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展现中国电视平民选秀节目呈现的社会奇观，描绘并阐释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的千姿百态。正如居伊·德波所说，“奇观不是形象的集合。毋宁说，它是以形象为中介的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不能把奇观理解为是视觉世界故意的歪曲，也不能把它理解为是形象的大众传播技术的产物。最好把它看作一种已被现实化和转化为物质王国的世界观——一种被转化为客观力量的世界观”。

【关键词】媒介 真人秀 奇观 娱乐化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随时发生，只有一小部分成为新闻，只有极小部分载入历史”[1]。你恐怕没有想到，这样的议论是针对一档电视娱乐节目发出的。这被称为极有可能载入史册的事件，是2005年湖南卫视的电视真人秀“超级女声”。这个有四亿中国人卷入的“社会运动”，缔造了当代中国的一个奇观。2005年被称为中国的娱乐元年，这个事件是最重要的一个砝码。06年这个奇观的续篇又由上海卫视的“加油！好男儿”等上演，这一年全国电视真人秀节目达100多个，还衍生出了许多其它品种，比如“舞林大会”型的明星真人秀,等等。07年伊始，正当更多电视真人秀热火朝天地策划当中，国家广电总局忽然下达限制令，此举被业内评价为给电视真人秀戴上了紧箍咒[2]，如此一波三折的经历，又为这个奇观增添了引人注目的因素。在这个由电视集中呈现的社会奇观中，各种社会力量粉墨登场，展开激烈角逐。这正如霍尔所言：通俗文化是强权者支持或反对某种文化的斗争场所之一：这场斗争胜负攸关。它是赞同和反抗的舞台[3]。

电视在当代社会已然是社会结构之组成部分，因此凡针对电视等大众媒介的议论，总是有结构压制潜能还是潜能抵抗结构之辩，但正如詹姆斯·罗尔所言，面对这个复杂而尖锐的问题，很难找到简便的答案。本文作者不能像罗尔那样轻易地选择了立场：认同后者。他说他宁愿站在阳光下，而不是阴影中[4]。本文试图通过展现中国电视平民选秀节目呈现的社会奇观，描绘并阐释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的千姿百态。正如居伊·德波所说，“奇观不是形象的集合。毋宁说，它是以形象为中介的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不能把奇观理解为是视觉世界故意的歪曲，也不能把它理解为是形象的大众传播技术的产物。最好把它看作一种已被现实化和转化为物质王国的世界观——一种被转化为客观力量的世界观 [5]。

电视真人秀

尽管“超女”模仿的是国外选秀节目，但通过“中国化”，它激发出了世界其它地方所未见的许多新鲜东西，而超女的观众们在其中也深刻感受着自己生活的中国社会。

这个奇观的开头是：湖南卫视的夏青在报纸上看到《美国偶像》在03年成为收视巨无霸的消息，就想到做一个中国版。湖南台的许多节目都是这样来自于对国外栏目的解构。但模仿也并非想象的那样容易。湖南台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回答记者的这个问题时就说，“现在台里对新节目新创意都是重金悬赏呢，整天都想破脑壳，要是那么容易就想出来早领钱去了”[6]。夏青纠集一干人在上岛咖啡绞尽脑汁三个月，做出了电视平民真人秀的中国版“超级女声”。《美国偶像》最让夏青惊愕的，除了收视率，还有就是：它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在策划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参透《美国偶像》为什么可以形成一种社会现象，是哪几个特点让这个娱乐节目成为一个社会话题的，什么样的社会话题能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不失掉中国人原有的道德标准”[7]。

“超女”的游戏规则有不同于《美国偶像》的特色。《美国偶像》每场由评委淘汰一个参赛选手，《超级女声》实行的“海选”是，专业评委待定一个，观众投票待定一个，然后“PK”――由大众评委决定去留。“海选”一词来源于中国农村基层选举；而pk则是电子游戏中两人单独决斗的意思。《美国偶像》中参赛者来自全美各州，竞争进入最后12强的名额。“超女”分五个唱区进行比赛，每个唱区的冠军自动进入全国总决赛，而亚军和季军则要争取进入总决赛的机会。《美国偶像》海选部分是截取其中精彩的段落在电视台播出，而《超级女声》则是全程播出。我们将会看到，这些“中国特色”的安排，为“超女”这个电视平民真人秀演变成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提供了丰富素材。

05年“超女”果然成为了当代中国的轰动性的社会奇观，中国各个社会层级以匪夷所思的热情参与其中。知识分子也一反常态，对于一档电视节目热切地发言，深深地卷入到这样一个媒介大众文化事件中，也算是史无前例。

这个中国奇观也惊动海外。德国《世界报》称“超女”为“文化小革命”，报道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首度全国范围内的选举”的字眼。报道说：“超女”和“德国寻找超级明星”一样，是按照美国模板“美国偶像”做的，但在中国，这次竞赛在很多意义上都是一次革命[8]。《今日美国》的报道重点与《世界报》如出一辙，没有强调“超女”对于《美国偶像》的模仿，而是津津乐道节目不同于美国的大众参与方式，报道总结说，“这个国家的人民乐于投票选出他们所喜爱的女孩儿”[9]。西方舆论的“别有用心”惊人的相似：“超女”事件的意义决不限于一档电视节目的新奇，或者是美国文化的翻版，而是转型中国复杂的社会现象，呈现了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展开。

大陆的市场化媒体先锋《南方都市报》为“超女”的定性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上绽放的一朵奇葩。”一档美国电视节目的克隆版怎么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扯上关系？它给出的理由是：这朵奇葩的绽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特别是放到中国历史的纬度中考察[10]。正是这个特别的社会历史视角构成了电视真人秀在中国的特殊命运。

在“超女”狂潮的强烈刺激下，06年全国电视真人秀节目如春花竞相开放，全国同类节目达100多种[11]。约有半数地方卫星电视卷入[12]。其中替代05“超女”霸主地位的当属东方卫视“加油！好男儿”，它的大众参与景象也是蔚为壮观的：“三进一”总决赛全国平均收视率为3.2％；观众短信投票总数近1100万条，其中70％以上为非上海地区观众发送，几乎覆盖全国所有省和直辖市[13]。但是“加油！好男儿”能否称为社会现象就很难说了，它更像是一种传媒业的表演。比如在05年对于“超女”几乎是声嘶力竭“过度阐释”的知识分子们，却几乎是突然失语了。07年伊始，正当更多的地方卫视准备在电视真人秀节目上跃跃欲试时，电视行业的政府管理者忽然挥动上方宝剑下达限制令，使得这个奇观增添诡谲气氛，它的命运更加扑朔迷离。

市场

市场，是这个奇观中要率先出场的角色，因为没有它电视真人秀节目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近二十多年以来，市场在中国大众媒介中的角色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如果极端地讲，对于大众文化或者更具体到电视真人秀，当前的中国人分成了两大对垒阵营，那么市场仿佛就是那个分界的标杆。这丝毫不奇怪。泰勒·考恩回溯西方500年特别是近200年（进入资本主义）以来的思想史，将有关人物或观点分成两大派别：文化悲观论和文化乐观论，判断标准就是关于市场经济对文化所产生影响的态度[14]。

总体来说，市场，是中国电视真人秀的动力和前提，无论是05年的湖南卫视的“超女”，还是06年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以及那100多家跟进者，获取市场利益，是最根本的动机，并且节目的运作也依赖于市场化手段。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否则泰勒·考恩梳理的众多先贤的争论岂非是笑话？点明电视真人秀的商业化动机并非意味着市场在这个社会奇观中的意义昭然若揭了。正如流行乐歌手马特·约翰逊在纽约新音乐研讨会上所说，“唱片公司并不关心你是否是佛教徒、共产主义者或者资本主义者，只要你能为他们赚钱就行。”研究者因此认为：市场并不必然支持与资本立场一致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必须获得大众的接受，因此大众文化市场存在着打破任何强加给人的或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可能性[15]。如此说来，太抽象地谈论市场对于电视或文化的影响往往失之简单。威廉斯也察觉到统治的文化从来没有完全支配通俗文化领域，次要的文化力量中可能生起“希望之光”[16]。那么次要的文化力量凭借什么抵抗统治文化?市场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力量，特别在中国当前的大众文化领域。因为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看，“大众传媒与文化市场的兴起，无疑改变或曰丰富、推进了此前由单一权力政治因素或‘纯正’的‘精英’文化因素所限定并规划的文化格局。同时，也正是大众传媒与文化市场，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裂隙与空间”[17]。

在“超女”的运作中，市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超女”的推出是湖南卫视在发展面临瓶颈的情势下，重新探索市场的奋力一击。以《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崛起的“电视湘军”湖南台，在01年陷入低谷。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节目播出同性恋主题，导致该节目的直接下撤。湖南卫视将被取消上星资格的说法在坊间流传。研究者认为，这表明湖南台借助娱乐节目的市场成功进入政治领域的企图宣告失败。凭借市场建立的娱乐强势地位并未带来任何政治话语方面的优势[18]。02年初，湖南卫视正式更名为“中国湖南卫视”，年末，湖南卫视定位为“娱乐、资讯为主的个性化综合频道”。04年6月，湖南卫视确定打造“中国最具活力的电视娱乐品牌”的目标。在此期间湖南卫视有关定位的话语和行动出现矛盾。一方面，公开表态基本拒斥“娱乐立台”的说法。时任湖南卫视新闻中心主任的梁瑞平在接受新浪访谈之时鲜明地反对“娱乐立台”之说，他认为湖南卫视只不过机智地选择了娱乐突破以带动其它的策略，而没有新闻的频道，只会是一个软体动物，因为媒体最基本的功能还是新闻[19]。湖南卫视台长魏文彬在接受采访时也澄清说从未要娱乐立台，湖南卫视是创新立台，娱乐只能说是风格[20]。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却基本采用娱乐攻势抢占市场，这种策略取得的实效是：湖南卫视在03-05年间成为唯一一个在全国市场收视份额超过2%的省级卫星频道，接近中央电视台主要专业频道，也是这三年内唯一一个收视率逐年攀升的卫星频道。湖南台这段曲折的历史说明：在占尽国家垄断资源的央视一统天下的中国电视格局中，地方台可以倚重的主要力量只有市场。尽管凭借市场力量获得的经济实力不能支持地方台的政治话语权，但市场是提供地方台竞争优势的唯一可能因素。当这种由市场累积的边缘地方力量累积到一定程度时，05“超女”就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这次剧烈振动超越了传媒业，震撼全中国。

电视真人秀特别是平民秀成为地方台运作市场的重头产品并非偶然，它反映了地方台的市场力量突破当前中国电视区域垄断的强烈冲动。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特别能够实现地方台通过市场获得超越区域壁垒的全国性影响力的目标，这也是“超女”以及以后的真人秀以主要城市为分赛区规则的重要原因，它不同于《美国偶像》不分赛区的全国同时海选，因为地方卫视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才能联合众多的地方力量，与央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竞争和对抗。卫星电视的技术特点成为地方台影响力扩散的天然平台，再延伸至互联网和通讯网，加上卫视与各“海选”地城市电视频道合作，卫星电视与真人秀节目相得益彰，形成可以和央视相抗衡的地方媒介力量，从而动摇了以区域垄断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电视市场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全国市场层面的竞争力量格局[21]。

市场要捕获大众的心也并非轻而易举。电视平民真人秀给中国人民提供的货色新鲜诱人，即使在文化娱乐领域，也属历史少见。其中包括：零门槛准入，提供普通大众自我展现的机会，尽管表现的只是无关紧要的“才艺”；观众投票，体验参与社会、大众做主的美好感受；优胜者进入娱乐圈，成就丑小鸭一夜变天鹅的梦想。尽管有很多虚幻和想象的成分，但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即使这种想象也诱惑难当。把这些货色统统打包，就发现对于当前中国社会，这正是一个被热烈追求的东西：现代性。中国大众在传媒市场上买到了现代性的体验快感。市场和现代性以如此方式实现了在当下中国的结合。

06年的“加油！好男儿”以及“我型我秀”，大大加强了“文化工业”的整合力度，比如在节目的评审现场就有制作公司的决策性人物出场，常常发出“这个选手比我们公司现在签的歌手更好卖”的感叹。优胜者的商业推广行动更加专业和迅速。一些真人秀甚至直接以企业或企业产品冠名。电视真人秀越来越被呈现为文化工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产业链的其它环节则被突显出来了。市场在以电视真人秀托起了中国社会中的弱势力量（大众、地方台）之后，突然调转方向，为强势的资本及意识形态推波助澜了。那些大半停留在观念层面的现代性，也因此丧失了蛊惑人心的力量。

05年“超女”在市场力量支撑下一路狂飙突进，总决选已经是在全中国的众目睽睽下进行。在其中，市场表现出了空前的暧昧性。一方面，在大众质疑黑幕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总决选评选规则被修改，全部由大众投票决定，市场表现为大众的抵抗性力量。“由评委和电视台领导决定歌手命运的央视模式，已经被观众投票模式所替代。这场与电信商的合谋，意外地构筑了文化民主的盛大景观”[22]。另一方面，迫于国家相关部门及央视意识形态方面的指责，总决选的演出格调被修改，参选者统一着装，唱主流的经典老歌，模拟央视春晚，回归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煽情模式”[23]。市场力量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电视格局，但市场却止步于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在最后关头出现的是令人失望的文化挫败。“‘超女’的编导们羞羞答答地开启了一道门缝，却并未实现真正的超越，去完成对于大众人性解放的全面启动。这就是‘超女’的大限”[24]。

这场由地方台挑起的全国电视市场冲突意味深长。其中既有揭竿而起的反叛，也有保全自身的妥协，甚至是主动呈上的谄媚。市场的面目千变万化，它在国家、央视、地方台、企业、大众、知识分子之间左右逢源，有时又顾此失彼，充分表现了变幻不定的骑墙姿态。在当前，对于媒介大众文化的判断存在两种极端立场，或者将市场与民主对立，或者将市场与民主等同，这都是陷于罗尔所说的文化悲观论或乐观论的预设立场，而这种预设立场从来未经具体语境中的检视，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情境中。这样一来，市场对于不同社会情境中文化事件所产生的切实影响并未得到细致的考察，因此都不免发生对于真相的曲解和遮蔽。市场的成功并不必然就是民主的胜利，同时，市场的成功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实现了资本或者国家的控制，与民主冲突。那种将市场看作“先天”地与某种社会力量连接的观点，抽离了具体语境，不免失之空洞，充满偏见。

大众

大众，是这个社会奇观的绝对主角。大众在其中的表现，即使放置在中国历史那么长的长河中，也是空前绝后的。

05“超女”中的大众表现首先让主办者大吃一惊。

这是一个在“超女”风潮中广为流传的真实故事。

“小家伙，你知道自己走音么？”成都赛区海选时，评委黑楠问某17岁“超女”。

“我知道呀。”“超女”回答。

“你身边的人知道你走音么？”黑楠接着问。

“我爸我妈都说我走音走得很厉害。”“超女”非常大方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来参赛？”

“走音和参加‘超级女声’有什么关系吗？”

黑楠将以上对话转述给夏青，他想从后者那里征寻良方，以对付下一个快乐的走音者。这位花了三个月时间克隆《美国偶像》的夏青沉吟良久，说：想不出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最后，她和黑楠一致同意：没有关系。

这位17岁“走音超女”的反问是夏青在整个海选阶段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她认为，给任何一个人30秒时间的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节目创办者的预期[25]。在“超女”事件涉及的各种人群中，无论是参与比赛者、短信投票者、一般观众以及那些阐释这个事件的知识分子，都对这个“意义”有非常敏感的反应。

超大型的电视平民真人秀的主要形态大多为歌唱比赛，这并非偶然。“超女”的主办者解释，因为唱歌人人都会，是“最有群众基础”的一种娱乐方式，而节目的宗旨是强调无门槛，让大众都有机会来参与，所以选择的方式是“唱歌”[26]。

这个史无前例的零门槛上电视的机会，吸引参赛者怀着各式各样的目的而来。

一些参赛者是为了自我表现。比如那个理直气壮的“走音超女”，当然并不是为了表演自己的歌唱技艺，而是为了在镜头前有三十秒钟展示自己。有些参赛者虽然也有歌唱的基础，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体验参与的感受。05“超女”中有个在海选阶段出名的“红衣教主”黄薪，身份是民营高科技企业的董事长，虽然有唱川剧的表演歌唱基础，但参加“超女”的动机并非进入演艺圈，而是为了寻开心。黄薪的出名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一身红装的出位打扮；高音部分重复三次总算完成；唱的过程中向评委要饮料喝。这些举动呈现出“玩”的心态，通过“海选”的全程直播展示出来，打破一般电视节目比赛中的秩序感，令观众惊诧兴奋。

还有些参赛者是要借助这个节目出人头地的。06年“我型我秀”节目的亚军俞思远有句名言，“平凡人也能做大事”。俞在参赛之前作为BIZ乐队的主唱已经有四年的演出经验，他认为“我型我秀”的舞台上还能激发出自己更大的潜力，因此他最在乎专业评委对他的认可和评价。这些专业评委都不是等闲之辈，在“文化工业”领域占据着决策者的位置，获得他们的赏识等于拿到进入流行音乐制造业的敲门砖。因俞的表现，环球唱片东南亚地区总裁许智伟表示已经开始考虑俞的包装事宜。05“超女”季军的张靓颖，也是有多年演出经验的歌手，多次获得全国性歌唱比赛冠军，但这些冠军带来的知名度根本不能与“超女”季军相提并论，她也是在“超女”成名后获得实质性的娱乐圈圈内人资格。这些比赛的获胜者一夜成名，迅速实现社会流动，从“平凡人”一跃成为“偶像明星”，进入中上流社会。这也为那些默默无闻的大众树立了“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榜样。

与十多万的参赛者相比，动辄上亿的观众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短信投票者，以及陷得更深的形形色色的“迷”——“粉丝”（fans）。节目策划者设计观众投票环节的初衷是为了扩大参与者的规模，也是考虑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没想到此举触及中国大众敏感神经，唤起大众的激情，这激情甚至转变为少见的民间组织行动。那些深度卷入者的表现让人迷惑不解，他们大声尖叫、到处追随支持的偶像，时而欢笑、时而哭泣，他们的行为似乎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各色“粉丝”都以理性标榜自己，并且在竞争中努力学习其它“粉丝”的理性举动，许多选手的“粉丝团”都发表自律公约，以至于后来在“粉丝帝国网”中，出现了以理性为号召的“粉丝公益文明宣言”，向社会宣示“粉丝”是“诚信发言、诚信投票、诚信做人”[27]。这些“粉丝”围绕投票展开的组织行动俨然是民间的一场社会运动。“玉米们”（05“超女”冠军李宇春的歌迷）说自己的理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随便骂人，“很有素质的”；二是明白争取短信投票是赢得胜利、维护偶像的最佳方式，因为这才合乎游戏规则。张靓颖的贴吧里也有“投票是王道”的指令。05年8月的一天，一名已经在证券公司工作了四年的老“玉米”蝴蝶正在湖南长沙黄兴南路商业步行街拉票，和蝴蝶一起的还有来自北京、西安、兰州等全国各地的“玉米”。从下午2点开始，她们就举着李宇春的海报，当行人经过时，就走上前去说:“喜欢李宇春吗？为她投15票送一张签名照。”如果行人停下来，她们就抖擞精神，向行人介绍她们的偶像，直到对方拿出手机递过来。他们每天从下午2点做到晚上9点，7个小时内每个人可以拉到200到400票，这一行人出来一天，4000左右的票就收归囊中了。她们说自己是幸福的，因为可以为自己的偶像做一些事情。这样的拉票每天在全国大中小城市热烈进行着，大有燎原之势。4个直辖市不必说，是票仓，是战略高地，省会城市单列市地级市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像晋江、石狮这样的县级市也大有可为[28]。

这些“粉丝”的组织能量让人吃惊。她们的联络没有正规机构可依赖，主要是凭借互联网。以李宇春的支持者为例，“玉米”把各地的拉票活动汇报到百度的李宇春贴吧里，以鼓舞士气交流经验，贴吧吧主则作总结和指令工作。通过网络，全国的几十万“玉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5进3后，贴吧置顶的帖子发出最后一战的总攻令是：“没有最多，只有更多！这是对票数而言的。有很多‘玉米’听到风就是雨，那么坚持你自己的判断，跟着自己的感觉，尽自己的力，票数的真实情况谁都不确定，那么就当成最后一名来投，没有退路，背水一战！能买卡，不要放松不买。就这一场了，在此一搏。能拉票的，不管是熟人，陌生人，每一个15票都万分宝贵。至于拉票的方式，各种各样，能想到的方法，大家都去试试，也算锻炼社会实践能力了。但以攻心为上。”这种网络组织并非是完全的虚拟社交，它和现实交往紧密联系，互相促进。一位湖南大学的学生是个男性“玉米”。因为是在“主场”，他的任务除了拉票，还要到火车站去迎接全国各地涌来长沙的“玉米”。如果一个外地“玉米”要来长沙“朝圣”，他会先向本地或者长沙的负责人报告，长沙这边组织人去火车站(火车是绝大多数年纪偏小的“玉米”选择的出行方式)迎接她，当她们相见的时候，“感觉很亲切，就像朋友或者战友一样。”未相见的时候，“玉米”们通过QQ联系。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或者若干个“玉米”的QQ群，这些群的号码一一在网上公布，以便当地的“玉米”找到自己的组织。“我有20多个关于‘玉米’的QQ群，自己做群主的有18个，好几个西北及西北下层的，我是西北区的总负责人，做总群主，1个东北群，我在那边安排了一个总负责人，3个北京群，群主身在海外，不能及时获悉国内的最新消息，所以邀请我去管理。还有1个群主群，是全国各地群主们商议的地方。”蝴蝶笑言，群主群相当于长老会此类的东西[29]。

“粉丝”在这样的组织中表现出来的意识非常耐人寻味。一次一位“粉笔”（05“超女”亚军周笔畅的歌迷）进入“玉米”QQ群打探消息，表示想找主要负责人，结果这几个字引起了那几个十五、六岁中学生的愤怒。“你什么意思？什么叫负责人？我们都是负责人。”“‘玉米’没有阶级之分！你懂吗？我们都是平等的！你是不是‘粽子’？”“粽子”是跟随“超级女声”兴起的一个词，指的是属于别的阵营而混进来的间谍。“粽子”的间谍行为最主要的是扰乱舆论混淆视听动摇军心，比如说票已经很多了大家可以松口气了，或者我们赶不上了，放弃吧之类的。最后，这个“粉笔”被踢出了聊天群[30]。

面对如此场景知识分子们终于不能克制阐释激情的爆发。尽管针对05“超女”的议论千奇百怪，观点纷呈，但关于“大众”，始终是这场争议的焦点。大众是大众文化的主动建构者，还是“文化工业”产品的被动消费者？大众是足以和精英形成抗衡的自觉文化力量，还是被行政和商业双重力量蒙骗的愚民？大众是演绎“文化民主”的英雄，还是“想象民主”的牺牲品？电视平民真人秀在05年将中国知识分子化为两大阵营，加剧了知识分子的分化[31]。支持者认为：是大众对于精英的一场罕见的反动，昭示着大众力量正式登上社会舞台；“文化民主”的实践不仅训练了中国大众的民主意识和行动，而且宣示了大众的强大力量；是地方、民间力量挑战中央权威的展示，稳固的中央权威秩序已经被动摇；随着这场“娱乐暴动”，大众民主时代开启了。反对者认为：是资本和行政力量对于大众的收编，方式是如此具有欺骗性，以至于大众丧失了警惕；是文化侵略全球化的一次演示，是对于美国垃圾文化的拙劣模仿；是文化民粹主义的泛滥，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直接威胁当前中国民主的积极建构。

唇枪舌剑的争论渐渐地烟消云散，其中的意义却余音袅袅，发人深思。

一档电视娱乐节目激起知识分子的如此热情，在自有大众传媒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意味着中国的媒介大众文化正在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大众文化集结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激荡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奇怪的是，05“超女”引发的议论只在06年上半年“超女”即将开始时有些许延续和深入，之后便基本偃旗息鼓了。06年的电视平民真人秀模仿痕迹严重，商业气息弥漫，媒体以及相关机构的文化工业式操作日益明显。这是否是知识分子难以再有阐释激情的原因？这也许正反映出媒介大众文化在当前中国语境中极端暧昧的特质，它的前进方向飘忽不定。

这场争论的重点是政治而不是审美。尽管审美意义的批评一直存在，但从来都不是主流，常常成为政治争斗的幌子和借口。从中正可以印证“在当代文化常常就是政治的”论断。在一些争论中，参与者采用的是政治和审美的不同纬度，形同鸡和鸭讲。比如反对者说“超女”低俗，是在审美意义上的判断，而支持者说大众拥有正当审美权利，是从政治方面讲，实质上没有形成交锋。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是大众的文化权利和权力的合法性，以及实施的状态。这个主题成为争论焦点暴露出的问题是：对媒介大众文化的评判基本取消审美纬度，将审美直接等同于政治。支持者极端强调大众审美趣味的正当性，而对于大众审美趣味的内涵却是语焉不详的。在近几年来发生的文化现象中，审美纬度的讨论始终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展开，这似乎说明大众或者代表大众的精英仍然缺乏建构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能力。

争论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于当前中国现代性立场的差异和冲突。上述大众的种种表现多少和中国现代性扯得上关系。参赛者，无论是想向上层社会跃进，还是仅仅希望在电视上露个脸，或者是表现个人才艺，都和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程序性竞争、社会层级的流动等等有关。观众的投票热情、“粉丝”的自发组织行动体现出的参与和理性，也和现代性中的民主意识有牵连，特别是在中国缺乏民主观念和实际操练的土壤中，这种表现意味深长。而知识分子的争论正反映了他们对于当前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态度。

知识分子对于媒介大众文化的态度和他们对于大众的认知直接关联。但正如威廉斯所说，“实际上，没有大众，只有将（众）人看作大众的各种视角……不含任何色彩，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他人，很多的他人，为我们所不知的人。实践中，我们以一种方便的方法将他们结合起来，解释他们。在其范围内，这一方法将坚持不变。然而，我们真正须要检视的是这种方法，而不是大众”[32]。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欠缺对于自身“结合大众”方法的自省与反思。以至于对身处大众文化情境中的大众，以及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体验，缺乏真切的了解。在知识分子们为电视真人秀对大众的影响争论不休时，一位“玉米”在题为“李宇春：夏日里最后一场高烧”的网络文章中表明，自己对于“超女”的商业动机并非如某些知识分子所言的一无所知，而是洞若观火、一清二楚。但这并不能熄灭他们对于“超女”的热情，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一种在现实中非常缺乏的纯真价值感。“虽然你不过是电视屏幕上一个小卒，是夏老师眼里一颗棋子。……这场高烧也许很快会止于超女结束时，国内某愚蠢的唱片公司来将你包装得面目全非-——让我们相逢不相识；……无论如何，我不会后悔在这年夏天，曾经见到过一名叫李宇春的女生。……虽然明知道这是一场游戏，明知道所有与之相关的商人都在为我们愚蠢的热情开怀大笑，可是作为成年人，我们尊重了这场游戏，并默默地投出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票。仿佛在保护多年前的自己，那个一尘不染的倔强少年”[33]。电视真人秀在大众那里激起的如此多样化的感受，知识分子们尚欠缺细致的体察。难怪05年任湖南卫视台长的魏文彬在07年为“超女”辩护时说，“选秀节目虽然是移植而来，但它毕竟是时代的产物，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背景。……有些人看都没看就极力指责，是不负责任的”[34]。知识分子对于当前中国媒介大众文化，特别需要“看”——避免先入为主有预设立场的真切观察。

在这个社会奇观中，大众是主角，知识分子精英们也扮演了重要的配角。知识分子的议论也许就是这个奇观在07年出现转折的重要因素。广电总局以反对低俗化为理由下达限制令，是否和知识分子的阐释有关？民主（可能是想象的）、社会运动（可能是虚拟的）这些敏感字眼的刺激是否是那道紧箍咒骤然降下的因素之一呢？

大众媒介

在奇观社会中，大众媒介是一个绝对不能缺席的角色，特别是以影像为手段的电视。大众媒介是电视真人秀中最重要的组织性机构，它的作用并非只是节目的策划者或者承载内容的容器，而是这个文化事件中全面性的整合力量。在这个奇观中，媒介的面目千变万化，变幻莫测。大众媒介，在当下中国仿佛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可以一举囊括的存在，它们分化得如此剧烈，以至于在某些社会重大问题面前已经分崩离析，丧失整体性的立场，这在“舆论一律”成为媒介悠久传统的中国语境中，也呈现了一个奇迹。

电视真人秀的媒介主角是全国地方卫视，这显然是当前媒介竞争的一个结果。面对央视垄断的局面，裹挟着资本扩张的强烈冲动，地方卫视擎起电视真人秀大旗，占据了全国电视市场的一些地盘。地方卫视对于电视真人秀的着眼点，首当其冲是经济利益。在05“超女”的策划过程中，湖南卫视台长说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话：“除了湖南卫视不能叫蒙牛台，所有的资源都给你”[35]！获取利润的急切心态溢于言表。电视真人秀，被视为当前媒介大众文化的重要形态，主办媒介都抱有将它整合进入文化产业的清晰意识，并且付诸行动。地方政府也本着发展本地文化产业的想法，支持电视真人秀。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伯华就有将湖南电视纳入湖南省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清晰意识。他说，“‘超级女声’是有生命力的，湖南的领导也很支持。”因为“体现了一种文化产业的发展”[36]。06年12月20日国家广电总局规划院、发展改革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上海真人秀节目产业价值链研究报告》，也是从产业的经济思路理解、支持电视真人秀[37]。在主办媒介机构一方，电视真人秀始终是与商品、产业、经济收益等等商业化考量最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但这种由相对纯粹的经济动机引导的行动却产生了政治、文化的多重效果，这种效应是如此之复杂，不可能以经济化约论的观点一言以蔽之。

地方卫视电视真人秀的商业成功以及对于社会舆论的颠覆性震撼，首先引发央视强烈反应。在05年“超女”风行之时，央视借助媒介行业协会的名义，由多位知名度极高的主持人为主体，发动对于“超女”的正面出击，给“超女”冠以“恶俗”之名[38]。在《超级女声》的收视率份额已经占到全国20%的关键时刻，央视主持人李咏在回答记者“怎样看待‘超女’”提问时说，“我们央视覆盖的范围要比地方台大，所以我不会为了作秀而主持娱乐节目，更不会随便找来几个叫不出名的歌手来当超级评委，那样我的节目也许就没有可看性了。”这一番记者称为“话中有话”的议论被视为对于“超女”的“影射”和“暗讽”[39]。其中，“恶俗”之名与“央视覆盖范围”的强调耐人寻味，都集中指向一点，央视是具有垄断地位并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介。这样的思路是将央视与地方台划归为利益、立场和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两极，央视代表权威、精英、主流，地方台代表民间、大众、边缘。中国文化关于民间和权威、大众和精英、边缘和主流的分野自05年以来在大众意识中逐渐清晰，而央视就是那与民间、大众、边缘对抗的一极的代表，地方台以电视真人秀节目发起的挑战，因此超越了媒介机构经济动机的范畴，获得了政治和文化的意义。有地方媒体将央视视为垄断体制的僵化代表，形容地方台对于央视的挑战是“病树前头万木春”[40]。这种观点在网络等民间色彩浓厚的社会舆论中几乎成为了主流。

就在央视冠以“超女”恶俗之名不久，它自己也开始运用地方台电视真人秀节目的许多元素参与市场竞争。比如，央视推出“奥运舵手”电视选拔活动，从2006年9月开始海选，最后选出一男一女两名选手参加奥运会赛艇项目。地方台针锋相对应战。湖南卫视也推出大型竞走真人秀《我是冠军》，该节目先从6个城市海选12名民间竞走选手与12名明星搭档，在一个月内走遍39个城市。总导演龙丹妮说：“最重要的是利用这块试金石，找出一套新的奥运报道方式，和央视现场报道以及宏大叙事的风格有所区分”[41]。所谓找出新的报道方式，当然包含商业动机，与“央视宏大叙事的风格有所区别”则明显具有文化企图，甚至是政治意义了。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元素渗透在中国电视竞争的方方面面，动机和影响都不是一句商业化所能盖棺论定的。

电视真人秀使得几乎全中国大陆的媒介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它在05、06、07三年间成为媒介中经久不衰的热门主题。这些媒介的表现耐人寻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媒介立场泾渭分明。尽管截然划分成两大阵营有些勉强，但对垒阵势还是清晰可辨的。如果以极端方式给出一个划分标志，那就是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简单地说，就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媒介持支持态度的多，市场化程度低的媒介多半是否定的，特别是在论战之初。《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是高度市场化媒介中的表现突出者。比如，《新京报》策划的专题李银河、喻国明、朱大可“超女”三人谈，态度之鲜明与主流媒介惯用的吞吞吐吐的暧昧之风和官腔语言形成强烈对比。媒介为了表达明确立场，频繁使用为中国大陆一般媒介忽视的文体样式：新闻评论。借由专家、社会名流、普通大众之口参与辩论，记者直接跳将出来的情形也不少见。许多报纸还辟出专版供“超女”论辩之用。如此意见分歧、碰撞之局面，直接见诸报纸、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介，在“舆论一律”的中国新闻史上，确是十分罕见的。除了市场化程度高的报纸，主流报纸中也分化出差异明显的不同立场。严肃但相对激进的《中国青年报》采取高姿态报道“超女”，称“超女”使得2005成为中国娱乐元年，而且这个娱乐已经超出了娱乐本身的意义[42]。一些主流媒介的态度也显现出逐渐转变的过程，被民间称为“对于民意的顺应”。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就以舆论导向姿态发表评论，说要以理性、开放、平和的心态看待“超女”引发的社会现象。并且提出评判娱乐的底线标准：“娱乐，就且当它娱乐吧；一不要国家投资，二不要政府花钱，三不要纳税人承担任何负担，只要它不破坏社会，不扰乱秩序，不违法乱纪，就让我们理智地对待吧”[43]。这个底线是如此之“低”，完全不同于党报一贯强调的对于大众文化的“寓教于乐”态度，既放弃娱乐承载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甚至连教化大众的文化精英立场也只字不提了。地方党报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和中央主流媒介也显现出微妙的差异。电视真人秀催生了中国大众媒介难得一见的众声喧哗景观。

新型媒介的整体性介入态势，是社会舆论之强大催化剂。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网络、手机这些新型媒介，成就了中国的电视真人秀奇观。网络、手机的大众化特质，使得传统大众媒介的“把关人”机制出现巨大“漏洞”，也开启了更多数量的大众进入公共空间的渠道。手机投票、网络组织是真人秀不可或缺的环节，它一方面为主办者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使得“大众”以逐渐清晰之面目浮现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上，引发人们无限遐想[44]。在所有这些表现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网络造就的舆论场域。其中安替回应许纪霖“超女”批判展开的言论大战，标志着网络成为中国社会舆论最重要的生成场域。一般认为，网络适合民间舆论的形成和散布，精英知识分子们占尽传统大众媒介的话语优势。事实上，在安、许之争中，触碰到的当下中国现实主题，在传统大众媒介中是基本隐形的。传统大众媒介失语之处，正是网络发言之地。对于精英知识分子和民间大众，都是如此。网络开启的个体表达空间还有诸如博客、播客等等花样繁多的形式。“超女”事件中网络还有一个惊人之举，就是网上征集万人签名“倒柯”、罢免评委获得成功的事件，这个事件被赋予了民间挑战权威的象征意义。网络在设置议题、促进公共讨论、生成舆论并加以扩散等方面的能力不断加强，这在近几年来的其它重要社会事件中都有集中表现。近年来新闻传播业内有这样的趋势，网络正在以各种方式成为规定传统大众媒介报道的一种力量。传统媒介记者通常的工作程序中包括上网浏览信息和言论，以获得新闻线索，甚至是报道的主题框架。最极端的情形是，网络中的大众言论会直接成为传统媒介中的新闻主题。但是，网络的工具性特质不能完全保障它生产的舆论的高质量。在06年的电视真人秀中，除了上半年有关“超女毒害论”的大辩论，网络议论大多局限于对参赛选手的各种传闻，以及琐碎的个体感受。网络作为重要的民间舆论场域，失去了从电视真人秀直指当下社会现实的能力。

媒介周旋于市场、社会和国家之间表现暧昧。关于中国当下的大众媒介，空泛地议论市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意义，抽离具体媒介事件，关于“大众被市场和国家合谋力量收编”，还是“大众借由市场力量抵抗国家”的争论未免天真了。情形已经是如此复杂，任何大而化之的概括性结论都不免陷于简单化的陷阱。即使是同一媒介在同一个事件中，也会有千回百转、欲拒还迎的暧昧，遑论不同媒介在不同事件中的表现。如果说05“超女”中媒介的妥协是摸着石头过河，06“加油！好男儿”中的媒介则是有预谋地调和市场与国家关系，自觉规避市场力量狂奔矢突引发的意识形态风险，以求实现商业利益的畅通无阻。“加油！好男儿”在比赛期间将“七一”、“八一”和长征胜利60周年等革命历史纪念日整合进节目主题，在“七一”建党85周年前夕播出“长城秀”，在“八一”建军节前夕播出反映军旅主题的“激情燃烧夜”，为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则特别精心制作了“星火长征路”。在总决赛阶段的系列主题节目中结合弘扬中华男儿精神的“龙的传人”、科教兴国战略的“科技之夜”、慈善公益理念的“爱的力量”等主旋律基调[45]。市场和国家那样紧密地合谋于电视真人秀中，如果仍然将“加油！好男儿”视作地方媒介的一种挑战力量，那么这种挑战基本是经济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甚少作为。

娱乐化

许纪霖在那篇著名文章“戳穿‘超女’民主神话”的结尾处写到：今日的娱乐，就是明日的政治[46]。在07年这个论断以变形的方式应验了，果然电视真人秀的娱乐产生了政治的后果。国家广电总局下达有关选秀节目的两大限制令：黄金时段地方卫视同时播出的选秀节目数量不超过三家；地方卫视的选秀类节目的总播出时间不得超过两个半月[47]。对此，广电总局给出的理由是，选秀节目部分低俗，过多过乱。为此还提出，净化荧屏视频，坚决抵制低俗之风，将07年作为电视剧“质量年”，要求从2月份起的至少8个月时间内，所有上星频道在黄金时段一律播出主旋律电视剧[48]。尽管限制令的理由是道德和审美的，但针对目标以及行动方式都不免让人联想到当前中国电视以及文化背后的政治。许的那句话旨在提醒人们警惕娱乐中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威胁政治民主，而国家对于地方卫视真人秀节目的限制却是从另一路径由娱乐通往政治的，它再一次验证了国家在媒介大众文化领域中的政治统摄力量不可轻易撼动。在当下中国，娱乐因此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审美问题，它的背后还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中国媒介大众文化的展开包含了完全不同于已经基本完成现代性的西方世界的内容。在传统、现代、后现代并置的当下中国，媒介大众文化的意义是那样得丰富，以至于不可遏制地在多个向度中惊天动地地爆发。

围绕“超女”发生的06年全民辩论就是这种爆发的一个典型呈现。这场辩论的起因是，06年4月有人公开在主流媒介上“三批”“超女”，这个名叫刘忠德的超女“毒害论”者可不是一般人，他有着诸多的头衔，全国政协常委、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原文化部部长。刘的主要观点是，文化产品不能完全依靠市场选择，不能让劳动人民整天陶醉在低俗文艺中；超女使人在笑声中受到毒害，比如认为不用努力就可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文化艺术有关管理部门不应该允许“超女”存在。刘在公开召开的媒介座谈会上直指广电部门对“超女”监管不力，表示不排除以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来干涉“超女”的可能[49]。“毒害论”即刻引起各方人士参与的大辩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篇署名“高杰”的网络文章，高杰后来因此被演绎为“80后代言人”。这篇题为“我们想‘高雅’，但口袋里没有钱——80年代出生的人致刘忠德爷爷的一封公开信”表达了如下观点，其一，青少年有充分的判断鉴别能力。“我觉得您太低估了您的子孙辈们的鉴别力和欣赏水平。如果一档选秀节目就能够毒害我们这代人，那么我们这代人是不是太逊了点？即使您凭借着您手中的权力，将‘超女之流’彻底清除干净，为我们创造出一个无菌的真空成长环境，那又有什么用？难道我们长大之后还需要您再为我们支一把保护伞？难道我们再回到‘文革’，将所谓的毒草一烧了之？”其二，“超女”的低门槛是吸引青年人的主要原因，这个“低”是以刘所提倡的“高雅艺术”作为参照的。“我们并不抗拒您所说的高雅艺术，并且会有想听一场音乐会的冲动，然而我们的这些冲动却被高额的门票拒之门外。难道您不知道音乐会只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有，并且一张门票得等于我们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其三，对刘提出了一连串的希望。“希望您以全国政协常委兼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身份向教育部提议加大对于中小学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投入，希望您能够为寒门学子解决些实际问题，希望您能够让各高校不再招收所谓的‘条子生’，让所有的学生真正站到同一起跑线上，希望您能想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不再让我们遭受‘高考移民’之苦，希望您让所谓的建校费彻底停收，希望您能够让公办学校不再打着‘名校办民校’的幌子借机敛财。 最后还希望您不再担任诸如‘中国汽车形象大使选拔赛’、‘全国房地产模特大赛’之类活动的评委了，因为这些活动在我眼中比‘超女’更加低俗、更加有害青少年的成长、更加有辱艺术之名”[50]。学者李银河则公开表示，“某些人建议取缔超女是专制时代的遗风，制作单位完全有举办这个节目的权利，如果生硬地将其取缔是违反宪法的”[51]。这场争论表明，中国的电视真人秀将娱乐化赋予了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等等丰富的意义。

电视真人秀的背景是娱乐化狂潮席卷中国大地。媒介娱乐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时至今日，那种将娱乐与文化、政治对立的思维方式，应该被深刻地质疑和反省了。有研究者指出，在不同学科视域中，媒介娱乐化涉及的主题截然不同。在传统的媒介社会学框架内，核心论辩是媒介娱乐的民主地位问题；在人类学的范畴内，则充分意识到娱乐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力量的重要性，无论是以创造财富、就业、投资等等经济形式来衡量，还是以其对我们日常生活、身份认同以及社交形式等人类学重要性来衡量；在产业经济学的范畴内，从商品而不是从传播出发来研究娱乐问题，西蒙·弗里斯以研究音乐（娱乐的最古老形式）史所得出的一个模式来检视这些问题，其中的关键因素不再是生产、消费和意义，而是储存、复原和场合，等等[52]。中国大陆的研究者注意到，关于媒介娱乐化的重新思考，西方世界正在进行中，比如，《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对爱德华·莫罗进行了重新评价。之前人们所熟悉的爱德华·莫罗是作为新闻从业者的典范，体现着向权威质疑等一系列新闻专业品质。但现在舆论认为他对于美国电视新闻业更为深远的意义是，把新闻和娱乐第一次结合在一起。美国新闻业的娱乐化因素从此不可剔除，两者之间成为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53]。研究者因此提出，Infortainment这个词意味深长，娱乐和政治的二元对立是不是已经终结、该不该终结？其中至少有两个因素值得考量，一方面，传统的政治领域不再坚硬，流行文化进入政治，娱乐已经是人们看待政治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来源了，在描述什么是“政治”时，已经没有一个可以辩识的核心标准了；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日益政治化：人们对“政治”的经验也变得越来越不同，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也越来越政治化——比如性、性别和家庭关系等等[54]。如果从这个框架来检视电视真人秀，会产生颠覆性的意义。比如，那种认为电视真人秀只是商业化娱乐节目因此与政治民主无关的论点就被抽去了立足点。因为它陷入了将政治与娱乐截然分开、互相对立的传统政治观的两元对立思维，没有看到当下社会政治与娱乐不可分割的联系，武断地将民主的意识、观念、行动、制度、结果等各种因素混为一谈，极端片面地切断了这些因素与非政治的社会领域的多重关联，完全忽视当前政治形态的崭新发展。中国大陆的一些研究者因此认为，在当下中国，娱乐与其它社会领域的关系应当得到重新审视，比如新闻和娱乐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是否新闻与娱乐边界的模糊就是对新闻的伤害？就一定意味着新闻媒介放弃了承担公共性责任的政治功能[55]？面对如此风云变幻的中国社会，研究者应该具备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对于娱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给予深入细致的描述和阐释。

一些知识分子批判者在05年以低俗化批评“超女”集中表征的中国当下媒介大众文化。两年后的07年，国家广电总局限制电视真人秀的理由居然也是“低俗”之恶名。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低俗”非那“低俗”，旨趣怀抱迥然不同。有研究者分析此次事件中国家立场的动机：国家相较于地方政府处于超越地位，具有比较符合公共利益的价值关怀；转型社会中的社会控制相对弱化和价值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对于整合社会尤为重要。从当前监管机构有关真人秀的规制取向来看，主要表现为社会稳定和主流价值观的维护，在具体规制条款上体现为市场准入和反低俗化要求[56]。这只是学者的主观推断，广电总局此举的真实原因，恐怕当前难以揣测和证实。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决不仅仅是道德或审美那样得单纯。不知那些当年激烈抨击“超女”低俗的知识分子们，此时面对此景作何感想。这也表明，面对当下中国媒介大众文化的复杂局面，知识分子的言说是何等艰难。

电视真人秀的中国奇观方兴未艾。08年7月，因汶川地震中止的电视综艺节目重新启动时，真人秀节目依然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如上海各大电视台的真人秀节目“加油！2008”、“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等等，仍将占据荧屏的关键位置[57]。在未来，电视真人秀的中国奇观还能用自己跌宕起伏的故事，满足人们对于疾行中的媒介大众文化以及中国社会那样热切的期待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孙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等。

[1] 《“超级女声”的意义何在》，《新京报》2005.8.6，http://post.baidu.com/f?kz=32488155。

[2] 《选秀戴上紧箍咒：东方卫视新节目有点悬》，《每周广播电视节目报》2007年第10期。

[3] 斯图亚特·霍尔Hall. S. (1981) Note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p239, in R. Samuel(1981)，转引自《文化民粹主义》，吉姆·麦克盖根著，第17页，桂万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第17页，董洪川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5] 居伊·德波，《奇观社会》，选自《视觉文化的奇观》，吴琼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新世纪周刊》，《超级女声克隆美国偶》http://www.lovetvb.com/bbs/index.php?u=9871。

[7] 同6。

[8] 《头发凌乱的女孩李宇春赢得了“超级女声”——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德国《世界报》网络版2005.8.30，http://tieba.baidu.com/f?kz=36875629。

[9] 参见《超女暗战：一档节目和它所影响的一切》，《南方周末》2005.8.18， http://eladies.sina.com.cn/nx/2005/0818/1320182924.html。

[10] 《超级女声先发第一枝》，（原载《南方都市报》），http://post.baidu.com/f?kz=30490640。

[11] 刘大先，《选秀：被过度阐释的文本》，《艺术广角》2006年第6期。

[12] 李兆丰，《大型电视真人秀：超越区域垄断的影响力游戏――地方政府、广电集团与国家（机构）的视野》，《新闻大学》2007年夏季号。

[13] 同12。

[14] 泰勒·考恩，《商业文化礼赞》，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严忠志译。

[15] 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第236-237页。

[16] 雷蒙·威廉斯，Williams,R (1983)Towards 2000,p244 ,London: Fontana.转引自《文化民粹主义》，第26页。

[17] 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第1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8] 吴畅畅、赵喻（2007），《场域、资本与商业化——解读湖南卫视现象》，未刊稿。

[19] 新浪传媒，《新闻创造价值——访湖南卫视新闻中心主任梁瑞平》，http://tech.sina.com.cn/other/2003-09-26/1054238772.shtml。

[20] 新浪传媒，《娱乐是我们的风格 湖南卫视要走创新立台之路》，http://tech.sina.com.cn/other/2003-09-05/1703229923.shtml。

[21] 李兆丰，《大型电视真人秀：超越区域垄断的影响力游戏――地方政府、广电集团与国家（机构）的视野》。

[22] 朱大可，《乖女孩的哭泣性狂欢》，《中国新闻周刊》2005.8.26

[23] 同22。

[24] 同22。

[25] 《海选走音和参加‘超女’有什么关系》，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2005-09-06/1707189046.shtml。

[26] 《超级女声幕后回应》，《新民周刊》2005.8.11。

[27] 粉丝帝国网，http://top.fans001.com/gongyiri.html

[28] 《超级女声：以娱乐的名义“暴动”》，http://eladies.sina.com.cn/nx/2005/0826/1509185440.html。

[29] 同28。

[30] 同28。

[31] 孙玮、洪兵、杨击，《后“超女”时代的知识分子——大众文化研究的分化契机》，《新闻大学》2005年冬季号。

[32] 雷蒙·威廉斯，Williams, R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转引自《文化民粹主义》，第53、54页。

[33] 绿妖，《李宇春：夏日里最后一场高烧》，http://tieba.baidu.com/f?kz=99281220。

[34] 魏文彬，参见《平民偶像崇拜——电视选秀节目的传播社会学研究》，郑欣等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5] 《超女神话缔造者：紧密合作导致超女成功》，《青年报》2005.8.28 http://www.cuaut.org/forum/showthread.php?p=345245&mode=linear。

[36] 《湖南省长向中外媒体记者推销超级女声》，《潇湘晨报》，2006-6-21。

[37] 《湖南文化成大势》，《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9月。

[38] 《名嘴倡议抵制低俗化 崔永元称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原载《京华时报》，2005-7-20. http://ent.sina.com.cn/x/2005-07-20/0306784917.html。

[39] 《超级女声的背后！李咏暗讽<超级女声>只会作秀 评委名气太小》，http://post.baidu.com/f?kz=27273875。

[40] 《超级女声先发第一枝》，原载《南方都市报》，http://post.baidu.com/f?kz=30490640。

[41] 《湖南卫视：本土榜样的娱乐变形记》，《新周刊》2006-10-15第237期策划组文《中国电视选秀年鉴》。

[42] 《超级女声留给我们什么》，《中国青年报》2005.8.23。

[43] 《超级女声引发的文化漩涡》，《解放日报》2005.8.31。

[44] 孙玮，《以大众的名义――当前大众传媒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分析》，《新闻大学》2006年秋季号。

[45] 李兆丰，《大型电视真人秀：超越区域垄断的影响力游戏――地方政府、广电集团与国家（机构）的视野》。

[46] 许纪霖，《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http://www.netandtv.com/newspage2/htm2005-8/200583084701307995.shtml。

[47] 《新年选秀：<绝对唱响>拔头筹》，《新闻晨报》2007.3.1。

[48] 《广电总局将对选秀节目作限制》，《新闻晨报》2007.1.26。

[49] 参见《刘忠德三批超女破坏教育》，《华夏时报》2006.4.30。

[50] 《我们想“高雅”，但口袋里没有钱——80年代出生的人致刘忠德爷爷的一封公开信》，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develop&idArticle=81437。

[51] 《李银河称建议取缔超女是专制时代遗风》，《华夏时报》2006.4.26。

[52] 杨击，在2007年1月12日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闻系、广播电视系举办的“中国媒体的娱乐化趋势——以2006年为例”学术沙龙上的发言稿，未发表。

[53] 洪兵在上述沙龙上的发言稿，未发表。

[54] 杨击，“中国媒体的娱乐化趋势——以2006年为例”学术沙龙上的发言稿。

[55] 洪兵，“中国媒体的娱乐化趋势——以2006年为例”学术沙龙上的发言稿。

[56] 李兆丰，“大型电视真人秀：超越区域垄断的影响力游戏――地方政府、广电集团与国家（机构）的视野”。

[57] 《型秀、舞林、网王轮番登场——上海荧屏综艺烽火重燃》，《新闻晚报》2008.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