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是日本改元之年，安倍内阁的施政与境况折射出平成30年历史延长线上国内外形势的大背景。安倍“超长期执政”的目标得以实现，但施政成本上升，政策目标实现度偏低，修宪梦想实际破灭。外部环境恶化对日本经济构成强大下行压力，加之增税助推效应，经济收缩趋势明显，增长动力不足成为困扰日本的长期难题。2019年，日本对外战略闪转腾挪，力推数字治理概念，主导规则制定方向，深入介入中东，彰显国际影响，力争在世界大变局中获取有利站位。安全战略持续转型，落实“18防卫大纲”，强化自主力量建设，融合外交、安全与经济合作，投身大国多边博弈。但除对华关系外，日本周边关系普遍陷入僵局，“战后外交总决算”挫败。2019年，中日关系持续改善，确立起“新时代”目标方向，对话机制全面恢复，贸易投资稳步增长。同时，矛盾分歧依然突出，东海争端无明显降温之势，日本西南军事部署稳步推进，对华“复合平衡”动作增多。面向未来，谋求增强中日关系的战略稳定性、确定性，应是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强化经济纽带、拓展合作领域、持续增进双方共同利益是基本路径，保持对话磋商、落实“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是重要保障。

2019年是日本改元之年，“平成”落下帷幕，“令和”随之开启。年号（日本称“元号”）是日本模仿中国而使用的纪年方法，公元645年，孝德天皇定年号为“大化”，开日本年号之始。迄今为止，日本共使用了248个年号，持续1300多年。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历史中，重大事件、祥瑞吉兆、灾异战乱等都可以成为更改年号的契机。直至明治时期，日本决定采用“一世一元”制度，即天皇在位期间不能更改年号，旨在强化天皇权威。尽管二战后根据《日本国宪法》确定的象征天皇制，更改年号不过是“新桃换旧符”的一种标志，但2019年的改元确实带给人们一个超越片段时间框架、从历史长周期深化思考的契机，成为日本总结以往30年、设计和规划未来的重要节点。

平成时代开启于1989年，见证了柏林墙倒塌、美苏马耳他会谈、世界冷战格局的终结。在这30年里，以世界局势的巨变为背景，日本自身也经历了重大变化，造就了一个改革与停滞并存、高昂与低迷交错的复杂年代。其间，日本经历了从竹下登到安倍晋三的17位首相、23届内阁，作为冷战背景下日本政治基本框架的“1955年体制”宣告瓦解，社会党易名为社会民主党，沦为政坛小党，自民党两度下野，并最终丧失单独执政能力。1992年，国会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战后日本首次实现向海外派兵，此后，日本向海外派兵次数不断增多。日美同盟在经历短暂“漂流”后重新强化，军事合作重心转向“亚洲-太平洋区域”[1]。以安全战略的主动性、外向化调整为切口，日本国家战略加速转型。平成时代，日本先后进行了涉及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社会保障、行政、教育等广泛领域的多项改革，但总体收效不彰。日本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财政赤字恶化，经济进入“失去”通道，“在被日美摩擦消耗着能量的同时，还苦于对泡沫破灭后不良债权的消化”，[2]2010年，日本失去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政府施政成本上升，国际竞争优势削弱。2012年，安倍再次执政后加速推进的“大国化战略”走到了历史最高点，面临的结构性障碍也同步显现[3]。

2019年，实现了“超长期执政”的安倍政权的施政与境况折射出在此历史延长线上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大背景。政治上，在自民党“一强独大”格局相对固化的同时，民众远离政治的倾向持续走强。安倍任内几次国会选举的投票率均在低位徘徊，2019年7月进行的第25届参议院选举更是如此。经济上，新年号带给日本以新希望。自2012年12月开始被称为“安倍景气”的经济扩张期一直延续到2019年，被认为可望超过2002年2月至2008年2月长达73个月的“伊邪那美景气”，“创下战后最长纪录”，但“安倍景气”带来的实际GDP增长率较之前的周期大幅降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伊奘诺景气”（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持续57个月）年均增长11.5%，出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伊邪那美景气”年均增长1.6%，而本轮周期增长率仅为1.2%。在1982年到2019年的37年中，第一季度最高增长率出现在“昭和”改“平成”的1989年和2000年，个人消费和设备投资均出现显著增长，为此，日本国内对改元之年“纪念消费”带来的景气效应寄予厚望。但临近2019年年终，这一美好愿望宣告破灭。

一 盛极而衰，安倍政权显现“末期综合征”

2019年，日本政坛上自民党“一强”优势格局得以延续，但选举后“修宪势力”在参议院仅有160个议席，未能达到动议修宪所需的2/3席位。政治丑闻重创日本政府公信度，安倍推动国会审议修宪的计划落空，修宪梦实际宣告破灭。在外部环境恶化、消费税增税双重打压下，日本经济收缩趋势明显，增长动力不足成为困扰日本的长期难题。

（一）安倍成“最长任期首相”，但执政优势有所削弱

至2019年6月、8月、11月，安倍在任天数接连超过伊藤博文、佐藤荣作和桂太郎，成为日本宪政史上累计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2006～2007年初任首相期间，安倍推动国会通过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以及《海洋基本法》、《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2012年再度执政以来，安倍政府出台战后日本首份“国家安全战略”，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以强化安全决策体制，制定“新安保法”实际解禁集体自卫权，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两度修改《防卫计划大纲》，通过“外交与安全保障的再构筑”（安倍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语）推动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取得重大突破。但是2019年，在国内外重重挑战及丑闻风波的困扰下，安倍内阁的政策目标的实现度并不高，特别是未能随令和时代的开启将修宪向前推进。7月，安倍带领自民党出战参议院选举，日本政坛上自民党“一强”优势格局得以延续。[4]在改选的124个席位中，自民党获57席，公明党获14席，加上未改选的70个席位，两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共有141个议席，超过半数。但发起修宪动议需要在国会众参两院分别获得2/3以上议员支持，而执政联盟加上日本维新会等“修宪势力”在参议院只有160个议席，未能超过议席的2/3。

2019年，连续出现的政治丑闻重创日本政府公信度。在春季例行国会上，围绕涉嫌统计数据造假、漏发或少发2015万人薪水的“统计门”事件，安倍内阁受到包括自民党在内的朝野各党的严厉问责，导致例行国会成为“统计国会”。“统计门”扯出财务省、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厚生劳动省、国土交通省等众多政府部门，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并导致“安倍经济学”的政绩被质疑是建立在虚假数据基础之上。根据2018年6月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同比上升了3.3%，创下21年来新高。而在丑闻曝光后，这一数据经确认仅为0.2%。80%的公众认为此事“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可信度”，85%的人无法接受厚生劳动省就此事所做的说明。[5]9月，安倍改组内阁后不久，经产相菅原一秀、法务相河井克行两名阁僚即因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相继辞职。11月，在野党和媒体又爆出“赏樱门”丑闻。从1952年起，日本政府每年出资举办“赏樱会”，邀请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士出席，但2019年“赏樱会”邀请了安倍在山口县选区的支持者参加，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政治资金规正法》，牵扯出公费私用、行政不透明等一连串问题。为防止事态扩大，政府取消了原定于2020年4月举办的“赏樱会”，宣布将全面重新审核活动预算和接待人数，明确邀请人员标准，推动邀请程序透明化。但在野党及民众认为安倍内阁是在掩盖事实、逃避责任，甚至连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都批评称，自民党已丧失“自我净化”能力。一连串丑闻对安倍政权造成冲击，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6]，打乱了安倍推动临时国会讨论修宪议题的既定安排。

（二）安倍修宪梦实际破灭，要留下“政治资产”的目标落空

参议院选举后，安倍继续积极推进修宪，10月，在临时国会施政演讲中表示“令和时代新型国家的路标是宪法”，欲拉拢国民民主党等支持修宪的在野党，重新构建议席2/3以上的“修宪势力”。综合分析，安倍于2017年5月提出的“2020年施行修改后的宪法”不可能实现。从程序看，由于朝野各党分歧严重，执政联盟提出的2019年11月21日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对《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进行审议并表决的日程被迫推迟，致使在参议院的审议也无法如期完成，自民党最终决定放弃在本届国会期间表决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7]这样，至12月9日临时国会闭幕，《日美货物贸易协定》（TAG）等16个法案和条约获得通过，但关涉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未获审议通过。从2019年底到2021年9月，日本国会总共还有三次会期，要在此期间内完成修改投票法、制定修宪草案、发起国会动议、举行国民投票等一系列程序已无可能[8]。

当前日本经济社会问题突出，修宪并非选民关注的焦点。日本共同社在参议院选举后进行的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围绕安倍政府“应优先应对的课题”，在设置的九个选项中，“医疗、退休金、看护”与“景气和就业等经济政策”较受关注，分别获得48.5%和38.5%的支持，而修宪仅获6.9%的支持，排在所有选项的末位。从民调结果看，民众普遍希望安倍政府把执政重点放在经济民生上，而不是“不务正业”地推动修宪。很明显，修宪是安倍的夙愿，却不是日本国民的。安倍坚持推动修宪，既是为拢住保守势力基本盘，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对民意诉求的误读。

在执政联盟内部，公明党主张“加宪”，即在坚持现行宪法和平主义等原则基础上加入新的理念，并明确反对自民党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主张。该党代表山口那津男称，“有必要对特意把自卫队写入宪法进行认真讨论”。参议院选举后，山口那津男再次就自民党“将自卫队的存在明确写入宪法”的主张表明谨慎态度，表示“大多数国民都认可自卫队，并没有什么不修改宪法就无法解决的问题”。（修宪）“没有在国会的宪法审查会达成一致，（这意味着修宪）是很难的”，“日本朝野分歧严重，（修宪）很难实现”。[9]由于自民党在选举后在参议院议席单独未过半数，公明党的重要性和话语权相对提升和增强，其对安倍修宪的牵制作用进一步上升。即便从“修宪势力”内部看，尽管他们都主张修宪，但具体修哪里、怎么修，意见并不统一。自民党在选举期间就修宪列出了四点目标：将自卫队的存在写入宪法第九条；新设紧急事态条款；消除参议院选举“合区”；充实教育内容，把修宪讨论的进展定为主要争论点。但同样支持修宪的国民民主党则认为，在没有明确自卫权边界的情况下，“修改（第九条）的时机完全不成熟”。面向未来众议院大选，该党需要与立宪民主党、社民党和共产党等反修宪在野党进行合作，因此很难向自民党的立场靠拢。此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由于安倍本人热衷修宪，反而增加了民众、在野党对其可能趁机将国家主义理念等私货塞入其中、“改恶”宪法的警觉，针对“在安倍任内实现修宪”的抵制气氛悄然形成。共同社民调结果显示，高达56%的受访者反对“由安倍政府来修宪”，大幅超过32.2%的赞成意见。[10]从这个角度看，安倍的志在必得反而成了他的修宪进程的牵制因素。

（三）经济收缩趋势明显，成为影响日本形势走向的最大变数

2019年1月，日本政府月度报告维持经济“正在温和复苏”的评估，并指出本轮扩张期至2020年1月将达到74个月，“极有可能”超越“伊邪那美景气”，“成为战后最长扩张周期”（经济再生担当相茂木敏充语）[11]。但至3月，形势急转直下，日本政府三年来首次下调对经济前景的评估。5月，鉴于3月景气一致指数下滑，日本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从此前的“表现出向下的迹象”下调至“正在恶化”。这是日本政府六年多来首次将经济形势判断下调至“恶化”，并在此后一直维持这一判断。7月，日本政府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未再重复这次景气周期“可能创二战以来最长纪录”的判断；同时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做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将2019财年经济增速从4月预期的0.8%下调到0.7%；二是维持现行超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短期利率维持在-0.1%，长期利率维持在0左右。在日本经济收缩的背后，国际因素的影响尤其突出。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明显构成下行压力，外围环境恶化导致出口丧失活力，国内生产和投资陷入停滞。面对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等，日本尽管启动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签署了《日美货物贸易协定》（TAG），但开放农产品市场使竞争力较差的农业生产减少约1100亿日元，而美国对日本出口竞争力最强的汽车等产品是否开放市场，还有待以后谈判决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日本贸易出口持续疲软。[12]财务省发布的贸易统计报告显示，2019年11月，日本出口额同比下降7.9%，12月同比下降6.3%，[13]连续13个月下滑，降幅超过市场预期，显示外部需求疲软给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压力。

除全球贸易环境恶化外，自然灾害频发、日韩矛盾激化特别是提高消费税税率等政策因素也对日本经济下滑形成助推效应。2019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将消费税税率从8%提高到10%，对经济收缩具有雪上加霜的作用。为避免对“安倍经济学”政策效果造成冲击、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安倍政府曾放弃在2015年10月1日、2017年4月1日两个时间节点提高消费税税率，两度推迟增税。在这次增税之际，尽管日本政府制定了多项措施以抵消消费者的“痛税感”，但据官方统计，增税当月，日本零售额同比下降7.1%，创四年半以来最大降幅，工矿业产值下降4.2%，达2018年以来最大跌幅，汽车销售量下降24.9%，家庭开支减少5.1%。11月，零售额同比再降2.1%，降幅大于预期，显示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消费税税率从8%提高至10%，日本国家财政由此每年增收5.7万亿日元，但为抵消增税造成的冲击，政府又额外增加支出13.2万亿日元。而且，新发国债会进一步削弱财政健全性，使基础财政平衡目标的实现更加遥遥无期。

展望未来，经济增长内外动力不足将成为困扰日本的长期难题。2019年12月5日，安倍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总额高达26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约为2018年GDP的5%。这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第五次制订经济刺激计划，也是继2016年8月28日的“1万亿日元刺激计划”之后，日本政府再度推出的超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旨在应对经济下行风险，保持中长期稳定增长。计划覆盖了2019财政年度最后三个月和2020整个财政年度，被称为“15个月预算”。安倍政府预计，本次刺激计划将对实际GDP产生约1.4%的推升效应。然而，在国内人口少子老龄化加速、国际贸易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增长动力严重不足，同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空间已相当有限，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2019年12月，日本政府发布的月报预计第四季度经济将陷入衰退。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内第三次下调日本全年增长预期，至0.8%。12月18日，日本政府预测，2019财政年度经济将增长0.9%。2020年，日本经济仍将维持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的基本特征，同时受到全球贸易环境的极大制约。[14]

二 跨域协同，日本融合推进对外战略

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日本研判“美中对立”构成日本外交的常态化背景，日本发展环境变数增多，安全环境充满挑战。为此，2019年，日本持续推进安全战略外向化转型，加强自主力量建设，积极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重点强化与中美之外世界“中等力量”的全方位合作，借对外战略的闪转腾挪扩展国际空间，在世界大变局进程中争取有利站位。

（一）落实“18防卫大纲”，强化自主力量建设

2018年12月，安倍内阁通过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通称“18防卫大纲”）及《2019～2023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简称“中期防”），日本安全战略持续转型、蜕变。“18防卫大纲”宣示强化安全政策的“主体性”与“自主性”，强调“作为独立国家，政府责任的第一要义是保护国民生命、身体、财产及国家领土、领海、领空；而通过日本主体性与自主性的努力来履行上述责任，是日本安全保障的根基”；强调“构建切实有效的防备力量，摆脱在以往延长线上发展的做法，充分确保防卫能力的质与量；为实现防卫力量在所有领域的横向联合，要以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速度进行变革”；强调“在强化个别领域军事能力的质与量时，要有机融合所有领域的军事能力，在跨域作战中实现军事能力的相乘效果；要朝着2013年版大纲提出的‘综合机动防卫力量’方向深化发展，构建多次元综合防卫力量”；强调“跨域作战能力”，包括太空、网络、电磁等新兴战略领域的作战能力，以及海空作战、远距攻击、反导防空、机动展开等传统作战领域的能力。[15]

“18防卫大纲”将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新安保法”相关内容纳入其中，指出“要强化（日美）在太空、网络等领域的合作，提升战略遏制能力”，“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提升日美两国的存在感”；强调“要以‘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构想’为基础，多角度多层次推进安保合作战略；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与共同享有普遍价值与安全利益的国家保持密切合作”。“中期防”则具体规划了未来五年日本防卫体制改革与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进程，规定其间防卫预算总额约为27.47万亿日元，较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11.3%，创历史新高。[16]为避免激化在野党及防止国民进一步反对，“18防卫大纲”没有明确记述要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强调加速构建远距离攻击能力、强化反导防空能力以及引进远程巡航导弹、改装“出云”级驱逐舰等具体规划，实际上为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铺平了道路。至此，日本防卫政策明显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显示出较强的攻击性特征。2019年，落实“18防卫大纲”成为日本对内整军经武、对外推进合作的一项核心内容。

（二）融合外交、安全与经济合作，投身大国多边博弈

在2018年与欧盟签署EPA及《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后，2019年9月，安倍出席“欧洲互联互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架起桥梁”论坛，双方签署“可持续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协议，共同推动“基于规则和可持续原则”的投资项目。该协议涵盖贸易、经济、运输、环境和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旨在“促进自由、开放、以规则为基础、公平、非歧视和可预测的区域和国际贸易与投资、透明的采购方式、债务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财政、金融、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高标准”[17]。日欧加强互动，意在“应对美国和中国带来的风险”，在对抗特朗普政府实施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的同时，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另一种选择”。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还与欧洲投资银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合作。[17]安倍在论坛上发表基调演讲，称自己“是日本总理大臣中访问布鲁塞尔次数最多的一个”，《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展现了近代150年来，欧洲与日本共同达到并将继续拓展的一个广阔而深远的高度”；强调“今后的基础设施，必须都是高质量的。我们需要保持可持续性、不偏不倚、遵守规则的互联互通”；互联互通（connectivity）不仅包括道路、港湾等物理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包括更为广阔的空间规模的互联互通；“要实现日本与欧洲之间真正的互联互通，就必须确保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海上航道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自由与开放”，而“其中包含对于必须予以捍卫的价值观的承诺”。[18]

在推进与世界“中等力量”的安全合作方面，2019年，日印关系的拉近最为突出。11月，日本与印度首次举行部长级“2+2”会谈，就加快签署两国军队《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展开磋商，并就自卫队与印度军队扩大联合训练规模交换意见。双方在会谈中围绕“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构想”展开合作，进行沟通，并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日本此前已经与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法国、英国、印尼举行了外长、防长“2+2”会谈，至此，日本这一级别的“2+2”磋商机制增至7个。日媒评论称，日本将印度提升至“准同盟国”地位，“旨在遏制军事力量增强的中国”。[19]

（三）力推全球数据治理概念，主导规则制定方向

2019年，日本通过主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第七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以及新天皇即位仪式三场大型主场外交，接待众多国家元首和国际组织要员，全面推进“俯瞰地球仪外交”。同时，通过率先提出、不断强化相关概念，争夺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安倍提出“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体系”（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DFFT）概念，希望G20大阪峰会能成为一个“开启全球数据治理的峰会”，“在世贸组织（WTO）支持下，讨论如何在不牺牲个人隐私的基础上，确定安全数据治理的新跑道，同时还能促进医疗、工业和交通等数据的自由流动”。[20]在6月召开的G20大阪峰会上，安倍提出建立允许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数据流通圈”概念，表示日本将致力于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数据监督体系；呼吁要在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知识产权与网络安全的基础上，推动全球数据的自由流通并制定可靠的规则，希望2020年6月举行的第12届WTO部长会议能就此取得实质性进展。峰会上，各国签署了《大阪数字经济宣言》，正式启动“大阪轨道”。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的焦点从军事制衡转向制度制衡，围绕国际制度主导权的竞争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形式，而借助规则和制度对华打压成为美国阻止中国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21]数字经济原本是WTO的讨论议题，日本明显想借G20平台，抓住主导全球数据“朋友圈”的先机，掌握相关领域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引领WTO后续讨论方向。

2019年10月，日美在正式签署TAG之际，还签署了《日美数字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国家不得要求公开为隐匿企业技术和信息而使用的密码”，这是全球首个包含禁止公开密码的规定的数字贸易协定。“日美希望协定内容能够体现在WTO的规则之中，成为制定数字领域规则的模板，并以此牵制中国。”[22]过去十年中，全球跨境数据流通量激增近40倍，制定统一相关规则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目前，美国在与其他国家贸易谈判时都在推动数字规则的制定。《日美数字贸易协定》也是在美方建议下，由两国在三个月内迅速达成的。时任经济再生担当相茂木敏充强调，“日本将在涉及数据流通的国际规则制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日美数字贸易协定》已经在这一领域走在了前面”。[23]很明显，日美急于掌握数字贸易的规则制定权与标准输出权，并借此强化新业态竞争力，遏制竞争对手崛起。

（四）深入介入中东，彰显国际影响力

积极斡旋美伊关系、坚持“以自己的方式为中东和平做贡献”是2019年日本外交与国际安全行动的重要内容。日本通过积极介入中东事务，在确保本国能源供给安全的同时，彰显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6月，安倍访问伊朗，成为41年来首次访伊的日本首相。包括伊朗在内，各方普遍认为此访未能缓解美伊矛盾，“从改善伊日两国关系的观点看，安倍的外交取得了成功。但从调停的角度看，则完全失败”。[24]此后，美国以维护航行自由与安全为名在中东水域组建多国联盟，却未获得日方响应。[25]12月，伊朗总统时隔19年首次访日，两国领导人在半年内实现了互访。12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单独出兵中东，以“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及确保日本船舶的安全”。约260名海上自卫队队员、P-3C巡逻机以及一艘可搭载直升机的护卫舰奔赴中东海域，执行为期一年的信息搜集与护航任务。

斡旋美伊关系、单独派兵中东，标志着日本中东外交从能源外交走向调停外交，是其权衡多方利害、综合评估后采取的战略动作，是在能源安全、日美同盟、日伊关系、战略自主性与地缘影响力等多种要素之间找到的最佳平衡点。首先，日本进口石油严重依赖中东，[26]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海是日本原油运输生命线的源头，日本对该地区高度重视。其次，有针对近年来中东“俄进美退”态势、借局势紧张扩大日本地区影响力、尝试海外派兵常态化的战略考量。[27]最后，借强化介入中东，助力“印度洋-太平洋构想”。2016年，在第六届TICAD召开期间安倍提出“印度洋-太平洋”概念后，日本在连接亚洲和非洲的中东附近海域加强存在的动向日渐明显，2018年《外交蓝皮书》首次将“为中东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列为外交重点。[28]在出兵方案的设计操作上，日本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限定在阿曼湾、阿拉伯海北部以及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避开靠近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向美国海军派出自卫队联络官，与“护航联盟”分享情报，这样既适度回应了美国的派兵要求，又可避免刺激伊朗。进入2020年，安倍将中东作为本年度第一个出访地，1月11日，启程出访沙特、阿联酋和阿曼三国。

（五）“战后外交总决算”受挫，近周边关系再陷僵局

2018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安倍首次提出“战后外交总决算”概念，10月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详细阐述了其内涵。2019年1月，安倍在第198届例行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宣布将全面推进“俯瞰地球仪外交”，强力开展“新时期近邻外交”，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29]推动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既是安倍迎战参议院选举的选战策略，也有攻克战后日本外交难点、加分身后功业的政治盘算。但是，2019年，安倍内阁“外实中空”式的“甜甜圈外交”特征再次凸显，除对华关系外，与东北亚其他周边邻国的关系普遍陷入僵局。

日俄解决领土争端、缔结和约谈判陷入僵局。2018年11月，日俄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商定以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30]为基础加快和约谈判进程，两国关系出现转机。但进入2019年，俄方姿态转趋强硬。1月外长会谈期间，俄方表示，日方承认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主权在俄是缔约的“绝对条件”；俄方反对给谈判设定时间表。为显示善意，日本在4月发布的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删除了“北方领土归属日本”的一贯表述。5月，日俄在东京举行“2+2”磋商，双方分歧严重。日方抗议俄在争议岛屿试射新型导弹等强化军事力量之举，俄方则指责日本拟引进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安倍力图赶在G20峰会期间与俄方就缔约达成框架协议，但在大阪首脑会谈中，俄方提出增加双边贸易额等新要求。此后，俄方以日美同盟造成威胁为由，主张1956年宣言“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拒绝启动移交齿舞、色丹两岛的磋商。[31]日俄矛盾错综复杂，特别是领土争端的解决实属不易，不仅双方就1956年宣言及战后国际秩序法理基础的解读存在分歧，而且受到国内政治及美国因素的极大牵制。从日方看，安倍内阁对俄让步，只要求俄方先归还仅占争议岛屿面积7%的齿舞、色丹两岛，已招致国内不满。参议院选举后，随着日方国内政治驱动力下降，日俄谈判实际陷入停摆状态。9月，日俄领导人在俄远东再度会晤，安倍敦促普京完成缔约这一“历史责任”，普京则重申《日美安全条约》对俄日缔约构成阻碍，指出美国在废除《中导条约》（INF）后有意在日韩部署中程导弹。11月，日俄在名古屋举行外长会谈，俄方再次表示美国公开宣称俄是主要威胁，这与日方“日美军事同盟不针对俄罗斯”的表态相左；1956年发表宣言时，苏联曾表示，这一宣言只有在美国终止在日军事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全面落实；近年来，日美同盟持续强化，从而导致俄罗斯对本国安全担忧。[32]

在朝鲜半岛，日本与南北方关系同时陷入僵局。韩国文在寅总统在2017年执政后推翻《韩日慰安妇协议》，韩国高等法院就战时劳工索赔案判决日方败诉，冻结日本涉案企业在韩资产，日韩关系一路下滑。2018年以来，韩国政府解散根据《韩日慰安妇协议》成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日方指控韩国海军驱逐舰用火控雷达照射日本海上自卫队巡逻机，韩方指控日本P-3巡逻机在东海海域对韩方军舰进行“威胁飞行”等，两国争端不断。日本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删除了“发展面向未来新时代的日韩关系”等正面表述，指出“韩方相继做出消极举措，日韩关系面临十分严峻的状况”，称韩方对劳工问题做出的判决“颠覆了日韩关系的法律基础，我方坚决不能接受”。蓝皮书详述慰安妇问题已经解决的日方立场，首次以专题形式记述了韩国被征劳工问题，表示“包括国际诉讼和对抗措施在内，日本政府将考虑所有选项，继续妥善加以应对”。[33]7月，日本宣布对向韩国出口的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三种半导体关键原材料制品实施出口管制，继而将韩国移出出口对象白名单。韩国针锋相对，就日本对韩国制裁向WTO提起诉讼，并将日本移出出口优惠待遇白名单。8月，韩方通知日方《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将不再延续，后在美国干预下，韩方赶在协定失效前一刻宣布其“有条件延长”，但协定实际不再发挥作用。日本在9月发布的2019年版《防卫白皮书》将韩国作为安全合作伙伴的排序从2018年的第二位降至第四位，居澳大利亚、印度及东盟之后。2019年，日韩领导人数次短暂会晤，但日韩关系始终未获实质性改善。直至年底，日本宣布放宽三种半导体材料对韩国出口的部分管制；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期间，日韩领导人再次就恢复双边关系等话题交换意见，一致强调改善合作关系的重要性，日韩关系出现缓和信号。日韩矛盾上升折射出两国围绕战后秩序、两国关系法理基础的深层分歧以及东北亚区域形势的最新变化，并受到现实国内政治的影响，不仅冲击全球价值链，而且造成日韩双输局面，阻滞东北亚区域合作。[34]

日本缓和对朝姿态，但两国关系毫无松动。为避免与特朗普对朝政策公开唱反调，2018年年底以来，安倍开始调整对朝姿态，避免在国会答辩中使用“对朝最大限度地施压”“朝鲜是威胁”之类措辞，并称“接下来就是我和金正恩委员长面对面地谈”等，呼吁日朝磋商并解决绑架问题。2019年3月，日本自2007年以来首次放弃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谴责朝鲜人权的议案，释放出对朝政策从“重视压力”转向“重视对话”的强烈信息。[35]4月，日本《外交蓝皮书》就朝鲜半岛形势采用了“看不到本质上的变化”“国际社会协调一致推动美朝开展谈判至关重要”等相对克制的提法，同时软化对朝姿态。蓝皮书删除朝鲜“构成重大且紧迫的威胁”表述，不再使用2018年版“最大限度加大施压力度”等措辞。[36]同时，日本决定将对朝鲜单方面制裁延长两年。[37]大阪G20峰会上，安倍呼吁各国全面履行联合国对朝鲜制裁决议，6月底朝美领导人板门店会谈后，时任外相河野太郎再次宣称“维持对朝制裁方针”，引发朝方严厉谴责。朝中社发表题为《要搞清自己身价》的评论专文，痛批日本无视当前半岛和平气氛，坚持对朝制裁，并援引日媒评论，称在周边国家中只有日本领导人尚未与朝鲜最高领导人会面，“安倍又被晾在了蚊帐外面”。[38]综合分析，在美朝关系走向不明的现状下，日朝关系改善动力不足，很难突破僵局。从朝方看，基于外交重点及战略策略，其并不急于为“打破日美包围圈”而接近日本，启动对日磋商的政策优先度很低。从日方看，尽管多次表示愿与朝鲜谈判，但实际缺乏有力的政策杠杆与对朝筹码，同时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牵制。为持续推进安全战略转型，日本保守强硬势力需要维持“朝鲜威胁”的存在。

三 矛盾犹存，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任重而道远

2019年，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在两国领导人和各界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正面互动日趋活跃，贸易投资继续稳步增长，“一带一路”框架下第三方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同时，两国间矛盾分歧依然突出，建立战略互信任重而道远。

（一）高层交往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确立“新时代”发展方向

继2018年实现总理互访、重回正常轨道后，2019年，中日关系继续稳步改善，明确了未来发展方向。6月大阪G20峰会期间，中日领导人达成“十点共识”，确认将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共识囊括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指出中日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日益增多，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同意保持密切沟通，加强高层引领，不断增进政治互信，进一步深化利益交融，加强在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重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做和平发展的伙伴；加强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构建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逐步确立稳固的战略互惠互信，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继续推动落实《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即“6·18共识”），共同努力维护东海和平稳定，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双方认为，中日应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积极引领区域一体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同意发挥G20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FTA）谈判进程；年内力争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日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连接多样化地区富有潜力的构想，中方欢迎日方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将继续着力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扎实成果。[39]

12月，习近平与来华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安倍再次会面，指出中日关系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中方愿同日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政治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再上新台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运筹新时代的中日关系，首先需要明确战略共识，坚持以全球大视野思考和谋划两国关系，坚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积极推动构建携手合作、互利双赢的新格局；双方应践行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本着“化竞争为协调”的精神，增进安全互信，更加积极地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要展现国际担当，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月，李克强在成都与安倍举行会谈，表示中国愿同包括日方在内的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2020年如期签署RCEP，加快推进中日韩FTA谈判。安倍表示，日中两国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负有重要责任；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沟通对话，共同开创日中关系新时代。日方愿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推动尽快签署高水平的RCEP，推进中日韩FTA谈判进程。

（二）对话机制全面恢复，各层级各领域交流相继展开

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一年内举行两次。在2019年5月举行的第六次对话中，中方强调当前国际形势面临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中日要积极履行时代重任，加强在多边机制下的沟通协调，推动全球治理进一步走向公正、合理，推进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携手推动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日方表示愿同中方一道努力，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往来，确保取得丰富成果，对外释放积极信号；日方愿深化双方在各领域的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12月，双方举行了第七次对话。第五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4月在北京举行，双方就如何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全面深入沟通，展开建设性讨论，形成了诸多共识。

5月，中日举行第十一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就东海相关问题交换意见，探讨开展海上合作方式，达成广泛共识，同意在两国高层交往引领下，坚持把东海建设成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共识，并继续推进海洋领域的务实合作。双方认为，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自2018年6月正式启用以来得到有效运用，双方对此表示欢迎，同意尽早开通直通电话。双方就海洋科考交换意见，确认遵守中日双方关于海洋科考相互通报框架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愿就相关事宜继续保持沟通。双方对2019年2月《中日海上搜救协定》生效表示欢迎，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确认在此协定框架下促进信息分享，推进顺畅高效的搜救合作。双方确认坚持2008年《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同意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中日战略对话时隔七年重新启动，防务领域交流逐步恢复。4月，日本“海自”舰船受邀赴青岛参加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10月，中国海军舰船时隔十年再次访日，“太原”号导弹驱逐舰抵达横须贺港，参加日本“海自”国际舰队阅舰式活动。

（三）矛盾分歧依然突出，关系发展仍存障碍

东海争端无明显降温，中日建立战略互信、构筑“建设性安全关系”任重而道远。2019年3月，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称，“鉴于中国欠缺透明度的军力强化、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日本安全环境）正日益严峻”。日本2019年版《防卫白皮书》强调周边安全环境“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发生变化”，局势日趋严峻；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中国海上维权行动称为“单方面升级”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40]日本战略学界认为，海上安全形势“处于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境况之中”。[41]2020年初，防卫相河野太郎发表新年感想，用大量篇幅描述中国、朝鲜“安全威胁”，并将中国置于朝鲜之前。此后，河野太郎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进行演讲时，再次对中国发出“尖锐批评”，称中国显然“企图最终以武力强行夺岛”，日本“强烈关注中国继续企图单方面改变东海尤其是尖阁诸岛[42]附近海域的现状”；中国在南海开展“活跃的军事行动”，“企图制造既成事实”，日本不会对此视而不见。[43]日媒分析，河野太郎此举意在迎合美国政界军界，借回应美国战略诉求固化美国安全保护，达到对华牵制目的。[44]同时，日本就周边领土争端加大了国际宣传力度。2018年1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开设“领土主权展示馆”，引发中韩一致抗议；2019年12月，日本宣布鉴于该馆场地狭窄，拟将其迁至新址。2020年1月，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新馆改装完成并举行开馆仪式，场地比原来扩大七倍，并增加了日俄争议领土展示区，全面宣介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竹岛（韩国称独岛）、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官方立场。[45]

日本西南方向军事部署稳步推进。2019年3月，防卫省在冲绳县宫古岛新设400人规模的“陆自”安保部队，在鹿儿岛县奄美大岛新设550人规模的“陆自”导弹部队，这是日本首次在冲绳本岛以外的西南岛屿部署“陆自”实战部队。据称，防卫省未来将持续强化西南方向部署，包括在宫古岛增设导弹部队、在石垣岛新设安保及导弹部队。此前，防卫省已在国土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设立监视部队。12月，日本政府宣布购买西南方向的一座无人岛——马毛岛，计划将其打造为军事基地，以供驻日美军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之用。马毛岛是日本第二大无人岛，隶属鹿儿岛县西之表市，位于九州岛以南、种子岛太空发射中心以西12公里，距日本西南沿海约30公里，面积约为8平方公里。这次购岛既是深化日美军事合作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西南方向部署的战略步骤，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对马毛岛的未来用途遮遮掩掩，背后可能隐含深远战略意图。美国退出INF后声称要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而马毛岛基于自身战略位置，可能成为美国中导部署地点，[46]以及未来日美联合空海作战基地、西太平洋重要战略支点。结合日方有关表态看，这一分析并非空穴来风。日本官方对美国废约表示“理解”，称“除俄罗斯严重违反条约外，还有必要认识到美俄一直负有废除义务的导弹已被其他国家实战部署这一情况”；“讨论包括提升东亚地区透明度在内的军备管理应有模式很重要，（日本）愿与美国携手动员相关国家”。[47]

（四）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同步上升，“复合平衡”动作增多

2019年1月，安倍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日中关系已完全重返正常轨道，要将其推上一个新台阶。[48]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也采用了“从大局来看，与中国构建稳定的关系非常重要”，“日中关系进入了正常轨道，进入了以新发展作为目标的阶段”等正面表述。而也正是基于“大局”的需要，在对外战略层面，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安倍内阁一方面通过释放善意，改善对华关系；另一方面穿梭于美欧之间，与之协调政策步调，把在安全、经济等各领域平衡对华关系和对美关系作为核心议题。在对华政策层面，这种“平衡”导向体现为日益明显的两面性，体现在不同领域、问题上，体现在不同部门、力量之间。

对“一带一路”倡议，安倍在展示合作姿态、主张“印度洋-太平洋构想”与之对接的同时，又做出亚非“自由走廊”构想等一系列对冲、压制动作，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作为推行“战略性外交”和“安全外交”、主导秩序重构与规则制定的重点区域。同时，日本政府内部意见不一，其中不乏冷战思维、地缘政治思维。2019年9月签署的日欧“可持续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协议”，拟加强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东欧与非洲地区推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49]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其领导下的欧盟委员会将是一个“注重地缘政治的委员会”，安倍则强调，日欧位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两大坚实支柱”，希望双方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西巴尔干及非洲完善道路、港湾等基础设施，加强互联互通，并对日欧就制定太空、网络空间等新领域规则进行协作表现出积极态度。这被看作对“一带一路”的回应与对冲，日欧“互联互通”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竞争新平台。11月，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发布《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20》，称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由于欧美对俄实施经济制裁，中亚因无法从俄获得充分援助而对“一带一路”寄予期待；中国借推动“一带一路”密切与中亚关系，通过能源合作掌控中亚各国，除经济利益外还寻求政治影响力；通过召开首脑会议等加强与中东欧国家接触，开展强调国际秩序变革的外交，扩大对欧洲影响力。对此，欧洲内部“关于对华关系包含政治安全风险的认识正在逐渐蔓延”，出现了要警惕这些地区对华形成经济依赖、中国“挑战欧盟一体化”的声音。[50]

在与美联手制定数字贸易规则、引领WTO改革方向的同时，日本修订相关法制，与美欧统一步调、防止先进技术和机密情报外流。2019年10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外汇管理法》修正案，加强对涉及安全领域的日本重要企业在引进外资或选任管理层等方面的规制。修改案规定，此前外资对日本上市企业持股超过10%的须事先申报，今后该比例将大幅调低为1%；对于外国投资商已经出资的日本企业，在选任管理层或提议出售等重要事项时，也须事先申报。[51]

（五）面对新挑战，如何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1.认知上要辩证理解、准确把握“新时代”“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深刻内涵

“新时代”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新历史方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其时代背景与国际意涵。其次，“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并不会随新时代的到来自然生成，而是需要两国通过不断深化合作共同努力构建，最终达到中日关系与新时代的需要相适应、相匹配的目标。当下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基于现实与历史、物化与心理、国内与国际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日本对华政策两面性不会消失，中日在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区域合作等多领域利益相通、立场相近的同时，矛盾分歧也将长期存在，竞争与合作并存仍是中日关系的常态。总之，“新时代中日关系”有其时代特色、深刻内涵，它既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已得到或都将得到解决，同时，也绝不意味着存在矛盾、分歧就不发展、合作。实践中，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意味着中国从自身安全发展需要出发，强化主体意识，主动设计、积极引领。面对复杂局面，既要抓紧促进合作，也要沉稳应对挑战，以科学分析为基础，以战略全局为视角，目标设定合理，政策现实可行，不以愿望代替分析、以期盼代替研判。唯有如此，才能离“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目标越来越近。

2.强化经济纽带、拓展合作领域、持续增进双方共同利益，是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基本路径

经济合作对中日关系总体稳定是否仍具有“压舱石”的作用，需要辩证分析。日益深化的经贸合作对中日提升互信水平、实现稳定发展而言不是充要条件，却是必要条件。经济合作尽管不足以直接使政治关系稳定，但可以防止关系跌破底线。2017年中日互动的实践也证明，“中日关系更为稳定的基础将始于经济的考量，包括双方可能探索以更为协调的方式推进亚洲基础设施的发展。中日都将基础设施投资视为长期外交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尽管彼此在具体做法上常常出现分歧，但某些分歧并非不可弥合”[52]。中日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积极引领区域一体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拉动全球增长方面大有可为。日本战略学界认为，今后日中之间的经济交流有三个重点领域：一是中国对日投资；二是日中企业以多种形式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其中新商业模式尤其将对世界经济起到支撑作用；三是日中两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深化合作，加强交流。[53]同时，中日都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各自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而使合作成为必需的结构互补性很强，无论双边还是区域、多边，大量潜在合作亮点都有待挖掘，需要从传统经贸投资向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共卫生、人口问题、医疗康养、社会治理、区域合作等多个新领域、新产业拓展。

3.以持续对话磋商“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

围绕东海钓鱼岛争端，从2008年6月《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到2014年11月《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的四点原则共识》再到2019年“十点共识”，中日双方都不回避矛盾和分歧的存在，同时强调以对话协商和平解决问题。领土领海争端面前，重要的是坦诚面对、有效管控，通过持续性、不间断的对话磋商，不断朝最终合理解决问题的目标趋近。中日“一衣带水”，关系源远流长，但在历史、现实多方因素作用下，两国在民族意识、价值认同及地缘政治秩序选择等问题上，差异乃至对立较深，增进相互了解、构建相互信任需要较长时间与共同努力。2019年10月第15届北京-东京论坛期间，日本“言论NPO”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尽管日本受访者中有七成以上认为对华关系重要，但就日中关系状况回答“糟糕”者占比达44.8%，较2018年上升了5.8个百分点。东海钓鱼岛局势与中日国民感情的对立呈正相关关系，就该问题积极对话磋商，不仅是为“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同时也直接有助于夯实中日互利合作、稳定发展的社会民意基础，朝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目标迈进。

中日关系近年来的改善、发展未能解决两国间的所有问题，结构性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中美日三角“二对一”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本质变化，[54]但从战略上看，它的最大贡献在于，在世界局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中日关系在历尽波折重回正轨后具备了基本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持续增强中日关系的战略稳定性、确定性，应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此前提下，鉴于中日战略博弈作为大国多边博弈的一环，已进入“深水区”、新阶段，针对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有效抑制其消极面、调动其积极面成为关键。从日方立场看，中国快速发展构成“日本危机”的重要源头，而发展对华合作恰恰又是它克服危机的不二法门——基于如此充满内在矛盾的对华战略观，今后日本对华将不断展示内含各种复杂政策组合的“超级工具箱”：在国际层面，继续投棋布子，做局造势，调动一切资源平衡制约中国；在双边层面，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基调的对华政策；甚至在合作领域、合作项目中，也会融入竞争、牵制、对冲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关系会变得更为复杂，不宜再用“友好、合作”还是“恶化、对峙”的尺度大而化之地衡量和表述，[55]而需要精细化设计、精准化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