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篇小说《离婚》，在老舍一生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其创作趋于成熟的标志。从思想深度和艺术风格两个方面分析这篇杰出作品，其思想意义在于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旧北京市民阶层苟且、软弱、敷衍、调和的市民性格和独特的市民文化做了形象的表现和有力的批判，传达出作者深沉的情感和时代责任感。整部作品最鲜明的艺术风格是“含泪的幽默”。作者以简净、铺张、俗白、凝炼的文字表达特色，塑造出耐人寻味的典型人物。以浓郁的地方色彩为我国现代文学小说创作民族化探索开拓了新路，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关键词】 市民；灵魂；批判
20年代后期，老舍以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叩响了文学殿堂的大门。从此笔耕不辍，写下数百万字作品，以独特的艺术个性，“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肉来。”[①a]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艺术家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善于提炼自己的——主观的——印象，从其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的东西，他并且善于用自己的形式表现自己的观念。”[②a]
老舍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市民阶层、市民性格的艺术再现，对中国现代小说民族化道路的深入探索。“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就所提供的市民人物的丰富性与生动性来看，几乎找不到另一位作家可与老舍匹敌。”[③a]他的艺术世界几乎包罗了市民阶层生活的一切方面，显示出他对于这一阶层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艺术形式，对他熟悉的独特对象——市民社会，并且是北京的市民社会进行了异常深刻的发掘，从而对民族性格、民族命运作了一定程度的艺术概括，揭示出了时代的本质。毫不夸张地说，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④a]长篇小说《离婚》，即是老舍艺术风格集中体现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批判市民性格，批判造成这种性格的思想文化传统这一重要主题，早在1931年《二马》中老舍已经孕育，但是只是在1933年8月问世的《离婚》中才形成自觉。也就是从这部作品开始，他才在艺术个性上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美学风格。因此，《离婚》是老舍创作步入成熟阶段的标志。
《离婚》说不上有什么故事，它通过老李将乡下太太接进北平城在四合院内安家和营救张大哥儿子天真出狱两个简单的事件为内容，勾勒出两幅社会场景，描写了某财政所张、李、吴、邱、赵、孙等一群小职员及其夫人们的生活心态。他们所处的环境毫无生气，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他们的心态妥协、敷衍、软弱、折衷、平庸、苟且。这正是北京特有的市民性格特征和市民文化的核心内容，它像故都一样苍老、凝重，同灰色的天空一样缺乏光泽与明丽，固守着因袭的生活方式，排斥熔化和改造着新鲜思想和外来的怪异文化。作者通过对这群人物旧式家庭内部的人伦关系和家庭外部人际关系的描绘与揭露，批判了这种市民文化的封闭性、稳定性和保守性，从中发掘出“琐碎卑微方面的悲剧性。”[①b]这在那个时代中国民众的生活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意义。
这群衙门里的小职员的生活态度是灰色的，凡事“不必叫真”，“左不是混吧”，在他们看来，“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而已。混，是他们的工作；混，也是他们的生活。但是，同样是混，却各有各的混法：吴先生旧军人出身，能比划几下太极拳，得雅号“吴太极”，但太太不雅，“横竖差不多相等，整是一大块四方墩肉”，且眉眼耳鼻在脸上的布置极不是地方，连吴太极都“不敢正眼看太太”，于是总想纳妾，并将一个“小妖精”带回家，致使太太要和他离婚。邱先生的太太大学毕业，“非常文雅，只是长相不得人心”，瘦小枯干，胸脯扁平，像一张纸板，而且“一槽上牙全在唇外休息着”，似在做“牙科展览”。孙先生是南方人，他把每句话都加以儿化处理，以不伦不类的普通话臭显，见人就宣传节制生育，而孙太太却一年生一个，从不请假。小赵莫测深浅，专给所长太太当差（关系暧昧），并以救张天真为名，敲李先生250块钱，强要张大哥两处房产为报酬，还诱拐无邪少女秀贞。老李接受张大哥劝告，把太太从乡下接进城，但太太土里土气，还有“一双前后顶着棉花的改造脚”，多次当众出丑，让老李丢面子。老李希图“教化”她，带她逛街，她不感兴趣；让她挑买围巾，在五颜六色的货品中竟选中一条“灰色的”；充满感情地给她读小说，她却想着“哟，小英子的裤子还得补呢！”老李和同院马少奶奶各怀相思，互送秋波，却受到李太太的监视，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就是在灰色环境中生活着的一群灰色小人物。在他们的性格中，充满着庸俗气味，苟且、自私、折衷、调和占着支配地位，古老民族中消极处世的“庸人哲学”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异常鲜明，而最能代表那个时代北京市民性格和古都文化的是张大哥。
张大哥保持着古旧的生活情调，遵循着传统的道德观念，恪守着封建宗法的人伦关系，绝不费尽心机获取没有得到的，却有滋有味地安于现状，知足自慰，与世无争。他相信并维护旧秩序，人生理想简单而实惠，这集中表现在他对儿子的希望上：
张大哥对儿子的希望不大——北平人对儿子的希望都不大——只盼他成为下得去的，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有家有室的，一个中等人。科长就嫌过了点劲，中学的教职员又嫌低一点；局子里的科员，税关上的办事员，县衙门的收发主任——最远的是通县——恰好不高不低的正合适。大学——不管什么样的大学——毕业，而后闹个科员，名利双收，理想的儿子。作事不要太认真，交际可得广一些，家中有个贤内助——最好是老派家庭的，认识些个字，胖胖的，会生白胖小子。
张大哥的人生理想在他所属这一市民阶层中极具代表性，有这么个“理想的儿子”堪为一般市民钦慕的样板，《牛天赐传》中牛老者对这种性格作了一个传神的比喻：“假若他是条鱼，他永远不会去抢上水，而老在泥中溜着。”
张大哥自有一套人生哲学观念，其要义集中反映在他对婚姻、家庭问题的看法上。“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在他的眼中，凡为姑娘者必有个相当的丈夫；凡为小伙子者，必有个合适的夫人。……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是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两相抵消，上等婚姻。……马上进行双方——假如有必要——交换像片，只许成功，不准失败。”于是，弥合家庭裂缝，调解人际争端，消蚀“危机”以求天下太平，便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和全部人生最快意的事情。在思想天平上，“离婚”的含义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夫妻离异，而意味着既成秩序的破坏，是“走极端”的表现，“走极端会使天平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所以遇到这类问题就必须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实行“消灭离婚”这一神圣宗旨绝对不能“有半点将就凑合”。张大哥这一套貌似公允的人生哲学核心本质是调合与折衷，他的思想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首先，这种哲学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北京，作为封建时代“礼义之邦”的“首善之区”，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渊薮。在这里，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传统又具有了浓厚的地方性文化特点，而具有与之地位相对应知识水平的张大哥，就很容易自然地接受这种封建文化思想的薰陶，使之成为浸透在风度、气质中不可剥离的东西。同时，衣食无忧的小康经济地位又为这种哲学提供了物质基础。另外，有别于统治阶级、上流社会，又与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无产阶级拉开一定距离，又成为了这种哲学思想的温床。张大哥处于社会阶级结构中的“夹缝”位置，这就决定了他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哪一党的职员，他都认识，可是永不关心党里的宗旨和主义。”他认为：“假如人人有个满意的妻子，世界上绝不会闹‘共产’。张大哥深信此理。革命青年一结婚，便会老实起来。”保持稳定的生活状态，就完全可以获得“宁静”与“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生活准则。
老舍对这种由于地位的卑下带来的北京特有的市民性格与存在很大偏见的落后、封建性的市民文化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一生67年就在北京渡过了42个春秋。他说这类人物“在我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我几乎天天看见他”，以至“我看见了北平，马上有了个‘人’”，“这便是‘张大哥’。”[①c]传统美德与市侩习气纠合统一的市民性格的普遍特征在张大哥身上表现得异常突出、鲜明。
张大哥是“谦卑和蔼的化身”，为人善良，有一副热心肠。是他将没家没业的丁二爷收留在家；是他不断地跑东跑西为熟人、甚至工友忙于“婚事的设计与经营”；也是他为了能让老李把乡下太太接来安顿好新家，亲自去砖塔胡同租房子，设计房间摆设，主动借给桌椅、书架、衣橱，立刻请裱糊匠来糊窗户，甚至连“看看后檐墙有出洋炉烟管子的圆洞没有”的细节也不忽略，直忙到五点多钟“必须回家了”的时候为止。他的确有一副“为人谋永远忠诚到底”的热心肠。
然而，张大哥性格里又融汇着世故圆滑的一面。老李对乡下太太不满意，老是幻想着享受恋爱的“诗意”。是张大哥为避免“出事”力劝老李把太太接进城加以“教导”、“造就”，以弥合感情距离。但当他得知心术不正的赵科员准备借此戏弄老李寻开心时，却什么话也没有说。作品写道：“张大哥热心为朋友办事是真的，但是为朋友而得罪另一个朋友，不便。张大哥冬季的几吨煤是由小赵假公济私运来的——一吨可以省三四块钱——似乎不必得罪小赵。即使得罪了小赵，除了少烧几吨便宜煤，倒也没多大关系；可是得罪人到底得罪人，况且便宜煤到底是便宜煤。”于是张大哥不但容忍了赵科员一手策划的华泰餐馆请客吃饭的恶作剧，并且亲自到场成了同流合污的一员。市民阶层善良、热心的传统美德与市民意识中陈旧、落后的市侩习气两个矛盾的方面统一在张大哥身上，这种病态的精神现象在小市民阶层中广有市场，成为颇有代表性的性格特征，这也只能从古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沉重的思想文化积淀中去寻找根源。
但是“敷衍”和“妥协”并不能带来“宁静”与“安全”。陈腐的社会注定了张大哥命运的不幸。财政所衙门就是灰色社会环境的小小缩影。透过老李的眼睛看：“所长是谁？官僚兼土匪。小赵？骗子兼科员。张大哥？男性媒婆。吴太极？饭桶兼把式匠。孙先生？流氓兼北平俗语搜集者。邱先生？苦闷的象征兼科员。这一堆东西也可以组成一个机关？再看那些太太们，张大嫂、方墩、孙太太、邱太太，加上自己那一位，有一个得样的没有？这些男女就是社会的中坚人物，也要生儿养女，为民族谋发展？笑话！”老李痛心疾首，诅咒这块“臭地方”。“这臭地方不会有什么美满生活！”老李发自肺腑的呼喊切中问题要害。张大哥家横祸迭至极不安宁。女儿被诱骗，简直“要我的命！”；儿子被当作共产党抓进局子。几个月工夫就折磨得他“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灰黄，连背也躬了些”，饭碗敲掉，衙门差事也丢了。张大哥痛苦地发问：“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他小心翼翼一生，毫无棱角地处事待人，的确没有招惹得罪过谁，他的命运是社会造成的。他的发问，乃是被社会环境、历史传统压瘪了灵魂的市民小人物无可奈何的呐喊。
不难看出，老舍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锋芒是相当犀利的，他指出：“这个社会一定有个总毛病，不然，这群人便根本不应当存在。”那么，“总毛病”的症结究竟何在？当时的老舍先生的思想局限使他难以明确回答。他对现实社会中已经实际发生的旨在摧毁这腐朽社会的巨大变革尚不甚了解，也看不清楚光明的未来。所以他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深刻地分析问题，距指明道路还有不小的距离。
通过作品来看，老舍的思想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批判市民文化和市民性格，批判市民阶层保守、苟且、平庸、怯懦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则有些偏爱和欣赏热心、安适、自在、愉悦的文化氛围。这种矛盾一方面来自作者自身的思想状况、文化修养；另外，也决定于封建思想文化的复杂性。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构架绵密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里，这一思想体系曾起过主导作用，至今，某些方面仍然发生着深刻影响。所以作品中流露出的偏爱、欣赏情绪也是很自然的，不难理解的。请看：
老李刚把太太从乡下接来，还未安顿停当，房东马老太太就热情上门来了。
“大爷，你们没水吧？这儿一壶开水，给您。”
“壶放着吧，明儿早晨再给我。还出去不出去？我可要关街门啦。早睡惯了，一黑就想躺下。明儿倒水的来叫他给你们倒一挑儿。有缸啊？六个子儿一挑，零倒，包月也好；甜水。”
“孩子们可真不淘气，多乖呀？大的几岁了？别叫他们自己出去，街上车马是多的；汽车可霸道，撞葬哪，连我都眼晕，不用说孩子们！还没生火哪？多给他们穿上点，刚入冬，天气贼滑的呢，忽冷忽热，多穿点保险！有厚棉袄啊？有做不过来的活计，拿来，我给他们做！戴上镜子，粗枝大叶的，我还能缝几针呢；反正孩了们也穿不出好来。明儿见。上茅房留点神，砖头瓦块的别绊倒，拿个亮儿。明儿见。”
北京四合院老太太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地道道的古都老人的精神风貌。絮絮叨叨的一大篇家常话，传达出融融暖意，细心嘱咐不厌其烦，内心独白坦诚自然，予人方便不需要感谢也不讲回报，为的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就是她全部的生活内容，也是她的人生哲学。释放出心的能量，就可以获得精神熨贴和心态平衡。这里用不着劳神费心争名逐利，也不必伤筋动骨搞什么改革创新，古朴的礼节，传统的规矩一板一眼，不走调，不离谱，妥贴而自然。北京特有的四合院文化构筑的城墙，何其殷实、牢固，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老舍以“寸楷含幽默，片言振聩聋”[①d]的小说创作独步文坛、自成风格，成为公认的当代语言艺术大师之一。但是他最早的几部小说虽然显示了巨大的艺术潜能，艺术上却显得偏颇与幼稚。只是《离婚》问世，才标志了其艺术美学风格的定位完成。
老舍幽默艺术自成一家在于他的“幽默包含着哲理，不是光为了逗笑。他的幽默包含着哀愁，笑完之后，仔细一想，便又要落泪”[②d]。这种“含泪的笑”的艺术个性在《离婚》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作品已不是早期作品比较单纯的喜剧成分，在深层面上努力开掘了包蕴在一群可卑可笑的市民小人物精神弱点中深刻的悲剧因素，笑泪结合地写出了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严肃思考，诚如茅盾所说：“在老舍先生喜笑怒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③d]
《离婚》中一群在衙门中混事的小职员的人生哲学、生活态度可以用“敷衍”二字概括，因此在恶欲横流的腐朽社会里要混下去只能苟且、妥协、软弱地向一切既成秩序低头，做出一桩又一桩可卑可笑的事情来。是不公正的社会扭曲了他们的灵魂，是沉重的封建思想文化桎梏了他们的精神。然而，他们对造成人生悲剧“只剩了一团黑气，没有半点光亮”的世界没有认识，也从不希图进行改造，他们保持着原地踏步的态势，继续昏天黑地的混下去。在这群小人物中，老李是唯一带有一点光亮的人物，他终于无法忍受折磨辞职回了乡下。这件事在死水一潭的财政所引起的震动无异于晴空霹雳，这群小人物“好像白天见了鬼：‘老李这家伙是疯了，疯了！辞了职！辞！’这个决想不到的‘辞’字贴在大家的口腔中，几乎使他们闭住了气。”特别是被祸害得惨不堪言刚刚缓上一口气来的张大哥也认为老李此举太“奇怪”了，“诚心的为老李难过”，竟然说：“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着吧，他还能忘了北平跟衙门？”
读到这里，有谁还能为这群卑微人物做出的种种可笑事情笑出声来！我们只能感到巨大的心灵撞痛，这是多么可诅咒的滞重的时代！在愚昧中沉沉昏睡的民族何时觉醒啊！如果不是出于对祖国的现实作严肃的思考，如果不是对民族的现状抱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是绝不可能写出如此撼人心魄的一篇文字来的！
深刻的思想内容，有赖于精湛的语言艺术表达，《离婚》可谓二者统一的典范。整部作品俗白如话，清浅易懂，如同清澈的溪水自然流畅，恰如老舍所说：“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①e]，“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②e]比如作品中写西四牌楼早市一段：
猪肉、羊肉、牛肉；鸡，活的死的；鱼，死的活的；各样的菜蔬，猪血和葱皮冻在地上；多少多少条鳝鱼和泥鳅挤在一汪儿水里乱挤，头上顶着冰凌，泥鳅的眼睛像要给谁催眠似的瞪着。……鱼摊边吆喝着腿带子：“带子带子，买好带子。”剃头的人们还没来，小白布棚已经支好，有人正扫昨天剃下的短硬带泥的头发。拔了毛的鸡与活的鸡紧邻的放着，活着的还在笼内争吵与打鸣儿。贩子掏出一只来，嘎——啊，嘎——没打好价钱，拍的一扔，扔在笼内，半个翅膀掩在笼盖下，嘎！一只大瘦狗偷了一挂猪肠，往东跑，被屠户截住，肠子掉在土上，拾起来，照旧挂在铁钩上。
没有雕凿，没有粉饰，整段都是通俗明白的大白话。顶平凡的字，经他点化，就有了韵味情致，充满生命与活气，让读者感知，调动出生活经验，产生丰富的联想，不仅使人感到嚣杂热闹的市声盈耳，而且简直就嗅到了鱼肉的腥味。这种在一段描写中同时领略到声、色、情、味的语言运用的精湛工夫，简直令人拍案叫绝！
《离婚》中的叙述性语言是极尽铺张之能事的，这种艺术特点，在以后的作品（例如《骆驼祥子》）中有了更完美的发展，这也是我国民间说唱艺术以及古典白话小说常用的表现手法，颇受市民群众的喜爱。老舍早年出入于北京街头茶馆、戏园、书场，并阅读了大量中外古典名著，从中汲取艺术营养，接受了广泛深入的民族美学薰陶，所以作品中铺张的文字部分，用笔酣畅、饱满恣肆、机俏幽默，艺术感染力极强。请看作品这样介绍张大哥的儿子张天真：
天真漂亮，空洞，看不起穷人，钱老是不够花，没钱的时候也偶尔上半点钟课。漂亮，高鼻子，大眼睛，腮向下溜着点，板着笑脸，所以似笑非笑，到没有笑而笑的时候，专门展列口中的白牙。……头发分得讲究，不出门时永戴着压发的小帽垫。……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服，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园的广告。非常的和蔼，对于女的；也好生个闷气，对于父亲。……
说他硬，他只买冰鞋而不敢去滑冰，怕摔了后脑海。说他软，他敢向爸爸立楞眼睛。说他胡涂，他很明白；说他明白，他又很胡涂。
父亲不给钱，他希望“共产”。父亲给钱，他希望别共了父亲的产，好留给他一个人花。钱到了手，他花三四块理个发，论半打吃冰激凌，以十个为起码吃桔子，因为听说外国的青年全爱吃冰激凌与水果。
泼墨铺排，酣畅淋漓；刻画人物，穷形尽相。张天真胸无点墨，图慕虚荣，贪图享乐，轻浮自私的卑琐形象跃然纸上。
然而老舍的铺排艺术手法，又绝不同于外国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那种写景状物、心理刻画纤毫毕现，极尽形容不厌其繁的铺张描绘。老舍的铺排，是典型的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同一段中，简缩的句型和描写的堆叠紧密结合，跌宕起伏配置有序。如上引文，一层意思往往两三句结束，句式形同排比，如同相声艺术中的“贯活”，曲艺快板的“急口令”，快速的节奏，对称的设置使全段悬瀑直下般一气贯通，将人物的主要特征十分集中地突现出来，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绝难忘怀。老舍先生控制把握语言空间与旋律的能力工夫是相当精深的！
那么，是不是老舍作文仅仅只顾铺排而不注意语言以少胜多的简洁美呢？不是的，他对字斟句酌的锤炼语言是极其重视的。他说：“世界上最好的著作差不多也就是文字清浅简炼的著作。初学写作的人，往往以为用上许多形容词，新名词，典故，才能成为好文章。其实，真正的好文章并不随便使用，甚至干脆不用形容词和典故的。”[①f]老舍这段前人创作成功经验的总结，也包含他的创作实践体会，《离婚》即如是。这部作品清浅俗白、简炼有力，形容比喻不滥用，每用则内蕴丰富恰到火候，如同戏台上技艺精湛的鼓师敲打锣鼓家伙，敲打得极是地方，而又能清脆响亮，特别提神。例如：来自乡下的财政所二等科员老李，对上面交办的事“事事特别小心”，从不敢半点懈怠；待人也处处谨慎诚惶诚恐，甚至“人家要是给他倒上茶来，他必定要立起来，双手去接”。即使这样，他也没混出个模样来，“受累的是他的事；见上司，出外差，分私钱升官，一概没有他的份儿。”任何人都敢轻慢他。老舍写道：“小科员，乡下佬，循规守矩在雾里挣饭吃，社会上最腐臭的东西，你也得香花似的抱着，为那饭碗。”简洁的研究何等辛酸，把阴暗污秽的社会环境，把李老寄人篱下的可悲际遇，把老李被严重扭曲的懦弱灵魂，都形象地表达出来了。
老舍遣词造句确有高度凝炼的神力。恩格斯很欣赏“一个词就揭示出对象的特征”的笔力，老舍就具有这样的本领。他往往最节省地选择最准确、最生动、最传神的字眼，去表现对象特定的性质，真正具有“朴素、简洁，用三言两语就创造出形象来的健壮力量。”[②f]比如：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李领着从农村接出来的小脚太太和孩子们逛东安市场：
绕到丹桂商场，老李把自己种在书摊子前面。李太太前呼后拥的脚有点不吃力了。看了几次丈夫，他确是种在了那里。
好个精妙别致的“种”字！它比“钉”字更传神。李老那种长时间专心致志翻书，仿佛在书摊上扎了根的情势，以及他嗜书如命近乎于迂的个性都表现出来了。特别这是刚从乡下进城不久的太太的观察体会，“种”字更贴近于她的生活经验，很符合她的身分。如果改用“钉”，“磁铁吸住”等文绉绉的字眼，对于李太太来说，就显得不伦不类，感觉别扭了。
再如：惯于溜沟拍马、奉迎上司、心术不正的小赵，仗着和所长太太的暧昧关系狐假虎威，经常戏弄侮辱老李。但后来听说老李受到所长的赏识，而且有一次向来受气之后一言不敢发的老李居然对小赵说了几句硬话，于是——
小赵心里更打了鼓，老李不但不傻，而且确是很厉害。同时，他要和所长有一腿的话，我不是得想法收拾他，就得狗着他点，先狗他一下试试。
一个“狗”字，创造性地将名词用做动词，既包含了“巴结”的意思，点明了甘为权势人物走狗的此人的品行心态；又避免了落于学生腔的俗语套话，真可谓“话到人到”，读来传神异常。
在《离婚》特有的“北京味”里，包含着通过中国“特别国情”——“国之本在家”对整个旧中国社会制度及其国民性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深刻性以及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老舍在否定市民人物消极生活态度时笔锋之犀利也是现代文坛以前的作品无以伦比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这部作品虽然代表着老舍艺术风格的确立，却不能说早期文学创作中编颇因素已经荡然无存，这在个别人物的形象描绘中还能看得出来。例如吴太太的长相描写：“虎背熊腰”的“四方墩肉”的身躯“上面放着个白馒头，非常的白，仿佛在石灰水里泡过三天，把眼皮鼻尖耳唇都烧红了，眉毛和头发烧剩不多。眉眼在脸上的布置就好像男小孩画了个人头轮廓，然后由小女孩把鼻眼等谨慎的密画在一起，四周还余着很宽的空地没法利用，眼和耳的距离似乎要很费些事才能测定。”这是老舍笔下一个否定人物的肖像，全身上下无一可取之处，描写极尽戏谑嘲讽之能事而终成恶趣，诙谐有余，分寸感则受到了损害。这一欠缺，在老舍此后的作品里，终于得到了克服。
注释：
①a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37页。
②a 高尔基：《给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见：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26页。
③a④a 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第35、50页。
①b 高尔基：《安东•契诃夫》。见：高尔基：《回忆录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63页。
①c 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老牛破车》）。见：《老舍论创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①d 郭沫若：《赠舒舍予》。见：《郭沫若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03页。
②d 胡洁青：《老舍的幽默》。《文学报》，1981年12月24日，第3版。
③d 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67页。
①e 老舍：《语言与风格》（《老牛破车》）。见：《老舍论创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74页。
②e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牛破车》）。见：《老舍论创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2页。
①f 老舍：《我怎样学语言》。见：《老舍论创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83页。
②f 高尔基：《给玛•格•亚尔采娃》。见：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