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开拓与经营：汉武帝经略西州

（一）文景时期的谋划和筹备

据管东贵的研究，战国中期中国的人口大约有2500万，经过秦的统一战争和虐用民力、秦末农民起事、楚汉争霸战争，中国之人力、物力消耗殆尽，汉初中国的人口仅为880万 [1] ，国力恰处于低谷，加之异姓诸侯王势力颇大，平城之战时刘邦能够动员的战争力量极为有限，且绝大多数为步兵。此时的匈奴完成了政治结构的重组，建立了中央集权程度颇高的草原帝国，败东胡、走月氏、臣北方诸族、重占河南地，盛极一时，平城之战更是调动了四十万骑，交战的双方分别处在各自国势的波峰与波谷。宋超指出，这一战对汉初朝野心态造成了重大影响，“从军事角度而言，双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交战，只是被困于冰天雪地的白登山中达七日之久，颇有些不战而屈的意味，唯因如此，汉朝野间普遍弥漫着对匈奴的畏惧之情。曲调低沉哀伤的民谣‘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正是这一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甚至连民风质朴、悍勇善战的陇西也“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 [2] 。刘邦在国势对比最为不利的时候与匈奴作战，在战场上又轻易地中了敌人的诱敌之术，战略与战术的双重失误最终造成了不战而屈的惨败，不但要接受“和亲”输贡的协约，更造成民气沮丧，恐畏匈奴，这一战的消极影响十分深远，屈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

自古以来，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使命感，“知礼义诗书的中国人有责任将自己优越的文化向外推展，帮助那些禽兽般的四夷也能一体濡染德教，由野蛮进入文明。这叫‘王者无外’。天下虽有内外层次之别，理想的君王应该由内而外，化外为内，‘一乎天下’” [3] 。这种观念沉淀为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信仰，秦始皇在琅琊刻石中宣扬“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贾谊在《新书·匈奴》篇中说：“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貊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 [4] 额济纳汉简中的一条王莽诏令简：“ 父母为天下至定号为新普天莫匪新土索土之宾［莫］匪新臣明 。”（99ES16ST1：14A） [5] 可见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在秦汉时代具有深刻的和长期的影响。汉文帝迫于国力不振、军事不敌的现实，在给老上单于的国书中承认“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同时，他在国内的诏书里说：“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 [6] 表达了不能做到王者无外、一乎天下的自责，逼于夷狄的耻辱感更是难以名状，这种状态不是中国的皇帝能长期容忍的。文景时期虽然维持着与匈奴的“和亲”关系，但已经在为对抗匈奴做若干筹划了。中国的皇帝对向匈奴进贡的政治地位充满了屈辱感和不甘心，而且匈奴索要的物资越来越多，并不遵守和平协定，边境的骚扰、入侵、劫掠时时发生。文景时期，贾谊与晁错发表了对匈奴的重要意见，影响了文景两位皇帝甚至后世当政者对匈奴的政策。

贾谊针对当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等问题发表了“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7] 的政论，可谓立论深远，“为天下筹长治久安之策” [8] ，深得文帝赏识。其中“可为流涕者二”就是针对匈奴而言的，贾谊从传统的夷夏观出发，认为当时“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9] 贾谊坦言“和亲”表面上看似平等，实质上却是汉朝向匈奴供贡，华夏反居戎人之下，头足倒悬。而且，“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 [10] 。满朝大臣对于倒悬的汉匈局势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不仁，在匈奴不可战胜的恐惧中不谋之且以为不可谋。

贾谊为对付匈奴提出了“三表”“五饵”之策，显露出他的书生意气。“三表”是以“信”“爱”“好”与单于争其民，“五饵”是以物质声色诱惑、败坏匈奴人的目、口、耳、腹、心，达到腐化、分化匈奴的目的，贾谊对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充满了臆想的乐观。虽然贾谊认识到汉匈局势的严重性，却没有充分认识到改变这一局势的困难程度。对外政策的改变需要建立在一系列内政建设和综合国力增长的基础上，贾谊的措施偏重于依靠外交伎俩引诱、分化匈奴，缺少对内政建设的关注，更缺乏专门针对匈奴的军事、边防、财政等方面的具体意见，其策也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而非根本之策。后来匈奴的分化与汉朝在外交上的招降战术固然有一定的关系，但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汉朝的军事打击 [11] ，班固认为贾谊“其术固以疏矣” [12] ，并不是太苛责的评论。

晁错对匈奴的战略则具有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他十分重视对匈奴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对匈奴骑兵的作战方式有很深刻的认识，对匈奴与汉朝军事上各自的优势、劣势有准确的分析。

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坂，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 [13]

晁错指出，汉朝应对匈奴之所以疲于奔命，是因为“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14] 。狄宇宙对此赞叹道：“在晁错的时代，也许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家能够对中国的军事情况作出如此出色的论叙的。” [15] 晁错在军事改革和边境防御建设方面的意见，都是建立在他对汉匈具体军事特点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

在军事改革方面，晁错主张建立一支可以抗衡匈奴的骑射兵团，他曾提出“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 [16] 的建议，就是鼓励民间养马，为骑兵提供马匹，因为车骑者乃天下武备也。骑兵队伍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边郡的骑士，汉朝军队根据地域不同有材官、楼船、骑士的分别，边境地区地接胡虏，半耕半牧，百姓崇尚气力、精于骑射，充当骑士服役；另一部分是降胡义渠之属，其众数千，生产生活习性与匈奴同，收编为己所用，既可“以夷制夷”，亦借之提升中国骑兵的作战能力。晁错建议赐归附蛮夷“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17] 。既要学习胡人的骑射长技，建设能对抗匈奴的骑射兵团，也要充分发挥汉朝轻车材官的优势，联合作战，优势互补。

晁错最重要的贡献是制定了一套涉及经济、社会和军事的边境防御规划，以确保对匈奴防御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匈奴利用骑兵的快速移动，攻击汉朝北边塞防的薄弱点，戍卒一年瓜代，不知胡人之能，难以磨砺出战斗经验，在战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当汉廷每有增援，胡人即快速撤离，大军久驻耗费巨大，一旦撤军，胡人复又入侵，中国疲于应对却又无甚成效。针对这种情形，晁错建议“移民实边”。移民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为了使徙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新建移民点，要“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 [18] 。简言之，国家要为徙民提供完备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使他们能在边境地区扎地生根，安居乐业。然后将边境居民组织起来，配发武器，教习战斗，鼓励杀敌，“建立一种以乡党宗族纽带联系起来的兵民合一的屯边防御体系” [19] 。晁错对边疆防御体系的建设在武帝时收到了成效，司马相如以北边百姓为例来劝谕巴蜀长老曰：“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 [20] 从司马相如劝谕巴蜀长老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边郡之士可谓人人皆兵，踊跃抗敌，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是晁错移民实边、建立兵民合一的北方防御体系的成果。

文景二帝逐渐收夺诸侯王的权力，汉初功臣集团的权势也在一代代地递减 [21] ，汉朝的中央集权和皇帝专制均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文景二代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鼓励生产，民力渐复，国库渐充，人口滋殖，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积极地对匈奴及其他游牧族群进行招降，“以夷制夷”的策略颇具成效；大力发展马政，在西边、北边设苑养马，以郎监苑，养马三十万匹，为发展骑兵军队进击匈奴准备了重要条件 [22] ；缮治塞防、移民实边，边境防御力量增强，对匈奴肆无忌惮的劫掠有所抑制。如此等等，都是汉武帝从其父祖那里继承的遗产，为他的大展拳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二）西汉对匈奴策略的新取向

《汉书·匈奴传下》赞曰：“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 [23] 文帝的壮志从他两次谋划亲征匈奴可以看出。第一次在即位后三年，当时已经驾临太原，但济北王刘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 [24] ，文帝被迫返回长安应对。十四年时文帝又欲亲征，群臣谏不听，太后固要乃止。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文帝意欲亲征的姿态显示了他的壮志，但是受制于诸种内政因素未能成行，在政治、军事现实面前他既无奈亦沮丧，理论上权力无限的皇帝必须面对各种在他控制之外与意料之外的因素制约。文帝的壮志与沮丧，恰是内政因素制约对外政策的典型体现。第二，文帝的意图并不是要主动打击并消灭匈奴，而只是在匈奴入寇的情况下迎战驱逐，仍然是在“和亲”体系框架内的军事行动，尚未达到对外战略转变的程度。

景帝即位后与匈奴达成新的“和亲”协定，通关市，并且增加了物资供应的数量，匈奴方面对此也基本满意。景帝一代的北方边境除偶有小规模劫掠外，并没有发生匈奴大举入侵的事件，以至于汉武帝即位时史书称：“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25] 札奇斯钦指出“通关市”对于维持和平的重要意义：“皇帝给遗单于，无论如何总是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这种物资是否可以使每一个领袖和他的部属都能得到，却是一个问题。所以，有时给遗，仍不能避免侵盗的发生。但是‘通关市’则能在某种程度内，达到有限的，有无相通的可能。它的利益是比较普遍的，效果也比较大些。” [26] 札奇斯钦以汉匈间物资流通是否顺畅来考察双方的战争与和平，当物资流通顺畅时和平就有保证，一旦流通受阻，战争将接踵而至。关市对双方互通物资确实起着较重要的作用，长城一线呈现和平和繁荣的景象。

札奇斯钦认为，在汉匈双方物资流通顺畅、匈奴和平主义抬头的时候，汉朝的对外战略却转向了军事进攻，发生了马邑之战。札氏颇有将破坏和平的责任归于汉朝一方的意思，但是实际上，景帝至武帝初年和平景象之基础十分脆弱。第一，每隔一段时间，匈奴人对于贡品就会提出更高的索求，如果不能如意就会发动大规模的侵袭，以迫使中国皇帝妥协，执行巴菲尔德所说的“外部边界战略”，所以和平是有周期性的，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匈奴对于农业国家物资需求的增长速度。第二，单于支配着“和亲”条约下汉朝供给匈奴的物资，依靠物资的分配权维持和加强其领袖地位，但是这种分配不可能使所有部族都感到满意。我们承认单于通过二十四长制建立了较大的威权，但这种威权并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在外来威胁减弱的情况下。匈奴的许多传统习俗和惯例，单于必须尊重，其权力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贵族群体的制约。也就是说，单于并不能有效地制约靠近边境的部落在对物资分配不满足或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发动对汉朝的劫掠，匈奴缺少一个绝对权威来保证和平条约的落实。 [27] 第三，通过关市贸易，大多数匈奴人对农业产品的需求可以得到相当的满足，但是我们别忘了，游牧经济依赖的是边缘不稳定的资源，游牧人主观上根本就没有“盈余”的观念 [28] ，大草原上影响游牧生产的灾害众多 [29] ，游牧族群很难积聚充足的剩余产品，供应关市贸易的能力极为有限。根据札奇斯钦的理论，因为游牧经济对农耕国家的农产品及手工产品有极强的依赖性，所以无论是战争还是和亲、互市，都是农业经济体的物资向游牧地区流动，这种流动通畅时，和平就得到维持，当流通受阻时，战争就会爆发。如果是这样的，因为游牧经济的内在缺陷，贸易受阻可能是经常性的，而受阻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汉人的原因，游牧人无法拿出可供贸易的物资也是贸易中断的重要原因。一旦和平方式的物资流通不能为继，匈奴人只能依靠战争方式来获取物资，战争难以避免。综合以上所论述的三个方面，可知汉匈之间的和平基础是非常脆弱的，景帝及汉武帝初期的暂时和平景象之下潜伏着众多危险的暗流。

“和亲”体系无法维持的更深层次原因是汉匈双方在政治文化传统和信仰上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中心主义和王者无外、一乎天下的政治理想，蕴含着冲破、颠覆汉初汉匈关系格局的内在动力。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一旦形成，便成为民族精神不可剥离的一部分，在无形中强烈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汉初“和亲”关系格局的形成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即汉朝和匈奴恰恰处在各自国势的波谷与波峰时形成的，可以想见，当中国的国力恢复或匈奴“国”力衰退导致力量对比变化时，中国是绝不会甘心继续供奉匈奴，容忍华夏反为夷狄诸侯的倒悬局势的。另一方面，正如萧启庆指出的，“在心理上，北亚游牧民族自古便感觉与中国各有不同的文化，不应服属于中国，而应分庭抗礼。这一观念无疑成为把他们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障碍” [30] 。老上单于致汉文帝的国书，一开始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31] ，狐鹿姑致汉武帝书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 [32] 草原部族的这种心理传统后来发展为征服和主宰世界的野心，不过此时的匈奴尚未发展到这一地步。匈奴在政治上的要求至少是与汉朝平等并立，并且要稳定地从汉朝获取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等物资，而且还要掌握对长城以北引弓之国的霸权。宣帝时呼韩邪准备降汉，就此事询问国中大臣的态度，大臣皆曰：

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 [33]

在匈奴内乱、势力衰减的情况下，呼韩邪集团内的大多数人仍然持这样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匈奴必须保持与汉抗礼、臣服百蛮的地位，此一威名切不可失，否则就会为诸国笑，愧对先单于，玷污先祖的姓氏和民族的精神。匈奴强烈的民族自觉和自尊，与汉人的民族中心主义难以共存。无论是从经济结构上看，还是从政治文化传统上看，汉匈双方更可能发生的是战争而不是和平，“和亲”绝对不是一个能令双方均满意的可长久维持的国际关系体系。

具体到汉武帝个人而言，“复仇”心理可能起着重要影响。《史记·匈奴列传》记：“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 [34] 《史记·匈奴列传》在此诏之后虽然还记载了天汉二年（前99）、征和三年（前90）李陵、李广利降匈奴事，但逯耀东认为这两则记事为征和三年，司马迁因巫蛊之祸，删削甫定稿的《史记》时所增补，司马迁其实是以太初四年（前101）的这一诏书作为对汉武帝征伐匈奴的总结，以此点明汉武帝征伐匈奴的真正原因。 [35] “平城之忧”就是平城之战的不战而屈和城下之盟，“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指的是冒顿单于在给吕后的一封国书中写道“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36] ，这被视为对寡居吕后的亵渎和侮辱，更是对中国伦理道德的公然践踏。 [37] 汉朝对匈奴政策由退让妥协向军事征伐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很难指出最根本最重要的究竟是哪一个。汉武帝远征大宛主要是为了与匈奴争夺西域，阻断匈奴从西域城邦国家获取资源，但在征服大宛后吐露的复仇之言，或许真的是他的心声。高帝的平城之辱和吕后收到的悖逆书简，这些历史记忆可能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武帝，促使他转变对匈奴的政策。有时候主观情感因素对历史演进的推动作用并不低于客观理性因素，对于拥有决断乾坤权力的皇帝来说更是如此。

对匈奴的战略转变是由两次廷议及马邑之战开始的，主要人物是韩安国与王恢。第一次廷议发生在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驾崩之后，田蚡担任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史记·韩长孺列传》记载：

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安国曰：“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38]

匈奴此时的“请和亲”，具体所指不明，大概是要求汉朝再嫁一位公主，或者提高物资供应的数量。第一次廷议是遵循常例，君臣共议对策。当初吕后受冒顿轻侮后，樊哙要求率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被季布将军指责为面谀、欲动摇天下。樊哙的建议当然是冲动和莽撞的，自此之后，汉朝对匈奴的军事政策多为防御性的，鲜有主动出击的声音，成为汉初的政治气候和政策惯性。此时，王恢在廷议中提出兴兵击胡的建议，一反以往的政治风气和惯例。韩安国当即反对，其意见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匈奴“负戎马之足”，移动性强，建立在定居规范基础上的汉朝很难制伏之，即使胜利也很难管理和统治匈奴之地和匈奴之人；第二，汉军远征匈奴路途遥远，环境恶劣，尚未交战则军队已疲，在匈奴境内作战，自己的劣势和对方的优势都得到放大，切不可为。此次讨论的结果是“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有研究者认为，韩安国依附田蚡，而田蚡此时忙于巩固刚刚掌握的权力而无暇外顾，所以在对匈奴问题上暂时采取保守的态度。但是汉初以来形成的对匈奴的战略惯性是维持“和亲”，大臣多为保守派，倾向于维持现状，像王恢那样的主战派在此时刚刚抬头，势力和影响并不大。汉武帝即位之初就派遣张骞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很早就形成了征伐夷狄报祖宗之仇的决心，但此时他毕竟刚刚走出窦太后的权力阴影，立足还不稳固，在大多数臣僚以为出击不便的情况下，也只好许可和亲，但是王恢的建议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次廷议很快在次年到来，去岁关于对匈“和亲”已经议定，现在很快又再一次在廷议上讨论对匈奴的政策，这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这次廷议是由于一个从事边境贸易及走私的边境大豪通过王恢献诱击匈奴之策引起的，显然是王恢在背后策划的。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在廷议开始时就表明了态度：“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39] 雷戈指出“廷议”的功能是重复性建构君臣秩序的合法空间，这个空间的基轴和原点是尊君 [40] ，汉武帝在廷议之始就已经表明“今欲举兵攻之”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廷议发展的方向和结论。

王恢、韩安国之间的论辩与商鞅和甘龙、杜挚的辩论，赵武灵王与公子成之间的辩论非常相似，争论的都是“变”与“循”之间的利与弊。王恢认为匈奴之所以侵盗不已、肆无忌惮，是因为对汉朝无恐惧之心。边境数惊，士卒百姓死伤甚众，诚为谋政者之痛，所以必须在军事上打击匈奴，使之恐畏，建立汉朝的威势。王恢是变革派，其理论基础与商鞅、赵武灵王等相似，即所谓“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复乐，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 [41] 。而韩安国说的“臣闻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 [42] ，与杜挚说的“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43] ，是所有保守派的立论基础。韩安国在夷夏观上持“文化区域分治”观念 [44] ，在论辩中他说道：“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 [45] 这种观念与王者无外、一乎天下的夷夏观长期并存，在华夏的思想世界里具有一定的影响。如上次廷议一样，他强调匈奴社会的特点及远征匈奴的不利因素，“且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飙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 [46] 。“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 [47] 王恢对深入匈奴境内作战的困难并非不了解，其实这次廷议讨论的是引诱匈奴到中国境内，然后设伏攻击，并不是要远征草原，韩安国却一再强调远征草原的种种不利，并没有击中要害，最后王恢建言：“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 [48] 廷议以武帝对王恢的意见曰“善”结束，汉廷对匈奴由防御向进攻的战略转变就此完成。虽然廷议时互有争论，但是最后的决策一旦达成，汉廷诸臣就都遵照新的决策行事，反对最激烈的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其他诸将皆属焉。我们看到，刚刚就在上一年汉匈达成新的“和亲”，现在汉朝却议定了一个企图擒拿单于、消灭匈奴主力的军事计划，而且在讨论中，群臣辩论的仅仅是攻击匈奴是否有利，而没有一个人提到“和亲”协定，可以看出汉朝方面丝毫没有受“和亲”条约的羁绊。在马邑大豪聂翁壹许以马邑财物的情况下，匈奴立刻领军入塞，也是没有把去岁刚达成的协议放在眼里。汉匈双方缺乏互信，“和亲”下的和平之不可靠可见一斑。

有研究者认为马邑之战的统帅其实是汉武帝本人，只是此战劳而无功，天子恼羞成怒，汉廷上下对此讳莫如深，最后由护军将军韩安国代君受过。 [49] 王恢因为谋划不周，使得计划被匈奴察觉，更在匈奴遁逃时放弃了追击，使得汉武帝极为恼火，被下廷尉狱，于狱中自杀。值得体味的是韩安国此后的政治生涯。

安国始为御史大夫及护军，后稍斥疏，下迁；而新幸壮将军卫青等有功，益贵。安国既疏远，默默也；将屯又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乃益东徙屯，意忽忽不乐。数月，病欧血死。安国以元朔二年中卒。 [50]

逯耀东抉发了《史记》篇章排列的深意，指出司马迁没有将《匈奴列传》与《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四夷”编排在一起，而是列在《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之间，并不是如赵翼所言“皆无意义，随得随编”，实际上是刻意为之，这些列传的传主均与匈奴问题有密切关系，从《韩长孺列传》到《平津侯主父列传》五篇构成了武帝时代处理匈奴问题的一个独立单元，更以《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贯穿之，司马迁这样处理有其深意，表明了西汉时期匈奴问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51] 这一小单元以韩安国开始，描述了韩安国政治生涯的三个镜头。第一个镜头是老成持重、不主张轻开战端。韩安国在第一次廷议时获得了多数支持，汉初以来的政策得以维持。第二个镜头是第二次廷议，他的主张未获得皇帝的支持，对匈作战开始，颇能取合当世的韩安国成为护军将军，指挥了马邑伏击，只是计划被匈奴察觉而未达到预期效果。第三个镜头是在此后汉匈之间连年的战争中，战略思维还停留在防御的韩安国逐渐跟不上形势，稍斥疏，与匈奴作战又屡屡吃亏，被皇帝责备，最后在落寞和羞愧中呕血而死。韩安国的这三个镜头恰是汉朝对匈奴战略转折过程中的三个缩影，主动进攻匈奴需要另一批具备新战略思维和作战能力的统帅，于是卫青们益贵、韩安国们疏远，历史完成了转折，进入下一阶段。

（三）反击匈奴与拓土西州

匈奴在秦汉之际重占河南地、驱逐月氏、臣服羌人，势力发展到河西地区。在文帝四年冒顿予文帝书简中说：“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52] 匈奴此时完全控制河西，并且在追击月氏的过程中征服了西域。有学者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分析说：“匈奴控制河西地区后，不但获得了大量优良的战马，战斗力大为增强，而且可以以河西和河套为基地，对汉之陇右、北地等边郡进行频繁侵扰，严重威胁着汉朝的统治中心长安的安全，迫使汉王朝疲于应付。” [53] 匈奴控制着河南地、河西，并且与占据河湟的羌人结盟，关中腹地的西边与北部连成一片，河南地的白羊王、楼烦王的轻骑部队活跃在长安以北并不遥远的地方，烽火常通甘泉、长安，令汉朝的皇帝寝食难安，由此可见西州对汉朝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开边西州，一方面是要通过战争将匈奴的势力赶出河南地与河西，另一方面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增强汉朝在当地的力量，实现对这个地区的开发与巩固。我们先讨论汉武帝攻夺河南地与河西、打击匈奴的三大战役，然后再讨论为开发、巩固和管理新开拓地区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汉武帝转变了对匈奴的战略方针，韩安国一类保守派、防御型的老将在战略思维、军事才能上都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晋贵将军卫青、霍去病主导了汉朝对匈奴的军事进攻。欲打击匈奴就必须组建一支能够深入匈奴境内作战的骑兵军团，对这支军队皇帝必须交由完全信任的人统帅，是帝王的统御防范之术。汉武帝宠幸平阳主的女婢卫子夫，后来册封其为皇后，卫青是卫子夫之弟，霍去病是卫青姊子，他们卑微的出身和外戚的身份，再加上深悉侍君之道 [54] 和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所以深得汉武帝信任。汉武帝时期与匈奴最关键的三大战役是“河南之战”、“河西之战”与“漠北之战”，卫青指挥了“河南之战”，霍去病指挥了“河西之战”，“漠北之战”是二人共同指挥的。《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总结他们二人的功绩曰：“最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一千八百户”；“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五千一百户。” [55] 司马迁在总结他们的功绩时，分别强调了卫青“收河南地”和霍去病“开河西酒泉之地”，可见这两个地区的重要性。

河南之战载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 [56]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大致相同，“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 [57] 。林幹指出卫青的进军路线是“北出云中，趋向西北，沿外长城，直指高阙，然后向南折回，架桥渡过北河，沿黄河，傍贺兰山，返抵陇西。其进军路线大体上呈一马蹄形，把在这马蹄形内驻牧的匈奴属部楼烦王部和白羊王部击走，……卫青等进军之所以采取马蹄形的形式，主要因为右贤王驻地在高阙之北，卫青直指高阙，盖为截断右贤王南下河南援救楼烦、白羊二王之路” [58] 。这一观察非常精准，卫青的战略是新时代的产物，天才般的大胆激进，不是韩安国等老成人能想象得到的。

对匈奴来说，河南地不但是水草丰美的游牧地，这里有一定规模的农业和手工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河南地战略位置重要，是进攻汉朝统治核心区的前沿跳板。故而，虽然当时匈奴发生对单于位的争夺内斗，伊稚斜战胜前单于太子自立，但还是立刻对汉朝采取了多次大规模军事报复行动。右贤王企图夺回河南地，“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 [59] 。河南之战需要对付的不仅是盘踞在河南地的白羊、楼烦二部，还有他们背后的右贤王及整个匈奴，汉朝若想保住对河南地的占领，必须打击右贤王部，所以在元朔五年（前124），“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诸精骑往往随后去。汉得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 [60] 。这一战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使之再也无力反攻河南地。第二年卫青发动了同样规模的军队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这次打击的对象应该就是单于本部，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汉军虽颇有斩获，损失亦不小，而且先前降汉的胡小王赵信又降回匈奴。赵信深知汉军内情，建议单于远徙漠北以诱疲汉军，于是匈奴大部北撤。匈奴在漠南的力量大减，汉朝对河南地的占领得到巩固。匈奴主力的北徙，使得河西的浑邪王与休屠王孤立无援，为霍去病开拓河西创造了时机。

“有气敢任”的霍去病更得武帝宠幸，每次出征均率领精锐，敢于孤军深入，长途奔袭。元狩二年（前121），“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61] 。汉军半年之内对河西发动两次高强度打击，匈奴在河西的力量受到重创，休屠王连祭天金人都丢失了。恼怒的单于欲诛浑邪、休屠二王，二王相谋降汉，虽然后来休屠王中途反悔，但凭着霍去病的果断处置和浑邪王的配合，河西平定，汉廷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外设立属国，安置投降或俘获的匈奴人。河西地空，汉廷原本谋划招乌孙回归故地，未果后直接经营河西，设置郡县，将之纳入行政版图。河西的丧失对匈奴的打击更大，《史记·索隐》引《西河旧事》云：“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62] 此时匈奴大部移徙漠北，河西匈奴又投降了，“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 [63] 。汉朝西北边郡的边防压力顿时大减，汉廷削减北地以西边郡的戍卒之半以休息民力。

在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中，韩安国等主要参与第一阶段，执行了马邑之役；然后转向了对匈奴的军事进攻阶段，卫、霍崛起。但卫霍之间亦有不同，卫青的战功主要是攻取河南地和打击匈奴右贤王，解决最为紧迫的外患威胁。霍去病的主要战功是拓土河西，汉朝对河西的进攻标志着其战略已经由“卫边”渐渐转向“胜边”。霍骠骑的崛起固然与汉武帝对领兵将领的平衡制约之术有关，但同时，正如张春树所言：“他的出现似乎也代表着武帝一代向外征伐的大转捩点”，“霍去病的出现具有以下的历史意义：（1）击破匈奴在汉西方的势力；（2）河西地区归汉；（3）有汉一代之向西的大扩张以此为起点，而汉之西向发展的成功缺了河西地区便不会成功。” [64]

河西之战后，为了彻底打败匈奴，甚至意图俘获单于，汉廷调动了十万骑兵，官私马匹十四万，步兵转输之士数十万，由卫青、霍去病分两路绝幕远征。对于此战，有研究者认为：“匈奴政权已经被迫退居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的漠北无水草之地，完全没有了威胁西汉安全的能力”，“西汉武帝刘彻对匈奴伊稚斜单于做出的希望双方和好的表示，不但没有积极回应，反而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攻略匈奴战争，并且把矛头再次直接指向单于，这就是漠北战役。” [65] 对于漠北之战在当时是否有必要性，我们很难判断，在此之前汉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匈奴丧失了许多优质牧场和人口，实力有一定的削减。但是否已经衰弱到对汉朝没有威胁的程度则不易断言。事实上单于将主力移徙漠北是因为接受了赵信的建议，赵信深知汉军的实力和特点，认为不宜在边境地区与汉廷硬拼，移驻漠北是为了保存实力并“诱疲”汉军。请求“和亲”并不是代表匈奴真的希望和平，上文已经讨论过，汉朝和匈奴的文化、经济、军事结构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和平脆弱不堪，如果恢复“和亲”，给予匈奴恢复和休整的时机，不久之后汉廷必定又将面临匈奴的反攻，所以我们不能轻易说汉武帝决心一鼓作气彻底打败匈奴的决定就是穷兵黩武。经过“漠北之战”的打击，匈奴远遁，统治重心向西北迁徙，幕南无王庭。汉廷的损失亦非常惨重，汉匈间大规模的战争暂时停息。

（四）西州的建设与巩固

在反击匈奴的过程中，汉朝夺取了河南地，清除了河西的匈奴势力，并且绝幕远征漠北，迫使匈奴向大草原的西北方逃遁，幕南无王庭。但“占领”只是第一步，从“占领”到“占有”还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去苦心经营，对一个地区占有的最高形态是设置郡县，纳入帝国的直接统治和管理之下，然而对边境新拓地区的统治要达到能设置郡县的程度，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在军事上征服了新土地之后，首先需要修建边塞亭隧防御系统，以求安全上的保障；然后屯田、移民实边，繁荣经济和社会；最后是设置郡县，纳入帝国统一的地方行政体制中。

河南地对于汉朝的国防安全特别关键，武帝对此地志在必得。在卫青夺取河南地当年，汉武帝立刻设置朔方、五原郡，并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对于河西，最初的方针是招乌孙回归，与之结盟共同对付匈奴，当时汉朝似乎并没有直接经营的打算。汉武帝最初并未打算直接经营河西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河西自古以来就是西北游牧族群的生息地，华夏势力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一地区，不像河南地在秦始皇时曾付出巨大的代价经营过，此时汉朝君臣可能就是顺着这个历史惯性而产生招乌孙回归的想法。第二，反击匈奴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是时通西南夷道，东至沧海之郡，北筑朔方”，国家财政已经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筑朔方。《史记·平准书》记载：“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 [66] 国家财政的压力对直接经营河西的想法有一定的抑制。第三，如张春树指出的，“汉最忌匈奴，平城之耻，永刻在汉朝皇帝的心上成为一个‘结’，至于其他民族汉倒乐于联结以收以夷制夷之效” [67] 。汉朝当时所有战略意图均是为了对付匈奴，至于征服匈奴后，其他部族会不会成为新的外患，当时似乎考虑不多。 [68] 汉朝大概认为乌孙实力有限，不可能发展成为匈奴那样的威胁，但乌孙不能东归使这一谋划落空，汉武帝决心直接经营河西。田余庆说汉武帝对于开边之事其实心中无数，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 [69] 是非常具有卓见的。汉武帝最初并没有打算直接经营河西，那时候他对于向西发展似乎设定有一个界限，但随后他的“心中无数”立刻暴露出来，乌孙不愿东归，他立刻决定大力向西发展，直接经营河西，设置新的郡县。再之后，更是着手经营西域甚至远征大宛，他的态度转变速度之快、程度之大，确实反映了他对向西开边的“心中无数”。

对新拓边地的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建造边塞防御系统，保障边疆地区的安全；第二是屯田和移徙人口，开垦土地发展生产。这两个方面互相依赖，只有边防体系有效运转，国防安全有保障，边民的生产和生活才能安定，才能吸引更多的人移徙过来；同时只有边地的人口增多，生产发展，为边疆防御体系提供更多的人力和物力，防御体系才能有效运转。修筑塞防城垣、屯田和移民实边等工作是设置郡县的主要筹备内容，郡县设置后的主要功能和任务是维护边塞防御系统的运转和主持移民、开垦、发展生产等，二者互相促进。无论是修建塞垣亭隧边墙，还是屯田和移民实边，都是需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过程，所以无论是在河南地开置朔方、五原，还是在河西设置郡县，都是需要统筹安排、全国动员的大型工程。

我们先讨论汉代在西州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然后讨论移民实边与屯田的问题，以及二者与设置郡县的关系。北方边境的防御体系被称为“长城防御体系”，战国时期与胡接境的燕、赵、秦三国最早在其北方边境修筑了长城，但是这种“城墙”式的防御技术其实源于华夏的内部战争，国与国之间经常修筑城墙或在山水天险处修建相关设施来防御敌国。北边三国发现城墙也是对付草原骑兵的有力武器，于是竞相修筑，其防御的功效是显著的，之后的秦汉王朝继续修筑这种工事来防御北方敌人。长城似乎天然地与“防御”联系在一起，之所以如此，大概因为长城是固定的工事，修筑它的人守卫它、依靠它来抵御长城之外的进攻，长城代表的是“封闭”与“静态”。但这是一个假象。因为长城实际上修筑在原先游牧族群生存的空间中，长城的修筑发生在农耕国家将疆土向外扩张之后，是为了巩固对新占领区的控制而修筑的，而所谓游牧人的进攻，只是他们企图夺回自己以前生活的土地。在长城沿线，虽然进攻的一方是游牧人，防御的一方是汉人，但是进攻者是领土遭到侵占的一方，防御者反而是扩张的一方。考虑到具体的修筑背景，我们可以说，长城其实是“进攻”的设施，而不是“防御”的。 [70] 只不过后来，农耕国家凭借着强大的国力，守住了长城一线，长城内民族融合、经济发展，长城成为新的边界标志，人们渐渐忽视或遗忘了长城地带曾经是扩张的战利品。长城还是一条攻守兼备的军用道路，“不仅有联系长城防线各个据点以加强防务的作用，尤其对于在长城以外进击匈奴有重要意义” [71] ，比如卫青出征以河南地为基地，李陵出征以居延塞为后方基地。狄宇宙指出：“长城就是华夏北方各国整个扩张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长城的建立是为了支持并且保护华夏各国向迥异于周族世界的外族地域进行政治和经济渗透。” [72] 可谓一语中的。

秦始皇斥逐匈奴夺得河南地后，“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 [73] 。“河”指黄河，“阳山”指黄河北岸的横贯河套北部的狼山山脉，“北假”据《括地志》是指黄河以北的一个地名。早在赵武灵王时期，汉人的势力就已经扩展到这里，当时“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 [74] ，赵国曾将长城修筑到黄河以北的狼山。蒙恬督造的长城“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 [75] ，可知他在黄河以北修建的长城塞隧，借用了不少赵国长城的遗存 [76] 。秦汉之际匈奴重占河南地时，这里的塞防自然颇有损坏坍塌。汉武帝再次夺得河南地后，“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因为此时尚面临匈奴反扑河南地的危险，所以汉武帝在重夺河南地后立刻修缮蒙恬在黄河以北修筑的长城。随着卫青沉重打击了匈奴右贤王，漠北之战又迫使匈奴远徙漠北，汉武帝进一步在阴山以北修筑长城。太初三年（前102），“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 [77] ，这条长城被称为“外城”或“光禄城”。据唐晓峰的实地探查，“在包头北部阴山以外，仍可清晰地看到有两条近似乎平行的长城遗迹，蜿蜒西北而行……这两条长城遗迹的位置和走向，与《史记》、《汉书》所记载的汉武帝‘外城’相一致，它们应是武帝‘外城’的遗迹” [78] 。秦汉两朝在黄河以北的阴山南麓及阴山以北地区修筑长城的历史与它们向北的扩张步伐相配合，长城的重要性及其“进攻”功能由此可见。

漠北之战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79] 。汉朝势力开始向黄河以西发展，在前不久的元狩四年（前119），“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80] ，我们假设每一地所徙人口相同，则移入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的人口就达到58万，再加上筑朔方的10万人，则汉朝在短短几年间向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陇西一线共迁移68万人。张春树指出汉朝向新开发地区发展之前，必先巩固旧边地区，在渡河向西发展之前，向黄河以东地区大量移民，充实旧边是为拓展新边做准备。 [81]

汉朝向西渡河之后选择令居为前沿据点，是因为此地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李并成指出：“令居在军事上、交通上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令居为汉代驻军屯田重地，又位处中原通往河西走廊、湟水谷地乃至西域的大道，控扼丝绸之路咽喉道口和津渡，并且还是汉室向北抵御匈奴，向西经略西羌地区的前哨基地和军防要镇，汉护羌校尉驻地，河西汉长城东端点。” [82] 从朔方渡河到令居一线，汉朝开辟了大量的屯田，想必也修建了相应的军事据点，令居起初可能只是一个不大的塞障，到元鼎六年（前111），“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 [83] 。面对河湟地区羌人的侵边，在发兵征伐的同时又征发了数万人修筑令居，经这次修筑令居城规模可观，此时汉廷又得知乌孙不返的消息，决定自己经营河西，令居在西州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汉廷的重视。

河西汉长城的修造始于公元前111年，是随着汉朝势力向西发展逐段建造的。《史记·平准书》说元鼎六年（前111）“初置张掖、酒泉郡”，《史记·大宛列传》说“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此时修筑了河西长城的令居至酒泉段。第二次修筑是元封四年（前107），当时武帝决意与匈奴争夺西域，于是派赵破奴攻击楼兰，把长城从酒泉修至玉门关。第三次修筑是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为了防备匈奴乘机南下，“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第四次修筑在天汉年间，“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除此之外，在祁连山北坡，为防备羌人亦修筑有障塞。 [84] 河西长城的向西推进与汉朝向西域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田余庆指出汉朝向西推进的程序，首先通过军事行动占领据点，然后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接着向据点的更西区域扩大声威。“亭障相连，构成防御线，构成交通线，也构成供应线。亭障还为汉向更西的地方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提供保障。可以说，没有亭障，也就没有汉在西域的经营。” [85] 所谓的长城防御系统，竟然是拓土西进的有力保障了。

北边长城防御体系对于汉王朝的意义，汉元帝时期的一位名为侯应的郎中做出了非常深刻和全面的议论。那时匈奴分裂，呼韩邪单于降汉，当陈汤等斩杀郅支单于后，呼韩邪上书愿为汉朝守边，让汉朝罢边备塞吏卒。侯应以为不可，他回答汉元帝的一大段话，可说是关于北边塞防体系功能的一篇深刻论文，值得全文引录。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86]

侯应首先指出，长城是汉朝在斥逐匈奴后建造的防御体系，南匈奴虽然暂时归附，但是匈奴人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如果自毁长城，则是示夷狄大利，难保匈奴不起异心，汉朝要安不忘危。即使单于真心为汉守边，但是在匈奴的政治结构下，单于没有约束其部下的绝对权力，其承诺未必可靠。长城防御体系的修建耗费巨大，一旦废弃，百年后猝然有变，难以缮复。而且如果让匈奴帮助守边，则是有德于汉朝，一旦索求无厌，事端又开。另外，汉朝与西羌的矛盾逐渐激化，不谨塞防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其次，长城对汉朝的国内统治也具有重大意义。拉铁摩尔指出，汉朝的边疆管理目标是保持边疆人口的中国规范，帝国机构的运转必须保持向心的平衡。 [87] 侯应指出属国降民、滞留在匈奴的汉朝军士的子孙、生活艰辛的奴婢贫人、强人盗匪等均有亡逃匈奴的动机，塞防一旦撤除，将不可阻止。这些亡人“作为执政者无法控制的流动人口，具有与编户齐民社会结构定式背离与叛逆的身份”，其“生存方式和行为特征，往往对社会的稳定有所冲击” [88] 。

防止“亡人越塞”是北边边塞系统重要的任务，居延新简中记有一桩严重的逃亡事件。

乃今月三日壬寅居延常安亭长王闳子男同攻虏亭长赵（E. P. T68：59）

常及客民赵闳范翕一等五人俱亡皆共盗官兵（E. P. T68：60）

臧千钱以上带（E. P. T68：61）

刀剑及铍各一又各持锥小尺白刀箴各一兰越甲渠当（E. P. T68：62）

曲隧塞从河水中天田出○案常等持禁物（E. P. T68：63）

兰越塞于边关徼逐捕未得它案验未竟（E. P. T68：64） [89]

出逃的五个人中有两个是亭长，而且携带了各种严禁出塞的武器，从甲渠当曲隧塞出逃。塞防的附属设施“天田”的设置不但是为了查知是否有敌人入塞，也是为了侦知是否有内部臣民逃出，一旦发现有“兰越出塞”的，要全力搜索追捕。

鉴于长城种种对外和对内的重要作用，侯应以为使南匈奴守边而自毁长城“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换句话说，保障长城防御体系的运转，乃是长治久安、威服夷狄的上策。元帝听了侯应的议论后，就下诏“勿议罢边塞事”，并让车骑将军许嘉口谕呼韩邪单于说：“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单于也以“愚不知大计” [90] 谢。

移民实边和屯田是与长城防御体系并行的开拓新土的措施，后者只具有军事功能，而移民实边和屯田兼具军事和经济功能。无论是移民实边还是屯田，均增加了边疆地区汉族人口的数量，迁徙边疆后，移民无论是处在乡里组织中，还是处在屯田系统内，平时都会进行一定的军事训练，情况紧急时亦征调组织起来与敌作战。移民到边疆的平民和屯田（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上的劳动者，主要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发展边地的农业生产对国防安全和国家财政来说意义重大。从内郡粮食产区运送粮草到边地，路途遥远道路坎坷，代价巨大，所谓“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汉武帝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 [91] 。10万人筑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 [92] 。按照主父偃的说法，秦始皇时“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93] 。主父偃的这个数字确属夸张，但是远程运输损耗之惊人则当属无疑。有一支大湾出土的汉简讲到了转输折耗问题：“●右凡十二两输城官凡出入折耗五十九石三斗（505.36）” [94] ，沈颂金根据此简得出远途运输的损耗率约为百分之二十，因为一般来说，每辆车装载25石，12辆共运300石，损耗了近60石，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 [95] 这还不算运输费用和人工劳力的成本，从“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可以看出运输的人工费用也并不便宜。 [96] 所以说在边疆地区进行粮食生产，实现一部分自给，对于国防和财政来说都很重要。

屯田和移民实边具有相似的功能，使得有些学者将两者混同，认为移民实边就是屯田，只是不同于军队屯田的军屯，是一种民屯。如管东贵说：“民屯就是对移居边疆的人民，除使其能生产自给外，平时亦予以组织，授以战法，以备寇敌。军屯就是使戍守边疆的军队，就地生产，以减少对后方供应的依赖”，“汉自文帝十一年采晁错议募民耕戍塞下，是为农兼军的民屯之始，同时亦是汉代屯田之始”。 [97] 管先生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放大了晁错移民实边方案与秦代谪民于边的差别。在引用了晁错的《移民实边疏》后，管先生说：“在这一道疏里，有两个要点，都是用托古为说的方式说出的。一是善遇徙民，一是组训徙民。善遇徙民，在上一疏中已经说到，现在又作进一步的说明，目的无非是要增加徙民在边疆安家落户、生根滋长的可能性。至于组训徙民，这是一个新的意见，目的在于使所徙之民有应战的技能，并纳入组织，使成为一支民兵队。晁错提出了这一新的意见后，使他所建议的移民实边跟前代的大不相同；而屯田的基本构想，到此亦大体完成。” [98] 但是仅仅抓住对徙民的军事训练，就说这种徙民是屯田，并没有抓住“屯田”概念的核心和关键。杨际平指出：“纵观历代屯田，大体都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屯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屯田兵民充其量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2）屯田兵民的组织形式，一般采取军事编制或准军事编制，不同于一般的编户齐民；（3）政府取之于屯田的，不是作为国税的田租地税，而是封建地租，或者是政府统收统支；（4）屯田的田土与劳力一般都比较集中。” [99] 从晁错的建议来看，对所徙之民是按照乡里制度进行安置管理的，他们的身份仍然是编户齐民，跟军屯里的士兵身份不同。他们并不是在屯田中的由专门的田官组织管理并缴纳大部分农产品的屯客，徙民向国家承担赋税义务，由郡县乡 [100] 的民政系统收取。刘光华也力辨“徙民实边”不是屯田。刘先生从三国时期典型的民屯出发，总结民屯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民屯由大农令下属之专门的田官系统管理；第二，对民屯客的剥削量，国家与屯客实行分成制，自有牛的按照五五分，国家提供牛的按照四六分，剥削量远远大于编户民的十五税一或者三十税一，但是屯客不承担国家的其他赋役。 [101] 我们认为杨先生和刘先生的意见值得重视。尾形勇指出，汉朝的向西推进，必首先在某地屯田，待土地开垦，生活和生产设施均具备一定基础，并有一年积粮之后，才逐步开展移民活动，屯田是为移民做前期准备的工作，并不能混为一谈。 [102]

元朔二年（前127）攻取河南地后，汉武帝“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史书对于这次徙民记载简略，难得其详。关于立朔方，《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云：“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郡。” [103] 主父偃当初所奏九事，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他并不主张对匈奴大事用兵，但此时又盛言筑朔方灭胡虏，应当是揣摩汉武帝心思而为，献媚君主。当时外朝公卿考虑更多的是国家财政能否支撑开置朔方，多认为不便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 [104] 公孙弘在置朔方事上持有更加理性的态度，当时汉武帝对于河南地势在必得，公孙弘自知反对亦无用，于是乘机建议罢当时正在开置的西南夷、沧海等地，专力于朔方，以免疲敝天下过甚。 [105] 徙10万人到朔方乃是直接移民，国家募民移往边地，往往要赐爵、供给行装钱、生产工具、武器、日常生活需要，还要修筑城市、道路、水利设施，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当时“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当时与匈奴的战争还正在进行，此时又要供应在河南地设置新郡的费用，国家财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元狩三年（前120）关东发生大水，“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106] 。这次移民的数量特别巨大，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解决山东饥荒问题，但亦有意识地将贫民迁往西北边疆地带。国家执行此次移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汉书·食货志下》记载：“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107] 这次往西北安置了大约60万人，加上移往朔方的10万人，总数超过了70万人，这里说的“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就是指此而言。这些人口都是移民实边而来的，并不是屯田。设置朔方、五原二郡，其下必还有县乡里等行政机构来安置管理十万移民，移往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的，或是在这些郡新设县乡里，或是纳入原先的县乡里组织中。这些移民仍然保持“民”的身份，在最初几年廪食县官，待具备再生产能力后，就要像其他编户民一样，开始向国家缴纳赋税了，并不是屯田的兵士或屯客。

与移民方式相比，屯田对国家财政造成的压力就小很多。西汉的屯田始于漠北之役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108] 。汉朝决定开发河西地区，首先派遣五六万人在自朔方渡河至令居一线进行屯田，这些人的身份不是编户民而是“官吏卒”。元鼎六年（前111），“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109] 。“田官”是进行屯田的组织机构，隶属于大司农，耕作者为“塞卒”，即士兵。汉朝对河西的开发是通过派遣士兵进行屯田开始的，因为自从北方游牧业兴起之后，河西一直在游牧人的控制之下，缺乏农业的基础，派遣军队来做拓荒的工作，才是最有效率和最经济的，待居住点、交通道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等建成并有一定的粮食储备后，再募民屯田或移民耕作，扩大开发的区域，加大开发的力度。这个程序在征和四年（前89）桑弘羊上的“屯田策”中说得很清楚：“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可）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 [110] 在西域首先是派遣“屯田卒”由校尉分护，在捷枝、渠犁等地“通利沟渠”、“益种五谷”，这是军屯，待一年的耕种收获有积蓄的粮食后，就招募壮健之民来扩大屯田。因为处在绝域，远离国土，所以在军屯一年后募民来扩大开垦，仍然处在“田官”的组织系统内，朝廷在西域屯田并不是为了最终建立郡县，而只是为了增强对西域的控制力。在河西地区就稍有不同了，当屯田有积谷之后采取的措施应当是移民，最终目标是建立实施直接统治的郡县。

尾形勇考察了赵充国在河湟屯田与设置郡县的关系，赵充国的《屯田策》曰：“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倅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 [111] 一般认为，赵充国屯田河湟只是对西羌的威慑手段，其实未及收获就已罢屯田了。但是尾行勇注意到，这次屯田结束的神爵二年（前60）恰是破羌、允街二县设置的年份，而这二县的位置就在赵充国的屯田区域中，即临羌东至浩亹的湟水流域，这绝对不是巧合。赵充国当时发动兵卒花了很大的气力修缮邮亭，疏浚沟渠，修桥治路，一万多人每人耕作二十亩，开垦了二千多顷土地，这么多的成果没有理由白白放弃。尾形勇考虑到这次屯田与破羌、允街二县设置的关系，指出“如果重新来看一下上奏中的‘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县，益积蓄，省大费’这句话，就应把这句话解释为‘把耕田者作为游兵，以充实金城郡，日益增加积蓄，节省大宗费用’。意思是说，屯田结束后，把他们重新纳入郡的体制，让他们为边郡增加收入。因此，神爵二年充国上奏‘请罢屯兵’，虽是请求结束屯田，但这种‘罢屯兵’只是意味着‘把屯田兵由军事编制改归郡县编制’，绝不意味着停止开拓耕田。因为，我们决不可能认为，屯田兵们每人分到的二十亩地，到了那一年五月就马上归还了” [112] 。当屯田地区由军事编制改为郡县编制后，应当有更多的编户民自发或者被迁徙而来。我们可以说，屯田是为以后的移民做预备性的工作，对于新土开发的程序，第一步是屯田，很可能首先是军屯，待打下一定基础且有积蓄的粮食后，就开始移民和设置郡县。当然，也不一定需要严格遵循这个程序，汉武帝设置朔方时，就是直接移民，并没有经过屯田阶段，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耗费巨大，公卿多以为不便。对河西的开拓首先是逐段向西修建亭隧塞防，接着派遣戍田卒进行屯田，之后才逐渐移民以实之，完全遵守着开拓新土的渐进程序。

设置郡县与屯田、移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当朝廷决定在某个新拓地区设置郡县时，一般首先修建塞防和进行军屯，并设置据点、修建道路和开垦土地，稍有规模后，就会开始移民和设置郡县。这个时候的“郡县”只是一个制度或者编制，实际力量仅仅存在于几个据点，郡县设立后，屯田和移民的工作仍然继续，逐渐由“点”连成“面”，当人口增多后，可能根据需要设置新县，甚至设置新郡。所以我们说，屯田和移民实边，既是设置郡县的预备工作，也是设置郡县的主要内容。河西四郡设置的年代问题，张维华、劳榦、张春树、陈梦家、日比野丈夫等学者都有深刻的讨论，但是得出的结论仍有歧见，暂时存而不论。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开发河西时，郡县成立的标准我们并不清楚，汉代人也未必有统一的意见，《武帝纪》与《地理志》的记载不同可能就是当时人也没有统一意见的表现。从朝廷颁发诏旨设立一郡，到此郡在实际上建置完成，是一个时日长久的过程，以其中的哪一个时刻作为郡县设置的准确时间，则不易确定。清代学者王骏指出：“《武帝纪》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元鼎六年又分置张掖、敦煌郡；纪、志年份互异。意者纪但记创置之年，志则因其营建城郭设官分治之岁乎？” [113] 注意到郡县的创置之年与“营建城郭设官分治”之年之间的差距，这个意见值得我们重视。本书所论屯田、移民与郡县设置的先后程序也可为此说做一个补充，郡县行政级别的设置并不代表郡县实际上建设完成了。

二 继承与调整：西汉后期对西州的坚守与控制

（一）昭宣时期的国策调整

曾瑞龙指出：“体系（systemic）、国家和领导层的分析，是国际关系分析的三个层次。分析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不但要从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入手，还要考虑其国内因素，而领袖的性格和世界观，也要作为一个重要变数来分析。” [114] 传统史家习惯于将国家对外扩张的原因归于君主的好大喜功，在中国古代君主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下，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君主个人因素的作用也不能过分夸大，比如汉初受制于国力的虚弱和匈奴的强大，高祖在白登之围后也必须向匈奴低头，高后亦忍冒顿之辱。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又继承了父祖谋划匈奴的基础，才拥有了外事四夷的资本，可谓生逢其时。强调“体系”重要性的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行为取向是由国际秩序决定的，这种观点也面临挑战，因为有时候一个政权对外政策转向的背后并没有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可寻，而有时候尽管国际体系结构变动了，国家的对外政策却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在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之前，汉匈刚刚达成了新的“和亲”条约，匈奴的实力仍然非常雄厚，汉匈两极并立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变化，但是汉武帝依凭强大国力及个人意志发动战争，改变了既有的“国际体系”。再比如陈汤攻灭郅支单于后，北方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汉朝本应该改变对呼韩邪政权的政策了，但因为传统战略文化的影响而继续扶持呼韩邪的政策，后来呼韩邪部坐大重返大草原，匈奴在两汉之际又成为北方敌患。

对外战略研究最新的取向是讨论政权的国内基础和战略文化的影响，指出在体系、国家和领袖三个层面的因素中，对对外战略起到更根本性影响的因素是国家内部因素，所谓“国家内部因素”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也包括观念、文化和传统。 [115] 这里，我们将主要从“国家内部因素”来考察昭宣时期对汉武帝扩张战略的继承与调整，当然，也会涉及“国际体系”及君主个人因素。

汉武帝征伐四夷的“辉煌战功”是以整个国家作为战争机器超负荷运转为代价的。 [116] 虽说当时发动战争有其必要性，但是在完成了反击匈奴、保障国防安全的必要军事行动之后，他仍然继续实行扩张主义，造成了严重后果。战争对经济的消耗和破坏是惊人的。为了赢得战争和巩固新土，组建军队特别是骑兵军队、修建长城塞防、屯田、移民实边等均需要耗费巨量的人力、物力；此外，战争善后、赏赐将士、安置投降及俘虏的外族，也需要大笔的支出。老子早就以他冷峻锐利的思想指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117]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118] 汉初休养生息70年，史书有“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的记录，后来的战争和扩张则给汉帝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史记·平准书》中的一段记载把汉武帝外事四夷造成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揭示得非常深刻。

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 [119]

事两越、通西南夷和置沧海郡影响的只是“江淮”、“巴蜀”、“燕齐”这些局部区域，而与匈奴的战争则牵涉面广大，所谓“天下苦其劳”、“中外骚扰而相奉”是也，长期战争使得“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120] ，移民边地造成了“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 [121] ，“费以亿计，县官大空”，国家财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为了支撑战争和边地开发的费用，武帝时期逐渐实施一系列的敛财政策，所谓“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 [122] 。自元光六年（前129）“初算商车”到太始二年（前95）“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三十五年间共计出台十三次九项财政政策。薛振恺将汉武帝出台的敛财政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公元前129年至公元前120年，政策包括算商车、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入羊为郎、卖武功爵、入钱免禁锢、减罪等，这些政策的特点是“与‘民’协商，互为换利。基本上是‘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 [123] 。第二个阶段从公元前119年至前110年，政策主要有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算缗、告缗、不告缗等，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以法治商，与民争利”。薛振恺特别强调了“不告缗”政策的出台，之前的“告缗”成为令天下恐怖震惧的政策，后来汉武帝又“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 [124] ，商贾富民只要向甘泉入粟就能获取不被“告缗”的豁免权，自然积极踊跃，史称当年太仓、甘泉仓满，所谓“告缗”、“不告缗”政策的掠夺性质一目了然。因为第一阶段的政策效果不佳，商人富民不响应号召佐国家之急，所以汉武帝在本阶段的敛财政策渐趋霸道，以国家的力量专利盐铁、垄断商业，并强行征收商人富民的财产税，这个阶段的各项政策后来显露出极大的流弊，造成严重后果。第三个阶段是从公元前98年至公元前95年，政策有榷酒酤和两次发布“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表现了一种极尽物欲，不计后果的特点” [125] 。汉武帝的财政措施其实就是国家对社会的一种超经济剥削，充分展示了集权专制体制的威力，这些措施敛取的财富，不但支撑了对外扩张，还支撑了内改制度、郊祀封禅、兴修宫室等一系列“活动”。但这种对社会财富的攫取是竭泽而渔式的，算缗、告缗打击了正常的商业，不告缗又使得奸商横行，社会经济紊乱；国家对盐铁商业的垄断依靠的是东郭咸阳、孔仅这类大商人，实质就是有政府背景的商人与官吏联合，使得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盛行，官场之上人人言利逐利，世道人心败坏严重；公家供应的铁器多苦恶，农民无法用之耕种，生产倒退；入粟入钱买爵可以为官为郎，导致吏治不堪，至于入钱可以赎罪减死，更是践踏刑律，危害社会秩序。

敛财政策导致了社会经济紊乱、农业生产倒退、吏治腐败、奸邪充路、民不堪命，汉武帝后期百姓反抗事件增多，于是汉武帝重用酷吏，轻杀民命。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说：“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 [126] 宣帝时路温舒谏曰：“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 [127] 这种治狱风气是从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政治沿袭而来的。对外战争引发财政危机，为解决财政危机实施一系列敛财政策，这些敛财政策的实施导致国内严重的经济破坏和社会动荡，为了压制社会动荡又重用酷吏严酷刑狱，三者互为因果，最终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动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史载：“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中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 [128] 面对严重的统治危机，汉武帝采取血腥的铁腕手段，“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 [129] 。虽然之后仍有残部复聚，但汉武帝还是大体稳住了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

陈启云对于此时的叛乱有不同的解读，他认为“武帝集中国家政权，控制经济的努力一开始是比较成功的，因为那时只触及国家、社会的最上层，即那些诸侯王、中央政府周围的农村，以及政府机构所在的大城市内的大商人、大工业家。而这种努力波及郡县以下的地方时，波及土地所有者的耕田时，就受到了有土地利益的豪族的强烈反对。由武帝派往各地的酷吏扰乱了当地政权结盟的平衡，却又缺乏有力的措施来控制这一情况。这导致了武帝统治后期关东诸郡（华北平原的经济中心）广泛的不安宁” [130] 。就是说山东群盗与各地豪族有密切的关系，当武帝的财政政策损害到豪族利益时，他们就武装起来制造事端。武帝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强力压制反叛之后放弃了财政的高压手段，并巡视东方进行镇抚，并在晚年以驳回桑弘羊等人的屯田西域奏议为契机，发布了轮台诏。田余庆指出汉武帝其实在元封年间已经有政策转向的意图了，他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131] 这是汉武帝对于自身使命和当时政治局势的郑重思考而不是敷衍之辞，但由于他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再加上与戾太子的矛盾，使得这个政策的转向拖延至其统治末年。驳回桑弘羊的奏议只是引出“哀痛之诏”的由头，他要完成的其实是整个国家战略从劳民扩张到养民安内的调整。 [132]

汉武帝之后虽然在国家战略层面不再以兴边扩张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对匈奴的态度从强硬转向妥协，他选择霍光辅佐昭帝，寄希望于他能继续休养民生，实际上霍光也大致符合武帝的期待。《汉书·杜延年传》记载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 [133] 。班固总结昭帝之政说：“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 [134] 孝文之政就是与民休息，霍光无疑很好地执行了养民安内的国策转向。盐铁会议被视为这个转向过程中的一个标志，会议固然有霍光借以打击桑弘羊和引导舆论的意图，但是贤良文学们的意见不是豪族的呼声 [135] ，他们只是基于自身的儒学修养和信仰对武帝时期疲敝百姓的诸种政策予以批判，霍光的为政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间的这种呼声。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霍光对匈奴之态度仍然强硬，对武帝前期的政策仍有一定的继承。在边疆问题上，贤良文学们多发“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之类的德政万能论，他们主张“方今为县官计，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徐复观指出贤良文学们其实混淆了伐匈奴与备匈奴两件事，因为反对穷兵黩武而反对一切兵事，“贤良文学对边事的意见，实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与利益。但他们所说的‘偃兵休士，厚币结和’及‘修文德以来之’这一套，依然是不顾现实的空论。匈奴不敢起侵陵之心，和亲然后有效。所以修边备及在某限度内的整军经武，是和亲所必不可缺少的先行条件，文学们乃并此等条件也要放弃，只成其为迂阔。事实上，霍光主政，既未听桑弘羊攻胡的主张，也未接受文学们撤除边备的谬见；大体上是守住武帝所得到的成果，备胡与和亲并用，终于得到匈奴屈服的效果” [136] 。徐先生对霍光主政时期对外政策的分析和概括是准确的。

昭宣时期政策调整的大方向是行简约宽和之政，减少对百姓的压榨，但并不是意味着放弃武帝时期取得的成果，更不是放弃武备，对外妥协。事实上盐铁会议后，只是罢除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的盐铁平准均输政策仍然继续执行；在对待匈奴问题上，无论是霍光还是宣帝，仍继续与匈奴争夺西域，甚至直接发兵打击匈奴。霍光虽然对武帝后期酷疾之政有所扭转，但是在燕王谋反事后，仍以刑罚痛绳群下；宣帝虽然重视循吏，但仍然坚持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家法。 [137] 昭宣时期对汉武帝政策有调整也有继承，调整部分体现为重视内政和百姓生业，恢复武帝耗尽的国力民力；继承部分体现为对外政策乃是汉武帝时代政策的一个“弱化”版本，有节制但仍然强硬。

（二）西汉时期的“西羌”问题

羌人是活动在秦汉帝国西部的一支重要力量。《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记述秦帝国的疆域时说“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 [138] ，“羌中”就是羌人居住活动的区域；《史记·货殖列传》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 [139] “羌中”所指区域主要是《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 [140] ，亦即羌人的祖先无弋爰剑亡入的“三河间”，黄河、大通河及湟水交错纵横的地带 [141] 。后来羌人的一支向黄河河源之西迁徙数千里，在西藏、四川交界地带发展，与河湟地区的羌人几乎没有来往；河西走廊的南山地带也有羌人种落分布，《汉书·地理志》对张掖、酒泉、敦煌发源于祁连山的河流均说是“出羌中”，这里的羌人与河湟地区的羌人关系密切，在后来对抗汉朝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西域南道也有称为婼羌的行国，但是似乎与河湟、南山地带的羌人部落并没有亲密的联系；此外在高原深处还有发羌、唐旄羌，他们与诸部绝远，不常往来，但还是有微弱的联系，东汉时烧当羌战败后向高原逃窜，就是“远依发羌”。或许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羌人发源于青藏高原，后来沿着几条通道向高原四周边缘地带迁徙，所以沿青藏高原的四川、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均有羌人分布。 [142] 羌人从高原迁往低海拔地区，具有坚韧的品格，有一支不断向东扩张，与华夏争锋，另一支在西部抵御住了吐火罗人的东侵。 [143] 但也有学者指出“‘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着‘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 [144] 。这两种意见反映出今人对于羌人渊源之真实状况缺乏了解，各个大的框架理论都是凭借着不完全的资料按照某种图式建构起来的，我们在吸收各种说法的合理成分时，也需要保持谨慎。

关于羌人的许多问题，在学者间分歧很大，很难得出具有共识的结论。比如，汉代的羌人与殷商甲骨卜辞中“羌”有什么关系？羌与氐的关系？羌的称号为什么在西周时期淡出，又为什么在秦汉时代重现？羌人、戎人是一种泛称还是特称？戎人与羌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每一个问题都有近乎针锋相对的意见。 [145] 特别是，近年来王明珂颇具后现代主义特色的“羌族”研究，对传统典范的“羌族史”做了解构，提出了一系列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如“羌”是具有客观特征性的族群，还是一种依靠历史记忆建构的主观认同？历史上存不存在一个“羌族”？族群的本质是什么？虽然本书对王明珂的一些见解持保留态度，因为他的所谓“羌族”漂移说也是一种“建构”，但是他对族群客观特征论提出的挑战，却给我们极大的刺激和启发。巴斯（Fredrick Barth）及莫门（Michael Moerman）等族群主观论者批驳族群的客观文化特征论说：“文化特征在人群中的分布，经常呈现许多部分重叠但又不尽相同的情况。以各文化特征而言，它们的分布大多是呈连续的过渡性变化，族群边界似乎是任意从中划下的一道线。” [146] 李亦园在为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所作的序言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中肯：“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民族’、‘族群’这样的概念本来就像人类早期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分类一样，是把一个连续谱来作一种主观的切割，所以经常因认定者的基本立场的不同而异，因此民族的归类就有‘他人分类’与‘自我分类’之别。……不过在像中国或亚洲大陆东半这样大的一个区域中，又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其间族群的认同与分辨自然是极为复杂，确实很难用单一分类的观念就可以说明清楚。” [147] 因此，我们在使用“民族”概念时，对其限制和局限要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我们受制于现代的“民族”观念，执着于“羌”这个名称，把西汉时期分布在青藏高原内部的发羌、唐旄羌，分布于四川西藏交界地带的牦牛种、越巂羌，分布于西域的婼羌及活动在河湟及南山山区的羌人视为一个整体的“羌民族”，那么研究将碰到许多困难，这个“羌民族”太过宽泛，很难做有针对性的研究。事实上，被称为“羌”的各部落之间并不具有如匈奴那样的自我民族认同、民族情感、共同信仰和统一的政治组织，他们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甚至不如鲜卑和乌桓。本书研究的两汉时期的“羌人问题”，主要限定为分布在西州范围内的羌人，即分布在河湟及南山地区的羌人部落及东汉以后迁入西州各地的羌人，而不包括他们分布于其他地区的“远亲”。这样限定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活动在西州的羌人种属更为亲近，地域接近、利益与共（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出现了汉朝这个更大的共同外部敌人），在对抗汉帝国的过程中相互支持。汉代的羌人问题，主要就是指西州区域内的羌人问题，而西南、西域和青藏高原深处的羌人对汉代的政治影响非常微弱。

在西州地区活动的各羌人部落之间，可能通过其祖先和弟兄传说建立了某种相互间的族属、血缘认同。范晔作《西羌传》，开篇所谓“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的说法，乃是出于中国正统史书对四夷族源想象的传统，虽然如此，范氏还是记载了羌人祖先无弋爰剑的传说，我们相信这个记载的原型应该就是羌人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和记忆，无弋爰剑乃是羌人的文化英雄、族群始祖。根据佐藤长的观点，无弋爰剑在羌藏语系中的意思是“懂灌溉的奴隶”，他在羌人中传播了农耕技术，此后生产发展，种落繁荣，受到敬信，其子孙世世为豪，构成羌人的主体。 [148]

根据传说，西州地区的羌人都是无弋爰剑的后代，在其曾孙忍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大分化，因为秦人的压力，忍的季父、无弋爰剑之孙卬带领其部众南迁，“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忍及弟舞留下来，继续繁衍生息。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这个传说对于理解羌人种落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虽然羌人“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豪酋，弱则为人附落”，但众多“种”之间有共同的祖先传说。从无弋爰剑及卬、忍、舞的传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羌人均源于无弋爰剑这个共同的始祖。第二，在无弋爰剑曾孙的时候，发生了种落离散，卬带领一支族人南迁，留下来的两个主要分支忍和舞，都是无弋爰剑曾孙，忍的分支与舞的分支之间是兄弟关系，忍的子孙分成九个种，舞的子孙分成十七个种，我们可以推断，忍这方的九个种落组成了一个“种落圈”，舞的十七个种同样组成一个“圈”，“圈”内关系可能较“圈”与“圈”的关系更为亲密，但同时在“圈”与“圈”之间，靠着各自的祖先忍与舞之间的兄弟关系，存在着跨越“圈”互相认同的基础。第三，即使是西州地区的忍、舞种落与四川西藏交界地带的羌人之间，也因一个遥远的传说可以建立起某种血缘关系，因为南方羌人的祖先卬是西州羌人祖先忍和舞的季父。“圈”与“圈”是认同、联合的基础，但是在没有共同外部敌人的时候，在本地区资源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圈”也会成为互相敌对的阵营之间强化冲突甚至酿成战争的基础。

根据王明珂在今日“羌族”地区的实地调查，“弟兄祖先故事”在羌人中非常流行，“弟兄祖先故事的基本形式为：从前有几个兄弟到这儿来，……他们就是几个人群（家族、寨子与沟中人群）的祖先。在这种叙事中，共同的祖先（过去几个弟兄之一）凝聚一个人群；这样的几个人群，又因为相信彼此的祖先有‘弟兄关系’，因此也凝聚在血缘关系之中” [149] 。王先生进一步指出，各种弟兄祖先的传说其实是一种有关“族群”的隐喻，表现出兄弟族群间“团结”、“区分”与“对抗”的关系。首先，弟兄关系表示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其次，弟兄关系也显示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区分——“亲兄弟，明算账”；最后，在区分之中，弟兄关系也隐含着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敌对关系。 [150] “弟兄祖先”的传说构成一种“历史记忆”，在生存竞争中，某些部落需要联合以对抗其他部落时，他们之间的“弟兄祖先”记忆便会激发和放大，他们与敌对部落的不同和疏远关系也会得到强化；当情势变化，他们需要与之前敌对的部落联合时，有关敌对的历史记忆将被刻意遗忘，而更加遥远的共同祖先将被记忆起来作为团结的纽带。

汉代河湟和南山地区的羌人部落，不断地进行着联合与对抗的组合分化，各部落之间相互劫掠攻击，历史积怨颇深，但面对强大外敌时，他们仍可以做到解怨盟诅、联合团结。在面对汉帝国、月氏、匈奴等强大外敌的时候，羌人能实现某种程度的联合，凝聚力量来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利益，但是当外敌消失或威胁减弱的时候，各个羌人部落又会重新回到相互之间“更相抄暴，以力为雄”的纷争局面。总之，西州地区的羌人种落繁多，依靠着各自的弟兄祖先传说，因应外部情势的变化，可以实现范围不等的联合团结，但是羌人认同仍主要局限在各自的小种落之内，经济生活、活动地域、情感信仰等都是依赖于小种落，跨越种落的团结是在面临共同的外部敌人、争夺生产资源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即使是这种联盟状态，也缺乏阶序化的组织和有强制力的领袖。

羌人松散的“族群”状态与他们生存的地理环境及资源组合情况有关。“由于河湟地区的地理封闭性以及高山河谷地形，使他们难以发展对外关系以取得远方的辅助性生活资源。更重要的是，一部落如能控制如大小榆谷那样的美好河谷，在谷地种麦，在附近的山地游牧、狩猎，生存所需大致无缺。因此其游牧之外的主要辅助性生业，农业、狩猎，使得肥美的河谷、山谷成为资源可预期而值得倾力保护与争夺的对象。如此，羌人的资源竞争对手，或向外获取辅助性资源的对象，都是其他羌部落。如此‘部落’成为保护本身利益及向外取得辅助性资源最重要的群体。” [151] 前文我们讲到随着四千年前气候的突然干冷化，西州地区的原始农业退化，经济生业开始畜牧化，后来进而游牧化。随着东周以来我国气候第二个温暖期的到来，西州地区某些水土条件良好的区域又变得适宜发展农业了，无弋爰剑的传说发生在春秋时期，说明当时中原的农业技术传播到羌人部落中，在河湟及南山区域内的河谷、山谷低平土地上，羌人也从事农业耕作，后来赵充国在湟中屯田的基础就有“羌虏故田”。羌人的经济生业是农牧兼营，一般在河谷低地农耕，在四周高地、山地从事狩猎和畜牧业，充分利用环境资源，但还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经济方式，如辛武贤所说“虏以畜产为命”，在汉羌战争中汉朝每次都要俘获大量的羊马牛驴骡等牲畜。

汉武帝时期汉人的势力开始进入“羌中”。“羌中”有三个主要的经济区域，一是湟水及大通河流域，二为西海、盐池周边地区，三为黄河上游的两岸谷地，包括大小榆谷、大允谷等河谷，这些地区出产的马匹牛羊构成汉族政权垂涎的“羌中之利”。 [152] 有学者强调了汉朝势力进入羌人地区的经济原因，如周宏伟指出“西汉武帝开疆拓土，很大程度上就有寻找肥田沃土的动机，以便迁移中原人口，减轻中原地方人多地狭造成的沉重负担” [153] 。杨永俊提出“汉统治阶级对‘羌中之利’的贪婪，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汉政府对河湟羌地的进占与控制，而失去牧场则是羌族频繁发动反汉起义的根本原因” [154] 。如果汉武帝侵占羌地是为了转移人口，减轻内地人口压力，那么我们就需要论证人口压力在汉武帝时期成为显著的问题，而且内地可供开发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值得汉廷付出巨大代价去用战争的方式获取土地，但是这两个条件都无法证明。在一般情况下，以经济作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没有错的，但是汉朝向羌中的扩张，却还需要结合当时整个西北边疆形势来考虑。事实上当汉武帝向西经略西州的时候，他主要针对的是匈奴，汉朝所有的战略计划都是针对匈奴而言的，如联合月氏、乌孙夹击匈奴，“断匈奴右臂”、“断匈奴左臂”等军事行动。那时羌人与匈奴互相联结，汉武帝经营河西、进占湟水流域，是为了执行“隔绝羌胡”的战略计划，防止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力量与西方青藏高原的游牧力量沟通联合。羌、胡交通经由两条主要通道，一条是从河南地渡过黄河至令居，然后沿黄河向西进入湟水流域。另一条是沿额济纳河进入河西走廊，通过祁连山的几个山口峡谷进入羌人地区。汉武帝时期夺得河南地，渡河筑令居塞切断了羌胡交通的第一条通道，接着又经营河西，修筑居延塞，切断了第二条通道。“隔绝羌胡”是这个时期形成的重要的战略方针，这种方针逐渐构成一种“战略文化”，是汉廷甚至之后的中央王朝在处理西北边疆民族问题时遵循的不二法门。

当月氏还在河西地区称霸的时候，羌人大概是臣属于月氏的，月氏当时主要的敌手是匈奴和乌孙，对于后方的羌人大概是拉拢怀柔，后来匈奴逐走月氏，一部分未迁离的月氏人投靠活动于祁连山地区的羌人部落，号小月氏，说明羌人与月氏之间的关系不错。汉初匈奴冒顿单于“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虽然是“臣服诸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是匈奴对羌人深重的奴役 [155] ，匈奴当时更可能与羌人结成联盟关系，希望利用羌人的力量来牵制汉朝，当时不但没有见到所谓“匈奴奴役西羌，不断激起西羌人民的反抗”的情形，反倒是当汉朝力量介入这一地区后，羌人主动寻求与匈奴联合，以抗击汉人的扩张。

为了加强对羌人动向的监视控制，汉朝势力进入河湟流域，“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 [156] 。令居是控扼河西地区的战略要地，东通中原，北接河西走廊，向西进入湟水谷地，既是汉朝经略河西的起点 [157] ，也是向西经略西羌地区的前哨基地和军事重镇。据说西宁附近的西平亭乃是霍去病修筑的军事据点 [158] ，说明汉人势力已经深入到羌中内部了，这无疑使羌人感受到了威胁。元鼎五年（前112），“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 [159] 。这一年匈奴入五原杀太守，太守战死，战事规模颇大，即匈奴人为配合羌人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汉武帝立刻采取军事行动，派遣李息、徐自为率军平定羌人的进攻，并且将羌人逐出湟水流域，羌人向高海拔地方撤退，依西海、盐池左右。汉武帝在这些地方设立了几个新县，属陇西郡，并设置护羌校尉 [160] （或类似的职位）掌管羌人事宜。昭帝时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取二县置金城郡。大部分羌人部落向西移徙，躲避汉朝政府的控制，也有一部分种落移居塞内，接受汉政府的管辖，为汉守塞，有时候还要被征调参加军事行动。昭帝的一封诏书追述了范明友的功绩：“度辽将军明友前以羌骑校尉将羌王侯君长以下击益州反虏，后复率击武都反氐，今破乌桓，斩虏获生，有功。其封明友为平陵侯。” [161] 昭帝时期塞内的羌人就在“羌骑校尉”的带领下执行了平叛的军事任务。侯应也提到了“近西羌保塞”。吸引塞外游牧族群内附，“以夷制夷”，是汉朝处理边疆事务的常规手段。

“护羌校尉”一职的设立时间，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和宣帝神爵二年（前60）两种说法，本书同意谢绍鹢的意见：“神爵二年之前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处理羌人事务，后将军赵充国领军征羌，事关重大，所涉人物姓名、职务众多，独不见有护羌校尉。从元鼎六年（前111）至神爵二年（前60）的半个世纪里，史书也未见记载此官职的任免活动情况，元鼎六年说实在令人生疑。” [162] 宣帝在赵充国平定羌人叛乱后，为了进一步加强监管，才正式设立了护羌校尉，而此前处理羌人事务的官职大约是临时性质的，如义渠安国行使西羌，是一种使职差遣，其本职是光禄大夫，他因处理羌人问题不善被赵充国弹劾，罪名也只是“奉使不敬”。使职是临时性的，事讫则罢 [163] 。范明友任羌骑校尉或许是因为他率领的军队征调了羌人，他处理的是益州、武都和东北的叛乱问题，羌骑校尉是一个军职，与河湟地区不一定有关系。东汉时班彪说：“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偱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 [164] 护羌校尉的职责包括控制安抚内降羌人和监视防范塞外羌人两方面，护羌校尉的职务至宣帝时才正式建立，在此之前处理塞内塞外羌人有关事务大概由陇西、金城等地方太守或其他临时官职负责。

河湟地区是羌人的主要生息地，“武帝开河西四郡，隔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诸羌，不使居湟中地” [165] 。生息地被汉人侵夺，损害了羌人的根本利益，而塞内的羌人如元帝时侯应所说，“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处境凄惨，而且他们还要被征调参加南征北战，兵役繁重，塞内羌人的不满与怨恨逐渐积累。汉武帝处理羌人问题的目的是隔离羌胡，不使他们勾结联合，但是在执行这个战略目标的时候，却无视羌人的利益，无论是进军羌中向西驱逐诸羌还是管理内附的羌人，汉廷都没有重视、尊重羌人的传统利益，虽然对付羌人的主要动机不是拓殖土地和侵夺羌中之利，但是客观结果是把羌人从他们的生息地赶走，在羌人的故土上设置郡县，霸占了羌中之利，羌人不但保护不了妻子畜产，而且还要为汉朝去镇压其他族群。侵占羌人的土地，漠视羌人的利益，使羌人无法安生，是羌汉之间的根本矛盾，这是羌人问题持续不断，并且在东汉激化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源。

汉人拆解羌胡联盟的办法过于僵硬，对羌人没有实行拉拢怀柔的方式，反而使得羌人在反抗汉人的斗争中主动寻求与匈奴的合作。元鼎六年（前111）羌人的大反攻就寻求了匈奴的配合，到武帝征和五年（前88）的时候羌胡又有连谋的企图，“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 [166] 。虽然河西五郡的建立有效阻断了羌胡交通的路线，但是汉人的扩张无形中强化了羌胡的共同利益，汉朝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羌人的这种动向一直没有改变，而且随着汉朝压迫的加重而更加深化。

宣帝时，先零羌要求渡过湟水，在汉民不田之处放牧。汉廷不许，但先零羌种还是不断渡河，郡县无法禁止，“元康三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针对这一情况，赵充国说：“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 [167] ，判断羌人有反叛之谋，而且根据以往羌胡多次连谋的历史，怀疑匈奴的使者已经到达先零部落。赵充国的判断没有错，“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 [168] 义渠安国第一次出使没有制止住先零羌渡过湟水，也没有能对结盟的羌人实行分化。在羌人反谋、匈羌连谋已成的情势下，义渠安国第二次出使，其任务一是要豫为兵备，二是要瓦解羌人的联盟。但是当时的情形对于义渠安国已经非常困难了，他企图以诛杀“尤为黠桀者”的方法压制住反叛的苗头，但是失败，羌人反叛爆发。杨永俊很公允地说道：“宣帝元康年间发生的羌乱，看似是义渠安国滥杀羌酋引起的，而事实上在义渠安国巡抚羌地时，湟水一带的塞内羌与塞外羌早就酝酿着起事”，“义渠安国正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再次出巡羌地，他杀羌酋的紧急处理法，只是加速了羌乱的到来。” [169] 从义渠安国的姓氏来看，大约有义渠戎的血统，朝廷多次派遣他出使西羌，说明他对于边事也是谙习的，在当时反谋已经形成的严峻形势下想离间羌人部落，并不是容易的事，义渠安国采取强硬措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便会背上软弱不称职的罪名。

对赵充国平羌战役已经有非常多且深入的研究。赵充国在军事上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绝不冒险，另外对羌人实行分化瓦解，招降悬赏，并屯田以“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叛之渐”，再加上宣帝同时支持了辛武贤的进攻方针，使得羌乱得到平息。“屯田”是赵充国平羌的重要策略，在上奏宣帝的奏章中有详细的说明，“留田便宜十二事”更是将其利弊说得淋漓尽致，得到后世关注边政者的重视。李大龙认为：“屯田并不是‘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的核心内容，而是针对西羌治理提出的一项综合性政策”，赵充国避免与羌人展开大规模战争，希望能坐得必胜之道，因此李先生对于赵充国的政策评价也比较高，“赵充国的‘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之核心并不在于屯田，而是以‘威服’为特点的综合性治羌政策，这一政策的成功实施是西汉能够较为正确地处理与西羌关系的重要表现” [170] 。但是我们知道，在赵充国屯田的区域内，汉朝接着设置了破羌、允街等县，实际上是扩大了汉人对湟中地区的移民，而且根据赵充国的建议，设置了金城属国安置降羌，加强了对内属羌人的直接管制，造成汉羌之间矛盾的根本原因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杨永俊认为赵充国处理羌人的措施仍然是“隔绝羌胡”政策的延续，“与汉武帝逐羌措施相比，赵充国更注重对降羌的安置工作。这一政策的变化其实是对过去逐羌的轻微否定，只是这种变化并没有扭转为‘隔绝羌胡’而治羌的政策偏失。汉武帝是以‘逐’达到地域的‘隔’，而赵充国是以控制羌来实现隔离，二者只是作法上的不同” [171] 。如果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赵充国的措施也仅能平定羌乱于一时，朝廷处理羌人问题的方式存在许多容易引起冲突的隐患，而且生存资源分配这个导致双方冲突的根本矛盾一直未得到解决。元帝时西羌彡姐旁种反叛，集结了三万多人，汉廷派冯奉世出征，开始只派遣了一万二千人屯守，后来战不利，元帝又大发六万人增援，很快平定叛乱。在对冯奉世录功拜爵的诏书中对这次平叛有简洁的表述：“羌虏桀黠，贼害吏民，攻陇西府寺，燔烧置亭，绝道桥，甚逆天道。左将军光禄勋奉世前将兵征讨，斩捕首虏八千余级，卤马牛羊以万数。赐奉世爵关内侯，食邑五百户，黄金六十斤。” [172] 元帝时羌人的反叛恰表明赵充国之策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总的来说，西汉时期的羌人叛乱尚处在汉廷可控制的范围内，还没有发展到东汉那样不可收拾的程度。究其原因，一是进入塞内的羌人人数并不是很多，汉廷的行政系统尚能有效地控制；二是长城塞防体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塞外羌人不敢轻易犯塞；三是西汉政治比较积极和健康，宣帝很重视对地方二千石的选拔，循吏政治兴盛，对羌人的压迫奴役得到一些消解和制约；四是汉廷的军队机制运转良好，一旦有叛乱，朝廷能迅速调集军队进行快速平叛；五是宣帝之后匈奴的威胁解除，羌人反抗汉朝失去了可以联合的力量。所以，西汉一朝羌人叛乱次数并不多，而且一旦有事也可以很快被压制，羌人并未构成西汉朝廷的主要威胁，“自彡姐羌降之后数十年，四夷宾服，边塞无事” [173] 。

到王莽辅政时，“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 [174] 。王莽贿赂引诱西海附近的羌人内属，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需要。他在上给太后的奏章中说：“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昔唐尧横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 [175] 阎步克将王莽改作制度的思维方式称为“制度浪漫主义”或“礼乐乌托邦”，将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发展到极致，追求官名和官职的整齐、和谐、对称、有序。王莽在王畿之外设东、南、西、北四部，在四部之外还设有东域、南域、西域和北域，框框和层级结构非常整齐。 [176] 因为当时已经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而缺少西海郡，所以王莽设计并表演了羌人内属和在西海地区设置西海郡的政治话剧。在今青海省海晏县发现了西海郡的城址，还发现了王莽的“虎符石匮”，其上有篆文曰：“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 [177] 王莽为了制造四夷宾服、殊俗重译的太平盛世景象，贿诱西海附近的羌人内属，其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扩大一块土地，而是为了营造西方宾服的景象和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四郡设置的对称与整齐，这些行动完全违反理性行政精神，王莽时期的大多数兴作都可以作如是观。羌人种豪良愿等究竟愿意接受什么程度的内属？我们很难想象他们接受贿赂后就愿意把自己的生息之地让出来给汉人设置郡县，大概中郎将平宪开出的条件是名义上的内属，平宪的报告中说“置属国领护”，而王莽后来却决定在其地直接设立郡县，自然引起羌人的怨恨。王莽居摄元年（6），“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二年春，窦况等击破西羌” [178] 。虽然暂时镇压下去，但是待新莽末天下混乱时，羌人又重占西海地区。

甘肃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其中与羌人和羌汉关系有关的简牍有数百枚，张德芳对这些资料做了辑考，汪桂海、薛海波、谢绍鹢等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179] 张先生将这些资料分为“护羌校尉及其他”、“西汉时期的羌人反叛以及破羌将军辛武贤、敦煌太守快”、“生活在河西的羌人部落”、“悬泉简反映的羌汉关系”等四类，未被归类列入附录的还有二十多条，这些简牍资料印证和补充了史书中关于羌人和羌汉关系的记载。如悬泉汉简中有“羌大婢”、“羌徒”、“羌人六人作”、“羌御”的记录，反映了羌人沦为奴婢、劳徒或者在邮传亭隧当差服役的境遇；还有被定名为《归义羌人名籍》的简册，记载形式如“归义聊藏耶茈种羌男子东怜”、“归义聊卑为茈种羌男子唐尧”，汪桂海认为《归义羌人名籍》简册的编制反映了“汉朝政府对归附的羌人实行了严格管理，羌人男子都要登记造册。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对羌人征发徭役，为政府提供劳动力和兵员”。看来史书中关于羌人“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的记录不虚。对于宣帝、元帝、王莽时期羌人的三次反叛事件，悬泉汉简中都有反映，如编号为（Ⅰ0309③：221）简的内容为：“御史中丞臣强、守侍御史少史臣忠，昧死言，尚书奉御史大夫吉奉丞相相上酒泉太守武贤、敦煌太守快书，言二事，其一事，武贤前书穬麦皮芒厚，以廪当食者，小石三石少不足，丞相请郡当食廪穬麦者石加……”。 [180] 简（Ⅰ0309③：236）：“神爵二年三月丙午朔甲戌，敦煌太守快、长史布施、丞德，谓县、郡库：太守行县道，传车被具多敝，坐为论，易□□□□到，遣吏迎受输敝被具，郡库相与校计，如律令。（A）” [181] 前一简反映了酒泉与敦煌两位太守向朝廷报告，要求增加士卒口粮配额，辛武贤与敦煌太守快都是处理这次羌人叛乱的关键人物，另一个关键人物赵充国在此次平叛中的作用，1940年在青海乐都出土的《三老赵掾之碑》中有所反映。 [182] 后一简是叛乱平定后，敦煌太守快巡行郡内发现邮传系统的一些问题并加以解决的记录，此次巡行，如汪桂海所言是为了稳定全郡各地，防止出现变故 [183] 。简（Ⅱ0216②：39）：“闻羌人买谷民间持出塞甚众，长吏废不为意，未有坐者，务禁防之。”简（Ⅱ0216②：80）：

一封长史私印诣广校候趣令言羌人反状 博望候言羌王唐

□在广至 闰月庚子昏时受遮要御 杨武行东 调言并发兵在澹水

□趣令言羌反状　　水上

张德芳指出，在与这两枚简同层出的142枚纪年简中，只有1枚是甘露年，其余皆为元成时期年号，其中大部分又是元帝永光、建昭纪年简，前一简大概反映了元帝时陇西羌人反叛前夕，河西地区的羌人暗中大量购买粮食物资，简文要求地方严加禁防。后一简是关于邮书的收发记录，或许是陇西羌人反叛爆发，朝廷将此消息传递到河西，要求各郡严加防范。简（Ⅲ0809④：35）：“博望雕秩候部见羌虏为盗 。”简（ⅥH11：1）：“益广言校候部见羌虏将为渊泉南藉（籍）端□□ 。”这两简属于王莽时期，反映了羌人的某些动向，但是否与西海郡的羌人反叛有关，则不易断言。

（三）“华夏本位”天下秩序的成立

汉初“和亲”的政治体系确立了当时的两极政治格局，即所谓“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184] 。汉匈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张骞出使月氏被匈奴截获，单于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 [185] 单于的话从反面很好地诠释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李大龙称“当时在中华大地上分布着以西汉王朝、匈奴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汉初以来，汉朝逐渐建立了与闽越、东瓯、南越、朝鲜等边疆政权的藩属体系，而匈奴也构筑了与东胡、丁零、乌孙、西域城郭国家的藩属体系。 [186] 但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王者无外”天下观，蕴含着冲破这一格局的动力，因为理想的天下秩序是四夷宾服、殊俗重译，现在不但不能泽被长城之外，反而要向匈奴供贡，并处在其军事威胁与无厌侵掠之下，无论是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文化观念上，都使汉朝感到如鲠在喉。经过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持续打击以及昭宣时期与匈奴争夺西域，原本处在匈奴藩属体系之中的乌桓、西羌、乌孙、西域诸国等都逐渐加入汉朝的藩属体系，退居漠北的匈奴危机重重，后来匈奴分裂，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南北并立的局面，游牧于南半部而又处于弱势的呼韩邪在汉宣帝时向汉朝称臣纳贡，郅支单于在汉元帝时被陈汤斩杀，至此，长城以北的政治一极不复存在，匈奴臣属，以汉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确立。

匈奴的分裂及呼韩邪的投降，是内外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在的方面是匈奴游牧经济与国家政体自身存在的缺陷，外在的方面是汉朝持续的军事打击及长久以来执行的招降战术。匈奴政权的单于制及二十四长制具有的一定的集权和动员能力，正因如此匈奴政权才在汉初取得极大成功，成为两极格局的一极。但是匈奴政权建立的经济基础是游牧经济，政治基础是传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组织，游牧经济固有的分散性、移动性、不稳定性特征，传统部落组织具有的分枝性特点，从根本上阻止了绝对至上、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的出现。二十四长是单于宗族的成员，单于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取支持，但这也意味着单于要照顾他们的利益，尊重他们的意见，不可能视他们为完全的从属者。 [187] 当单于凭借着个人魅力和辉煌战功，从外部获取充足的补充性资源的时候，匈奴政权的集权程度和凝聚力就强，单于也能凭借对物资的分配权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但是，一旦对外攫取资源的战争频频受阻，或者单于缺乏个人威望，政局动荡，形势就会朝反向发展，匈奴各部落的分裂性就会凸显出来。游牧经济依靠对畜群的照料以获取乳、毛、肉等出产，这种经济类型的每一个环节均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为了追逐水草还需要进行季节性游牧，所以大规模的战争对匈奴自身的游牧经济也会造成破坏，对于匈奴人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如果战争胜利了，就能够取得补充性资源，不但能够弥补由战争导致的游牧生产的损失，还能够极大地提高游牧人的生活水平，加强游牧部族的团结和力量；但如若战争受挫，匈奴就将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其凝聚和团结的纽带就将断裂，政治结构中固有的分裂因素也会被激活。

毫无疑问，汉武帝发动的持续军事打击，使匈奴丧失了大量的游牧地和人口，更使其丧失了从外部获取补充性资源的渠道；昭宣时期汉朝继续对匈奴持强硬态度，夺取了西域，匈奴丧失了最后为其提供补充性资源的地区，匈奴左臂、右臂皆断，北部小国也纷纷叛离。在严重的外部危机下匈奴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匈奴史研究者牧仁指出，匈奴单于位的继承经历了从父死子继到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交替再到兄终弟及的演变过程，从冒顿建国到乌师庐单于的阶段基本实行父死子继，呼韩邪单于之后基本实行兄终弟及，而这之间的从公元前102年乌师庐单于死到呼韩邪与郅支并立时期，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交替。执行单一单于位继承制的时期政局就稳定，两种继承制交替则反映了内部政局的混乱。 [188] 即匈奴单于位继承制度混乱的时期，正是匈奴经受汉朝全面打击到呼韩邪投降汉朝之间，在这个过程中，外部原因激发内部矛盾的因果链条很清楚。呼韩邪之后匈奴进入另一个平稳阶段，则是处在汉朝的援助与监视之下，被纳入汉朝的华夏本位天下秩序之中。

在促使呼韩邪投降汉朝的众多因素中，汉朝长期以来践行的招降战术所起的作用不应被忽视，应该说汉朝在招降匈奴方面是不惜代价的，《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记有安陵、垣、遒、容城、易、范阳、翕等七侯，均是“以匈奴王降侯”，当初这些匈奴王归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后”，遭到了丞相周亚夫的反对，周亚夫认为：“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 [189] 其实周亚夫的理由对于要求臣下绝对忠诚的皇帝非常具有说服力，但是为了对付匈奴，为“劝”匈奴阵营中欲降者，景帝不惜暂时搁置对“忠诚”伦理要求的一贯性。后来浑邪王降，汉武帝发车两万乘迎接浑邪王部进长安，“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并贬黜了批评这种做法的汲黯，阎盛国评价说“汉武帝也借隆重迎接浑邪王降汉的场面表达了自己欢迎胡人归附，同时也巧妙表达了自己愿意招降匈奴部族军民的潜在用意。侧面也表明汉朝招降胡人的态度是积极的，是明确无疑的” [190] 。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汉，武帝立即派公孙敖筑受降城，派赵破奴率二万人接应；后来左大都尉谋泄被杀，赵破奴的二万军队也没于匈奴，损失惨重，却表明了汉朝不惜代价招降的态度，给匈奴权贵阶层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他们在内部斗争失利后，归降汉朝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地位越高，带领的部众越多，给予的待遇也将越高。匈奴经过五单于争斗后形成郅支与呼韩邪并立的局面，处于南部的呼韩邪处于弱势，随时面临被郅支吞并的危险，诚如力主臣汉求助的左伊秩訾王所说：“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 [191] 呼韩邪部附汉后，得到了汉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与郅支部的对抗中逐渐占得优势，郅支率部更往西迁徙，希望在西部发展，不料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发诸国兵 [192] ，攻没北匈奴，郅支也被悬首槁街。

围绕接待呼韩邪来朝的礼仪问题，汉廷进行了一次讨论。当时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认为“匈奴单于乡风慕化，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的意见是“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叛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 [193] 。萧望之提出待呼韩邪以“不臣之礼”，这样的话即使后世呼韩邪子孙不再朝享，中国也不会背负讨伐“叛臣”之累，这是一种基于传统儒家夷夏之辨的考虑 [194] 。班固认为对待“夷狄”“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所以应该采取的方针是“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195] 。“羁縻不绝，使曲在彼”，与萧望之意见的精神是一致的。但不得不指出的是，萧望之和班固的意见是封闭式的夷夏观，这种意见在当时并不是主流，汉朝实际的政治举措要积极主动得多，因为传统的王者无外、一乎天下的政治理想对于皇帝们的吸引力更大。汉代实际执行的“羁縻”政策与萧望之、班固所论有一定的差别，萧、班二人所持观念近于“文化区域分治观”，但在两汉时“华夏本位观”占主导地位，诚如孙家洲先生所论：“华夏本位观，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理念，它的本质不在于对非华夏文化给以排斥，而在于安置一个恰当的位置——自然是从属于华夏文化的地位。” [196] 汉家实行的“羁縻”，是建立在华夏本位观的理念之上，意义深远，“汉代的羁縻理论付诸实践，使国家在其原有领土的范围之外，造成了新的文化影响区域。在这一范围内，国家的主权或许表现得并不充分，实际控制力的强弱也因时而异；但它对国家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它可以是消力池，用以化解周边各族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它可以是缓冲带，用以减轻边患对内地的震撼；它可以是中转站，用以保证由文化影响区向国家领土的平稳转移。” [197] 这种观念与传统的天下一家观念是一致的，纳入汉家天下秩序中的边疆民族与政权，与汉朝皇帝之间均是某种程度的“君臣关系”，而不是敌匹国家之间的“不臣之礼”。

记载了萧望之的意见后，史书继续写道：“天子采之，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198] 这段节录的诏书十分令人费解，需要仔细梳理。“天子采之”，意思是说宣帝决定对呼韩邪采取“客礼”。“客礼”实质上是一种“不臣之礼”，汉献帝禅让后，“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 [199] 。因为曹丕曾是汉献帝之臣，现在受禅为皇帝，但是不将汉献帝视为臣，而是视为魏的宾客。后来晋受魏禅，封魏帝为陈留王，“诏陈留王载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 [200] 。《通典》卷74《礼三四》“三恪二王后”记有：“又诏王上书不称臣，答报不为诏，一如宾礼。” [201] 如此看来，宾礼就是客礼，“客礼”与“不称臣”是对应的关系，待之以“客礼”的首要要求就是“不称臣”。

宣帝开始的时候接受了萧望之的建议，诏书中说“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既然以“客礼”待单于，单于就不应对宣帝称臣，“客礼”意味着宣帝与呼韩邪之间并没有形成君臣关系；但是后文又紧跟着说“赞谒称臣而不名”，根据尾形勇的研究，“不名”只是一种殊礼的形式，是相对于“臣某”的称臣又称名的形式而言的，但还是一种称臣的形式。 [202] 这里让单于“称臣”，显然又是将呼韩邪视为“臣”了，只是给予了“不名”的特别礼遇而已。新莽末年卢芳请求匈奴援助，单于说“匈奴本与汉约为兄弟。后匈奴中衰，呼韩邪单于归汉，汉为发兵拥护，世世称臣” [203] 。类似的话单于对更始使者也表达过：“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 [204] 如此看来，呼韩邪对汉称臣是没有问题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待以“客礼”呢？对于这段令人费解的记载该如何看待呢？尾形勇提出一种解释，即在甘露二年冬十二月讨论的时候，当时汉宣帝接受了萧望之的意见，发诏书宣布以“客礼”待单于，但是很快宣帝改变了主意，决定令呼韩邪称臣，所以又发布了第二道诏书，最终的实际情况如《汉书·宣帝纪》中记载的“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来朝，赞谒称藩臣而不名”，就是《汉书·萧望之传》说的“称臣而不名”。以上那个令人费解的段落，如果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份诏书，则是漏了一个字，即“称臣而不名”应该是“不称臣而不名”，又或者“赞谒称臣而不名”是衍文；但如果是第二份诏书，则是漏掉了关于宣帝更改主意的相关记录 [205] 。

宣帝最终的决定表明他不希望将匈奴视为一个“敌体之国”，无论如何，匈奴的单于来朝见中国的皇帝了，要在长安的宫廷中通过“称臣”礼仪与皇帝结成君臣关系。无论其位次在诸侯王之上还是之下，一来，他自己已经做不了主了，都得听凭汉廷安排，即使位次在诸侯王之次亦无可奈何；二来，礼仪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和敏感的作用，汉朝的元会仪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这样特殊的场合，所有参与者都通过特定的礼仪与皇帝构成并强化某种“君臣关系”。实际上这次朝见，单于对皇帝“称臣”了，只是汉廷给予他“不名”的礼遇，这标志着汉朝将匈奴纳入自己的天下体系中了。

栗原朋信从汉代“内臣”和“外臣”有别说起，把服属的周边族群置于帝国内君臣关系外延的位置上来研究 [206] ，给我们极大的启发。无论是内臣还是外臣，都是与皇帝缔结了“君臣关系”。皇帝依靠“策名委质”的方式与官员建立君臣关系，以“二十等爵制”与一般的编户民建立君臣关系，这是内臣部分。与外臣，即臣服的边疆少数族群政权，君臣关系的确立依靠册封和朝贡。西嶋定生指出，在古代东亚存在着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册封体制 [207] ，受册封的外邦君主的义务是向宗主朝见和贡献。甘怀真认为：“在一般正常的运作下，朝贡是外邦君主或其使节向中国天子献上礼物，而中国方面通常都会有更丰厚的回报；册封则是一种‘名的授受’，中国方面授与外邦君主一个‘名’，如王爵。而外邦君主之‘臣名’也会被 登录在中国皇帝的名簿中。朝贡与册封的意义同于本书前文所论的‘策名委质’，故‘称臣’是这二项行动的关键。推而言之，中国方面所执着者是外邦君主须借由中国方面所认定的仪式，向中国天子称臣。对于中国方面而言，这种以君臣关系为主要内涵的礼仪本身的实践即为权力的本质。在许多时候，中国愿意付出物质资源以交换礼仪。总而言之，古代中国方面在东亚政治秩序的操作中，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建立君臣关系的秩序，且此关系是借由礼仪来表达。” [208] 甘怀真所论鞭辟入里，这里再补充两点。第一，同样在册封体系中，因为距离的远近与控制力的强弱，各藩邦与汉朝联系的紧密程度有不同，这种不同是通过“名”的区别来显示的；第二，册封关系建立的仅是皇帝与外邦君主个人的“君长人身统治”，汉朝与整个外族的关系类型由皇帝与其君长的关系类型决定，君长仍然拥有治理其族其邦的自主权。 [209]

西州地区归附汉朝的羌人和匈奴的部落头领，都依靠册封与朝贡的方式与皇帝结成了君臣关系，范明友率领的“羌王侯君长”，就是接受了汉朝册封的首领。被纳入属国的羌人或者匈奴人，虽然仍然保持着部落组织及其首领，依其故俗而治，但是汉朝派遣了属国都尉进行管理，属国都尉的权力越来越大，属国蛮夷的自主权逐渐被剥夺。汉朝安置浑邪王部的时候，就是强行将其拆成五部分，浑邪王则被安置在内地。护羌校尉总领羌人事务，开始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使职性质，理怨问苦，侦查异动，到后来又演变成专门镇压羌人叛乱的领兵将领。整个西州的行政建制与管理形式多样复杂，除了郡县体制的管理系统外，还有屯田系统、属国系统、护羌校尉系统，它们的头领是皇帝的“内臣”；此外，分布在边塞区域的表示臣服的各部落君长，是“外臣”。

[1] 管东贵：《战国至汉初的人口变迁》，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四分，1979。葛剑雄推测汉初的人口大约有1200万左右，参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第47页。

[2] 宋超：《汉匈战争对两汉社会心态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3] 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106页。

[4] 贾谊著，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第139页。

[5] 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第6页。

[6]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31页。

[7]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30页。

[8] 方宗诚：《贾生论》，载《柏堂集》前编，转引自王子今《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9]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40页。

[10]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41页。

[11] 王子今认为后来匈奴的分裂衰落一一如贾谊所言，说明了贾谊预见的准确，这样说有些勉强。正确的预测是建立在对事件变化真正因素的理解的基础上的，而匈奴后来的分裂，主要原因在于匈奴自身，而不是贾谊的三表、五饵之策，从贾谊的政论中，我们其实看不出他对匈奴的实际情况有多么了解，他的预言，只是“偶中”而已。参见王子今《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12]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65页。

[13]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第2281页。

[14]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第2285页。

[15]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230页。

[16]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33页。

[17]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第2283页。

[18]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第2288页。

[19] 雍秉乾：《略论西汉文景时期对匈奴的积极防御政策》，《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20]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5页。

[21] 李开元对汉初的军功集团有专题研究，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

[22] 汉代马政的研究，参见汪受宽《两汉凉州畜牧业述论》，《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4期。

[23]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31页。

[24]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25页。

[25]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4页。

[26] 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第31页。

[27]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262～266页。

[28]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40～141页。

[29] 有研究者将草原地区的灾害分为“突发性灾害”和“缓变性灾害”两种，前者包括干旱、暴风雪冷冻、雷暴、狼害、蝗灾、瘟疫。后者如气候干冷化带来的草原退化沙漠化、环境污染等。草原自然灾害的特点是：（1）种类不多但是破坏形式多样，有一连串次生、衍生灾害；（2）频率高、持续期长、强度大；（3）季节性、关联性、群发性、并发性，危害特甚。参见梁景之《自然灾害与古代北方游牧民社会关系刍议》，载罗贤佑主编《历史与民族：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萧启庆先生也谈到了因为环境产生的经济匮乏导致侵略的问题，“草地对牲畜的包容力随气候而增减的幅度之大，实超出我们农耕社会人民想象力之外。换句话说，在一定面积的牧地上，如遇气候良好，水丰草美，几年之内畜群便可增殖一倍以上。如雨量减少，牲畜必因乏草而大量死亡。此外，对于瘟疫、风雪等意外，也缺乏适当的应急办法，牲畜死亡率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参见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载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第304页。

[30] 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载萧启庆《元代史新探》，第313页。

[31]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9页。

[32]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第3780页。

[33]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797页。

[34]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17页。

[35] 逯耀东：《对匈奴问题处理的限制》，载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三联书店，2008，第209页。

[36]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第3755页。

[37] 也有学者认为“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表达的意思并不是对寡居女人的求婚，而是在汉匈双方经济结构互补的情况下提出的贸易要求。或认为请婚并没有侮辱的意思，而是从匈奴习俗出发的，甚至认为有利于民族团结。参见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第一章；蔡敏慧：《冒顿请婚再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彭年：《冒顿请婚新议》，《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有些牵强，观看吕太后之复书，很明显是拒绝求婚的意思。吕后回信说：“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第3755页。

[38] 《史记》卷一百零八《韩长孺列传》，第2861页。

[39]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2页。

[40] 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第403、415页。

[41]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第2400页。

[42]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第2401页。

[43]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第4页。

[44] “文化区域分治”是孙家洲先生所做的一个概括，参见孙家洲《两汉政治文化窥要》，泰山出版社，2001，第101页。

[45]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第2401页。

[46]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第2401页。

[47]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第2402页。

[48]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第2403页。

[49] 邢义田：《汉武帝在马邑之役中的角色》，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145页。

[50] 《史记》卷一百零八《韩长孺列传》，第2864～2865页。

[51] 逯耀东：《〈匈奴列传〉的次第问题》，载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第167～170页。

[52]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6页。此处的“二十六国”，当为“三十六国”之误。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9页。

[53] 贾文丽：《汉代河西军事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1，第37页。

[54] 卫青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当苏建建议他接纳推荐贤者时，卫青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且少言不泄。见《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46页。

[55]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41、2945页。

[56]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23页。

[57]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6页。

[58] 林幹：《匈奴史》，第48～49页。

[59]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7页。

[60]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7页。

[61]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8页。

[62]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9页。

[63]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67页。

[64]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第56～57页。

[65] 王庆宪：《匈奴与西汉关系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3，第155～156页。

[66]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1～1422页。

[67]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第61页。

[68] 目前只见贾谊考虑过这一问题，他设想制伏匈奴后，要匈奴为汉守边，防备月氏等，但是汉武帝时期，并没有人重提这一建议。

[69]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4页。

[70] 欧文·拉铁摩尔、狄宇宙均提出这个观点。

[71] 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载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第9页。

[72]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183页。

[7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3页。

[74] 据唐晓峰1970年代的调查，认为“高阙塞”在今狼山中部的石兰计山口，参见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5期；2005年经过魏坚与中央电视台摄制组的考察，基本确定乌拉特后旗狼山南麓达巴图沟口西侧的南北两个小城之北城是赵武灵王修筑的高阙塞，参见魏坚《河套历史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载王建平主编《河套文化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75]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86页。

[76] 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5期。

[77]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1页。

[78] 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唐先生还指出，“两条长城的走向和所利用的地形基本相同，修筑和保存的情况也很一样，长城内侧的小城又具有共同的形制特点。我们推测，这两条长城是在同一个时期内修筑的。因为，走向相同，正说明军事斗争的形势相同，如不是修筑于同一时期，很难有这样的巧合。修筑形制一样，正说明它们出自同样的营造图式。同时筑起两条长城，为的是加强防御的能力”。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对位于乌拉特后旗的这两条长城进行了考察，指出“两条长城东西延伸，南北并行，相距3～40公里不等。两条长城均东起今武川县境内，向西经固阳县、达茂联合旗和乌拉特中旗，在乌拉特后旗境内折向西北。其中南线长城终止于乌力吉苏木的沙日扎嘎，总长约400公里；北线长城则穿越蒙古国境内，再折向西南，与今额济纳旗境内强弩都尉路博德所筑之居延塞烽燧相接”。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共乌拉特后旗委员会宣传部编《阴山沧桑：乌拉特后旗历史文化遗存调查报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第71页。

[79]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11页。

[80]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8页。

[81]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第59页。

[82]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卷，第167页。

[83]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38～1439页。

[84] 吴礽骧：《河西的汉代长城》，《文博》1991年第1期；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卷，第159～161页。

[85]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第48页。

[86]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03～3804页。

[87]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08页。

[88] 王子今：《论西汉北边“亡人越塞”现象》，载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第83页。

[8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第459页。

[90]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05页。

[91]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1页。

[92]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第1158页。

[93] 《汉书》卷六十四上《主父偃传》，第2800页。

[94] 谢桂华等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第607页。

[95] 沈颂金：《汉简所见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及其相关问题》，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编《简牍学研究》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96] 王子今：《汉代河西长城与西北边地贸易》，载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第30页。

[97] 管东贵：《汉代的屯田与开边》，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一分，1974。

[98] 管东贵：《汉代的屯田与开边》。

[99] 杨际平：《西汉屯田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引文序号格式与原书不同，从本书格式。——作者注）

[100] 乡是主管收取赋税的基层单位，乡啬夫承担着关键责任，参见邢义田《汉代案比在县或在乡》，载邢义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2011。

[101] 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第22～24页。

[102] 尾形勇：《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以武帝、昭帝时期为中心》，吕宗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3]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61～2962页。

[104]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0页。

[105] 但是公孙弘毕竟是一个圆滑的人，不肯力争此事。

[106]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8页。

[107]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第1162页。

[108]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11页。

[109]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39页。杨际平怀疑这里的“六十万”数字的真实性，认为当时汉朝国力无法承担这样规模的戍田卒，“六十万”或为“六七万”之误，或者衍一“六”字，其实是“十万”，抑或衍一“十”字，其实是“六万”，参见杨际平《西汉屯田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110]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第3912页。

[111]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2986页。

[112] 尾形勇：《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以武帝、昭帝时期为中心》，吕宗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其中引文有误，为与原文保持一致，不做修改。

[113] 王骏：《汉书正误》，转引自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第28页。

[114] 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第2页。

[115] 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绪论第2～4页。

[116] 当然，他的内改制度、郊祀封禅、兴作宫室等也花费巨大，唯我们难以比较孰多孰少。常理推断，对外战争的影响面应当更广，耗费更多。

[117]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第191页。

[118]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188页。

[119]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0～1421页。

[120]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2页。

[121]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2页。

[122]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第2页。

[123] 薛振恺：《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另外，吕世浩《平准与世变——〈史记·平准书〉析论》一文对汉武帝的财政政策与当时世变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考论，《燕京学报》新十二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24]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41页。

[125] 薛振恺：《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126]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132页。

[127] 《汉书》卷五十一《路温舒传》，第2369页。

[128]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3151页。

[129]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3151页。

[130] 陈启云：《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载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陈启云文集》（二），第186页。陈先生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出于对汉代地方豪族地主实力的一个估计，他批评了许倬云的观念，许氏认为汉代的佃农比例很小，绝大多数是独立的小农，而陈氏认为，汉武帝时，至少有60%的土地在地主的掌握中，关东地区的乡里地主势力很大，汉朝中央权力并不能绝对控制。

[131]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中华书局，2011，第736页。

[132]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辛德勇对田余庆论断的发难，引发了学界的一场激烈争论，相关论文和综述已有，不再赘述。本书的意见是，辛德勇的责难并不能成立，不能够驳倒田余庆的意见。参见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三联书店，2015。

[133] 《汉书》卷六十《杜延年传》，第2664页。

[134] 《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33页。

[135] 施丁：《秦汉豪族的呼声——读桓宽〈盐铁论〉》，《学术月刊》1999年第11期。施先生的这篇文章对《盐铁论》及盐铁会议的分析非常深刻，但他认为贤良文学们是豪族利益的代表，笔者不能认同，贤良文学们不一定是豪族利益的代言人，只是他们的主张客观上可能有利于豪族而已。贤良文学们提出如此主张的时候，并没有为豪族争取利益的预设。

[136] 徐复观：《〈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载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04页。

[137]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第293～303页。

[138]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9页。

[139]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262页。

[140]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69页。

[141]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142] 管东贵、任乃强都持这样的观点。

[143] 林梅村持这种观点，参见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

[14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146页。

[145] 李绍明、黄烈、杨建新、马长寿、俞伟超、王俊杰等均有相关研究。

[146] 转引自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15页。

[147]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李亦园序。

[148] 佐藤长：《羌族的来源及其在前汉的活动》，梁今知译，《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149]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215页。

[150]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233～234页。

[151]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94页。

[152] 杨永俊：《论两汉时期羌汉战争中的“羌中之利”》，《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

[153] 周宏伟：《两汉时期河湟地理环境探索——兼论汉羌战争的主要原因》，《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154] 杨永俊：《论两汉时期羌汉战争中的“羌中之利”》，《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

[155] 王宗维：《秦汉时期匈奴与西羌的关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156]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6页。

[157] 日比野丈夫认为汉代开拓河西四郡，最先建立的其实就是以令居为中心的河西郡，见日比野丈夫《论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辛德勇等译，中华书局，1993。

[158] 谢绍鹢：《两汉护羌校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7。

[159]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6页。

[160] 关于护羌校尉设置的年代，学界尚有争论。

[161] 《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30页。

[162] 谢绍鹢：《两汉护羌校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7，第23页。

[163] 关于汉代使者的研究，参见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

[164]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8页。

[165] 《资治通鉴》卷二十五，第849页。

[166]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2973页。

[167]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2972～2973页。

[168]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2973页。

[169] 杨永俊：《论西汉的“隔绝羌胡”政策对两汉西羌之“祸”的影响》，《宜春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170] 李大龙：《“屯田”并非赵充国治羌政策的核心内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

[171] 杨永俊：《论西汉的“隔绝羌胡”政策对两汉西羌之“祸”的影响》，《宜春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172] 《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第3300页。

[173]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7～2878页。

[174]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第4077页。

[175]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第4077页。

[176] 阎步克：《王莽官制改革新论》，载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历史讲堂初编》，三联书店，2007。

[177] 李零：《王莽虎符石匮调查记》，《文物天地》2000年第4期。

[178]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第4087页。

[179] 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载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二○○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后收入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汪桂海：《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薛海波：《试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羌》，《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80] 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52～53页。

[181] 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80页。

[182] 张得祖：《〈三老赵掾之碑〉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183] 汪桂海：《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关于地方守令出行的政治意义，薛小林《从车驾出行看汉代地方官员的礼仪与权力》（《理论学刊》2011年第1期）中有详细的讨论。

[184]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2页。

[185]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57页。

[186] 李大龙：《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187]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209～220页。

[188] 牧仁：《再析匈奴分裂原因》，《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89] 《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2078页。

[190] 阎盛国：《秦汉时期招降战略战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第115页。

[191]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797页。

[192] 孙家洲：《“矫制”研究》，载孙家洲主编《秦汉法律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93] 《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第3282页。

[194] 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

[195]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34页。

[196] 孙家洲：《两汉政治文化窥要》，第106页。

[197] 孙家洲：《两汉政治文化窥要》，第109页。

[198] 《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第3282～3283页。

[199]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第390页。

[200] 《晋书》卷三《世祖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第52页。

[201]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第2026页。

[202] 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第136页。

[203] 《后汉书》卷十二《卢芳传》，第506页。

[204]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29页。

[205] 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第141页。

[206] 转引自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第138页。

[207] 转引自韩昇《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学术研究》2008年第8期。

[208] 甘怀真：《所谓“东亚世界”的再省思：以政治关系为中心》，载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511～512页。

[209] 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