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习近平安全思想体系，从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出发，放眼亚洲共同安全，力图共建全球普遍安全。这一普遍安全观是人类历史上安全思想的一大创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保障与价值基础。它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革命与建设文化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晶。习近平的普遍安全观是对零和安全观的否定和和超越，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人类开拓未来的和平与繁荣之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安全观；国家安全观；零和安全观

作者简介：贾文山，传播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 (北京10872)，美国查普曼大学终身教授；王丽君，军事学博士，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讲师 (北京10091)；赵立敏，文学博士，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湖南衡阳42102)。

习近平把本国安全与世界各国安全联系起来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种新时代的普遍安全观。它对于推进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一、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发展脉络

安全即平安，意思是不被打扰， 避免被骚扰、威胁或伤害， 同时也含有全面、完整无缺的意思，这两层意思是安全最基本的含义，是一个保守、保底和维护现状的概念。在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程中，习近平创造了从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出发、放眼亚洲共同安全、共建全球普遍安全的安全思想体系。

2011年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增进人类共同利益。2013 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突破双边关系范畴，“向世界讲述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方针政策。2014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2015年习近平分别在博鳌亚洲论坛与联合国总部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倡议。2016年习近平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上呼吁20国集团成员立即采取行动，各国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方案，强调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形成系统丰富的安全观。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中强调“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强调“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 实现普遍安全”。2018年10月， 在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致贺信指出：“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同心协力，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的总体安全观有着纵深和宽广的内涵与外延，既重视基于国家利益的自身安全、内部安全，又站在全球高度强调共赢、互利的国际安全、外部安全和共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突破了国家安全，而且还超越了本国安全， 把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及整个人类的安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习近平普遍安全观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安全，即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安全，全球每一个国家或区域都拥有参与安全事务的权利和维护地区安全的义务和责任；二是综合安全，即通盘考量安全问题的历史沿革与现实状况，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协调推进全球传统领域与非传统领域安全；三是合作安全，即着眼各国或区域共同安全利益，通过共赢合作与平等对话，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四是可持续安全， 即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 聚焦发展主题，夯实安全根基，共建世界永续安全。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最高目标

从性质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因命运与共、休戚相关而形成的具有高度政治共识、追求互利共赢的稳定关系。它要求成员国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实现互利、共赢。从功能上说，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共同的价值导向和实践目标，有助于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它们在面临共同的风险与挑战时，能够相互支持、相互协助。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指导思想，也是普遍安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作为指导思想，它有助于提升中国与他国的合作水平，有利于实现国家总体安全。作为目标，命运共同体与长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命运共同体建设也会高度肯定、契合和提升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顶层设计凝聚地区共识，又要在对外交往中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实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添砖加瓦。

(二)普遍安全观强调多种行为体的共同安全

与民族国家安全不同，普遍安全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安全的多种行为体主导的安全，关系到全人类的安全。普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而国家安全则是普遍安全的基石。

国家安全既包括国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内部安全；在全球化下，这些安全要素又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行为紧密相连。普遍安全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安全，这种安全观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安全，它兼顾不同主体的安全诉求的融合，包括个体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融合、群体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融合、全球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融合。

普遍安全还是一种整合性的安全。在要素上它包括多种安全要素的整合，涵盖了国家安全与共同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融合；在对象上，普遍安全要求通过协商谈判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整合不同群体和组织的安全诉求，通过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平衡机制，使得各个群体组织具有合理表达安全诉求的权利和畅通表达安全利益的渠道。

全球安全不同于区域安全。区域性组织在加强自身安全的同时，可能也造成了对其他区域或其他组织的威胁，从而产生了区域间或组织间的不安全。全球安全也不同于国际安全。传统的国际安全是一种均衡态势，是冲突双方相互制衡的一种状态，属于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安全。然而，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核武器微型化后的核扩散、公海和极地资源被污染以及损耗性开发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带来的风险不可能只由一国承担，也不可能只靠一国就能解决，世界各国必须协调行动，通力合作。能否超越国际安全的藩篱和国家或地区利益的局限性，成为各国能否实现合作共赢的关键。普遍安全观的提出，立足于全球安全，适应了时代的需求，有助于解决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三)普遍安全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保驾护航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包含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沟通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其中，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责任共同体意味着要求人类面对安全的威胁具有共同的担当；沟通共同体是构建共识的过程；安全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设施或筋骨，同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维护保驾护航。

习近平普遍安全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了平等、互信的安全基础。平等相待是维护良性国际关系的前提，政治互信是衡量国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标尺。2012年7月，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世界和平论坛上就指出：“各国只有相互信任而不是相互猜疑， 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对抗， 才能超越分歧、化解矛盾、管控危机，才能相互理解、求同化异、和睦相处。”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打击世界恐怖主义回潮、防止核扩散、防控流行疾病等安全问题，仅靠一两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全球安全治理的整体性要求世界各国真诚合作，通过协商对话建立利益攸关的人类安全共同体。2015年， 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从国家命运共同体到区域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多次深入阐释了共同体发展、同舟共济的新安全理念。只有把建设人类普遍安全共同体作为安全建设的最高目标，才能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在合作、共赢、共享、共建的道路上。

二、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思想来源

普遍安全观的提出，是对我国传统安全战略文化的传承，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发展和升华，最终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充实和完善。

(一)普遍安全观形成的文化渊源：我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

古代中国一直存在一个与“世界” 近乎同义的用语，即“天下”。在中国古人看来，“中国” 与周边部族或“国家” 之间是一种“天下” 共处的文化关系。从华夏中央王朝与周边部族的相互关系看，前者基本上遵循一种“恩威并行” 和以“恩” 为主的模式，而后者则基本上沿袭一条接受、学习中华文明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道路。总体而言，古代中国的政治家在战与和的抉择上倾向于和：在不得不战的时候，采取的是以战促和；在实现了和以后，则特别强调“恩” 与“德” 的教化和影响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民族融合。这也体现了我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

按照我国古代的治理观念，“中国” 与周边“国家” 的关系以“礼” 为纽带，被称为朝贡体系。作为一种等级秩序，朝贡体系具有四个特点：第一，这种体制的形成主要是为了建立一种和睦的周边关系。在多数情况下，中央王朝重视以朝贡为体现的“礼”， 而不在于对领土的占有和对周边邦国的直接统治。第二，这种制度的形成主要依靠高度发达的“软力量”， 包括经济利益的吸引、政治制度的示范和伦理文化的影响。第三，古代中央王朝对于周边的朝贡国，除了较少的出兵情况之外，基本上持不干涉立场。第四，这种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厚往薄来” 的贸易关系。

总之，追求周边和睦，强调和谐理念，在多数情况下不干涉周边国家内政，是我国古代安全战略思想的精华，仍然具有较高的当代价值。

(二)普遍安全观形成的政治渊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国家安全问题， 在实践中形成不同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这些安全战略思想既具有优先维系政权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坚持独立自主和睦邻友好等方面的共性，也有在不同条件下对安全的不同解读和应对的特殊性。了解这些战略思想的演进，有助于认识习近平普遍安全观所具有的创新性。

改革开放之前，受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影响，我国长期面临较为严峻的外部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将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确保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首要任务，充分利用当时国际格局的特点和主要矛盾，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改善国家安全环境。毛泽东重视国防建设的经济基础，认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注重主权安全的同时， 毛泽东还强调国际主义的理念， 积极支援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建设。这一时期，我国的安全战略思想除具有革命斗争属性之外，在对外关系中也有强调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的一面。我国在国际关系中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些原则一直延续至今。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党中央对世界战争危险迫近的看法也在改变。邓小平提出，世界大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有可能打不起来， 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旋律。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有针对性地调整了国家安全方针。邓小平强调，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 什么都搞不成， 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从而将对内部安全的重视提升到新的高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面对复杂的地区安全环境，党中央提出新安全观，逐步将其确立为我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理念。江泽民指出，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协商解决，而不应该由强权或霸权来决定。 “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这种新安全观意味着， 各领域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又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提倡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胡锦涛指出：“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倡导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三、习近平普遍安全观是对当今西方和西化安全观的批判和超越

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安全观是单边主义的，自己的更安全是建立在他者更不安全基础上的。比如美国军用无人飞机、军用人工智能等等都是后核武时代单边主义安全观的继续实施和最新进展。正当人类陷入这一前所未有的安全困境中时，习近平提出普遍安全观实属人类的福音。

(一)安全思维模式：非零和、互利共赢挑战零和、单赢

新现实主义的安全思维模式实质上一种零和、单赢的安全思维模式。它把自身安全建立在他人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可以置他人安全于不顾。这种具有进攻性的现实主义强调追求权力最大化，形成了排他性的单赢思维模式。

普遍安全观与新现实主义安全观完全相反。普遍安全观强调以非零和、互利多赢的安全思维模式审视国家安全，并不以损害他国的安全来成就自身的安全。这就超越了新现实主义安全观那种零和、单赢的新冷战思维模式。习近平明确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架内。”

(二)安全目标：和谐世界和命运共同体还是超独大的世界霸权?

自老布什、小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从领导世界到支配世界的调整变化。“9·1 ”事件后，小布什推出了以进攻性现实主义为蓝本的支配世界战略。奥巴马主张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新战略，其本质还是被包装的单边主义战略。美国在推行自己的支配式安全时，却在肆意诋毁其他国家为维护自身和全球安全所做的努力。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从二元对立、冷战思维出发，借助其强势媒体和话语，恶意歪曲和攻击中国国家正当的战略意图和国防政策，给中国贴上诸如“威胁”“强硬”“有野心”“不可信”和“军事不透明”等标签，以此混淆视听。

与美国霸凌式的安全观不同，普遍安全观是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为维护外部安全的目标的。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求共同体中的成员国不能抱着机会主义心理以向对方施压或损害对方利益为手段来优先满足自身利益。命运共同体把各成员国紧密相联， 命运与共，各成员国在面临共同威胁与挑战时，必须相互依靠，相互支持。

(三)安全维护手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还是霸权稳定?

冷战结束以来，霸权稳定论因迎合了美国追求单极世界霸权的目标而在美国受到青睐，成为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

2014年5月下旬，习近平在上海举行的亚信第四次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维护外部安全的四维方式。习近平指出：“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增进战略互信，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 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

四、习近平普遍安全观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习近平普遍安全观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一)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是对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 思想的丰富和拓展， 为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在诸多方面与“自由人的联合体” 理论契合，是对“自由人的联合体” 的一种实践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最新成果，对于世界新秩序及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有重要意义。我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国古代传统“大同” 与“和合” 文化的延续。“人类命运共同体” 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传播中国声音， 提高中国的世界话语权。习近平的普遍安全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互匹配。普遍安全观既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石，也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内涵。

(二)普遍安全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保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完整的全球体系，不仅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等不断加深，也意味着成员国在安全问题上互相谅解、互相支持、互相依赖。安全需求，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是基本的需求。没有普遍安全，就谈不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整体态势，但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交织，特别是恐怖主义活动日益活跃，自然灾害、气候激变、公共卫生事故等危机频发，不安全因素不仅严重存在，而且呈上升之势。在这种安全态势下，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单独应对，只有各国携手合作构建安全共同体，才能有效应对共同的威胁。

国际军事合作是普遍安全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作为国际军事合作的责任主体，军事外交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积极开拓，勇于担当，大力加强国际军事合作工作创新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发展和壮大做出应有的贡献。一方面，应积极宣传习近平新安全思想。争取话语权至关重要。国际话语权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在观念上进行引导。应该利用各种场合，如高层互访、战略会晤、出访演讲等场合，或在出访国主流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等，积极宣传新安全观的时代内涵、科学价值和实践要求，使普遍安全、整体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以及安全共同体等理念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认同与接受。另一方面，应主动编织国际军事合作网络。国家外交正在秉承合作共赢理念，致力于构建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一带一路”、丝路基金，还是亚投行，都是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应按照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整体布局，通过创新理念、内容和模式等，优化军事外交布局，构建稳定的大国军事关系，妥善处理好周边国家军事关系，发展与非洲、拉美等传统友好军事关系，开拓与“走出去”战略相关联的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关系等，编织多层次、全方位、广覆盖的国际军事合作网络。最重要的是，应注重针对人类面临多种安全威胁挑战及热点重点敏感问题等，加强国际军事合作议题设置，提出中国方案以及力所能及的担当，积极拓展军事安全合作空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主动发声、营造良好条件。

(三)普遍安全观是对世界秩序的新设计

普遍安全观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安全观念。它在逻辑上解构和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说，有利于真正地解决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矛盾，避免冲突和对抗，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

普遍安全是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基本条件和保障。美式全球化使国家间形成了可以确保以相互摧毁达到相互制衡的关系网 (MutualyAsuredDestruction，简称 MAD)，在此境遇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在极力逃脱可能灭亡的命运。超越MAD这一现状正是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首要目标。普遍安全既建立在各成员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又必须通过各成员安全的协调来维持。由于各成员国的具体国情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对安全的理解和诉求也各不相同，于是就可能导致各成员国因各自的安全需求和安全问题发生分歧和争端。任何安全问题的发生都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效应进而威胁到共同的普遍安全，而一旦普遍安全受到威胁，各成员国的自身安全就难以保障。因此，所有国家在追求自身安全时都应该有一个自察自省的态度和认真纠错的勇气，把人民的安全放在首位，把人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根本和普遍安全的前提，绝不以某一利益集团或特殊阶层的安全凌驾于人民的安全之上，惟其如此，国家安全和普遍安全才能趋向于一致，而不是背道而驰。普遍安全共同体才能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国家间才能形成可以相互确保互利双赢的共同利益网“Mu-tualyAsuredGains”，即 MAG 。

五、在国际社会有效宣传和实施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方法路径

要在全球更好地宣传和推进习近平普遍安全观，就要让国际社会充分意识到普遍安全观相对于传统安全观的优越性。习近平提出的普遍安全观是一种基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与旧的国际安全观相比，普遍安全观是一种综合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的更深层次的安全观。与区域安全相比，它超越了那些打着多边主义旗号追求局部安全而陷其他局部不安全的“安全困境”和结构性缺陷。它一改过去的“零和博弈”的思维，追求互利、互信、共赢，最后实现的不是某一方的安全，而是共同安全。具体而言，未来几年围绕习近平普遍安全思想的全球传播，应聚焦以民心相通和政策相通为核心的深度沟通，从打造沟通共同体开始，分别从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文化理念和内涵、实施的手段、保障的机制和安全话语体系这四个层面，全方位、立体式展开传播，从而使普遍安全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操作性强、时效性高的新安全秩序。

(一)“和而不同” 文化的传播和实践

“和而不同” 文化是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历史文化基因和基本理念。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受到利益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等的影响， 这就要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组织秉持“和而不同” 的交流理念， 在全球治理中实现利益“最大公约数”。应当承认，不同国情、不同制度、不同文化是现实层面。但是，与西方文化观念所主张的“因差异而导致冲突”不同，中国历来推崇的是“因差异而走向和谐”的文明观。这种“和而不同” 的文明观既尊重了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又肯定了差异构建和谐的积极力量。习近平指出： “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

“和而不同”文化观是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内在基因，是构建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事实证明，中国秉持这一理念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展开合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同全球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涵盖亚欧大陆、非洲、拉美、加勒比地区以及南太平洋地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协议，与相关国家货物贸易额累积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亿美元，为这些地区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岗位，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系列主张与实践，以中国战略文化的整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向全世界展现了习近平平等互敬的发展观、合作共赢的利益观、普遍共治的安全观以及包容互鉴的文明观的优势。

(二)“对话协商” 手段的传播和实施

“对话协商”是构建普遍安全的基本手段和方式。面对不可回避的矛盾摩擦，习近平主张在全球倡导通过对话协商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他指出：“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为促进不同安全机制之间协调包容、互补合作，中国通过提倡新的合作理念，增进战略互信，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等举措，为实现普遍安全，做出了大量努力。比如，向不发达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大力支持国际刑警组织执法能力建设等。

(三)“多边安全” 机制的建设和传播

传播和践行普遍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完善的安全机制支撑与保障。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一贯支持并推进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安全机制在维护人类普遍安全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明确指出，要推动联合国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力维护者、世界发展与繁荣的积极促进者；要推动安理会作为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上承担首要责任。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以维护多国或地区普遍安全的责任和义务，抵制单边主义破坏行为。这是中国国际战略实践的智慧结晶。例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20国集团、金砖国家以及朝核六方会谈等，加强构建与美国、俄罗斯、欧盟、印度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边安全友好合作机制。

(四)“普遍安全”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传播

“普遍安全” 理论话语体系是习近平普遍安全观传播的主要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构建国家安全话语体系。长期以来， 中国处于“失语”和“寡语” 的被动应对状态。由于缺乏一套强有力的话语体系，所以中国总是处于被西方按照自己的意志加以表述、抹黑和质疑的不利地位。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是世界各国关注的共同话题。因为普遍安全话语体系既是普遍安全实践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安全实践的重要指针，我国应当构建广泛适应的“普遍安全” 话语体系。概括地说，中国在构建和传播普遍安全话语体系时应该做到主体鲜明、体制健全、队伍精良、原则分明、底线清晰、信息准确、解释有力、策略丰富、技术尖端、内外协调、行动高效、接轨世界、检测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