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谢灵运《登池上楼》
二0一九年盛夏，我应《钱江晚报》旅游部的邀请，相约胡亮、蒋浩、李冰、祈媛、森子和余刚诸诗友、作家，同游浙南唐诗之路，依次到达丽水古堰画乡、青田石门洞和温州泰顺廊桥、洞头海岛和永嘉楠溪江，那正是东晋时期永嘉郡的地盘。五天的时间里，我们沉浸在王羲之的悠玄和谢灵运的诗意世界中，时有灵感降临。
两个多月后的十一月二日，故乡黄岩区平田乡王副乡长在微信中告诉我，平田村村民在清理池塘污泥，准备修建护栏时，发现了三块残破的蔡氏先祖墓碑。随后，他发来三幅照片，分别是“晋郡守蔡公邵墓”“……蔡公复振墓”和“……光禄大夫蔡公之墓”。第一块应是我的南渡二世祖、东晋永嘉郡守蔡邵，第二块是九世祖、唐代大理寺少卿蔡复振，第三块猜测是二十二世祖。
公元三二三年，东晋第二位皇帝司马绍（晋明帝）登基第二年，也即太宁元年，析临海郡温峤岭（今属台州温岭，后来温州也以此得名）以南设置新郡，辖永宁（郡治所）、松阳、安固、横阳及罗江（原属晋安郡）五县，名永嘉郡。关于“永嘉”两字，今人解释为“水长而美”，其本意则是“永受嘉福”，此乃汉代以来的祈福语，早在西晋年代便已用在年号上了。
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是三国时司马昭之子，他于公元二六五年取代曹魏，建立新政权，定都洛阳。西晋约半个世纪的统治，虽然也曾出现了为时十年的“太康盛世”，左思的《三都赋》使得“洛阳纸贵”，但一场分封制引发的皇室斗争（八王之乱）使其迅速衰落。趁着司马家族的这场“内卷”，鲜卑、匈奴、羌、羯、氐等外族（胡人）纷纷南侵，瓜分中原。
公元三0七年，风雨飘摇中的西晋迎来了第三位皇帝司马炽，他登基后改国号为“永嘉”，希冀带来好运，扭转乾坤。可是，永嘉五年（三一一），匈奴军队便在前赵开国皇帝刘渊之子刘聪率领下攻陷洛阳，皇帝在逃往长安途中被俘，太子司马诠被杀，史称“永嘉之乱”。司马炽先是被封会稽王，两年后在一次宴会上被命令为斟酒的仆人，引得晋朝旧臣号哭，令刘聪反感，稍后司马炽被毒杀，西晋于三一六年灭亡。
战乱加上亡国，使得从后汉诞生到魏晋成熟的社会特权阶层—以世代读书做官形成的门阀士族，为避战祸纷纷南迁。其中就有琅琊王司马睿等五王，率领家族成员及随从，从洛阳一路南下，横渡长江，从江左幕府山燕子矶（今安徽马鞍山）附近登陆进入建康（今南京），后人称之为“五马渡江”。
这些流寓江南的贵族和官僚，在琅琊世家大族王导等人带领下，拥护晋武帝司马炎从子司马睿建立新政权，定都建康，史称东晋。据说晋元帝司马睿登基时拉着王导一起在龙椅落座，人称“王与马，共天下”。其时，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军权，他后来发动“王敦之乱”，导致司马睿郁郁而终。在其长子司马绍（晋明帝）领导下才得以平乱，但并未追究王敦的党羽。
说到司马绍，他年幼时即为奇童。一日，晋元帝闲坐，将他置于膝前，正好长安有使者来，便问司马绍：“你说日与长安哪个远？”绍回答：“长安近，不曾听说过人从日边来，由此就可知了。”晋元帝觉得奇异。翌日，群臣宴会时他又问这个问题，绍答：“日近。”晋元帝脸色一变：“怎么与昨天说的不一样呢？”绍答：“抬头就望见日，却望不见长安。”
话说永嘉建郡那年六月，王敦举兵向京师进发，司马绍得消息，骑马微服出行，到王敦驻地侦查了一圈出来。王敦得到报告，派骑兵追。明帝策马奔驰，马拉粪时，浇上冷水。遇旅舍老妇，送她一把七宝鞭，说：“后面有骑兵来，可把此鞭给他们看。”过了片刻，骑兵追到，老妇把鞭拿给他们看，并说：“人已走远。”士兵们传递着玩赏，又见马粪是冷的，认为确已走远，便停止追赶。
东晋成立后，北方战乱仍频繁，大批民众继续渡江南下。据《晋书》记载：“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激增的人口带来江南土地的开辟和生产力的提高，在西晋司马炎于太康四年（二八三）确立永宁、安固、横阳三县建制基础上，东晋司马绍于太宁元年设置永嘉郡。待到三七五年，又分永宁县设乐成县，以罗江还晋安郡。至此，永嘉郡下辖永宁（治所）、安固、乐成、横阳、松阳五县，含今温州、丽水两市和台州、福建宁德部分地区，隶属扬州。
既然东晋政权是在琅琊等士族豪门支持下得以建立，便决定了朝廷的用人制度，即首先选择士族子弟担任要职。因此除了把持朝政，豪门士族还把持着地方政权。他们从建康一路南下扩张、延伸，逐渐会聚到会稽郡，尔后向台州、温州一带发展。其中，林、黄、陈、郑等豪族进一步向南，移居到福建等地，乃至台湾。
据明代《弘治温州府志》记载，东晋来永嘉郡任职太守的士族子弟约八人，其中最早的或为谢毅。据《晋书·王彪之传》，谢毅于晋穆帝永和二年（三四六）之前已到任。其他依次为王羲之（尚有争议）、孙绰、蔡邵、谢铁、刘怀之、谢逸、骆球。建郡之初，永嘉郡人少地荒，豪强们肆意占有土地。如王羲之的小舅子郗愔在木榴屿（今台州玉环县）开辟湖田，建起田庄。
历史车轮进入南北朝统治，因刘宋武帝刘裕出身破落低级士族，称帝后辅佐人才多选用寒门子弟，于是高门大族势力被削弱且受到排挤。如谢灵运、颜延之等，当时都是被当权者贬到永嘉郡担任太守。据《括州志》，从东晋到南北朝，约有三十多位永嘉郡守，其中不乏文人，如謝灵运、裴松之、颜延之、檀道鸾、邱迟、毛喜等，还有客居永嘉的郭璞、郗愔、陶弘景、郑缉之等名士。
这些文人太守或名士在永嘉郡建起田庄家业后，乐于就地落籍，不再想着恢复中原。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书圣”王羲之和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前者留下“墨池”等佳话，明代永嘉状元周旋诗道：“何以清池唤墨池，昔年临池有羲之。”南朝永初三年（四二二），谢灵运出任永嘉郡守（晋宋时期谢氏家族第四位），仅一年他便创作了二十余首诗篇，占其山水诗总数的一半，包括那首闻名遐迩的《登池上楼》。
颜延之，出身名门世族，与谢灵运齐名，合称“颜谢”。因言辞激越惹祸，贬任永嘉郡守。《宋书》记载：“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又记：“辞甚激扬，每犯权要……”据说颜延之问过鲍照，他和谢灵运相比怎样，鲍照说：“谢公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于是，颜延之对鲍照一辈子不满。
更值得一提的是孙绰，他原籍山西平遥，生于会稽，是书法家、玄言诗派代表人物，三五六年任永嘉太守。晋哀帝时，大司马桓温北伐收复洛阳后，密谋篡位，提出迁都洛阳，并请自“永嘉之乱”南渡者全部北徙河南。当时无人敢有异议，唯有散骑常侍孙绰挺身上书《谏移都洛阳疏》。迁都乃止，孙绰由此名垂青史。
在任永嘉郡守前，孙绰曾任我的故乡章安县令，他笃信佛教，以《游天台山赋》一文传世。作为书法家，廷尉卿孙绰也参加了永和九年（三五三）的兰亭集会。该雅集由王羲之写序，孙绰写跋，遗憾的是跋后来遗失了。作为当时文士之冠，凡名士去世，均请孙绰撰写碑文，然后刻石。声望之隆，由此可见。
这些文人郡守任职期间，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为开发永嘉郡做出积极贡献，在培育人才、兴修水利、发展农桑和建设城池等方面尤为如此，南朝内史（相当于郡守）毛喜甚至“不受俸秩”。在他们治理下，永嘉郡“商贾流通，居民安业”，迎来大发展，社会经济逐渐接近中原。至今温州经济和商贸发展仍居全国前列，并勇于开拓海外市场或移民欧美。南宋时期，诞生了以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现今温州人注重子女的文化和科学教育也有目共睹，尤以数学方面，人才辈出。
遗憾的是，王羲之和谢靈运之间的永嘉郡守蔡邵的事迹却无从知晓，或许因为他不是文人。《四库全书》里仅有记载：“蔡谟长子，晋穆帝时任永嘉郡太守。”而蔡谟曾参与平定“苏峻之乱”，镇守北方，防御后赵，为东晋王朝立下赫赫战功，不仅《晋书》有传，还有不少事迹、趣事、评论甚或成语传世。无论如何，蔡邵及另外两位先祖墓碑的发现，引发了我无限的遐想，也让我的思绪回到童年和故乡。
我五岁那年，开始在台州黄岩县（区）西部的头陀镇新岙小学上学，当时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他同时教五个班，同学们都在一间教室里，后来我知道那叫复式班。我记得那位老师姓张，我们一年级四个同学坐在左边前面两桌。四十多年以后，我重访新岙村，见到张老师，他个子不高，是个老实木讷的本地人。
那时候我无法想象，同属头陀镇的平田乡会是我先祖的居住地。因为自懂事以来，我就知道温岭市横峰乡的观渭蔡村是我的祖居地。直到二0一四年秋天，我去温岭参加东海诗歌节，被横峰街道的父母官梁海刚带到蔡氏家庙，从一位远房堂兄那里获到一份珍贵的家谱，才知道祖先来自黄岩平田乡。南渡的先人叫蔡谟，是东晋名臣。
二0一九年夏天，我随浙大同事去福建平潭岛疗养，途经故乡台州，应邀在台州图书馆和温岭妇女儿童中心做了两个讲座，温岭朗诵团举办了我的诗歌朗诵会。其间我第一次走访了祖居地平田，那要感谢儒雅的平田老乡蒋志勇先生，他与我同在一个黄岩老乡群里，有一次聊起平田时得以相识。
那是一个晴朗的周六上午，志勇从黄岩城关驱车来到椒江市图书馆。在我的讲座结束之后，我们便一起出发去黄岩。途中应黄岩诗友们的邀约，到长潭水库北岸的杨家庄享用了农家乐午餐。那以后，我随志勇还有一位七旬老人蔡天福出发，那是一段四十分钟的车程，路旁是美丽的青山绿水。见到天福的那一刻是我难以忘怀的。
自从我懂事以来，便知道自己名字“天新”的来历，源于我的生日和杜甫名诗《丽人行》首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加上家兄名“未名”，因此我认定父亲没沿用家族的行名为我们取名。但我知道父亲的原名“显福”是按行名取的，大伯、二伯和小叔分别叫显堂、显理和显顺。只是后来父亲觉得过于“封建”，才改名“海南”。
平田乡位于黄岩西部，原属头陀镇，一九九二年撤区并乡后，它便直属黄岩。平田南接温州乐清，正是这个原因，因得罪太后被贬庶民而避居永嘉长子蔡邵处的先祖蔡谟当年才携家人游览到此。我们来到平田乡平田村，四周果然是群山环抱，村边有座秀丽的山峰叫旗峰山，村民称灯盏山。村头立着一块木头的牌匾，上面写着“平田蔡的来历”：只因谟公在“清江里目睹环山带水之胜，乃筑室允藏”。
值得一提的是，平田乡西侧、南接温州永嘉县的上垟乡上山周村是前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祖居地，家父早年在西南联大和北大求学时，曾得到这位前辈乡贤照顾。周先生是五四运动亲历者，曾代表北大学生南下上海面见孙中山。抗战爆发时他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正是在他建议之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只因周太太是长沙人并熟悉故乡。
天福带我们来到平田村文化礼堂，那里已有天喜等另外三位“天”字辈蔡氏族人等候，还有从乡里赶来的王副乡长。寒暄过后，天福他们便搬出五六卷八开本的蔡氏宗谱，有的已被虫子咬得不成样子了。而平田蔡氏的“名行”和“字行”那一页却清晰可认，“谟邵伯司恒熙……永显天朝程猷”共计五十代，我们是第四十七代。
天福对家谱了如指掌，娓娓道来。五代有一支移居福建，北宋大书法家蔡襄是其后裔。六代曾遭强盗灭门之灾，幸亏蔡熙海入赘邻村幸免于难，他义无反顾地回到平田延续香火。九代出了大理寺少卿蔡复振。十八代蔡奉午移居温岭，成为我们温岭蔡氏的先祖。二十二代有光禄大夫，二十四代有兵部侍郎，二十五代又有进士……四十八代有任四大名城副市长。
天福退休前曾任宁溪镇铅锌矿副书记兼工会主席，一九七八年初夏，正是他说服矿长改变决定，同意在矿上工作的青年朱幼棣和管鹏飞参加高考。朱幼棣后来与我同时入读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成为新华社记者，一九八四年首赴南极考察，著有《后望书》《大国医改》等，不幸英年早逝。而管鹏飞上了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麦吉尔大学终身教授。
遗憾的是，平田村原本有两座祠堂，即蔡氏祠堂报本堂和纪念先祖蔡谟的恩感寺，却不幸在“文革”期间被拆毁，做此决定的村革委会主任也是我们同代族人，天福为此痛心不已。其中恩感寺系南宋淳祐三年（一二四三）重建，宰相杜范（黄岩出生的最高官员）亲自撰写《重建恩感寺记》，天福为我拷贝了一份。
杜范从蔡谟父亲蔡克说起，而蔡克爷爷的爷爷正是东汉名士、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同样遗憾的是，先祖蔡谟之墓至今仍未找到。临行前，王副乡长和天福带我去看可能埋葬他的山头，据说那是一块风水宝地。我期待来年疫情好转，借清明之际回乡省亲，祭奠先祖。而从蔡邵墓碑上未写郡名这一点推测，当年平田或属于永嘉郡，再来看村里那三口清澈秀丽、各有其名的大池塘，又叫人想起“水长而美”的永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