的阐述和展开。
“世界是物质的”基于精神与物质的分立，没有这种在思想态度上的分立，这个论断就难理解。“世界是物质的”意味着“世界不是精神的”，这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世界是物质的”并不意味着“人是精神的”，因而是一元论，不是二元论。然而，“世界是物质的”、“人也是物质的”，并不意味着“人”与“世界”混沌一片。不仅“人”与“世界”是有区别的，“人”面对的“世界”本身也是有区别的；我们所谓的“世界”，是“人的世界”，不是“动物的世界。”“世界”对“人”和“动物”来说，都是“物质”的，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有不同的。
不错，人和动物一样，首先要吃要喝，要和世界作一种物质性、感觉性的交换，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动物吃它们喜欢或能够吃的，而人却吃“瓜”、“果”、“梨”、“桃”、“黍”、“稷”、“谷”、“麦”……动物喝“流体”，人却喝“水”、“酒”、“浆”、“汁”……当然，人不是吃“水果”的概念，也不能喝“水”的概念，叫什么“名字”不是最基本的，但吃喝的却是那些“东西”，却也并不含糊。所以尽管那些水果的名字各国、各处叫法可以很不相同，但对它们的“认同”却一般并无异议。
“物质的世界”为我们人的包括吃喝在内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基础，天地供养着我们，天地、世界对我们是可吃、可喝、可以利用的，有山、有水、有瓜、果、梨、桃……，我们“有”一个世界。有天有地，也就有了我们，这样，我们与世界的最初表现出来的关系，是“有”的关系，是“存在”的关系。世界“在”那儿，它可以为我（们）所“用”，因而“世界”又是“我（们）的世界”，于是，“世界”是“自为的”，又是“为我（们）的”。“有”、“存在”都既是“自在”、“自为”的，又是“为我（们）”的。
只有“人”“有”一个“世界”，动物混同于世界之中，所以“有”是人与“世界”的一个最为基础性的关系。“有”与“无”是我们生活世界里的最基本的、基础性的区别，最本源性的、原始的“度”。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片混沌，而是有“度”的，有区别的。这个“度”并不是人为了掌握世界任意制造的，不是主体性的尺度，而同时也是客体性的尺度，是存在性的尺度。“人为万物的尺度”，而“万物同时也为人的尺度”。“有”必有其反面“无”。“有”并不是我“想”“有”就“有”，而是世界使我能“有”。因此“度”本是世界向我们提供的，就像世界向我们提供五谷杂粮一样。“世界”、“物质的世界”、不仅是“我（们）”的“物质的”基础，同时也是“我（们）”的“精神的”基础。原始的“度”，就是这种最为基本的“物质”与“精神”的“同一性”。
从物质上言，世界为“万有”，本无“无”。“度”、“区别”将“无”带给了“世界”，原始的区别，为“有”、“无”的区别。于是“世界”为“万有”，而“人”似为“无”。“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本一无所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平常人体会得出来的基本道理。虽为贵胄，也不免为这种思想所萦绕。“人”使“世界”成为“有”，却使自己成为“无”。“无”并非物质上不存在而“无”“有”，人本是一无所“有”，是人的工作、生活、活动，使自己“有”一个“世界”。所以，人的一切文化，都似乎是“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同时却又都是以“有”产生出来的，是天地提供的。
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在理论上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物质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现实世界。
“有”都是具体的，不可能是抽象的。我们不能真的“有”一个“无限”，因而我们的“世界”都是历史的、有限的，即有疆界的人间世界，不是想象中广阔无垠的“天国”。但“人”使自己“无”，因而人使世界成为“有”的过程，又是不可遏止的，不可批评为“贪欲”而加以阻挠的，这样，“世界”又是“开放”的，即“有”本身应是“无限”的，而“使之成为有”的努力则成为一种美德。
这个基本的“有”，并不是工具性的“占有”。工具性的“占有”只是各种关系中的一种关系，而基本的“有”则是一种基本的关系。我们说：“我有一个老师”和“我有一件大衣”这两个“有”其意义是很不相同的。基本的“有”，孕育了一切伦理、道德、审美、艺术、科学、技术以及各种物质占有方面的全部专业性关系。
这里当然涉及到“人”与“人”和“人”与“物”关系之不同，但主奴关系本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事实上“人”对“物”的主奴关系也是一定社会阶段、科技统治的意识形态。“人”与“物”本也不是主奴关系，“人”“改变”着“物”、“物”也“改变”着“人”，本是相互的、对等的、平等的。“世界”不是坚硬的、封闭的，但也不是“百依百顺”的，人可以改造世界，但必须按照一定的尺度来改造它，人心中的“度”，原是“世界”“教”给我们的，所谓“师法自然”、“师法造化”，都不是主体的任意性。所以这个“有”就是“存在”。“人”与“世界”同在，“人”“改变”着“世界”，“世界”也“改变”着“人”。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其中、与之“打交道”（交往）的“世界”，它既不是我的“主人”，也不是我的“奴隶”，而是我的“邻居”，这是海德格尔比喻式的语言，意在打破一种主奴关系。
海德格尔又说，“我在世界中”，这意思是说，“我不在世界之外”，不是冷眼旁观这个世界。当然，我们不妨在一定条件下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但我们的基本态度不是冷静的旁观者，而是“设身处地”的。“在世界中”来“看”这个“世界”，“世界”就不是静观的“对象”，而是“交往”的一个“环节”。
“世界”不是一个“对象”，这个看法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作为一个“全”，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一般的“自然”，也不是一般的“社会”，而是“绝对”、“无限”，是一个“理念”。因而实际上“世界”展现了“精神”自身的特性，因为只有“精神”才是“绝对”、“无限”的。“绝对”为“无对”，为“超越”“对象”，是“精神”自己观照自己。“哲学”、“宗教”和“艺术”都是“精神”自己观照自己的一种方式。
然而，“世界”并非理性的“无限”、“理念”，而是实在的、现实的。虽是开放但却仍是具体、有限的，它展现给人的不是“精神”性的“意义”、“价值”原则，但却也不是僵硬的“对象”，只提供人以“表象（Vorstellung, representation）。黑格尔对“表象性思想方式”的批判在这里仍不可忽视。“表象性思想方式”即“对象性思想方式”，把“世界”仅仅当作一个“对象”来看。“世界”之所以不能当作单纯的“对象”看，并不是因为“世界”为“无限”而不能“对象化”，从而“哲学”需要一种“非对象性”、“非表象性”的思想方式。而恰恰相反，那种“无限的”“世界”、“绝对的”“世界”正是“科学性”、“对象性”思想所“想象”（“表象”）出来的，是知性理智所“想象”（“表象”）出来的。而真实的、有限的、具体的生活世界本就不是单纯的理智的“对象”。
不错，我们所面对着的世界，不是纯“知”的世界，而是广义的“价值”的世界，是“有意义”的世界。这个“意义”和“价值”又并不是“纯精神性”的，而是具体的、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人”外加于“世界”的，不是在“世界”之“上”或之“叶”，看出了一种非“世界”的、“精神”的（或叫“人的本质”的）“意义”被“对象化”了；“世界”的意义是“世界”本身所具有的，是“世界”本身向人显现出来的。“万物静观皆自得”，这里的“静观”不是概念的、对象性的，而是审美的、非对象性的。但“自得”乃“万物”自身秉承自身的“德”（得）性，而不是见到了“人性”。花之红与花之美确实不同，但不必非将“花之美”比附于“美女”，或想象为“美女”之“对象化”。“花之美”就在“花之红”中，“美”并非只是“花之红”只向“人”显现为“美”、“人”“赠”与“世界”的某种“属性”。相反，“美”却是“世界”“赠”与“人”的一种“礼物”，只是“红粉赠佳人”、“宝剑赠烈士”、“美”只“赠与”配欣赏它的“人”。马克思说，音乐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毫无意义，音乐只对“知音”展显其意义。所以，审美的世界，是一个基本的经验的世界，是有知的、有教养的经验世界，但却与主体是不可完全分立的。
“美”不是一个“对象”，不是“对象性的属性”，用自然科学、经验科学的方法“分析”不出“美”的特性来，这一点，“花之美”和“花之红”是不问的。但“花是美的”之所以可以采取与“花是红的”同样的判断形式，大有让人人都同意的趋势，其根源并不在于这个判断形式本身，而在于“美之花”和“红之花”本可以是同一朵花。“美的世界”和“真的世界”本是同一个“世界”的不同的存在方式。
这样，诗之所以成为诗，并不是要把“红的花”说成“美的花”。“红杏墙外枝头闹”、“人面桃花相映红”不必改成，“美杏墙外枝头闹”、“人面桃花相映‘美’”，却是千古绝唱。事实上，诗人正是将杏儿、脸儿之“红”强调了出来，才是艺术；把“真”世界显示出来就是美。
“真的世界”同样不是“科学的概念的世界”，不是“对象性的世界”，而是基本的经验世界，是生活的世界。“红”并不要求测定颜色之光谱，规定一个人为的“度”，来测定杏儿、脸儿是为“红”，或对“红”的概念，下一个“定义”，再来检验杏儿、脸儿是否“符合”这个“定义”。光谱仪将“红”的光谱测出来了，但真正的“红”就隐去了，出现的只是“数”。即我们在生活中说“红”时的那种贵于“红”中的活的思想感情消失了，“红”与“火”、“艳”、“闹”、“血”……的关系没有了。前面那两句诗，正是揭示并保存了这种基本的关系，把“红”的活的意思表达、描写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真”与“美”的世界是完全相通的。“真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基本的经验的世界”，自然地、天然地可以作为审美和艺术观。古代希腊雅典的万神庙，古代中国的阿房宫，之所以可以“赋”它，正因为它本身就可以作“艺术品”观，可惜希腊的万神庙只剩下断垣残壁，而中国的阿房宫竟片瓦无存，但真正的建筑艺术却正是把石、木、砖、瓦之质地和重量真正地显示出来，建筑师之机巧也在于因材施工，使多种自然的特性（包括人自身的需求）协调起来，呈现出“巧夺天工”之美。于是，真、善、美都在这个基本的经验世界之中，是一些基本的“度”。
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世界”是“自在”的，是一个必然性的物质性世界；而从生活的角度来看，“自然的世界”是我们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作科学研究之后的“发现”，而我们经常面对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则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世界，这个世界对我们展现为“真”的，“善”的，也是“美”的。我们依它为生，相依为命，我们歌颂它，吟诵它。山山水水好像是特意安排的。“自然”当然是没目的的，但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之所以可能有“自然目的论”出现，除了社会的原因外，也还有认识论上的原因，即误把世界与人的关系看作了世界自身的属性，以为山山水水都是某一个“理智者”（上帝）为人安排的。“上帝”是“人”创造的，“目的”也只有“人”才有，但人却是按照自然本身的特性来规整自己的需求和目的，因而生活的世界就可能向人类展示为某种“合目的”的安排，在“自然的目的论”被“自然的规律论”所驳斥之后，“生活的目的论”则表现为“生活世界”的“意义”，因而“目的论”转化为“解释学”。“解释学”正是要“理解”那“世界”向人（也只向人）“显示”的“非自然属性”的“意义”，而“美”、“审美”，按伽达默的说法，则是这种“意义”的基本形式。
“意义”不同于“目的”，“目的”是人的需求的概念化，是具体的，也是概念的，“终极目的”则更是一个“理念”，一个非对象性的“概念”。“目的”是“善”，但是，“概念的善”，因为“目的论”把“目的”和“手段”截然分开，“目的”、“善”只能是概念的；“意义”则不是能概念的，而也是现象的，“目的”和“手段”是不可分的，因而同时是“真”，是“善”，是“美”。在生活的世界，“真”、“善”、“美”没有“定义”上的区别，除非我们做出“主体性”的强制性界定，我们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截然区分三者的绝对界限；“真”、“善”、“美”的区别不是“香蕉”、“苹果”、“大鸭梨”的区别。
“花之美”就在“花之红”中，但“美”不是花的“属性”，因而不是“概念”，“花”的“属性”还是“红”；“意义”就在事物“属性”之中，但不等于“属性”，不是“概念”，这就是说：“意义”不仅是“机械的”，也不仅是“逻辑的”，“意义”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自由的”。“生活的世界”、“基本经验的世界”、“意义的世界”是“自由的世界”；它不是“死的世界”，而是“活的世界”。
“自然世界”是“必然的”，“合规律的”，但这种“必然性”和“合规律性”又是通过具体的、无尽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偶然性”是不可能完全“概念化”的，但人的科学的、经验的“知识”又必定以“概念”体系的形式存在，所以人的科学知识只能是具体的、经验的，不是万能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神”。这样，人的一切成功的、正面的经验也都必定要通过那个“偶然性”的环节，因而表现为“自然”的一种“合作”、“配合”，于是“生活的世界”常展现为一种“恩惠”。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达，人的每一个成功，一方面为自身之知识和努力，同时也无不显示为某种自然之“恩惠”，具有一种“天公作美”的意味，只是大多数日常的成功过于细小而不为人注意；在遇到重大事件成功时，则常有“庆祝”活动。人们可以想象，在“必然性的大箍”中的一切事都有其必然之结果，则又有何“庆祝”可言？而庆祝的活动往往孕育着“艺术”的活动，当然，在原始的阶段，包括了“宗教”的活动。
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完全是一福祉的世界，同样也是一个灾祸的世界，“意义”不总是正面的，而且也有反面的。“自然”不总是“赐福”给人类，而且也“为害”人类。养育人类的天地，常常也会有毒蛇猛兽、瘟疫、地震……，真、善、美作为价值而言，包含了它们的反面假、恶、丑。洪水猛兽当然是一种真实的力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但无奈人总是相信那种现象是“不合理”的、“反常的”，而努力去躲避或改变它们。“祸”不是不可躲避的，不是“不可避免”的，“福”也不是“必定”“降临”的。“人世”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天堂”是“假”的，“地狱”也是“假”的，唯一真实的世界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它的“意义”、“价值”是开放的，活的。这就是说，真、善、美和假（伪）、恶、丑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而是可以互为“标志”的，在“福”里可以看出“祸”的契机，而“祸”却未尝不是“福”的前兆。疾病提示着健康之可贵，永远不生病的人体会不出来健康的好处，这样，艺术以美为自己的理想，但仍可以灾祸（丑）为直接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虽比“美”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但其意谓是一致的。
灾祸的现象，仍然可以是“审美的”“对象”，并不是说这些现象本身已是“美的”，而它之所以可以成为艺术的内容，正因为它强烈地提示着一个应有的福祉的世界。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矛盾、斗争，甚至有时充满了邪恶、凶险，但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毕竟是乐观的、热爱的，这个世界对我们毕竟是“有意义”的，而不是“无意义”的。我们不必采取一种目前欧洲某些哲人们所反感的“人类中心论”态度，同样可以肯定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有意义”的，因为世界虽只对“人”显现其特殊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又是“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不是“人”加诸“世界”的。是“世界”本身“教”“授”“我”以“意义”、“世界”使我成为“艺术家”和“欣赏者”。
节选自《人及其世界——“人诗意地存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