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治陷入了困境。先是2000年美国大选中暴露出计票危机和政治僵局，小布什和戈尔在佛罗里达的选票争执最终诉诸最高法院，一度引发了美式民主的信任危机。随后，2001年的“9·11”事件将美国卷入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战火从阿富汗燃烧到伊拉克，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引发了反美主义的崛起。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极大地伤害了美国的软实力，使其陷入了严重的政治混乱。美国政治中的混乱局面迄今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茶党”运动，一直到2016年特朗普出乎意料地当选为美国总统，开启了一系列“退群”“筑墙”“内顾”等政策调整，进一步引发了美国两党对立、政治极化的政治僵局。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引起的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引发了全美至少140个城市爆发抗议示威，并从最初的游行示威逐渐演变为打、砸、抢等暴力骚乱行为。美国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共识正在被打破，美国政治正在陷入自我分裂的“极化美国”的困境。从亨廷顿惊呼“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到福山对美国所谓“否决式政体”的批判，甚至一些“反对选举”“反对民主”“把国王请回来”的更极端声音次第出现，都意味着美国自鸣得意的自由民主正在陷入深深的困惑。

极化的美国

关于美国政治的变化及其性质，在学界已经有广泛的讨论，最初主要的分歧在于“灭亡论”和“终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必定会灭亡，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的未来必然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不少学者也发现，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寄希望于美国的革命，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追问也表明“灭亡论”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尚难实现。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看来，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后的历史形态，在资本主义之后已经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冷战结束以后，“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在美国的舆论中也表现为睥睨于世、独步一时的“冷战胜利论”。然而，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让美国陷入了新的困惑。曾经高擎“历史终结论”大旗的福山也不禁感叹美国政治极化的危害，寄希望于美国来一场新的改革运动。在美国学界反思资本主义、反思自由民主的声音与日俱增，尤其是在面对中国崛起的外部压力和政治极化的内部挑战时，此种情绪越来越强烈。美国将何去何从？这是摆在美国面前的重大战略课题。

政治是一种公共的善。在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眼里，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政治是一种基于人的本性的生活方式。作为地中海文明的衣钵传人，美国继承了以尊重人的天性为基本基因的政治生活方式，其政治逻辑是“合众为一”：在最大程度地尊重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最低限度的政治一致性。自美国建国开始，尽管也经历了南北战争、大萧条、冷战等内外挑战，但美国政治总体上运行良好，美国一直自诩为人类文明的灯塔，美国政治的争论也被广泛地理解为不同自由主义派别的争论。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作为民权运动浪潮的制衡思潮，新保守主义不断走强，从里根保守主义革命到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火神派”内阁，推动美国沿着保守主义的方向大踏步前进。相比之下，无论是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抗争，还是奥巴马的8年新政，都没有抑制住美国与日俱增的保守化趋势。尽管美国政治看上去仍然保持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平衡，但在这一平衡之下的板块极化却是一直在积蓄着变革力量，坚冰之下的政治能量正在发生着影响深远的板块位移，美国长期引以为傲的“民主共识”正在被 “双峰政治”的政治极化所替代。

根据保罗·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的观点，极化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作为一种状态，极化是指关于某一议题的观点在理论意义上最极端情况下的相悖程度；作为一个过程，极化则意味着在一段时期内关于某一议题观点相悖的发展过程。极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可能是自发的、有利的和民主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通常情况下，极化主要有精英和大众两个层面，前者主要集中于政党、政府官员及其政策倾向的极化，后者则主要集中于公众舆论和投票行为的极化。无论是精英层面，还是大众层面，当下美国政治的极化趋势都是大大加强了，表现为美国两大政治阵营在社会政策和意识形态倾向上的差异越来越大，而彼此内部的趋同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投票倾向、公众舆论和投票行为上，都可以看到政治极化加强的现象。从国会议员的投票倾向来看，政党忠诚度持续上升，以党划线投票的倾向不断加强，温和派议员越来越少，两党之间不仅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而且各自内部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同一性越来越高。从公众舆论来看，美国公众在传统政治分化依然故我的情况下，出现了基于后物质主义意识形态的新的左右分化，新左派和新右派的争论在堕胎、LGBT、枪支管制、环境、宗教权利等议题上持续分裂。从美国选民的投票行为来看，“红州”（支持共和党）和“蓝州”(支持民主党)相对稳定，除了东西两岸和大城市由民主党长期主导外，内陆地区和广大腹地由共和党持续控制。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世界各国政治极化不再取决于意识形态和利益基础的左右之争，而是取决于社会差异和政治议题的认同之争、社会不平等之争，比如神圣化与世俗化、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传统与现代、城市和乡村等认同的对立。

趋势论，还是规律论

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无论是基于定性的分析，还是基于定量的分析，学界尤其是中国学者主流的看法是将极化看作是美国政治的趋势，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有的新现象。事实上，这是一种狭隘的观点，仅仅看到了美国政治的表面现象，没有看清楚美国政治的本质。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的内在规律，是美国政治的逻辑决定的。

政治极化并不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有的政治现象，自美国立国开始，政治极化就作为美国政治的一条线索一直存在。在美国政治中，极化一直与政党政治现象纠缠在一起。虽然美国宪法中并没提及政党，美国制宪之父们也对政党十分排斥，但自从第一届政府开始，美国政府内部就出现了以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和以国务卿杰斐逊为代表的反联邦党人两大派系。他们在国会积极寻求代言人，争取支持者，最终形成了国会内部的两个对立的投票集团，而且迅速衍生到社会领域，导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人民要提防“党派精神的有害影响”。

此后，安德鲁·杰克逊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创立的“政党分赃制”，更是开启了一个“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两党极化时代。这一趋势甚至引发了19世纪60年代血腥的美国内战，引发了大萧条前后两党在关税问题、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激烈内斗，这些均被学界称为政治极化。在二战后美国政治迎来了一段相对平衡的时期，长期冷战的高压巩固了美国各派的自由民主共识，“自由世界”成为美国对苏冷战的一面旗帜。

当前的政治极化严格说来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受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影响，美国开始反思价值相对主义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与政治领域的新保守主义化并行不悖，促成了政治极化程度的一路走高。很多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均表明，美国政治极化斗争越来越激烈，当下美国的极化程度是1879年以来史上最高的，在国会参众两院，党派投票的比例都超过了50%。不难看出，从更长的美国政治史角度考察，政治极化不是一个短期的政治趋势，而是一个长期的政治规律，美国政治自始一直保持着极化的基因，其区别只不过在于程度和烈度不同而已。对此，恩格斯曾形象地描述为“为使资产阶级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政治极化并非全然是消极的，它也是美国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平衡机制。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利益集团政治国家，有着数不清的移民群体和众多的种族、宗教。对美国来说，存在的问题是众口难调，顾此失彼，必然面对“野心与野心的对抗”。美国社会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更加剧了利益分化的趋势，“从内战前的区域之争转化为跨区域的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斗争”。在此背景下，政党就是实现利益整合的神来之笔，用于化解“多元民主的困境”。长期以来，多元主义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典型分析范式。20世纪初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诸多变化，激励了美国政治极化的进程，曾经主张多元主义的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也修正了早先民主竞赛的“市场化模型”，部分承认谢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等的精英政治观，越来越强调美国的“多头政体”本质。诚如王沪宁在《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强调的那样，美国政治是一个自我矛盾的综合体，无论是理解政治极化，还是观察美国多元政治，都不能孤立地看，它们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片面地把美国看成是如花似玉的美人，或者将其批判为无恶不作的恶魔，都是不正确的。

政治极化是美国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美国之所以周期性地出现极化趋势，归根到底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特征决定的，它是美国政治制度先天发育不良和后天发展不足共同造成的，与美国两党政治、府会政治、对内行民主和对外行霸道的悖论在原理上是一致的。在美国复杂的“选举人团”选举制度下，美国政治的差异往往被扩大化地表现出来，所有复杂的问题都通过简单的“支持”（Yea）或“反对”（Nay）合并同类项，但美国社会中的问题并非是非黑即白的，很多时候是多元共处的。因此，美国政治极化并不可怕，也并非美国当下之乱局的根源，真正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是美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美国的国家制度能否适应社会的变化。

老国家，新社会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在其出版的《构建一个新的美利坚国家：美国国家行政能力的扩张，1877—1920》中指出，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了一个新的管理型国家，改变了早期“法庭和政党”的国家，并认为这一进步主义变革实现了“整个政府运行模式的系统变革”。?然而事实上，美国的国家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国家形态是美国制宪会议上“人为制造”的理性国家。可能受斯科夫罗内克等人的影响，长期以来，很多研究美国政治的人都误以为美国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全世界都应该以美国为样板。二战后，亚非拉地区很多国家都把参考美国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建国方案。然而，几十年来的实践表明，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政治制度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无论是亚洲的菲律宾，还是非洲的摩洛哥，以及拉美大大小小的国家，照搬美国制度的“飞来峰”到头来都陷入了腐败和混乱的泥淖。

可以说，美国在国家形态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国家。作为从英国脱离出来的清教徒国家，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摆脱的只是英国王室的统治，但却继承了英国都铎王朝的大多数政治制度。关于这一点，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讲得很明确。在英国，这一制度已经通过1649年的革命和1688年的“伟大妥协”实现了革命化的改造，主权已经从王室转移到了议会。然而，在美国，由于移民社会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美国人生来平等，没有封建制度可供革命。因此，摆脱英国王室的殖民地人民，在头脑中无法摆脱都铎王朝分散化的制度精神，决定了制宪会议所建造的制度仍然是都铎体制的翻版。美国人只不过是把国王转变为“民选的总统”，议会、行政、法院分权制衡，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明确分权，从根本上都意味着具有强烈封建制度色彩的新“都铎体制”。?从立国至今，美国宪法没有改变，政治制度的框架依旧故我，保留着都铎王朝制度的传统遗风，美国的国家形态真可以称得上是21世纪现代政治橱窗里摆设的封建制度的古董玩意儿。

与一个老古董式的国家形态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社会却的确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社会，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可以说美国社会是一个没有任何历史羁绊、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是个人主义，梦寐以求的是自由民主，除了面对变幻莫测的季风气候、孱弱懵懂的印第安人之外，美国人在北美大陆没有什么人为的羁绊，既没有武装到牙齿的强大封建势力，也没有沉淀千年的思想包袱，每个人除了崇拜英雄、放纵自己之外，几乎毫无束缚。这一新社会的特征，决定了美国社会是一个创新能力极强的社会，这一社会几乎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会有新事物产生。正是因为美国社会的无限多样性，加上美国人无所顾忌的自由个性，掩盖了美国的老国家的制度本质和虚伪的政治本性。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朝气蓬勃的创新性与美国政治百年不变的保守性之间存在着一股内在的张力，每当社会领域中的创新达到一定程度，就与保守的制度产生强大的排斥力，美国人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造就了美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面临政治极化的现象，除非通过一场政党重组、政治改革和社会运动做出明确选择来实现突破。美国就是在这种波浪式演进中循环不已，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本性，也是美国政治的宿命。马克思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描述解释了欧洲革命的浪潮，但没有能够解释美国没有发生革命的“例外”，因为尽管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美国社会却从来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令马克思的理论在美国遭遇挫折。马克思没有看到美国政治也有周期性危机的规律，美国缺乏周期性经济危机引发革命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通过周期性政治危机实现了政治变革，释放了积累在社会物质领域中的巨大张力，这就是美国政治的逻辑。

自由、保守与全球化

既然极化是美国周期性政治的常态，那么该如何解释当下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呢？如前所述，美国政治存在着老国家与新社会之间的落差，而这一落差所积聚的能量是政治极化的一个基本规律。在老国家的制度因素和新社会的生态因素两者之间，美国政治制度先天发育不良的因素可以解释政治极化的制度诱因，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当下出现严重的政治极化问题。解释当下政治极化的根源应当从美国社会发展中去寻找，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

关于美国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的问题，更多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从移民问题、种族问题、妇女问题、腐败等早期问题，一直到二战后广受关注的社会安全、社会犯罪、贫富分化、环境破坏、恐怖主义等诸多问题，令美国上下头疼不已。其实，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其严重程度也超出了美国人的想象，早已成为美国政治动乱的“堰塞湖”。从其关联程度来看，塑造当下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主要有三重因素：

一是美国经济中的自由化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革命掀起了解制化的浪潮，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措施以及金融领域对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跨越，不断在经济领域释放了巨大的流动性。以“华盛顿共识”为旗帜的新自由化浪潮不仅覆盖美国，也蔓延到全世界，加之冷战的突然终结，商品、资本、劳动、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活跃，引领了新一轮全球化甚至是美国化浪潮。到20世纪末，以知识经济为标签的互联网经济领域已经呈现出严重的泡沫化倾向，技术创新也已经令几代人耗费了全部的能量，有的慢慢退出了竞争，留下的也在更残酷的自由竞争中出现了分化。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令无数中产阶级的“美国梦”灰飞烟灭，“中产阶级不高兴”演化成为一波又一波社会运动的浪潮。在很多普通美国人眼里，美国虽然在世界上睥睨于世，但国内却已“被世界掏空”，无论是机会和资源，还是政策影响力，都牢牢地掌控在亿万富翁手中，普通美国人无足轻重，美国贫富分化、族群分化、地区分化越来越严重，陷入了“我们是谁”的困惑和苦闷之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华尔街上贪婪成性的财富游戏、华府环城公路里的“纸牌屋”相映生辉，让美国政治已经听不到来自民众的多样性呼声，更多来自普通人的多样性声音已经无法在权贵阶层得到回应。于是，“改变，是的，我们能”（奥巴马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成为最牵动选民心声的标语，也成为美国政治极化的载体基础。

二是美国社会中的保守化趋势。与美国自由化浪潮并行不悖的，是美国社会领域中日益壮大的右翼保守主义浪潮。也许是对20世纪中后期民权运动的回应，美国人开始重新呼唤家庭伦理、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回归。面对美国价值相对主义造成的混乱，以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门徒为代表的一大批保守主义者开始联合起来，以六经注我的方式，直接从古希腊哲学思想中汲取先贤智慧，掀起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系列自由主义神像的批判运动。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尽管自由派有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这样的思想巨擘苦苦支撑，但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尤其是在里根、老布什、小布什执政的那些年代里，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不仅开坛讲法，而且出将入相，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转化为社会政策和行动方案，让本已在自由化经济改革和新技术革命中被冲得七零八落的美国社会找到了抗争的旗帜和批判的武器。校园祈祷问题、堕胎问题、LGBT问题、AIDS问题、枪支管制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几乎所有的热点问题背后都有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作为辩论的双方，在唇枪舌剑中阵营越来越清晰，无论是物质主义的争论，还是非物质主义的争论，都呈现出了政治极化的特征。时下，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QAnon运动就是保守主义的激进派别，他们将特朗普总统看作是“救世主”，认为特朗普正在对被称为“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神秘精英阶层发动一场隐秘的战争，而过去的美国总统都是光明会血统家族，早已经背离了美国人民。这一基于阴谋论的判断早已失去理性，无论特朗普做什么，他们都支持，这就是“另类右翼”保守主义的典型例子。

三是当今世界中的全球化趋势。美国政治极化还与全球化趋势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的美国人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不同，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也存在很大差别，全球化的这一冲击在保持着巨大社会多样性的美国民众间制造了巨大的分化和分裂，这一分裂体现在多个群体之间，比如白人与非白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民众对政府角色、生态环境、强制管制等众多问题的态度变得更加对立，两党的分歧和对立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在美国社会领域中如此巨大的政治极化，在分权制衡的都铎体制中放大了它的能量，以至于福山认为美国已经成了一个“否决政体”，权力分割与制衡变异成为“否决政治”，两个政党更加意识形态化，如果两大主要政党达不成共识，就会导致政治瘫痪。归根到底，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分化，正在日益撕裂美国社会的利益格局，也有力地诱发着更严重的政治极化。有不少学者将政治极化作为诱因，分析美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退群”和“甩锅”现象。其实，逻辑恰恰相反，不是政治极化在伤害着全球化，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孕育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如果不调整全球化，政治极化只能是越来越严重。

总之，政治极化在美国政治中不是一个偶发现象，而是美国政治内在的客观规律。美国政治的逻辑就是一个以极化来平衡多元化的过程，通过周期性的极化政治斗争，释放多元化不平衡发展造成的矛盾，实现美国政治的蜕变再生。因此，应该关注的问题不是美国的政治极化，而是造成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从根源来看，美国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保守性和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所共同决定的，是美国制度先天发育不良和后天成长不足的产物。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自由化、社会保守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美国面临的极化现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除非美国经济自由化、社会保守化和全球化出现反转，或者美国制度作出新一轮进步主义的调整，否则，美国政治极化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成为制约美国内政外交的一个爆炸源。与极化的美国打交道，是雷管和炸药的游戏，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必须步步惊心，沉着机智，保持定力。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不为其所伤害，找到一条大国和平相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