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赵壹《穷鸟赋》对人生困境的表述接受了佛教以鸟譬喻人生困境、佛教对人生困境的其他譬喻化表述、佛教以人生为痛苦的四谛说、佛教宣扬的佛陀信仰等题材和思想因素的综合影响。《穷鸟赋》是东汉较早接受佛教信仰、语言和义理等多重影响的文人文学文本，对于理解佛教在东汉生存发展的一般状态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赵壹；《穷鸟赋》；佛教
赵壹，字元叔，东汉汉阳西县（今天水市西南）人。生当东汉后期党锢之祸的年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早年穷困乡里，后得到河南尹羊陟等人的称荐，名动京师，然屡次拒绝州郡礼遇和朝廷征辟，以郡吏卒于家。赵壹作品留存无多，《后汉书·文苑传下》载录了他的《刺世疾邪赋》和《穷鸟赋》。这两篇作品被视为东汉后期抒情小赋的代表，前者继承了先秦关注人类群体困境的传统，是东汉后期文学常见的政治批判主题；后者颇为特殊，其题材和思想渊源迄今未见认真的讨论。本文希望对《穷鸟赋》的渊源问题提出一个可能的解答，借此进一步讨论佛教对东汉文化和文学发生影响的机制。
一、《穷鸟赋》的独特性
《刺世疾邪赋》抨击春秋以降至东汉后期“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的变态政治，认为“德政”和“赏罚”都不足以拯救这个日渐衰颓的人类世界，而只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愈加“怨酷”，“埶族”（“埶家”）与“单门”之间的分层愈加严重。在赵壹看来，这些现象的根本在于“执政之匪贤”[1]2630-2631。赋语言犀利，感情激烈，思想尖锐，表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其“抗论当世”[1]2633的勇气令人钦佩，故历来颇受关注。《刺世疾邪赋》的底色则是极度的绝望，代表了东汉后期士人普遍的末世感。1但此赋过于质直，语言表达完全受制于激烈的情感驱遣，故文学性并不突出。《穷鸟赋》虽更短小，只有112字，但在思想深度和文学性两方面都更加出色。这两篇赋一着眼于群体的困境，一着眼于个体的困境，二者相得而益彰。刘熙载《艺概》以“径直露骨”四个字笼统评价赵壹的两篇赋[2]92，并不准确。
据《后汉书》本传，赵壹身长九尺，高大魁梧，“美须豪眉”，为人傲岸。跟许多才华出众、个性挺拔的人一样，赵壹“恃才倨傲”，数次获罪乡里权贵，几乎遭遇不测，后来得到一位友人的帮助才摆脱了困境。获救之后，赵壹给这位友人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信。信中他表示，不敢明确地把造成他危险困苦境地的人和事一一明白地道出。——也许他也无法说得清楚，因为像他这样的个性，招致的敌对面一定很多，可能有点像后来“世人皆欲杀”的李白。故只能在信的末尾附上这篇《穷鸟赋》以表达他身处困境之中的焦虑和获救之后的感恩之情。赋全文如下：
有一穷鸟，戢翼原野。罼网加上，机穽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幸赖大贤，我矜我怜。昔济我南，今振我西。鸟也虽顽，犹识密恩。内以书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贤，归贤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孙孙。[1]2629
赋中说一只无路可逃的鸟，在原野上耷拉着翅膀。它的上方有长柄的网，下方有暗藏机关的陷穽，前方有捕鸟的苍鹰，后方有驱赶的猎人，右方有系着丝绳的箭和弹丸，左方有拉满的弓弩。四处乱飞的弹丸和箭，交织汇聚在这只鸟的四周。它欲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网，摇足恐堕穽，内心恐怖焦灼，身体冷热交加。此赋换韵一次，两部分意义相对独立。前一部分自开头至“乍冰乍火”，用穷鸟作譬，以第三人称形象化地讲述穷鸟身处的困顿境地。后一部分换成作者第一人称的口吻，说自己很幸运，犹如穷困的鸟碰到了一位怜悯和同情他的大贤，这位大贤以前曾经在南边救助过它，现在又在西边施以援手，鸟虽然愚妄无知，但能懂得大贤的“密恩”。赵壹希望用这篇赋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同时也上告苍天，希望上天赐福给这位大贤，愿他长寿，能够获得公侯的爵位，子子孙孙，永享富贵。
《穷鸟赋》以一只穷困的鸟来比喻作者本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颇见想象力，文学色彩浓厚，并非刘熙载所说的“径直露骨”。从赵壹的经历来看，赋中的困境表述可能并不仅仅针对某一具体事件，应当包含着他对人生的复杂体悟。陈君指出，“在罗网密布的党锢之祸的十八年中，类似的‘穷鸟’主题应该在文学创作中非常流行”。[3]109陈君所举例证有陈留老父“乃离密网，以就党锢”；蔡邕《翠鸟诗》“幸脱虞人机，来亲君子庭”；刘政“穷鸟入怀”之语等。然而这些作品都极简单，仅关注网罗一点，与赵壹《穷鸟赋》之上下前后左右六方之困境描述大不相同。《穷鸟赋》对后来同题材作品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祢衡《鹦鹉赋》和曹植《野田黄雀行》都深受赵壹此赋的影响。但祢衡《鹦鹉赋》写“挺自然之奇姿”的鹦鹉没能摆脱困境反被关进了“雕笼”[4]2656、2661，它最终无法摆脱困境，可供选择的只能是屈服于困境；曹植《野田黄雀行》写“见鹞自投罗”的黄雀因少年的搭救而脱离苦难境地[5]1088，这与《穷鸟赋》遭逢大贤脱离困境相同，但其困境描述仍然比不上《穷鸟赋》。更重要的是，祢衡和曹植的这两篇作品，都未能超过赵壹《穷鸟赋》的思想深度和人性力度。曹植又有《鹞雀赋》[6]1590，写雀以智慧与鹞搏斗最终脱险的故事，构思颇类于下文所引佛陀所说罗婆鸟故事。以鸟来喻写人所处的某种情境，后来类似题材的作品颇多，思想倾向虽然有些差异，但都不同程度受到赵壹《穷鸟赋》的影响。2
人类群体困境的表述在先秦文献中比较常见，而个体困境的表述在赵壹之前却很少见到。尤其是《穷鸟赋》中上下前后右左六方都没有任何出路的个体困境的极端表达，身处困境当中的人，只能束手无策，心怀莫大的恐惧，等待外界的拯救，这是前所未有的。《刺世疾邪赋》继承了先秦对群体困境的关注，代表了赵壹所处时代士人的共同思想倾向；其《穷鸟赋》则开辟了集中深刻地揭示人类个体困境的全新文学传统，甚至可以说它创造了一个以“穷鸟”为核心意象的话语体系。这是赵壹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思想的一大贡献。但截至目前，学术界对《穷鸟赋》的这一意义却阐发无多，对《穷鸟赋》的渊源也没有明确的认识。
二、“穷鸟”与“大贤”
《穷鸟赋》的独特性，还可以从它与前代相近题材作品的对比中获得了解。《穷鸟赋》之前有贾谊《鵩鸟赋》。《鵩鸟赋》假托与鵩鸟对话以自我排解，“致辨于情理”[7]135，未曾以鸟来比喻人类的生存状况，其思想源自道家。出土年代属西汉后期的《神乌赋》主要讲述“雌乌与盗乌搏斗，重伤几卒，雄乌欲与共死生，雌乌陈述大义，劝雌乌更娶贤妇，又告诫其勿偏听妇言而使亲子受苦，最后雌乌自投而死”[8]833，赋中仅仅讲述与穷鸟不同的乌故事，亦未直接点明故事的喻义何在。
赵壹稍前，顺帝永和五年（140）大将军梁商上表论招降羌胡有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极，穷鸟困兽，皆知救死。”[1]2960梁商所用“穷鸟”以及前述刘政“穷鸟入怀”的语源和思想都在先秦。《文子·下德》：“民困于三责，即饰智而诈上，犯邪而行危，虽峻法严刑，不能禁其奸。兽穷即触，鸟穷即啄，人穷即诈，此之谓也。”[9]404《荀子·哀公》颜渊曰：“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10]547《孔子家语》卷五颜回曰“人穷则诈”下有“马穷则佚”[11]392-393，余同。《韩诗外传》卷二第十二章颜渊曰：“兽穷则啮，鸟穷则啄，人穷则诈。自古及今，穷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12]45《新序》卷五颜渊曰：“兽穷则触，鸟穷则啄，人穷则诈。自古及今，穷其下能无危者，未之有也。”[13]141以上诸种先秦至西汉文献所载，没有明确透露“鸟穷”“兽穷”云云到底来源在哪。《淮南子·齐俗训》曰：“故谚曰：鸟穷则噣，兽穷则，人穷则诈。”[14]814据此可知，“鸟穷则（即）啄（噣）”为春秋以后口头流传的谚语。
《左传·文公十七年》载，郑国执政子家写信给晋国执政赵盾，先引“又曰：鹿死不择音”之言，接着说：“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孔疏引服虔曰：“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将死，不暇复择善音，急之至也。”[15]1860“鹿死不择音”与“鸟穷则啄”意同，意思相当于“困兽犹斗”“狗急跳墙”等成语，以及今日传在人口的“兔子急了还咬人”等俗语，与赵壹“穷鸟”意象的内涵有很大区别。赵壹在旧有“鸟穷则啄”“鹿死不择音”强调“自卫其生命”的传统之外[16]1346，赋予了“穷鸟”处于困境而束手无策只能等待外力拯救的新内涵，是东汉后期思想史转向的一个表征[17]436-439。
《穷鸟赋》“大贤”矜怜的语典和思想渊源可能稍见复杂。
大贤，才德出众，接近圣人的人。“贤”是东汉知识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王充《论衡》有《定贤》[18]1103，专门讨论确定贤的标准问题；王符《潜夫论》有《贤难》[19]39，专门讨论为“贤”之难；赵岐《孟子章句》数次言及大贤3；黄巾领袖张角自称“大贤”或“大贤良师”4。《穷鸟赋》之“幸赖大贤，我矜我怜”，其语典当出于《论语》。《子张》：“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拒人也？’”5子张话语中的大贤尚非名词，可能在此前后，大贤亦用作名词。子张的意思是，我之为“大贤”君子，能够做到“嘉善而矜不能”，并不存在一个谁拯救谁的问题。可知，《穷鸟赋》“幸赖大贤，我矜我怜”的语典虽来自子张，但是赋中这句话的意义指向是寻求外力拯救，与《论语》子张的话没有内在关联。
《穷鸟赋》中鸟遭遇困境而寻求大贤帮助的情节，本生经和相关佛经中比较常见。我们不妨看看《毘婆沙论》记载的一则故事：
曾闻佛共尊者舍利弗一处经行，时有一鸟，为恐怖逼切故，趣舍利弗影，犹故恐怖，举身战栗。复趣佛影中，恐怖即除，止不战栗。尔时尊者舍利弗合十爪指掌，而白佛言：“世尊，此鸟在我影中，恐怖战栗，在世尊影中，止不恐怖战栗。”佛告舍利弗：“汝于六十劫中，习不杀心。我于三阿僧祇劫，习不杀心故。”世人皆言：世尊遍慈，乃至及鸟。[20]324
此经异译亦有相似内容：
曾闻世尊与舍利子一处经行，时有一鸟，为鹰所逐，怖急，便趣舍利子影，怖犹不止，举身战栗。复越佛影，身心坦然。时舍利子合掌白佛：“如何此鸟至我影中，犹有恐惧，才至佛影，心无惊怖，身不战栗？”世尊告言：“汝六十劫，修不害意，我于三大无数劫中，修不害意。汝有害习，我已永断，故令如是。”时世皆言：乃至小鸟，佛慈荫故，令怖畏除。[21]430
以上故事叙述一只为鹰所逐的鸟寻求佛陀的庇护，最终摆脱困境，获得身心的坦然。这一故事与部派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对佛陀的神化和信仰化塑造有密切关系。此鸟至舍利弗身影犹有恐惧，至佛陀身影则不再感觉怖畏，即《穷鸟赋》所云之“大贤矜怜”。听受这一故事的人认为“世尊遍慈，乃至及鸟”“乃至小鸟，佛慈荫故，令怖畏除”，《穷鸟赋》之“犹识密恩”与此亦相接近。《穷鸟赋》所感恩的“昔济我南，今振我西”的大贤，至少两次在不同的困境之中拯救了赵壹，其品格亦颇似神化的佛陀。要之，《穷鸟赋》中身处困境者仰赖大贤的拯救，这一点与《毘婆沙论》所载鸟故事完全相同。
三、“穷鸟”的困境
《穷鸟赋》先讲述一只穷鸟的故事，再交待这个故事的内涵。这种行文方式在先秦寓言中较为常见6，又与佛教譬喻故事完全相同。《穷鸟赋》在题材上最突出的一点是，以鸟的困境来譬喻人生困境。这在先秦寓言和谚语中多有，但中土此类鸟兽寓言或谚语并不集中于对某一种动物作详细解说，而且与《穷鸟赋》等待外力拯救的思想内涵大不相同。
佛陀宣教说法时常常使用这类假设的鸟譬喻，如佛陀所讲的一个故事：
过去世时有一鸟，名曰罗婆，为鹰所捉，飞腾虚空。于空鸣唤言：“我不自觉，忽遭此难！我坐舍离父母境界而游他处，故遭此难。如何今日，为他所困，不得自在？”鹰语罗婆：“汝当何处自有境界，而得自在？”罗婆答言：“我于田耕垄中自有境界，足免诸难，是为我家父母境界。”鹰于罗婆起憍慢，言：“放汝令去，还耕垄中，能得脱以不？”于是罗婆得脱鹰爪，还到耕垄大块之下，安住止处，然后于块上欲与鹰斗。鹰则大怒：“彼是小鸟，敢与我斗？”瞋恚极盛，骏飞直搏。于是罗婆入于块下，鹰鸟飞势，臆冲坚块，碎身即死。[22]172-173
最后佛陀告诫诸比丘，要远离五欲境界，谨守身、受、心、法四念处境界。故事中的罗婆鸟身陷鹰爪之下，而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回到安全地带，拯救它的没有所谓“大贤”。但罗婆鸟所依托的除了自己的智慧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它所回归的“耕垄大块”。故事中罗婆鸟身处困境，最终成功脱离困境。在这方面，这个故事可以与《穷鸟赋》的故事相类比。
与上述故事以鸟作譬相比，更加突出的是，《穷鸟赋》所说故事中，苦难交加、内独怖急、犹识密恩等内容和语汇，都难以找到中国本土思想的痕迹。有意思的是，在晚唐五代的禅宗公案中却能发现相似的内容：
师问僧：“如人在高树上，口衔树枝，脚下踏树，手不攀枝，下有人问如何是西来意，又须向伊道，若道又被扑杀，不道违于他问。你此时作么生指他，自免丧身失命？”虎头招上座返问：“上树时则不问，未上树时作么生？”师笑：“嘘！嘘！”[23]829
（芭蕉慧清）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万丈深坑，背后野火来逼，两畔是荆棘丛林，若也向前，则堕在坑堑；若也退后，则野火烧身；若也转侧，则被荆棘林碍。当与么时，作么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堕身死汉。[24]551
以上两则公案中的困境表述，不太可能受到赵壹《穷鸟赋》的影响，而应来自于佛教内部。说到这，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基本的观点：不仅在鸟譬喻上接受了佛教的影响，《穷鸟赋》所说故事在困境表述上必定也曾接受了东汉流传的佛教的影响。寻觅这一影响的直接证据不易，不过我们可以尝试从佛陀说法所用困境譬喻的角度来看看能否找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鸠摩罗什译《众经撰杂譬喻经》卷上：
一切众生贪著世乐，不虑无常，不以大患为苦。譬如若有一人遭事应死，系在牢狱，恐死而逃走。国法若有死囚喻狱走者，即放狂象令蹈杀。于是放狂象令逐此罪囚。囚见象欲至，走入墟井中。下有一大毒龙张口向上，复四毒蛇在井四边。有一草根，此囚怖畏，一心急捉此草根。复有两白鼠啮此草根。时井上有一大树，树中有蜜。一日之中，有一滴蜜堕此人口中。其人得此一滴，但忆此蜜，不复忆种种众苦，便不复欲出此井。[25]533
《维摩诘经》卷一《方便品》维摩诘说：“是身如丘井，为老所逼。”《注维摩诘经》卷二引罗什曰：
昔有人有罪于王，其人怖罪逃走，王令醉象逐之。其人怖急，自投枯井。半井得一腐草，以手执之。下有恶龙，吐毒向之，傍有五毒蛇复加害。二鼠啮草，草复将断。大象临其上，复欲取之。其人危苦，极大恐怖。上有一树，树上时有蜜滴落其口中，以著味故，而忘怖畏。[26]342
唐义净译《譬喻经》记载了佛陀所说的一则与上面两处故事性质、内容相近，而更有意味更加完善的譬喻故事：
乃往过去，于无量劫，时有一人，游于旷野，为恶象所逐，怖走无依，见一空井，傍有树根。即寻根下，潜身井中。有黑白二鼠，互啮树根。于井四边有四毒蛇，欲螫其人，下有毒龙。心畏龙蛇，恐树根断。树有蜂蜜，五滴堕口，树摇蜂散，下螫斯人。野火复来，烧然此树。[27]801
上引故事中一个在旷野游玩的人遭遇大象的追逐，情急之下，他沿着一棵树躲到了一座空井之中。但有黑白两只老鼠在啮咬着树根，上方的树随时有可能倒下；井壁四边有四条毒蛇，随时可能咬死井中之人；下方又有一条毒龙。在此困苦之时，井中之人却尝到了树上滴下来的五滴蜂蜜。在短暂的甘甜之后，根部松动的树开始动摇，吓散了树上的蜜蜂，它们纷纷向下叮咬井中之人，紧接着野火把枯树烧着了。井中之人的困苦境况，可以想见。
佛陀解释了这则譬喻故事的用意，其中旷野比喻无明，人即是众生，象比喻无常，井比喻生死，树根比喻人命，黑白二鼠比喻白天黑夜，啮树根比喻心念衰灭，四毒蛇比喻地水火风四大，五滴蜜比喻五欲，蜜蜂比喻人的邪思，火比喻老病，毒龙比喻死亡。此故事告诉人们不能被眼耳鼻舌身五欲所吞没，应当摆脱五欲，应当解了生老病死的人生之苦甚可怖畏。
美国汉学家葛瑞汉分析庄子思想时说：“苦难并没有占据庄子及任何前佛教时期中国思想家的思想。像其他人一样，他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他认为悲痛和欢乐的交替有如日夜或死生那样乃理所当然。”[28]202、237葛瑞汉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也就是说，佛教四谛说所揭示的人生是痛苦的思想在佛教进入之前的中国思想传统中是未曾有过的。
《譬喻经》虽然翻译成汉文年代较晚，但它所要说明的是佛陀苦集灭道的四谛说的道理，这个道理则是佛陀传教之初便广为宣讲的。鸠摩罗什译本和引用及前引禅宗公案都说明，义净译本《譬喻经》故事的内容应当是历代佛教徒都较为熟悉的。人入井中故事显然是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而且这种虚构亦未必合于生活的逻辑。但它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描述却是深刻透彻的，而且形象具体，属于文学化的表达。更重要的是，佛陀四谛说所针对的正是人自身与社会交织构成的无可摆脱的生存困境。人类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往往不能自主地认识到自身生存的巨大困境，佛陀所说的故事目的是引导人们发现和认知自身生存的困境。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困境之后，确实会感到“怖急”，感到恐惧和焦虑。如果以本体取代喻体，《譬喻经》故事说的是，众生因为无明而随生死欲望流转，无常的变故常常如影随形地追逐着他们，他们在生死忧戚的循环往复中备受煎熬，恐怖万分。白天黑夜过去，又是白天黑夜，时间在推移，他们的精神意志愈加薄弱，他们的身体状况日渐恶化，他们害怕死亡的降临，害怕生命的消亡。这过程当中，他们的各种心思念头，他们对外界事物的追求，此起彼伏，想入非非，他们不觉痛苦地品尝着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和身体欲望得到一时满足而带来的快乐，最终年老和疾病让他们痛苦地耗尽了此生的生命，没有一点思考，没有任何成就。这正是人类的困境。如果想明白这些道理，我们有理由对我们的困境恐怖万分，焦虑不安。赵壹选择耽玩典籍，抗论当世，而甘于郡吏，不应征辟，大约也体现了他对佛教所说的人生困境有一定程度的清醒认识。《穷鸟赋》苦难交集、内独怖急的描述极有可能接受了佛教四谛说的影响。
四、结论
据上所述，赵壹《穷鸟赋》对人生困境的表述接受了佛教以鸟譬喻人生困境、佛教对人生困境的其他譬喻化表述、佛教以人生为痛苦的四谛说、佛教宣扬的佛陀信仰等思想因素的综合影响。以上各项内容在先秦西汉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并不显明7。因此可以说，《穷鸟赋》题材和思想的渊源在佛教，它是东汉较早接受佛教信仰、语言和义理等多重影响的文人文学文本，对于理解佛教在东汉生存发展的一般状态有重要意义。从张衡《西京赋》“展季桑门，谁能不营”那样对佛教信仰生活的简单表述[4]470，到赵壹《穷鸟赋》对佛教于人生存困境的理论思考的接受，可以看出佛教对赋这一汉代主流文体的影响逐渐走向深化。
佛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主要以介入信仰的方式来展开。学术界常引用襄楷上书所云“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1]1082，正是很好的说明。对西汉中后期纬书所载感生、异表和胁生神话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以孔子为代表的感生神话之因梦感生、出生预言和神女沐浴等情节，都来自于佛陀感生神话。纬书对佛陀感生神话的借用，亦缘于当时中土佛教的信仰仪式活动。《论衡》和《东观汉记》记载的光武帝出生时“空中光明”的记述，亦来源于佛陀降生神话[29]。这可以说明，至晚在西汉末期，中国人对佛陀感生神话已有极其充分的了解。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是以信仰仪式和神化佛陀来进行的。这种传播方式在中国一直得到持续，桓帝之前，有汉明帝诏书所说楚王刘英“尚浮屠之仁祠”[1]1428，桓帝之后，有笮融“大起浮屠祠”“大起浮屠寺”[30]1185,[1]2368，这些都是佛陀信仰仪式。因为有了这些仪式，才有了《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中记载的明帝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31]242“身有日光，飞在殿前”[32]15的佛陀形象。任继愈说：“东汉社会上一般人所理解的佛教，有神通，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这是中国所熟悉的神人、至人。”[33]8这一段话的前大半完全正确，其背景正是上面所说的佛陀信仰仪式；最后一句则不完全正确，因为佛陀的神通是部派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极力宣扬的，在早期汉文和巴利文阿含部经藏和律藏中，这样的记载比较常见。东汉社会对佛陀的认识因缘于在中土流传的印度佛教神化佛陀的仪式行为。
佛教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第二个途径是语言的影响。这方面较有代表力的成果是朱庆之关于汉乐府《善哉行》的讨论。[34]526-539朱庆之指出，《善哉行》首二句“来日大难，口燥唇干”，“大难”指死亡，“口燥唇干”指人死亡之前的生命体验。这种话语方式，在汉代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并不存在，其来源是佛教翻译所使用的语汇。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古词：来日大难，口燥唇干。言人命不可保，当乐见亲友，且求长生，与王乔、八公游焉。”[35]29朱庆之的分析是正确的，古词《善哉行》只是借用了佛教翻译的语汇，其指向是道教长生与求仙，其思想底蕴仍是中国传统。
佛教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另外一个途径是义理的输入。一般讨论这一问题的最可靠的依据是桓帝初年安世高和桓帝末年支娄迦谶先后对小乘经典和大乘经典的传译，以往学术界了解的中土文人零星的表述主要有张衡和襄楷等。[36]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跟《善哉行》相反，《穷鸟赋》为“穷鸟”“大贤”等传统语汇赋予了新的内涵，其对人生困境的深刻揭示和外力拯救的思想亦更见佛教影响。这表明，佛教义理在东汉后期已经被部分士人理解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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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鸠摩罗什，等.注维摩诘经[M]//大正藏：第38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27] 譬喻经[M]//大正藏：第4册.义净，译.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28]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M].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9]孙尚勇.感生、异表和胁生--由纬书及相关文献看西汉时期佛教对中土的影响[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109-119.
[30]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
[31] 僧佑.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2]周绍良.牟子丛残新编[M].北京：中国书店，2001.
[3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4]朱庆之.东汉乐府民歌中的佛教影响--古词《善哉行》“来日大难，口燥唇干”来源考[C]//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项楚先生欣开八秩颂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
[35] 何文焕.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6] 许理和.汉代佛教与西域[J].吴虚领，译.国际汉学，1998(2):291-310.
注释：
1比赵壹稍晚的仲长统，其思想亦表现出极端绝望的批判现实的特征。《昌言·理乱篇》明确批判“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的专制暴政。但是，他对如何改变数百年怨毒祸乱的政治局面一筹莫展，只能徒劳地发出“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的绝望感慨，只能悲观地寄希望于“来世圣人”（范晔《后汉书·仲长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48、1650页。按：下所引《后汉书》皆出自此版本）。这种末世感和渴望外力拯救的思想，与赵壹两篇赋有极大的相通之处。
2(1)齐卞彬“拟赵壹《穷鸟》为《枯鱼赋》”（《南史·文学·卞彬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67页），梁何逊有《穷乌赋》（《初学记》卷三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3页）。初唐卢照邻拟《穷鸟赋》作《穷鱼赋》，其序曰：“余曾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致之深议，友人救护得免。窃感赵壹穷鸟之事，遂作《穷鱼赋》。常思报德，故冠之篇首云。”（李云逸校注《卢照邻集校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页。）
3(2)赵岐《孟子题辞》：“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62页）《梁惠王上》篇首注：“圣人及大贤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愿以为师。”（同前，第2665页）
4(3)《后汉书·杨赐传》：“先是黄巾帅张角等执左道，称大贤，以诳耀百姓，天下襁负归之。”（《后汉书》，第1784页）《皇甫嵩传》：“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后汉书》，第2299页）
5(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2版，第189页。《论语·泰伯》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述而》：“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絜己以进，与其絜也，不保其往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5页、第100页。）此两处孔子所说大概是子张“吾所闻”之本。
6(2)先秦寓言对故事或不作说明，“一则本意已显，无须重复地陈述；一则讽刺时人，惧遭祸殃，从而用含蓄的手法，让读者去体会”。说明主旨则有五种方式：“故事结束后，由作者就故事讨论，从而突出主旨”；“故事结束后，由作者就广处泛论，申明主旨”；“故事结束后，由说故事的人或参加在故事中的人物自己申明主旨”；“故事结束后，先就故事本身评论，再谈到本意，这是最详细的论式”；“叙述故事前用议论发端将正意说出”。（王焕鏕《先秦寓言研究》，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7-70页。）
7(1)以人的生存为处于困境之下的痛苦，乐观的人不太相信，可能是因为思考不够深刻，或者是佛陀宣教所说的“无明”所致。这种看法在中国先秦哲学家偶尔亦能见到。《庄子·盗跖》说：“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00页）《庄子》“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的说法，与佛陀对人生的认识有相通之处。不过，《庄子》肯定“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的“人之情”，肯定人应该与“病瘐死丧忧患”对抗，“说其志意，养其寿命”。《庄子》所肯定的，是早期佛教极力否定的，这是《庄子》对生存本身理解上与佛教恰恰相反的东西。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241）;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QY201763）。
作者简介：孙尚勇，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汉唐文学、中国古代音乐文学。
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