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还在美国留学时，就听说梁守德老师在号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回国后，仍感到不得要领。国际关系之所以自成一门学科，是因为有不同于国内政治的“规律”。理论是对规律的发现、表述和解释。如果国际关系的规律是客观的、公认的，怎么会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正如世界上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理论”。
在北大教了九年书以后，我对梁老师的主张有了些新认识。以这个新认识为由头，我在此谈谈中西方文明的差异与国际安全的关系，以至于同联合国改革的关系，从而扣住本次会议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即“中西方文明差异，国家安全，联合国改革”。我试图把风、马、牛全栓在一起。
首先谈“国际关系规律”的两面性——即主观性与客观性。其次谈国际关系规律的主观性与文化的关联，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安全观。最后以安理会改革和中日关系做例子，谈中西安全观的差异和安全政策的导向选择。
一． 国际关系规律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我们似乎自认为非常熟悉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律。也就是：以无政府状态为前提条件，以国家间相对的实力分布为原因变量，以国家安全为结果变量。国际政治是什么？是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改善自己相对实力地位的政治。
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是改善实力地位的一种手段，也是地位改善的一个标志。中国争来了，日本也要争，印度也要争，德国也要争。国家强大了就要争，争来了就变得更强大。
人类认识相对实力分布这个原因变量已有两千五百年之久了。我们认识到，实力分布的迅速变迁会严重影响到安全。我们也因此推导出“安全悖论”，即一国安全了，另一国可能就不安全。所以，雅典的迅速崛起，建立起庞大的雅典帝国，是波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国的崛起，导弹能覆盖日本全境，能摧毁日本全部重要目标，成为日本感到不安全的原因。而日本拥有超出中国的海空军实力、拥有导弹防御系统、拥有核能力，又使中国深感不安全。
这就是国际关系的客观性，即国际安全问题是相对实力对比的结果。
然而，国际关系规律还包括主观性的一面，包含有巨大弹性的一面，比物理学规律更有魅力。国家的行为不仅取决于实力的相对分布，而且取决于相关国家对实力分布的主观看法。所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鼻祖修昔底德说，波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雅典的迅速崛起，另一个是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雅典的崛起只用了二十来年，迅速崛起是事实。但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是主观的，并不是必然的。
修昔底德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斯巴达的恐惧与雅典决策者的主观认识也相关。雅典的决策者中有两派认识。一派尊重斯巴达，提倡斯巴达与雅典是拉着希腊世界这辆车的两匹马，应当联手推动希腊世界各城邦进步。另一派认定斯巴达是雅典称霸希腊世界的对手。民主的雅典最终决定流放亲斯巴达势力的领导人（倾向“拉哥尼亚化”的鼓吹者），使敌视斯巴达的势力占了上风，让反斯巴达的政策占了上风。这当然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敌视与恐惧的恶性循环导致了双方一系列政策的恶性循环。终于，双方不顾三十年和平的约定，走向了波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表面上是斯巴达赢了，其实双方都输了，都输得很惨。希腊世界自此衰落，位于偏远北方的马其顿则借机崛起，乃至统一了整个希腊世界，结束了希腊的城邦时代。
关于实力对比变迁的主观认识是国际关系中的两大原因变量之一。一是实力变迁，二是对实力变迁的主管认识。
规律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与现实什么关系？
今天是面临中国的快速崛起。这场崛起积蓄了一百年，又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余年。从西方世界意识到中国崛起的二十世纪末开始，再走半个世纪，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与美国并肩而立的超级大国，给世界一种全新的政治文明选择。若我是美国的领导人，我也有理由感到恐惧，感到不安全。
换言之，中国的快速崛起，加上美国的恐惧，就构成了二十一世纪上半期世界最大的安全问题。相比之下，中东问题、反恐问题、乃至是贸易和金融问题，都是小问题。贸易从来不是阻止战争的因素，倒可能是战争的原因之一。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战略的考虑是至高的，安全恒定是第一位的国际政治原因。
然而，美国的恐惧是必然的吗？中国对美国的敌视是必然的吗？由此，就产生了如何应对今日之安全悖论的主观意识，这就有了“中国特色”的认识，就有与“西方文化特色”的对比，就有了梁守德老师的特色主张，就有了中西方文化对比的问题。
二、 中西方文化中安全观的对照
对实力对比变化的认识、看法、心理状态将催生政策，政策导致结果。安全形势是客观的，但对安全问题的看法或者“安全观”是主观的，是受文化传统影响的。
中西方安全观有共同之处，就是都认识到“实力”和“观念”两大要素的重要性，而且我们双方都认为实力的核心是武装力量，也都认为观念的核心是正义，即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
然而，我们双方有重要的不同之处。西方安全观把实力看作是最重要的，正当性是辅助性的，甚至称为“软实力”。我们的安全观则把正义摆在了核心位置。若非无奈情况下，中国人不尚武，尚文。讲究文攻武卫，讲究“道”，讲究“王道”。信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尚武是西方文明的基因，是游牧部落时期传下来的生存之道，于他们也是无奈，是生存之必需。修昔底德记录了雅典人最著名的外交立场：“强者做想做的事，弱者做不得不做的事”（The strong do what they want to,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have to）。
对西方人而言，契约是力量均衡的结果。民主就是人数相对多的强大一方做主。公理属于强大的一方，强权即公理。打败了的一方，比如萨达姆，当然是邪恶的。而打赢了的一方，无论多么无理，也是对的，是正义的。越南战争赢时就是正义，输了就不提正义了。因此，对美国人而言，安全就是超过别人数十倍的军费，就是优势之上，再加上优势，直至绝对的优势。正义是军事优势的辅助甚至结果。
中国也有霸道的传统，也有尚武的传统。但更重要的传统是王道，是尚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不以武功卓著，却两代之后就忘掉了战争的艺术。满清开国全凭武功，可两代人之后竟不会打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今天，尚文之风大盛，虎狼之师的特色所剩无几，也不过半个世纪，两代人而已。“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成了“文化”，文之教化。
然而，比起雅典的帝国，罗马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乃至英帝国，中华帝国在远东维持时间最持久，王道远播，不以力服人，讲究攻心为上。即便对弱小势力，我们千古称颂的是“七擒孟获”。锄强扶弱之正义观充满了我国的传统政治。是为政以德，是正文之治，是正义的道德之治。在最强大的汉朝，我国喊出的口号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其实还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绝无布什“不站在我一边就是我的敌人”那种霸道。
“国虽强，好战必亡，国虽大，忘战必危”。强大时不好战；因为有亡国的危险所以要记着战争。汉武帝晚年失败，人们归之为“穷兵黩武”。
在我国，安全与正义之师有关，哀兵必胜。我们不一味追求军事力量的超级强大，与苏联不同，我们讲究有限的足够的军事力量。核战略也是这样，中国人最早认识到“够用”的概念。而且，正因为正义观，我们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发动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
为此，我国军事艺术与西方走了不同的路。西方人认为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而我们则讲究防御，不讲究进攻，讲究构筑城墙，修长城。讲究以弱胜强，讲究拼智慧，不讲究正面硬拼，而是运动战、游击战、政治战。甚至在没有退缩空间的“三八线”上搞“地遁”，挖地道、坑道战，往地底下钻。
我们特别依赖正义，他们特别依赖武力。《圣经》、民主也是靠武力来推广的。
中西方的安全观能彼此说服吗？
我看很难，几乎不可能。美国不会相信中国的崛起于美国是无害的，不会相信中方对和平崛起的承诺。美国的恐惧改不了，中国则要耍太极。
中方缺失的是对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强调。而西方的弱点是缺少对正义的理解，浅薄地认为是“软实力”。他们的“软实力”包括欺骗。我们说的正义就是正义，就是不杀人放火，就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幸福为代价去帮助别人，是一份真诚，如坦赞铁路。
而今怎么办？中国军力不堪与美国抗衡，但今人受西方强权思想影响太重，又不讲究中国传统，不知中国传统之正义观对维护安全的重大意义。甚至还受所谓“民主和平论”这种伪科学的欺骗，还去欣赏米尔斯海默对沃尔兹的劣等修正，什么“进攻型现实主义”。当然还包括已堕落成帝国主义辩护工具的那个建构主义。
我这就说到这个讨论的结论了：我们并不视美国为敌，也不以日本为敌，我们谴责世界上的一切不正义，我们呼吁公平贸易，支持减少世界的贫困，反对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矛盾，反对干涉他国内政，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大旗，树立起国际社会正义化身的形象。
这是我国的优势，能弥补我国军事不足的劣势。如果军力不济，再丢掉道义的旗帜，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不讲道义，又不尚武，不当兵，就只好投降。与此同时，坚决增强我军实力，要有能力有办法击退任何强敌，以“忘战必危”来教育全党全国人民，真正做到“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讲到这里就引来第三个问题。
三、 安理会改革、中日关系与中国的主观认识
安理会是个强权即公理的典型。因为符合国际关系规律，故联合国比国联成功。按实力分配席位是国际关系的规律。但席位也不是白给的，你得“争”来，要是大家都争得进来，安理会就变国联了，也就该寿终正寝了。
日本说我给钱，德国说我给钱，印度说我有原子弹，巴西说我有钱也有人。全是强权政治，这是国际政治的客观规律。
但正义在哪里？中国的立场在哪里？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在哪里？我国的正面形象在哪里？
在中日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是现实主义者，承认中日战略关系有利害冲突。但这并不是我们反对日本入常的理由，或者不应当是。
我们的真正，或者真实的理由是，日本否认战争罪行就不配入常。这就是道义，我们与日本的关系也是这样，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前提是日本必须反省强盗行径、皇国史观。是的，我们在实力上不如日本，但正义在我们一方，我们的政府有13亿人民做后盾，就坚强、就强大，就能压日本一头。没有如德国政府那样的真诚，日本再强大也是虚弱的。同样的道理，美国再强大，当世界强盗也是要失败的。如果日本政府真诚反省，我看不出什么理由中国干吗反对其入常，毕竟那是个承认强权的地方。
因此，强调道德底线，强调最低程度的正义，这就是我国安全观的特色。
于是，我想起梁守德老师近年来思想的新发展，他近年教的研究生课，学生戏称为“球权”课。讲人权、主权和国际社会中的权利——利益的利。他从研究权力，力量的力，转而强调权益。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三个层次的法定的正义——正义观。
我想，他是捕捉到了一个中国的现实处境，也捕捉到了我国传统安全观念的一个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优势。虽然我还是没有看到他号召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然而，他的思想显然在往那个方向走，而且有了突破性。也就是说，在国际政治规律方面，我们中国人很可能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理解。而这理解与中国传统有密切关系。我觉得他的这种理论追求，应当让我们这批学生辈的人，特别是从事国际事务研究的人尊敬。
好了，我把风、马、牛联一块了，不满意的还可以再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