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谢灵运在元嘉五年所上《劝伐河北书》,既包含了5世纪初建康精英的历史认识,又是来自于建康政权一方对华北局势的“他者”记录,其史料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上书以“西虏”和“东虏”分别指代赫连夏与北魏政权。晋宋之际赫连夏据有关中后,“西虏”逐渐成为建康政权的对夏专称,并可能一直持续到刘宋中期徐爰所修“国史”。上书对于元嘉三年至五年魏夏战争进程的叙述相当准确精炼,包含若干北朝系统史料未见之处,显示了建康政权北方情报收集工作的系统可靠。上书以某一族称指代“五胡”王朝,而对北魏与赫连夏书之以“虏”。这种刻意区分既受到了晋宋之际“五胡”观念的影响,也反映了“五胡”王朝与北魏、赫连夏政权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关键词：谢灵运; 《劝伐河北书》; 西虏; 赫连夏; 五胡;

一、 问题的提出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元嘉五年(428)谢氏为宋文帝赐假东归,“将行,上书劝伐河北曰云云”,1此后全录上书,此即学者熟悉的《劝伐河北书》。2谢灵运的北伐主张当时并未为文帝所接受,似未发挥太多实际作用,但因上书内容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向来颇为学者所重。两种《谢灵运集》注释本对其文字多有疏解。3学界围绕此篇上书与谢氏思想的关联、谢氏的上书意图、谢氏与文帝间的关系,以及作为上书背景的南北情势等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精当深入,胜义纷呈。4

在前贤所得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注意到《劝伐河北书》尚有一些独特价值值得进一步发掘。一方面,《劝伐河北书》不应该仅仅视为谢灵运个人见解的表达。作为一份有着特定政治目的材料,谢氏的相关书写具有与文帝乃至朝野舆论进行互动的预期。如其中“预在有识”、“咸云”、“天下亦谓”等措辞所提示的那样,上书中也包含了5世纪初建康精英的历史认识与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对于晋宋之际乃至元嘉初年的华北历史而言,这是来自于建康政权一方“他者”眼光的观察和书写。5其撰成上书的5世纪20年代,远在北魏迁洛后开始编撰纪传体国史的5世纪末之前,遑论魏收在北齐主持《魏书》修撰的6世纪中叶。考虑到北魏迁洛后伴随着拓跋王权自身定位的大幅转向,关于五胡十六国与北魏早期历史的书写在纪传体国史中多有系统性更动,其后在《魏书》中又续有改造,6来自建康政权一方的早期记录尤其弥足珍贵。

从以上立场出发,笔者注意到《劝伐河北书》多次使用了“西虏”、“东虏”与“虏”等几个互有关联的词语。此前关注谢氏上书的学者对这几个词语当然也不乏解释。但仔细揣摩相关史料,颇感在缺失更为广大的历史视野的情况下,相关疏解可能不够准确,也由此导致对谢氏上书中部分段落的理解仍有未尽之处。本文尝试对相关问题再作探讨,希望可以为学界更为深入地理解谢灵运《劝伐河北书》及其所出自的历史世界提供线索。不妥之处,尚乞方家叱正。

二、 “西虏”与“东虏”的所指

《宋书·谢灵运传》记其上《劝伐河北书》在元嘉五年(428)为文帝赐假东归“将行”之际。根据谢氏所作《入东道路》诗中有“属值清明节,荣华感和韶”等描写春景之句,上书时间可以进一步具体到其年春天或冬春之际。7谢氏上书主旨在于指出其时华北局势风云激荡,“西虏”和“东虏”在关陇地区战事方酣,相持不下,所以正是刘宋进取河北地区的良机。如学者过去关于《劝伐河北书》的研究所示,结合上书时间点前后对应的史事,很容易确认所谓“西虏”和“东虏”,分别对应着赫连夏和北魏政权。当时正值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发动的对赫连夏战争的决定性阶段,此前十余年间北魏与赫连夏东西对峙的华北局势也由此急剧翻转。北魏在太武帝时期完成华北统一的进程,因魏夏战争的胜利而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8

本节首先考察《劝伐河北书》以“西虏”和“东虏”分别指代赫连夏和北魏的问题。南朝以北魏为“虏”因《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的存在而为人所熟知,但以赫连夏为“西虏”之事似尚未引起学者重视。其实翻检《宋书》可以发现,以“西虏”称赫连夏是常见用法。如卷四五《王镇恶传》载:

高祖留第二子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秦二州刺史,镇长安。镇恶以本号领安西司马、冯翊太守,委以扞御之任。时西虏佛佛强盛,姚兴世侵扰北边,破军杀将非一。高祖既至长安,佛佛畏惮不敢动。及大军东还,便寇逼北地。9

如所周知,刘裕于义熙十三年(417)八月破长安、灭后秦,至年底匆忙南返建康推进晋宋禅代事宜。10关中虽然有其子刘义真与王镇恶等诸将留守,但实际上并没有长久维持的打算,次年即为赫连夏所攻取。上引材料中的“佛佛”即夏主赫连勃勃,11“西虏”指代赫连夏甚明。此事在卷二五《天文志》中记作“西虏寇长安,雍州刺史朱龄石诸军陷没云云”。12同卷尚有义熙五年(409)13 “十一月,西虏攻安定,姚略自以大众救之”、义熙九年(413)三月“西虏攻羌安定戍,克之”等相关记载,皆以“西虏”为赫连夏之代称。12《高僧传》亦两见“西虏勃勃赫连”。14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宋书》中对赫连夏另有一种称呼,即“佛佛虏”。同样是叙述赫连夏攻取关中事,《宋书》卷二《武帝纪中》载:“义真既还,为佛佛虏所追,大败,仅以身免。诸将帅及龄石并没。”12这一称呼出现在“本纪”中是值得重视的。卷六一《刘义真传》亦云“而佛佛虏寇逼交至”。12又如卷四八《毛脩之传》:“值桂阳公义真已发长安,为佛佛虏所邀,军败。”12卷四九《蒯恩传》:“义真还至青泥,为佛佛虏所追,恩断后,力战连日。”12以夏主之名“佛佛”与“虏”连称指代赫连夏,似乎也很容易理解。

如此可知,作为建康政权对赫连夏的专称,《宋书》使用了“西虏”和“佛佛虏”这样两种不同的用法,而且都不是孤例。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西虏”一词可能是晋宋之际的原本用法,而“佛佛虏”则是刘宋国史或者沈约《宋书》的追书改文。理由在于,“佛佛虏”仅见于《宋书》的叙述性文字,“西虏”之称却多留存于《宋书》所引用的晋宋之际乃至元嘉初年的文书材料之中。15如本文讨论的谢灵运《劝伐河北书》即为显例,时在元嘉五年(428)。又卷九五《索虏传》载元嘉七年(430)长沙王刘义欣出镇彭城时,向北魏司、兖二州下告曰“加以构难西虏,结怨黄龙云云”,12分别以“西虏”和“黄龙”指代赫连夏和北燕政权。可见至少在元嘉初年的文书材料中,以“西虏”而非“佛佛虏”指代赫连夏还是刘宋一方较为通行的用法。

向前追溯的话,这一用法最早见于卷六四《郑鲜之传》。义熙十四年(418)底赫连夏驱逐了留守关中的晋军,占领关中大部。当时正值晋宋禅代的关键时刻,刘裕声言“复欲北讨,行意甚盛”。这当然只是对外做做姿态,郑鲜之作为其心腹上表劝谏,预设听众其实是当时的朝野精英。他举出的理由包括关中易守难攻、江南后方多事、晋将朱龄石为敌所擒等,最后言曰:“反覆思惟,愚谓不烦殿下亲征小劫。西虏或为河、洛之患云云。”12这一作于义熙十四年底的上表原文以“西虏”指称赫连夏,而表文前的叙述文字却作“佛佛虏陷关中”,显示这两种用法很可能如笔者所推测的那样,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需要讨论的是卷二五《天文志》的材料。如前文所引,《宋书》此卷在叙述义熙年间史事时,数以“西虏”为赫连夏之代称。相关文句当然是叙述文字而非文书材料,似与上文的分析有所矛盾。不过这可能反而能为我们思考“西虏”使用的时间下限提供线索。如所周知,沈约于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受命撰修《宋书》,是以刘宋国史为基础完成的。后者起自元嘉年间(424～453)何承天“始撰《宋书》”,至大明中(457～464)徐爰“勒为一史”。16具体到《天文志》,《宋书》卷十一《志序》明言:“《天文》、《五行》,自马彪以后,无复记录。何《书》自黄初之始,徐《志》肇义熙之元。”12即何承天初修《宋书》的《天文志》始自曹魏(以接续司马彪《续汉书》的记录),而徐爰所撰《宋书》的《天文志》却改为从刘裕打倒桓玄、迎晋安帝复位后的义熙年间开始叙述。17至沈约《宋书·天文志》则又回到了何承天的旧例,将魏晋以降的星变记录(当采自何书)叠加于徐爰所撰《宋书·天文志》之上构成了主体内容。《天文志》中与沈约全书用法不甚合拍的“西虏”之称,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叠加的过程中疏于回改所致。换言之,这暗示以“西虏”指代赫连夏的用法,从晋宋之际一直延续到了大明年间徐爰所修刘宋国史之中,“佛佛虏”则是沈约修《宋书》时方采用的新书法。

赫连夏之所以在晋宋之际获致“西虏”之称,很可能正是因其在义熙十四年(418)底驱逐晋军后占据关中。在此之前东晋一方对赫连夏的称呼并不稳定。《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载:

初,姚兴以塞外虏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领五部胡,屯大城,姚泓败后,入长安。佛狸攻破勃勃子昌,娶勃勃女为皇后。义熙中,仇池公杨盛表云“索虏勃勃,匈奴正胤”是也。18

此处行文称赫连勃勃为“塞外虏”的用法袭自何处不得而知,但“索虏勃勃”明确来自“义熙中”仇池公杨盛的上表。据《宋书》卷九八《氐胡传》,杨盛在安帝隆安三年(399)“遣使称蕃,奉献方物”后,整个义熙年间均与东晋保持臣属关系。19《魏虏传》所引上表的具体时间不明,但既然是以雅言形式的正式表文表示臣服,其中对赫连夏的称呼方式应该也是东晋一方立场的反映。在姚氏后秦尚据有关中的情况下,江南政权对于偏处岭北朔方的赫连夏或有“塞外虏”、“索虏”等多种称呼,称其为“西虏”反而颇不自然。

这一判断在义熙十四年(418)刘裕为王镇恶所上表文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如前所述,刘裕于十三年(417)底南返建康,关中留下其子刘义真与王镇恶等诸将镇守。其后在夏军的攻势之下,留守晋军发生内讧。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先是安西中兵参军沈田子于北地袭杀安西司马王镇恶,安西长史王脩又于长安收杀沈田子。20消息传至建康后,刘裕为王镇恶上表请求“褒赠”,其中有言:

近北虏游魂,寇掠渭北,统率众军,曜威扑讨。贼既还奔,还次泾上,故龙骧将军沈田子忽发狂易,奄加刃害,忠勋未究,受祸不图,痛惜兼至,惋悼无已,伏惟圣怀,为之伤恻。田子狂悖,即已备宪。镇恶诚著艰难,勋参前烈,殊绩未酬,宜蒙追宠,愿敕有司,议其褒赠。19

从表文描述来看,刘裕所了解到的关中情势正在沈田子为王脩所杀后不久,尚未发展到之后“诸将军复杀安西长史王脩。关中乱”21的阶段,推测应在义熙十四年初。此时赫连夏刚刚开始“南伐长安”。22表文称赫连夏为“北虏”,与前述的“塞外虏”、“索虏”措辞相近,对应着东晋一方对赫连夏的朔方定位。而至此年底赫连夏完全驱逐晋军据有关中后,前引郑鲜之上表就已经改以“西虏”称之。23鲜之上表的主要旨趣在于劝谏刘裕不必为此西征,换言之,即主张东晋应接受赫连夏领有关中的既成事实。伴随着这一主张为舆论所接受,“西虏”也在其后成为刘宋一方对赫连夏的固有指称。24

对比而言,谢灵运《劝伐河北书》以“东虏”称北魏,似乎只是因文设辞,即为了与“西虏”对称而使用“东虏”之名。这一用法仅此一见,并不能视为刘宋一方对北魏的固有指称。回溯到义熙六年(410)刘裕为北征南燕阵亡的大将孟龙符上表时,历数其过往战功包括“西劋桓歆,北殄索虏”,25以“索虏”称北魏。但“索虏”在前引“义熙中”仇池公杨盛上表中亦被用在赫连夏主勃勃身上。26前引义熙十四年(418)底郑鲜之上表,其中提及北魏,言“西虏或为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虏,则河南安云云”,27又以“北虏”称之。晋宋之际至元嘉初年建康政权对北魏的称呼可能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固定为“索虏”/“索头虏”的过程,与前论赫连夏情形近似。

三、 “西虏”与“东虏”之战的进程

如前所述,谢灵运于元嘉五年(428)初上《劝伐河北书》,主旨在于劝说文帝可乘“西虏”赫连夏与“东虏”北魏相持于关陇之机进取河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谢氏上书以相当篇幅细致描摹了“西虏”与“东虏”之战的具体进程,为我们了解这场5世纪初的华北决战提供了难得的同时代记录。不妨将谢氏所言全引如下:

咸云西虏舍末,远师陇外,东虏乘虚,呼可掩袭。西军既反,得据关中,长围咸阳,还路已绝,虽遣救援,停住河东,遂乃远讨大城,欲为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弃巢窟,未足相拯。师老于外,国虚于内,时来之会,莫复过此。观兵耀威,实在兹日。28

开头所谓“咸云”,即指刘宋一方尤其是建康的精英阶层中流传的消息,应该具有相当的时效性。值得注意的是,谢氏所言并不是一个简单概括而已,而是包含了相当曲折的过程,以及诸如陇外、关中、咸阳(指长安)、河东、大城(指统万城)等具体的地点信息。可见这些内容的来源并非是从刘宋北境辗转传到建康的零碎消息,而应来自刘宋一方系统可靠的北方情报收集工作(这一工作的成果最终体现在了《宋书·索虏传》中)。谢氏正是以此为据,才有可能在东归之际向文帝提出北伐河北的郑重建议。29

不过,谢氏在上书中毕竟是以一种文采斐然的文体来进行叙述的,表述上不乏模糊跳跃之处,也导致学者对其中若干细节对应的史实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以下结合其他史料所记载的魏夏战争的相关进程,对谢氏所言进行逐句细读。

(一) “西虏舍末,远师陇外,东虏乘虚,呼可掩袭。”

第一句“西虏舍末”难解。考虑到与后面“东虏乘虚”的对照,“舍末”疑为“舍本”之讹。由“远师陇外”可知此句指的是元嘉三年(426)秋,夏主赫连昌因北凉沮渠蒙逊之请,遣军西击西秦乞伏炽磐。从前后的文脉来看,谢氏所谓“西虏舍本”之“本”,指的未必是夏都统万城,更可能是指关中长安。《资治通鉴》卷一二〇《宋纪二》元嘉三年载:

(八月)夏主遣征南大将军呼卢古将骑二万攻苑川,车骑大将军韦伐将骑三万攻南安。……(九月)韦伐攻拔南安,获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30

此段记载不见于他处,或为《通鉴》采自《十六国春秋》之类可靠史料。31苑川为西秦旧都,地当今甘肃榆中县苑川河流域,在西秦都城枹罕东北;南安地处陇西,在枹罕东南。32讨伐西秦的夏军兵分两路,对枹罕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呼卢古和韦伐所率军队应该都是从关中出发西向上陇的。规模达到骑兵五万之多,夏军在关中的守备力量可以说是被大幅削弱了。

北魏太武帝发动对夏战争在此年九月,“遣司空奚斤率义兵将军封礼、雍州刺史延普袭蒲阪,宋兵将军周幾率洛州刺史于栗磾袭陕城”,33总兵力合计达五万人以上,34攻击方向显然是关中。其后十月至十一月太武帝亲征统万城并非魏军的主攻方向。《魏书》卷三五《崔浩传》载“世祖乃使奚斤等击蒲坂,而亲率轻骑袭其都城,大获而还”,35也明确说明了这次对夏战争的战略部署。之所以将主攻方向放在关中,一方面是顾虑统万城城坚军盛难以攻取,另一方面夏军西征乞伏导致关中守备空虚也是重要原因。面对魏军的攻势,夏军先后弃守蒲坂、长安,固然有情报失误的偶然因素起作用,36但究其根本,还是自身军力不足所致。这是魏夏战争的第一阶段。《劝伐河北书》以“西虏舍末(本),……东虏乘虚”言之,是对战争缘起非常准确的概括。而《魏书》所述显然掩饰了己方行动的“乘虚”偷袭性质。

(二) “西军既反,得据关中,长围咸阳,还路已绝,虽遣救援,停住河东。”

“西军既反”,指西征西秦的夏军返回关中。《资治通鉴》记载夏军对西秦的攻击持续至元嘉三年(426)十一月,兵锋远至西平郡(今西宁),37大军东还恐怕要到当年底甚至来年正月了。同时四年(427)正月,夏主赫连昌又“遣其弟平原公定率众二万向长安”。38再加上弃守长安后驻守泾水上游安定城的赫连助兴所部,关中地区此时的力量对比转而变为夏军占优,而魏军仅能固守长安。魏夏双方由此在关中进入相持阶段。从《劝伐河北书》的表述来看,来自平城的北魏援军只能抵达之前攻下的河东蒲坂城,但无法进一步越过黄河入援长安守军。夏军此时在关中的优势可见一斑。

(三) “遂乃远讨大城,欲为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弃巢窟,未足相拯。”

这几句在文意上颇为跳跃,学者的理解也有分歧。“大城”即夏都统万城。在“西军既反”之后的“远讨大城”,对应的无疑不是元嘉三年(426)底太武帝“亲率轻骑袭其都城”,而是四年(427)五月趁赫连定与奚斤相持于长安,“世祖乘虚西伐”,再征统万。39至六月即破城,夏主赫连昌南奔上邽。在关中的赫连定亦引军西奔上邽。五年(428)二月,夏军再退屯平凉。后赫连昌于安定城下为魏军所擒,送至平城。赫连定即于平凉称帝,率夏余众与北魏继续对抗。三月,赫连定大败奚斤,夏军复据长安,北魏势力又被驱逐出关中地区。四月,赫连定遣使请和于魏,魏夏战争暂告一段落。此后直到七年(430)九月,太武帝才再次发动对平凉的攻击。十二月克之,赫连定西逃,关中地区至此完全进入北魏的掌控之中。40

在梳理以上史实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劝伐河北书》中的如上表述应该如何理解。如前所述,谢灵运上书时间约在元嘉五年(428)春天或冬春之际,则其叙述的北方局势不应涉及当年四月赫连定遣使请和于魏及之后的事。“徒弃巢窟,未足相拯”一句所言对象为北魏,大致可以理解为:“魏军离开首都平城(‘巢窟’)去救援关中守军,这种行动是徒劳的。既不能拯救关中守军,又使得平城兵力空虚。”下面一句“师老于外,国虚于内”将这层意思说得更加明白,谢氏也是因此而主张现在正是刘宋进取河北的良机。这几句话对应的北方局势应为魏军与夏军在关中相持而北魏并未占据太大优势。

在魏夏战争的曲折过程中,这样的局势在关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元嘉三、四年之交夏军在赫连定率领下围攻长安城中的魏军。第二次则是元嘉五年三月赫连定自平凉东出大败魏军,再次占领长安。《劝伐河北书》既然是在四年(427)五月太武帝的“远讨大城”之后述及北魏一方“徒弃巢窟,未足相拯。师老于外,国虚于内”,则对应的北方局势只能是后者。从叙述的语气来看,赫连定尚未大败魏军并复据关中。如此,谢灵运上书的时间也可以进一步确定是在五年(428)三月赫连定大败魏军之前,或者至少是在这一消息为刘宋一方所掌握之前。

学者或因谢氏上书中未言及魏军克夏都统万事,认为他对于北方情报的了解不够,大约只掌握到元嘉四年(427)六月初左右的情报,即太武帝尚未拿下统万城时的情势。41但以情理度之,北魏攻破夏都统万这样一个北方局势的巨变,不太可能在半年多后尚未为宋人所掌握。像《宋书·索虏传》对宋魏间史事的详尽记载,非长期系统的情报收集工作莫办。事实上,其中对于魏夏战争的进程,也有简明扼要的叙述:

元嘉五年,使大将吐伐斤西伐长安,生禽赫连昌于安定,封昌为公,以妹妻之。昌弟赫连定在陇上,吐伐斤乘胜以骑三万讨定,定设伏于陇山弹筝谷破之,斩吐伐斤,尽坑其众。定率众东还,后克长安,焘又自攻不克,乃分军戍大城而还。42

从所涉事迹来看,吐伐斤当即奚斤。43他在弹筝谷败后为赫连定所俘,但并未被杀,至元嘉七年(430)方获救。《索虏传》记其被斩,恰说明这些记载来自于当时的情报收集,难免出现误传。后径将此误传信息收入国史书写系统,而未再加更定。此后赫连定尚与宋文帝“连和,遥分河北,自恒山以东属义隆,恒山以西属定”,44双方间的情报掌握应是相当深入的。《劝伐河北书》对魏夏战争之前进程的叙述都很准确,包括了北魏“乘虚”偷袭关中的缘起以及诸多具体的地点信息,很难想象对于北魏攻克夏都统万这样重大的进展反而会迟滞半年以上仍不知晓。况且,“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之句对应的显然也当是关中西北陇上的平凉、安定等地,即赫连夏失去统万城之后的退守范围,而非地处鄂尔多斯南缘毛乌素沙地的统万城。45夏军据守这一易守难攻之地,实力仍不可小觑。即使在赫连昌被擒之后,赫连定仍可于此大败魏军并进占关中。

谢灵运在《劝伐河北书》中未言及魏军克统万城事,未必是因为尚未知晓这一信息,很可能只是缘于建康精英的关心全系于关中旧地。远处朔方的统万城作为传统汉晋天下的边缘之地,其得失易手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事实上,上引《宋书·索虏传》的文字也没有正面记述魏军克统万城事,其书写的焦点仍是长安之得失。但最后一句“乃分军戍大城而还”仍显示,刘宋一方必定已掌握了北魏占领统万的情报。这与《劝伐河北书》所表现出的聚焦点也是一致的。总体来说,上书对于元嘉三年(426)至五年(428)发生于华北的魏夏战争实际进程的叙述是相当准确而精炼的,也显示了建康政权对于华北局势变动的情报收集工作系统可靠。

四、 “虏”与“五胡”

在具体的战争进程之外,《劝伐河北书》中还有一段文字,涉及更为广大的历史背景,与晋宋之际至元嘉初年建康精英对华北乃至天下局势变动的历史认识息息相关,值得仔细析论:

自羌平之后,天下亦谓虏当俱灭,长驱滑台,席卷下城,46夺气丧魄,指日就尽。但长安违律,潼关失守,用缓天诛,假延岁月,日来至今,十有二载,是谓一纪,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数齐世,虏期余命,尽于来年。自相攻伐,两取其困,卞庄之形,验之今役。42

这里的所谓“羌平”,指义熙十二年(416)至十三年(417)刘裕平定后秦姚氏之役;“长安违律,潼关失守”,则指十四年(418)十月关中晋军为赫连夏所逐之事。在谢氏上书的元嘉五年(428)初言“日来至今,十有二载,是谓一纪”,大约是从义熙十二年开始算起的。

这段文字中两次提到“虏”,即“虏当俱灭”和“虏期余命”。对此,学者多理解为一种泛称,等同于广义上的“胡人”。如“虏当俱灭”一句,李运富解为“其他的少数民族敌寇也应当一起消灭”,47陈恬仪解为“天下皆以为胡人将灭”;48陈勇则将“虏期余命,尽于来年”解为“所谓‘余命’尽于来年(即元嘉六年)的‘五胡’,应指其时仍占据北方的其他少数族政权”。49

尽管在当时不乏以“虏”来泛称异族的用法,我们还是倾向于将《劝伐河北书》中的“虏”理解为一种特称。但这种特称并非单指北魏一方,而是将北魏和赫连夏都囊括在内的。如前文所述,谢氏此篇上书分别以“西虏”和“东虏”指称赫连夏和北魏。上引文字最后一句“自相攻伐,两取其困,卞庄之形,验之今役”,正是对于前节所述元嘉三年(426)至五年(428)初魏夏战争进程的简洁概述。在此段文字之前,谢氏还以相当篇幅征引史事以为论据:

又历观前代,类以兼弱为本,古今圣德,未之或殊。……昔魏氏之强,平定荆、冀,乃乘袁、刘之弱;晋世之盛,拓开吴、蜀,亦因葛、陆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于史策者也。50

作为“前世成事”而举出的例子,即所谓“兼弱”,包括了曹操平袁绍、刘表和司马氏灭蜀汉、孙吴。而后即接以“自羌平之后,天下亦谓虏当俱灭,长驱滑台,席卷下城。……自相攻伐,两取其困,卞庄之形,验之今役”,那么其中之“虏”兼指“东虏”北魏和“西虏”赫连夏,当无疑义。

明确了“虏”之所指,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理解谢氏所谓“况五胡代数齐世,虏期余命,尽于来年”一句。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51“五胡代数齐世”,指的是此前的五胡各王朝多以“一世”即三十年左右为享国时长。如匈奴汉赵,自刘渊即汉王位(304年)至石虎俘刘熙(329年),凡26年。羯人石氏后赵,自石勒称赵王(319年)至冉闵屠胡(349年),凡31年。鲜卑慕容前燕,自慕容皝称燕王(337年)至苻坚俘慕容暐(370年),凡34年。氐人苻氏前秦,自苻健称大秦天王(351年)至姚苌俘杀苻坚(385年),凡35年。鲜卑慕容后燕,自慕容垂称燕王(384年)至拓跋珪克中山(396年)仅13年,但若将南燕也计在内则达26年。羌人姚氏后秦,自姚苌自称万年秦王(384年)至刘裕俘姚泓(417年),凡34年。基本均大致符合“齐世”的标准。站在元嘉初年回望永嘉以降的百余年历史,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准确的总结,应该也是晋宋精英共享的历史认识。而“东虏”北魏方面,拓跋珪称帝在天兴元年(398)十二月,“齐世”即为元嘉五、六年之间(428～429)。52谢氏上《劝伐河北书》在元嘉五年(428),故曰“虏期余命,尽于来年”。谢氏这里的意思是,连“五胡”王朝也不过享国“齐世”,等而下之的“虏”政权必定不会更加长久。

以上将“五胡”与“虏”区别开来的解读或有异议。单从“况五胡代数齐世,虏期余命,尽于来年”这一句来看,似乎亦可将“虏”政权理解为“五胡”之一。但如果注意到开头的“羌平之后,天下亦谓虏当俱灭云云”,就会意识到同一段文字中的这两句表述,存在着前后照应的关系。“羌”即为刘裕所灭的姚氏后秦,这里使用族称以为指代,正说明其为“五胡”之一。与此相对,北魏和赫连夏在此段文字乃至整篇《劝伐河北书》中,都未出现如此书法,而是一直被以“虏”称之,有“西虏”、“东虏”、“凶虏”、“逆虏”等多种形式。这显示在谢氏上书的语境中,北魏与赫连夏应是被有意识地区别于“五胡”。

这种书法上的区别对待在《宋书》中有着大致相同的表现。以例证较为集中的卷二五《天文志》关于义熙年间史事的叙述为例:

义熙五年四月,高祖讨鲜卑。什圭为其子所杀。十一月,西虏攻安定,姚略自以大众救之。六年二月,鲜卑灭。皆胡不安之应也。是时鲜卑跨鲁地,又鲁有兵之应也。

义熙九年三月,诛诸葛长民。西虏攻羌安定戍,克之。

义熙十二年七月,高祖伐羌。十月,前驱定陕、洛。

义熙十三年三月,索头大众缘河为寇,高祖讨之奔退,其别帅托跋嵩交战,又大破之,嵩众歼焉。进复攻关。八月,擒姚泓,司、兖、秦、雍悉平,索头凶惧。

义熙十四年,高祖还彭城,受宋公。明年,西虏寇长安,雍州刺史朱龄石诸军陷没,官军舍而东。53

可以看到,文中所谓“鲜卑”和“羌”,并非指此一族称指代的所有人群,而是分别特指南燕慕容氏政权和后秦姚氏政权。“高祖讨鲜卑”当然并非指刘裕对天下所有的“鲜卑人”宣战,而是指北伐南燕。“鲜卑灭”指南燕灭亡,同于《劝伐河北书》所言“羌平”指的是后秦为刘裕所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赫连夏一直被以“西虏”称之;对北魏则书“索头”,当即“索头虏”之省称。《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最后“史臣曰”中的如下言辞,亦可视为《宋书》书法的延续:

桓温弱冠雄姿,因平蜀之声势,步入咸关,野战洛、邺。既而鲜卑固于负海,羌、虏割有秦、代,自为敌国,情险势分,宋武乘机,故能以次而行诛灭。54

这里“固于负海”之“鲜卑”指南燕慕容氏,“割有秦、代”之“羌”、“虏”分别指后秦姚氏和北魏,也是很明显的。55

如何理解建康政权这种使用某一族称来指代特定政权的书法呢?《劝伐河北书》上引段落显示,“羌平”与“五胡代数齐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这是值得重视的思考方向。换言之,可以认为类似以“鲜卑”书南燕、以“羌”书后秦,都是在使用“五胡”观念来进行历史书写。这一观念不仅仅是对永嘉之乱后华北百余年纷乱历史的认识总结,同时也带有一定的谶言性质。即预言“五胡”的时代即将结束,北方将迎来新秩序。站在江南精英的立场来说,这自然意味着己方恢复汉晋天下的期待。如《晋书》卷八七《李玄盛传》所载义熙元年(405)西凉主李暠遣使送表至建康所云:

臣闻历数相推,归余于终,帝王之兴,必有闰位。是以共工乱象于黄农之间,秦项篡窃于周汉之际,皆机不转踵,覆束成凶。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四海颙颙,悬心象魏云云。56

与前文所引义熙中仇池公杨盛上表的性质相似,这虽然是来自西凉方面的上表,但类似“帝王之兴,必有闰位”、“五胡僭袭,期运将杪”这种表述,无疑是为应和建康精英的政治意识而作。57之所以作出五胡气数将尽的乐观判断,正是缘于他们看到了前秦崩溃后整个华北所陷入的巨大混乱,并进而生发了恢复汉晋天下的期待。之后义熙年间刘裕两次北伐的胜利进一步增进了这种期待。《劝伐河北书》所谓“自羌平之后,天下亦谓虏当俱灭”,并非谢灵运的个人玄想,“天下”云云,正是晋宋之际建康精英舆论中乐观情绪的直白反映。即使恢复汉晋天下在其后的历史中未能成为现实,“五胡”观念仍然作为一种“政治正确”在南朝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应用。58

对于晋宋之际先后在华北崛起的北魏与赫连夏,建康精英并未给予同于“五胡”王朝的书法待遇,而是以“虏”这一低贱名号称之。这其中一方面可以看到上述“五胡”观念的影响,即不愿承认这两种新势力可如“五胡”一般成大气候的心态;另一方面,却也未尝不是基于对华北局势的历史观察而进行的刻意区分。前文曾引《南齐书·魏虏传》称赫连勃勃为“塞外虏”,59其实这一称呼同样适用于北魏。建立北魏与赫连夏的拓跋部和铁弗部,都是在西晋塞外的代北漠南之地完成政治体发育的。而“五胡”王朝的核心族群却是在汉晋时期已内迁的入塞部族,其作为政治体的发育完成于王朝内部的郡县地带,并不能以“塞外虏”视之。与此相应,“五胡”王朝立国后均以中原腹地为中心展开统治;而北魏与赫连夏在各自实现了对河北平原和关中平原的军事征服后,统治重心却仍然置于代北(平城)与朔方(统万城)这样的农牧交错地带。60建康精英使用“五胡”与“西虏”、“索虏”的不同书法,应是对此有敏感认识。而这一区别却在北魏完成华北统一尤其是迁都洛阳后所进行的“历史书写”中被消解与替代了。赫连夏与“五胡”王朝一起成为了“十六国”之一,北魏自己却反而成为了直承西晋“金行”的华夏正统。61注意到类似谢灵运《劝伐河北书》这样来自建康一方“他者”眼光的观察和书写,对于我们更为深刻地把握4～5世纪华北乃至整个欧亚大陆东部历史秩序的演生过程,无疑有着特别的意义。

注释

1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2～1776页。

2 李运富编注的《谢灵运集》将此篇题为《劝伐河北表》,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385～393页。

3 顾绍柏校注:《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2～365页;李运富编注:《谢灵运集》。

4 如钟优民:《谢灵运论稿》,济南:齐鲁书社,1958年;李雁:《谢灵运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陈恬仪:《〈劝伐河北书〉的相关问题——论谢灵运之北伐主张与晋、宋之南北情势》,《东华人文学报》2007年第11期;孙明君:《谢灵运〈劝伐河北书〉辨议》,收入氏著《南北朝贵族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1～61页等。

5 南朝一方记录相对于北朝史料的独特价值,姚薇元:《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早已有所示范。初出1933年,收入氏著《北朝胡姓考》(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61～507页。

6(1)参考周一良:《魏收之史学》,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陈识仁:《北魏修史略论》,收入黄清连编:《结网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同氏:《水经注与北魏史学》,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佐川英治:《東魏北齊革命と『魏書』の編纂》,《東洋史研究》64～1,2005年;聂溦萌:《从国史到〈魏书〉:列传编纂的时代变迁》,《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1期。北魏史研究近年的一大趋势就是利用多种方法,揭示为《魏书》所系统改写的北魏早期历史面貌。参见罗新:《民族起源的想像与再想像——以噶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收入氏著《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胡鸿:《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收入氏著《“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黄桢:《北魏前期的官制结构:侍臣、内职与外臣》,《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川本芳昭:《北魏文成帝南巡碑について》,收入氏著《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松下憲一:《北魏石刻史料に見える内朝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の分析を中心に—》,收入氏著《北魏胡族体制論》,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社,2007年。参考徐冲:《近三四十年北魏史研究的新动向》,《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3月7日。

7(2)陈恬仪:《〈劝伐河北书〉的相关问题——论谢灵运之北伐主张与晋、宋之南北情势》,第27页。

8(3)参考张金龙:《北魏政治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8～87页;吴洪琳:《铁弗匈奴与夏国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5～97页。

9(4)《宋书》,第1370页。

10(5)刘裕在义熙年间两次北伐的主要目的并非收复汉晋故地,而是通过对“五胡”政权的胜利来积累个人权威,以完成“禅让”模式下的王朝更替。《宋书》卷四八《朱龄石毛脩之傅弘之传》末尾“史臣曰”对此言之甚明(第1431～1432页)。关于“禅让”王朝更替模式与魏晋王权理念的关系,参考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单元一“起元”、单元二“开国群雄传”;同氏:《“禅让”与魏晋王权的历史特质》,《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7月3日第T09版。南朝的王权理念虽然蕴含了对这一更替模式的反动,但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要迟至刘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徐爰撰修国史,刘裕代晋前后发挥作用的主要还是东晋时代的意识形态。笔者在上述论著中对此亦有讨论。在这一意义上,刘裕北伐时随军文士所作“纪行文学”的性质亦值得进一步思考。参考森鹿三:《劉裕の北伐西征とその従軍紀行》,收入氏著《東洋学研究:歴史地理篇》,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70年;刘宛如:《三灵眷顾:刘裕西征的神、圣地景书写与解读》,收入刘石吉等主编:《旅游文学与地景书写》,高雄: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2013年;同氏:《见与不见的战争——论记体与赋体及刘裕北伐》,《中国文哲研究集刊》49,2016年;童岭:《义熙年间刘裕北伐的天命与文学——以傅亮〈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第3期。

11(6)参考姚薇元:《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佛佛——屈孑”条,收入氏著《北朝胡姓考》(修订本),第476页。

12(7)(11)(12)(14) 《宋书》,第739、733～735、44、1634、1429、1437、2333、1697、204页。

13(8)为行文便利起见,本文在叙述北方史事时,统一使用东晋南朝年号纪年,不再标注其他政权年号。

14(9)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七《义解四》,“释僧导”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1页;“释超进”条,第297页。

15(10)《宋书》中亦有几处叙述性文字使用“西虏”而非“佛佛虏”指称赫连夏。如前引卷四五《王镇恶传》载“时西虏佛佛强盛云云”。又卷九八《氐胡传》载:“其年(元嘉七年)夏四月,西虏赫连定为索虏拓跋焘所破,奔上邽。”第2415页。这两处“西虏”或因与夏主姓名连用而不便改为“佛佛虏”。卷二五《天文志》所见“西虏”的解释详见后文。

16(11)《宋书》卷一〇〇《自序》载沈约《上〈宋书〉表》,第2467页。参考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九,“《宋书》多徐爰旧本”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9～180页;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单元一“起元”、单元二“开国群雄传”;唐燮军:《史家行迹与史书构造——以魏晋南北朝佚史为中心的考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1～128页。

17(12)徐爰《宋书·天文志》“肇义熙之元”,与其整部国史“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的书写体例是相配合的,是大明年间新的王权理念在历史书写上的反映。参考前引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单元一“起元”、单元二“开国群雄传”;同氏:《“禅让”与魏晋王权的历史特质》。

18(13)《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84页。

19(14) 《宋书》,第2405、1370～1371页。

20(15)《宋书》卷四五《王镇恶传》载其为沈田子所杀在义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第1370页),卷一〇〇《自序》则记王修收杀沈田子亦在同日(第2449页)。

21(16)《宋书》卷二《武帝纪中》,第44页。王脩被杀事详见卷六一《刘义真传》,第1634页。

22(17)《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08～3209页。

23(18)《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第1697页。

24(19)作为汉晋以降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蔑称,在《宋书》之外,“西虏”当然也有指代其他对象的场合。如《晋书》卷一一九《姚泓载记》载刘裕北伐后秦时,张敞、左雅谏姚泓弟姚懿曰:“今吴寇内侵,四州倾没,西虏扰边,秦凉覆败,朝廷之危有同累卵云云。”(第3012页)这是后秦一方以“吴寇”称东晋,以“西虏”称赫连夏。同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先记傉檀参军关尚言其“南则逆羌未宾,西则蒙逊跋扈”,又记“傉檀遣其将文支讨南羌、西虏,大破之”(第3149页),秃发南凉之所谓“西虏”,指的是北凉沮渠蒙逊。

25(20)《宋书》卷四七《孟龙符传》,第1408页。

26(21)《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984页。

27(22)《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第1697页。

28(23)《宋书》,第1773页。

29(24)孙明君《谢灵运〈劝伐河北书〉辨议》指出:“元嘉五年,在与宋文帝发生摩擦之时,谢灵运借上《劝伐河北书》以表白自己对文帝和刘宋政权的政治态度;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归隐林泉的志向。此书有助于淡化文帝与谢灵运之间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过与文帝沟通从而保护自己的积极作用。”(第60～61页)

30(25)《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787页。

31(26)关于通鉴所保存十六国史料的独特价值,参考陈勇:《〈资治通鉴〉十六国资料释证【前秦、后秦国部分】》,代序言《为司马光正名——〈通鉴〉十六国部分的史料价值》,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2(27)参考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上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68～371页。

33(28)《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1页。

34(29)据《魏书》卷二九《奚斤传》,魏军进攻蒲坂兵力为四万五千人;据《北史》卷二五《周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魏军进攻陕城兵力为万人。

35(30)《魏书》,第815页。

36(31)《魏书》卷二九《奚斤传》:“昌守将赫连乙升闻斤将至,遣使告昌。使至统万,见大军已围其城,还告乙升曰:‘昌已败矣。’乙升惧,弃蒲坂西走。”第699页。

37(32)《资治通鉴》卷一二〇《宋纪二》元嘉三年,第3788～3789页。

38(33)《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72页。

39(34)《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第2058页。

40(35)以上经过参考《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72～78页;《资治通鉴》卷一二〇《宋纪二》元嘉三年至四年、卷一二一《宋纪三》元嘉五年至七年。

41(36)陈恬仪:《〈劝伐河北书〉的相关问题——论谢灵运之北伐主张与晋、宋之南北情势》,第32页。

42(37) 《宋书》,第2330、1773页。

43(38)《宋书》卷九五《索虏传》“校勘记”第26条即认为“此吐伐斤为达奚斤之异译”,第2362页。姚薇元《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则主张“吐伐”为“叱佗”之讹,吐伐斤即叱罗斤,对应《魏书》卷四四《罗结传》所载之罗斤。收入氏著《北朝胡姓考》(修订本),第475～476页。

44(39)《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第2059页。

45(40)关于统万城的地理环境,可参考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所收诸文。

46(41)“席卷下城”难解。对应于前面的“长驱滑台”,“下城”亦当为一具体地名,且位于滑台以北。颇疑“下城”为“平城”或“大城”之讹。

47(42)李运富编注:《谢灵运集》,第389页。

48(43)陈恬仪:《〈劝伐河北书〉的相关问题——论谢灵运之北伐主张与晋、宋之南北情势》,第34页。

49(44)陈勇:《从五主到五族:“五胡”称谓探源》,《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50(45)《宋书》,第1773页。

51(46)《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1页。

52(47)此点承蒙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先生提示,谨此致谢。

53(48)《宋书》,第733、735、738、739页。

54(49)《南齐书》,第1000页。

55(50)史料中也可以看到若干“虏”与五胡政权相联系的场合。如《宋书》卷二《武帝纪中》义熙十二年“封刘裕为宋公策”言:“鲜卑负众,僭盗三齐,……。窃号之虏,显戮司寇云云。”第38页。义熙十三年“进宋公爵为王诏”言:“至令羌虏袭乱,淫虐三世……。逆虏姚泓,系颈就擒云云。”第42～43页。类似例子多与特定文体有关,不赘举。又《宋书》卷二四《天文二》以“虏”指代南匈奴屠各刘氏建立的汉赵政权,区别于其后的五胡政权,或因他们是西晋洛阳朝廷和长安朝廷覆灭的直接元凶,背负有杀害怀、愍二帝的原罪。参考徐冲:《“五胡”新诠》(未刊稿)。

56(51)《晋书》,第2260页。

57(52)陈勇:《从五主到五族:“五胡”称谓探源》亦言:“(此上表)不但反映西凉方面的立场,也反映东晋方面的立场。”(第29页)

58(53)关于“五胡”称谓的具体含义,宋元以降的主流认识是将其理解为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即永嘉之乱后至北魏统一在华北先后登场的五种主要族群。近年陈勇:《从五主到五族:“五胡”称谓探源》提出新说,主张“五胡”原指“五主”,即匈奴系汉赵与后赵政权中的五位杰出领袖,后在东晋十六国末期发展为将“五族”囊括在内的新概念。笔者则认为“五胡”称谓实际出自晋宋之际的建康精英,并非指代五个具体族别,而是指在华北依次而起的五个“胡人”王朝;这一称谓转为泛指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族,是北朝后期华北精英以自身的历史认识填充其中加以改造后的结果。参考徐冲:《“五胡”新诠》(未刊稿)。

59(54)《南齐书》,第984页。

60(55)系统论述参看徐冲:《赫連勃勃——「五胡十六国」史への省察を起点として》,收入窪添慶文编:《魏晋南北朝史のいま》,《アジア遊学》丛书213,东京:勉诚出版,2017年,第27～37页;中文版题《赫连夏历史地位的再思考》,《文汇报·文汇学人》2017年10月13日。甘怀真在窪添慶文《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中译本的《推荐序》中,已经高屋建瓴地指出:“‘五胡十六国’是这些居住在华北尤其是北境塞北地区的胡人政团打败了西晋并接管了郡县而建立自己的政权的结果。……(拓跋珪称‘魏王’以前)拓跋政权一直是一个塞外政权,或者说是内亚王权。”繁体中文版,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简体中文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后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族国家政权》一文中,甘氏对此论点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论证,收入陈慧芬主编:《第一届跨越想象的边界:族群、礼法、社会——中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2018年。又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收入氏著《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黄桢:《书籍的政治史——以〈晋公卿礼秩故事〉、〈晋百官表注〉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两文都对五胡政权“华夏化”的一面有所揭示,值得参看。

61(56)参看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后收入其《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第284～286页;郭硕:《五德历运与十六国北魏华夷观的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