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经沦陷的香港，宵禁中黑夜格外漫长。两位滞留在港的朋友无事可做，只能在黑暗中长谈等待黎明。其中一位是知名报人、《光明报》经理萨空了，当时他正在读英国报纸发展史，于是顺便谈到中国“最早的报纸”，在萨空了的记忆中，那应该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启蒙画报》：“这个画报灌输了许多科学常识给我，像瓦特因为水沸发明蒸汽机，世界人种的分类，五大洲的形状，我都是由该画报而知道的……《启蒙画报》，在北方是一个中国画报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画报。”
令人惊异的是，与他对话的朋友，知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告诉他，《启蒙画报》的创办人彭翼仲是自己的姻伯与启蒙老师。小时候，梁漱溟幾乎目睹了每一期《启蒙画报》与《京话日报》的印刷！萨空了大为惊叹，他感慨说：“彭翼仲是我在很小的时候，便留有强烈印象的一个新闻界前辈……在文体上讲，用通俗文字，在报纸上述说大道理，他也是开山大师，可是这个名字已渐在中国社会中被遗忘了！”（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
萨空了的感慨正好描绘了一条路线图：《启蒙画报》对科学常识的普及——彭翼仲《京话日报》为代表的清末启蒙运动——舆论版图中心转移，彭翼仲的名字也“被遗忘了”，这正是清末民初北京启蒙运动与舆论版图的变化轨迹。
北京的报业，清末时期基本集中于琉璃厂尤其是五道庙一带。一九0四年，彭翼仲从儿童教育入手，渐及“开民智”与“开官智”，先后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此时的北京，称得上现代报纸的，无非是日资的《顺天时报》（一九0一年创办），德资的《北京报》（一九0四年创办），前者馆址在北新华街（“进了和平门，望着靠东边第一家”），后者馆址在琉璃厂，彭翼仲创办的三种报纸（包括他自办的“蒙养学堂”），馆址在五道庙路西。邻近的此前黄中慧创办的《京话报》（停刊于一九0二年），设在琉璃厂工艺厂。而以京话日报馆为起点，向西北则有早年位于安徽会馆的强学报馆旧址，向西南则有位于魏染胡同的京报馆，以及位于棉花头条的林白水旧居（《公言报》《社会日报》）。因此，绘制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版图，当以琉璃厂五道庙为中心。
二
琉璃厂五道庙会成为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版图中心，是清中叶以后北京的文化格局决定的。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的大工程，导致全国的图书都涌进北京，涌向琉璃厂。当时四库全书馆的工作方式，是把琉璃厂书店当成图书馆来使用。
另外一个因素，是琉璃厂五道庙紧邻韩家潭等著名的八大胡同，再加上前门之外有多座戏园子，周边又星罗棋布着五百多座会馆。书店、妓院、会馆与戏园子，构成了我们今日称之为“宣南士子文化”的主体氛围，也建构了清末民初北京的公共空间。近代报纸一旦形成，自然以此为发源地。张恨水《春明外史》描写的报人生活，就是这种空间内部不同部分（报馆、会馆、酒楼、妓院）相互呼应的写照。
《京话日报》领衔的清末北京启蒙运动，也继承了这一公共空间既有的形式与路径，如茶馆发展出的阅报处与讲报所，由戏园子演出衍生的启蒙演讲，包括由彭翼仲与其出身妓院的妾室段耘蓝共同倡议发起的济良所，都与宣南公共空间的构成与特点息息相关。像本是教书先生的醉郭，庚子事变后痛心国事，自发在街上宣讲圣谕，《京话日报》创办后，他又开始义务讲报。彭翼仲索性雇他当了《京话日报》的讲报员。醉郭无儿无女，去世后葬在陶然亭，很多北京市民怀念他，视他为北京中下层社会的城市英雄。
而梅兰芳一九一四年搬演济良所新闻的《孽海波澜》，不但呼应新闻时事，紧贴市民生活，而且请到了彭翼仲等当事人到场，据说连剧中被拐卖的某妓女都潜往观剧。这出戏在北京上演的盛况，可以看作清末北京启蒙运动的余韵，也可以视为宣南公共空间的又一次资源整合。
从城市管理的角度，《京话日报》发起的启蒙运动，面对的正是庚子之后，袁世凯从天津引入北京的现代警察制度。无论是协巡营帮统杨钦三接受彭翼仲的建议，设立济良所救助被拐妓女，还是外城巡警厅听从《京话日报》的倡议，奖励上演《女子爱国》的义顺和班一面银牌，甚至彭翼仲在家门口被尽忠职守的巡警拦住不让通行，都反映了清末新政之后，城市管理者与舆论界之间的新型关系。
三
当彭翼仲一九一三年从发配地新疆回到北京，试图重办《京话日报》，他发现北京的舆论版图已经截然不同。版图中心仍在宣南，但领头的报纸已经变成《群强报》，以刊登戏单供给大众娱乐为特色。
一九〇四年如上海《警钟日报》赞叹京师“担夫走卒居然有坐阶石读报者”，到一九一三年已不是新鲜事，只是报业的下沉是以去政治化、娱乐化为代价的。复刊后的《京话日报》不复往日风采，而紧接着是北洋政府对全国报业的全面打压与控制，史称“癸丑报灾”，至一九一三年底，全国出版的报纸仅剩一百三十九家，比一九一二年减少了三百多家，北京一百多家报纸仅剩下二十多家。《京话日报》毫不意外被勒令停刊，复刊只是昙花一现。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去世后，《京话日报》再度复刊，一直办到一九二二年停刊（一九一八年主笔梁济、吴梓箴相继自杀后，由梁漱溟兄弟接办）。这段时间的《京话日报》，在北京的舆论市场已经无法占据多大的份额。此时《群强报》《民福报》《民治日报》一类小报吸引了中下层社会的眼光，而上层社会的文化格局，较前又有很大的不同。
当清末《京话日报》风靡京师之时，彭翼仲等人着眼于发动中下层社会启蒙，但并不意味着《京话日报》的影响力仅限于中下层社会。“京话”为居于诸民之首的旗人口头语，其地位远非南方与文言相区隔的“白话”可比。彭翼仲以京话为号召的两种报纸，都受到满族统治者的关注，《启蒙画报》封面写上“进呈两宫御览”，西太后还曾遣内侍到《京话日报》报馆传谕说每天要看这份报纸。
进入民国之后，情形大变。南北议和成功后，大批来自南方的新式知识分子涌入首都，短短几年内，南方知识分子遍布京华，从大学校园到报纸杂志，从出版到教育，几乎全是南方人的天下。而本地知识分子，以及他们背后的市民社会，则几乎处在被忽略被遮蔽的状态。这方面的最好例证，莫过于清末北京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梁济，入民元后完全无法与南方知识分子沟通。梁济曾两次求见梁启超，均被婉拒（《桂林梁先生遗书》）。
在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移京之前，北京的舆论版图中心仍在宣南。主要媒体除了“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但也“间有很确，为中国人自己不肯说的话”的《顺天时报》外，尚有老报人林白水于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办的《公言报》，同时创办的还有梁启超、蓝公武等“研究系”主持的《晨钟报》（后改名《晨报》，馆址在菜市口胡同，李大钊为第一任主编）。
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九年的北京舆论界，可谓有报业以来的低谷期。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指出，北京为政治中心，“舆论颠倒，道德堕落，因利津贴而办报者有之，因谋差缺而为记者者有之，怪状尤百出”。更有甚者，只是为出报而出报，“用他报之文字，换自己之报名，仅印一二百张，送给关系人阅看而已”（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多数报纸的规模也小得可怜，全体职员不过“编辑、仆役各一人，既无机器以印刷，又无访员之报告”（熊少豪：《五十来年北方报纸之事略》）。当时北京报界流行用语，称剪子、糨糊、红墨水三样对象为“报之素”，又叫“新闻胆”，可见报业的粗制滥造与萧条败落。
四
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受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并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印刷发行仍由上海群益书社承担），由此形成“一校一刊”的结合。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四卷一号刊出启事：“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这意味着北京舆论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同人杂志模式。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每周评论》创刊，与《新青年》承担着不同的时效与功能。几乎同时，北大部分学生主办的《新潮》创刊，《新潮》将受众下调至“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中小学生”，与《新青年》《每周评论》构成立体的传媒矩阵。这三家刊物的编辑部地址均在沙滩一带，再加上外围受新文化影响、着眼社会舆论的《国民》，提倡旧文明、反对新文化的《国故》（均由北大学生创办），《京报》创始人邵飘萍也应邀加入北大，担任新闻学研究会讲师，如此一来，以沙滩为中心的舆论新阵营成形，并与琉璃厂五道庙为中心的旧舆论阵营形成某种对峙的态势，标志着北京公共空间权力的分化与转移。
这种分化与转移不仅仅体现于空间与形式，更大的嬗替在于舆论环境的裂变。戊戌变法之后，京师大学堂虽未废除，但命悬一线，民国元年几乎被政府因经费短绌下令停办，对北京舆论环境没有任何影响。反过来，民元之后，南方知识分子进京上学、任教、为官，与清末外官介入舆论的方式也截然不同。新华门、东交民巷、中央公园、沙滩、吉祥戏园之外的世界，很少出现在知识阶级的眼中和笔下。顾颉刚于一九二五年“发现”了北京市郊的妙峰山香会后，不禁感慨道：“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作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联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妙峰山》）张恨水更是以新闻记者的敏感，描绘了民初北京的“两个世界”：“东西长安街，是北京最广阔、有最美丽的所在”，“头两天，下了一阵大雨，半空中的浮尘，都洗了一个干净”。而走到德胜门外的贫民窟，则是另一番景象：地上是成堆的马粪，护城河里扑鼻而来的奇异的臭味，苍蝇乱飞的小茶铺，露天的茅厕外污水横流。“这一种脏象，简直不堪寓目。”这让本为“寻觅芳踪”而来的主人公周秀峰忍不住恶心，大吐一场，直到被人发现送回内城（《天上人间》）；富家少爷樊家树第一次去天桥，也震惊于臭气熏人的大宽沟，沟里是黑泥浆和蓝黑色的水，摊上卖酱驴肉和羊肠子，“将一小张污烂报纸托着给人”（《啼笑因缘》）。后来卞之琳用“垃圾堆上放风筝”来形容北京，也是准确地捕捉到了北京城市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我提出的“浮城”的概念：在“北京”之上叠加着“首都”。人在首都，关心的是政治风云，天下大事，文化建设，上层角力；而住在北京的市民，雖然对国家大事不乏好奇，但关心的仍是切身的体验。老舍作为旗人，住在相对“高贵”的北城，他笔下的祥子和虎妞，也住在西安门内大街与北长街，但祥子和虎妞的生活与南城贫民差相仿佛。一九二八年后的北平褪去首都的光环，某种意义上才重回完整的市民生活。即使因大学和文化机构众多被称为“文化城”，北平的城市舆论精英化程度也远不如首都时期。
五
《京话日报》开创的北京舆论环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它是中国近代少有的自下而上影响城市生态的传媒模式。此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万国公报》到“奉旨办报”，都是自上而下的传播，南方的启蒙报纸如《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宁波白话报》等，也都是启蒙精英自上而下的改换语言将就之举。民元之后，北京由南方知识分子创办的报纸，无论是《亚细亚报》《公言报》还是《晨报》《京报》，接续的乃是晚清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新青年》《每周评论》起而与之颉颃的，也是这样一种模式，要点是对上层社会、文化精英的影响。
而以《京话日报》为代表的北方报纸，重点首先在于与中下层社会的沟通与互动，启蒙者的主张并不新鲜，大都是康梁等辈的余绪（彭翼仲清末曾加入强学会），但这一传统对市民的针对性是最强的。《京话日报》与《新青年》同样是利用报刊推进社会文化运动，但前者启蒙形式如贴报栏、阅报处、讲报所、戏曲改良、济良所，都是对北京的市民生活的改造。《新青年》《 每周评论》则无论是反对孔教、王敬轩的双簧戏、关于《荆生》的大讨论，包括以《公言报》为平台的林纾、蔡元培的往复书信，都与市民生活无涉，而着眼于政治与文化的高层博弈。彭翼仲远戍新疆之后，《京话日报》传统断绝，继起的《群强报》等小报，托赖《京话日报》创设培养的白话传统与市民接受度，风行一时，但内容与启蒙并无关涉。
狭义的五四运动，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之后爆发的政治、社会运动，可以算是两种舆论传统的捏合。尽管胡适将之目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胡适口述自传》），但也不得不承认，借助这场政治社会运动的伟力，一年之中，新增的白话报超过四百种。在五四运动中，学生们组织的平民讲演团，以及后来出现的爱国十人团，走向街头，向市民宣讲国家大事与科学新知，长辛店的工人夜校，北大发起的民谣调查与“到民间去”的民俗运动，无不体现了《京话日报》提倡的“眼光向下”。而《群强报》《民福报》《民治日报》等小报，也开始关注五四运动的叙事与意义，两种舆论传统在五四运动这一焦点议题上有所交叉汇合，虽然并不代表北京的“两重世界”能够连成一片，但至少让整座城市的文化生态有了变化与沟通的可能。毕竟是在“垃圾堆上放风筝”，垃圾堆不只是放风筝的背景板，它可以成为风筝的基础与助力。
就像梁济之子梁漱溟自己，也可算是近代北京两种媒体传统融会的一个象征。他从小就读于彭翼仲创设的蒙养学堂，完全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中学毕业后在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担任外勤记者兼编辑，一九一六年末接受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哲学。梁漱溟从五道庙，走到了沙滩。
一九一八年父亲梁济自沉，也是因为梁漱溟的缘故，《新青年》展开了关于“自杀”的讨论。五四运动后，梁漱溟独持己见，发表《论学生事件》，认为不能以“国民公意”或正义性，掩盖火烧赵家楼事件背后的法律责任。一九二二年将主持的《京话日报》收结之后，一面宣讲自己的儒学心得，一面投身村治研究与乡村建设运动，一九四0年，梁漱溟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综其一生所要，想尝试的，也是“眼光向下”“自下而上”地改造中国社会。
在一九四一年困顿香港的那些长夜里，梁漱溟想到、谈及《京话日报》与彭翼仲，从晚清到民国的报业与社会，其感想如何？他后来说：“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我总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是爱国维新运动之一种转变发展，不认为是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爆发；我总认为是先知先觉仁人志士领导中国革命的，不承认是什么阶级领导；所有那些见解亦都源于此。”（《回顾家世与生平并试作检讨》）梁漱溟坚持终身的理念证明，清末五道庙为中心的舆论环境形成的气韵，仍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不绝如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