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相继以不同表述宣布步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以及由此引发媒体和公众的议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天，相关热度渐渐降低，“热评”似乎也减少了许多。

客观地看，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完全是“自评”的结果，当事高校有点冤枉。在整个评估过程中，各校也是在按照正常的评估程序走，而这一类的评估程序和机制是长期形成的，少有人提出过异议，只是因为这次牵涉到“世界一流”，专家组中又鲜见出自“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员，才让媒体和公众产生疑问，进而称之为“自评”的。

当然，“自评”的指向不止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自评”也有对没达到“世界一流”，却自封为“世界一流”的暗讽。从这个角度说，一些高校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姿态，确实令人产生急于在国内拔得头筹的联想。

媒体、公众之所以会称之为“自评”，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与大学管理者之间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知和衡量标准不同。简言之，媒体、公众主要关注大学的总体风貌、社会形象，从业人员和学生的文化修养、举止做派等软性标准，而在大学管理者的认知中，排名、量化的数据等硬性指标更为“科学”。

近几年，国内个别顶尖高校在诸多“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排名稳步上升，甚至高居二十几名，加之每年的经费预算不仅远超其他国内院校，与国际知名的大学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些“硬性指标”似乎就是符合“世界一流大学”特征的证明。但重视排名、依照排名的标准进行“对标”，这种“唯排名”倾向，不过是以前“重点中学”“重点班”意识的再现。而依据排名标准去制定发展策略，与“考什么内容就学什么”一样，乃是“应试教育”概念的又一次延伸。它们秉持的都是急功近利的思维。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基于硬性指标，也包括软性的因素（如价值观和管理）。笔者不反对有利于大学发展的适度竞争，但只讲竞争，不讲互敬、互助和谦让，会直接影响到大学从业者和学生温文尔雅品性的养成。在时下的大学中，“当仁不让”“舍我其谁”“自我表彰”等原本不该属于学者或大学从业者的气质，在过度竞争下被变相地鼓励。按照一些大学流行的“你自己的事自己都不积极争取，谁替你争取”的风气，大学从业者和学生只能削尖脑袋去“争”。个人“争”资源、待遇，学校则“争”名声、地位，类似“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自评”结论只是表现之一。

从管理原则上说，管理者的职责之一是发现和提拔人才，要求师生为个人的地位和待遇到管理者那里去“争”，恰恰表明管理者缺乏履行基本职责的认知和意识。这是管理缺位的表现。

每年的诺贝尔奖揭晓之时，都让人感叹国内大学与研究机构在评奖机制上与“世界一流”水平有明显差距。诺贝尔奖的“提名制”与国内流行的“申报制”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在鼓励“争”，是将商场中的“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商品竞争原则直接运用到教育领域。而前者最大的不同，或者说好处是避免了学者“为奖而奖”和为了学术以外的名望、头衔和待遇去“争”的行为发生，这是从机制上杜绝功利主义。正因为超越了功利心，获奖者才会在接到诺贝尔奖颁奖机构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时产生“意外的惊喜”。

与管理者一样，学术共同体中的专家也有发现同辈、后辈中的人才和有价值研究的责任。“提名制”要求专家了解学术的最新动态，关注同辈、后辈的研究状况，这也就从机制上避免了失职、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

大学处于社会之中，影响社会的同时，也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评判。媒体和公众对于个别高校宣称“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定位的“非议”就体现了社会评判的犀利，它是“口碑”的反映。当然，媒体和公众的眼睛不是任何时候都是“雪亮”的，但作为旁观者，他们的眼睛常常表现出“雪亮”的特征。这次的“非议”就是一个证明。

“非议”未必是坏事。它除了给当事者一个提醒以外，也表明在数字化生存和“泛教育”倾向初显的时代，大学仍旧被社会所关注。有关注就表明有期望。如果哪一天大学的动向和举措不再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兴趣，就意味着失去了期望，那要比“非议”更让人悲叹。

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而言，硬件的提升并不难，难的是与之相匹配的软件的改善。口碑体现社会价值，管理的理念、原则和方式决定着优雅的养成，它们都是比排名、数据更重要的方面。

（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20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