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之“创新”与一般意义的“新旧转换”是有大区别的，不少研究之“新”其实是昨日样式的今日呈现。就五四运动研究而言，其“创新”实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目前我们不太会去做但心向往之的写作方式，如撰述一部周策纵式的五四运动全史，或李泽厚式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这种写作方式因与目前学术生态的距离而产生了别样的吸引力。另一种则是因为革命史与政治史近年来的复归，遂使得以往经典论域中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题目又获得了新的研究纵深。这两种可能性均带有一定的vintage意义，即“以复古为解放”，既释放了经典写作方式和经典研究论域的厚重积淀，同时又是“旧锦新样”，在“袖口、领口、束腰处”多能见新文化史的魅影与社会科学发展的痕迹。而由后一种可能性所激发的则是“地方”的五四运动研究。

“地方”的五四运动研究与五四运动在某某地方（如江苏、山东、浙江）的根本性差异不在实体性区域的由大及小，由沿海及内地和由中心及边缘。其表面上的着眼点一般多在县城和县城以下的广大地域社会，但亦可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或杭州等省会城市，叶文心关于杭州的五四运动的经典研究已证明了这一点。从其研究出发，所谓“地方”表面上是指“实体性”区域，而其实质代表着一种研究视野、一种分析方式。这种研究视野和分析方式强调的是：

第一，各种类型的实体性区域，其五四运动发生、拓展和延续的机制都可能“自有其理”，就连北京和上海都大有不同。早在一九五四年黎澍就曾精辟指出：“中国人拒用日货和中国制造品脱销的结果，使未受排斥的美国货物销路随之增加。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肆无忌惮的侵略本来已够使美国资本家感觉不安了，这时受到了实惠，所以他们在上海所办的报纸不惜篇幅大量刊载学生运动的消息并且表示了‘同情’。资产阶级在上海的优势产生了一种影响，使上海学生运动在一开始便不同于北京学生运动。”因此我们当虚心探求各种实体性区域的五四运动如何能“自有其理”的机制，而非简单地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进而“席卷全国”的眼光来观察。

第二，来自中心的各种影响诚然可以笼罩地方，但笼罩可以有各种方式，可以强度有别，路径多样。有的是直接影响，比如北大学生直接回乡推动新文化的传播；有的是间接作用，比如零散的书报下行和当地政府无意识的推波助澜；有的更是“互缘”的关系，即大风刮过，树木摇动，但摇动并不是一个方向的，在呼应、支持、认同的同时，亦会有很多批评、责难与不满，而批评、责难与不满或会促使中心人物改变叙述策略，转换宣传方式，调整表述尺度。这些都留有无比巨大的再研究空间。

第三，地方人物自有其主体性，中心对于地方的笼罩一方面或许在消解地方人物的主体性，但另一方面也经常可以激发或创造地方人物的主体性。特别是我们要关注那些由中心建构的“地方性”是如何让“地方”重新被发现，进而成为似乎是真实的“地方性”的。比如因白话文学的兴起，胡适、顾颉刚等颇强调发现江南读书人的“白话”传统，遂导致日后“白话”成为江南地方文化特色的一部分。

第四，中心亦非铁板一块，其内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亚于地方。而且这些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产生与地方有密切关系。如北大与北高师同为“京城八校”，但其学生领袖对于五四运动中诸种问题的看法其实颇有不同，并隐然形成竞争关系。而这种不同和竞争的形成除了要考察两校在各方面的不同，更要考察如周予同等具体学生与地方互动时的经历和心路。因此若能从地方返观中心，则所谓五四运动中心的样态也能在“地方”的五四运动这一研究视角下获得更多的可能性。

以上是对“五四”研究的“地方视野”的一些总括性分析。不过“地方视野”的引入并不是为了研究“地方史”，而恰恰是要超越“地方史”，来推进整个五四运动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这就要谈到目前“五四”研究我们面对着三重任务，一个任务落在五四运动本身，一个任务则要我们能以“前顺”或“前溯”的眼光看“五四”，最后一个任务是我们又经常要从“结果”“影响”的角度看“五四”。这三重任务背后隐伏的是：把革命看成现代化的一部分，把启蒙和救亡不再看成二元对立，把五四运动作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重要一环，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共产革命等统合起来考察，而统合的关键就在“剧本”和“舞台”这两个关键词。

从“剧本”这个关键词来说，华志健(Jeffery Wassarstrom)已敏锐发现五四运动中学生的“剧本”问题。若伸展言之，人若能无剧本而行动，大概要天赋异禀。绝大多数行动者无论其自觉或不自觉，均有其行动的剧本。对有些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来说，剧本是在清末、辛亥、五七、五九等时间点上已经写就的，对另一些人来说，“五四”那几年正是在创作剧本和彩排剧本。在日后年复一年干革命的过程里，这些不同但交叠的剧本对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的剧本各自带来了什么？都是值得细细探究的问题。

这种细究具体落实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关乎“完整人生”。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大革命，从国民大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革命一面如王奇生所言是“高山滚石”般连续而递进，但对于每个具体人物来说，他们面对的是另一种情况。即在他们的人生里有五四运动，但又不止有五四运动。他们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但同时也是辛亥党人，反袁义士，中共早期党员，国民党右派、左派、改组派，中国青年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等等。

在长程革命中，这些名号虽然是历史给他们贴上的标签，却有真实而冰冷的影响。一个清末少年或者一个五四青年是如何一步步拥有一个乃至多个标签的？这些标签让他们的人生如何嬗变？他们的人生故事又让我们如何去触摸标签下的历史温度？这些都是可做且应该去做的题目。一个兼有辛亥与五四人生的人物，与只有五四人生的人物可能就大不相同。面对一九二七年“清党”的血污，吴稚晖、蔡元培等为何敢于下手，无惧害命，实和他们清末在亭子间造过炸弹，在火车站开过枪，在欧洲多次目睹过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有关。与之对比，辛亥前后胡适不过是在《竞业旬报》上呼喊纸上的革命，在石库门里与“志士”喝过几次花酒，然后就踏上了新大陆留学，回国后直入北大做了教授。因此其思想虽包含革命性，诗作里也经常有“炸弹、炸弹”“干、干、干”等警句，但依然算不得“听过枪声的士兵”，遂对青年的血污与吴、蔡等国民党元老有截然不同的观感和态度。

另一个方面则关乎“资源的显现”。五四运动的多张面孔目前多理解为一个记忆史建构与不同诠释争夺的问题。这样的理解有时不免会过于“蹈空”。其实目前仅就五四运动本身而言仍留有大量的“史实重建”的空间，特别是各地方五四运动的具体进程。陈以爱对上海五四运动史的精彩研究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且这种“史实重建”除了“时空实际”的重建外（包括人物活动的日期，政府、学校、社团中的实际运作，人事纠葛，彼此间的错综关系），更涉及“虚实交融”的部分，如军阀、学阀、学生领袖等对于每一个城市如上海、武汉、广州的态度和认同等。他们认为上海属于“谁”？武汉应该由谁来“控制”？广州应该是什么样？以上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些“虚”与“实”都以各种错综的形态围绕在五四运动参与者的周边，成为他们“实际人生”中的资源。这种种“实际人生资源”与已经有深入研究，但仍嫌不足的“思想资源”交融、冲突、化合、变异，进而构成了各地方和各种地方人物的“主体性”。

就“舞台”这个关键词来说，它是一个规定形制，确立规矩，却易被忽略的基本要素。正如人们容易看到演员连续翻数十个筋斗的精彩，而常未想到若舞台的长度不够，这样的精彩就不具备呈现的基本条件。因此“舞台”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新文化是否能够让人们“到手”这一问题上。每期不落地读《新青年》；断断续续地读《新青年》；压根儿没有机会读到《新青年》，而只是看了一些选本、节本；道听途说“新青年”三字，就开始追慕、模仿起“新青年”；非一期期去读，而是直接进入《新青年》合订本，地方读书人对新文化“到手”的途径实取决于当地“舞台”所开辟的通道。由此理解《新青年》就绝不仅是个思想的问题和文化的问题。它关乎交通、商贸、学风、人际网络、家庭环境乃至政治格局。

其次，“舞台”的重要性表现在它是新旧“竞逐”的场域。五四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新旧“竞逐”，但新旧竞逐绝不是傅斯年等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把瓶子里的浊水倒空，换上清水的过程。旧人物、保守者、“反革命”们就站在舞台上，地位牢固，祚命绵长。新人物从清末开始就屡屡尝试驱故逐旧，改换新天，数十年间上演了一幕幕活剧。在这些演出里，经常有蚍蜉撼树，溃不成军；也有历经努力，终获功成；亦有沆瀣一气与摇身一变。“竞逐”过程的区别和“竞逐”结果的成败都和舞台怎样密切相关。但现在旧人物、保守者、“反革命”在既有著述中只有一些劣迹，甚至只有一个名字，舞台的重现才能让他们在历史中真正浮现。

最后，舞台的重要表现在其丰富性与多样性是能够“影响中心”的。五四虽然是一个现代中国的大事件，但它并未能改变中国之大，也未能改变中国人口之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思想有“中心”、文化有“中心”、政治有“中心”，这个“中心”面对的仍是其目力无法遍及的众多地方舞台，施加具体影响则更为困难。像一九二五年盘踞江西省的军阀方本仁欲查办吉安学生联合会，照理说这本应成为一省的政治“中心”摧残学生运动的重要事件，但地方上的应对却让“摧残”成为“不了了之”。从档案看：江西省方来了几件公函说要封闭学联，禁止查货及发还查获仇货。但吉安道尹接得公函后，就召集各校校长开会，讨论对策。道尹说他不能直接封闭学联，但上峰命令又不好公然违背。所以要各校校长召集办事学生暂把学联工作放弃几日，至于发还仇货，他自然不遵行。接着吉安道署照例把省里公函转到各校，于是有几个学校，大显其笔墨，表示他逢迎上司或正中下怀之意，做了篇堂堂皇皇的布告，禁止学生做学联事。学联学生则写了一张辨明书贴在旁边，又跑去质问校方，校方也无话可说。但也有学生见到官场与教员都不赞成来干这种运动，真个缩得不出了（《团吉安特支报告》，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225页。有一定改写）。

因此所谓“中心拓展于地方”经常只是敷衍之事、胡乱之事和一时之事，而地方影响中心却可能是经常发生之事。这些影响大致表现在：一是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巨型知识分子常要依靠地方读书人的讲述、书信与文章来了解地方情形，进而依据一鳞半爪的地方情形来理解乃至判断全国形势。二是当时报刊虽有“等级制”，但其资讯却不是单向流动，而是一种双向流动，即一方面是地方报刊在吸收、改写和传播高层级书报的内容，另一方面，那些发表在著名报刊上的“名文”也需要以各种地方报纸和大城市小报为养料和元素。

无论是谈“剧本”还是说“舞台”，都意在强调对于五四运动的理解或已不在当时的人们得到了什么，而是当时的人们的限制是什么。当下研究者必须对一个基本问题进行思考，即“五四”这个复合性、多层次的巨大政治、社会运动展开时，无论是消息的获取、书刊的传播，还是行动的附和、宣传的呼应，很多时候人们是在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和不情愿的状态下进入的。若他们获取消息的渠道如此之少，他们是如何去多方打听，进而牵强附会的？若他们拿不到我们耳熟能详的书报，他们阅读的究竟是什么？若他们是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附和行动的，行动会呈现出怎样的样貌？若他们不过是随机、被迫地卷入宣传进程，那么宣传的效果该如何重新评估？在把“限制”，而非“得到”作为第一要义的眼光下，地方视野与长程革命考量下的五四运动研究对我们提出无数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而挑战性也正是一种研究具有大魅力的第一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