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公布日本新年号为“令和”，该年号将自5月1日新天皇即位起正式施行。明仁天皇的退位、“令和”年号的公布，标志着“平成时代”的落幕和“令和时代”的登场。天皇在日本拥有极其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在二战前的近代天皇制下，天皇是名副其实的日本国家最高统治者；二战后，天皇虽为“虚君”，但作为日本国家连续性和民族统一性的象征,其所执行的“国事行为”尤其是一些重要外事活动依然备受人们关注，甚至会引发比作为政权的实际负责人首相的出访更为广泛的讨论。与冷战后日本政界倒退的历史观相比，明仁天皇在多个场合都表示日本要深刻反省历史。他也是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拥护者。1992年明仁天皇的访华之旅，将中日友好关系推向了新高潮。值此日本“改朝换代”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重新刊登黄大慧教授在1997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日本研究专刊的《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舆论——天皇访华决策过程分析》一文，回顾明仁天皇的访华历程及其背后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加深对日本外交体制以及天皇在其中所具有的影响力的理解，同时增强对天皇在中日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的认识。

随着现代日本社会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政治体系的多元化以及内政与外交一体化的逐步深入，外交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引起日本国内各个阶层的广泛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政策就不仅由日本政府和外务省来决定，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必须同时充分地考虑到执政党、在野党以及广大国民的意见。换言之，公众舆论在日本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一点已经引起了日本决策者和学者们的注意。1992年明仁天皇成功访华的背后，也包含着日本朝野上下激烈的争论和角力。本文以此作为分析对象，试图通过对曾经成为激烈争论焦点的天皇访华问题的系统深入分析，来考察日本各行为主体尤其是国内舆论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形成中的作用，从而加深对日本外交决策体制以及日本对华政策的理解。

一、中国政府的邀请

1972年9月29日，经过中日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和两国人民的长期共同努力，两国政府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12日，中日双方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从法律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保证。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到90年代初，中日关系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中日关系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波折，但友好合作始终是主流。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值此之际，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都认为有必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以推动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为此，中日两国有关当局和各方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设想，其中最理想的方案就是中国政府邀请日本明仁天皇访华。那么，为什么说实现天皇访华是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最为理想的方式呢？这是由天皇在日本所处特殊历史地位决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就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为止的近代天皇制下，天皇是名副其实的天皇制的代表者。根据明治宪法，天皇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掌握国家一切最高权力。正是天皇在近代天皇制中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应对一切重大国务承担最高法律责任。当然，天皇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日本实行的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或者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君主立宪制。在战后初期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美国授意于1946年制定的日本新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第1条）；“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第3条）；“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第4条）。这样，在战后日本新宪法下，天皇的作用已根本无法同近代天皇制时期相比，而成为虚君。不过，天皇作为象征意义的国家元首的作用仍不能低估，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国民精神方面的统一作用，更是不能忽视。这一点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一句话，今天的天皇是日本国家连续性和日本民族、语言、文化方面高度统一性的象征。正因为天皇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地位，因此他的出国访问尤为引人注目。特别是对因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而深受其害的国家，天皇如何看待历史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1971年9月27日—10月14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出访欧洲国家时，就因其在致词中没有涉及过去那段侵略历史而受到批评。其后，每逢日本政府拟定天皇出访计划时，日本国内都会因这个问题而出现争议。

天皇访华问题，早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就已开始讨论过。如果再往前，可追溯到1975年。当年9月，日本裕仁天皇访美前夕对记者说：“如有幸能访问中国将十分高兴。不过，这只有通过政府间协商才能决定。”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副总理应日本政府邀请，对日本进行访问期间曾拜会过日本裕仁天皇。鉴于裕仁有意访问中国，邓小平副总理便向他发出了访华邀请。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1989年1月，裕仁天皇去世，皇太子明仁继位，改年号为平成。明仁继位不久便对记者说：“我将努力增进同国外民众的理解与亲善”，并表示如有机会也愿访问中国和韩国。1989年4月13日，李鹏总理访日期间曾会见日本明仁天皇，并向他发出了访华邀请。明仁对李鹏总理说：“日本同中国的关系很深，务必去看一看。”后来，明仁天皇就访华一事再次表示：“这个问题是政府决定的事，不过，同邻国加强交流是件大事。”冷战结束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日两国为了纪念邦交正常化20周年，将双边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天皇访华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

1991年6月25日，钱其琛外长应日本政府邀请，对日本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26日，钱其琛外长与日本外相中山太郎举行会谈。双方就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问题达成一些原则协议。特别就天皇访华一事首次正式向日本政府发出邀请。钱其琛外长说：“欢迎天皇陛下在明年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这将成为中日友好的强大推动力。”对此，中山太郎外相表示，日本政府将相当慎重地进行研究。并说：“必须把天皇访华问题与明年以后去其他国家和地区访问的问题放在一起考虑。”事实上，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已预定于1991年9月对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进行访问。访问东南亚三国之后，将考虑访问的地点除了中国外，还有韩国和欧洲等地。一般认为，日本天皇首先访问韩国的可能性最大。这是因为，早在1990年5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问日本时，就曾正式邀请明仁天皇访问韩国。而且，明仁天皇还是皇太子时就曾计划去韩国访问，只因美智子妃有病而使访问延期。另外，在日本政府内部，关于天皇出访的问题，许多人主张重视地区间的平衡。认为1991年秋天皇访问亚洲之后，应把欧洲作为出访的候选地，因为欧洲很多王室国家与日本皇室有很深的关系。如此看来，要在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实现天皇访华确实比较困难。但是，也并非没有可能。因为日本政府从其外交战略出发，也不想错过天皇访华这一良机。

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为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突破1989年后西方国家不与中国进行高层往来的禁令，作为西方国家政府首脑第一个访问中国。海部首相访华受到李鹏总理的隆重欢迎。李鹏在与海部首相的会谈中，再次向日本政府发出邀请，希望天皇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访华。海部首相答复积极推进此事。冷战结束后，海部俊树首相的访华是中日关系的新起点，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中日关系的交往内容，由过去的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为经济政治并重，日本开始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换句话，就是日本想极力改变既往那种“经济上主动”、“政治上被动”、“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姿态，开始对中国说“不”，公开要求中国积极对待人权、民主、裁军和军备管理等向题。日本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变，体现在天皇访华问题上，就是日本方面不断抬高天皇访华的要价，压中国在政治上作出让步。

1991年11月5日，宫泽喜一出任日本首相。宫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素以自民党“鸽派”政策通著称。他继承了（前首相）大平（正芳）派一贯对华友好的传统，很想利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因此，他对中国邀请天皇访华，态度比较积极，但囿于自民党内反对派的压力，起初作法也比较谨慎。

1991年11月13日，钱其琛外长在韩国汉城参加第三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会议期间，在同日本新外相渡边美智雄共进早餐时，再一次要求日本政府研究天皇访华问题。渡边外相对实现天皇访华态度也比较积极。12月2日，渡边外相在日本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上表示，要以向前看的姿态研究天皇访华问题。同日，应日本政府和日中经济协会的邀请，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对日本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12月3日，宫泽首相会见田纪云一行，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会见中，田纪云说中国政府和人民欢迎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访问中国。这是中国政府就天皇访华问题第四次正式向日本方面发出邀请。当天，田纪云会见前首相竹下登时，也要求他为实现天皇访华做工作。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日的日益临近，经过中方的多次盛情邀请以及日本方面的“认真考虑”，到1991年12月底，中日两国外交当局开始非正式地协商两国元首的互访问题，特别是天皇访华的问题。中日双方商定的方案是：1992年1月3日，日本渡边美智雄外相访华，主要讨论中日两国高级别领导人互访问题；4月，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访日；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日；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日前后，日本天皇和皇后访华，然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日。对于中日两国外交当局非正式商定的这个方案，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的反对派仍然坚持认为，天皇不应首先访问中国，而应首先对对方元首已经访日但尚未回访的欧洲国家进行访问。并继续强调，天皇已于1991年9月访问了泰国等东南亚三国，如果接着访问中国，从地区角度来说有欠平衡。针对反对派的意见，外务省和管理皇室事务的宫内厅则倾向于天皇访华。他们认为，1992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重要时刻，而且从今后亚洲形势的发展来看，中日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此时天皇本人也有意访华。他在诞辰日会见记者时就访华问题说：“我认为加深与邻国的交流是重要的。”

1992年1月3日，日本副首相兼外相渡边美智雄应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邀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渡边美智雄时指出，发展中日关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渡边美智雄代表日本政府欢迎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江泽民也欢迎天皇和皇后陛下来华访问。当天，钱其琛外长和渡边美智雄外相举行会谈，正式商谈双方高级别领导人互访问题。双方商定，1992年上半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万里委员长于年内访日。对此，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事实上已经确定了接受中国邀请（天皇访华）的方向。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1992年1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开始前，李鹏总理在联合国总部会见了宫泽喜一首相。双方就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活动进行了谈话。李鹏总理再次邀请日本天皇访华。宫泽喜一首相则只表示“将继续认真加以研究”。

4月6日，应日本政府邀请，江泽民总书记抵达日本访问。出访前，江泽民总书记对记者说，此次出访日本有三个目的：一是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二是推动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三是加深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当天，江泽民总书记与宫泽喜一首相举行了正式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引人注目的是，当江泽民总书记再次邀请天皇和皇后访华时，宫泽首相并没有给予正面肯定答复，仍然是说：“将继续认真研究”，如此搪塞了之。此次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是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而进行的高层互访的第一步，而且也是日本政府表明接受具有历史意义的天皇访华的最好时机。然而，日本方面却“没有满足中国方面的期待”，从而使得天皇访华问题暂时搁置起来。鉴于日本方面一再采取拖延作法，自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后，中国政府再未就天皇访华问题发出过邀请。

二、天皇访华的“反对论”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国政府为了把中日友好关系进一步推向深入，先后七次向日本政府发出邀请，希望天皇能在两国邦交正常化纪念日前后访华。然而，中国方面的良好愿望和盛情邀请，却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和右翼势力中间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呼声。

天皇访华反对派主要集中在自民党内。可以说，起初自民党内的大多数人都对天皇访华持反对或慎重的观点。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自民党国会议员，更是积极投身于反对天皇访华的活动当中。自民党是日本保守势力的大本营。自1955年起，它在日本单独执政长达38年之久。自民党作为日本第一大政党，自身派系林立，虽都标榜“自由”、“民主”，但其成员的立场、观点却不尽相同，经常就某些重大问题发生争吵。反映在对华政策上，向来就有“亲华派”与“亲台派”之分。前者战后以来积极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诸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等作出了贡献；与此相反，后者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反共反华的路线，大搞“一中一台”活动。冷战结束后，这两派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后者在日本政治中的影响日显，而前者的作用却今不如昔。当然，这种变化也直接影响到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决定。

围绕天皇访华问题，在日本自民党内率先举起反对大旗的乃是臭名昭著的藤尾正行。藤尾正行其人，早在1986年时就因发表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辩解的言论而被罢去文部相之职。此番中国政府邀请天皇访华，他又跳了出来。1992年1月17日，自民党总务会讨论天皇访华问题时，藤尾正行第一个站出来发表强烈的反对意见。不仅如此，他还纠集了一股反对势力。当然，藤尾正行只是自民党中反对天皇访华的一个代表。就整个自民党而言，当时反对天皇访华的气氛也颇为浓厚。2月21日，自民党首脑举行会议，商讨天皇访华事宜时，就曾达成了这样的一致意见：应该慎重对待。次日，自民党干事长绵贯民辅作为党内慎重论的代言人会见记者时，向外界透露了自民党首脑部的这一统一见解。这对自民党内外的反对派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鼓舞”。

虽说反对天皇访华的意见自中国政府开始向日本发出邀请时起就一直存在，但其真正形成潮流还是在1992年2月以后。其直接导火线是1992年2月25日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简称领海法）。该法明确记载钓鱼列岛为中国领土。26日，日本政府通过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立刻撤销”该法。日本政府的这种强硬态度与前些年日本在该岛问题上对我国作出的某些妥协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此。这表明冷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确实正在发生变化，政治上变得越来越强硬，真是“该说就说”、“该顶就顶”。当然，日本政府的这种强硬态度不仅仅表现在钓鱼岛主权之争这一个问题上。3月18日，当我国人大部分代表提出要日本对侵华战争期间给予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的议案后，日本政府立即声称中日间的战争赔款问题早已解决。日本政府在对华外交上反应如此迅速，态度如此强硬，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上前所未有的。

中国领海法的颁布、部分人大代表赔款议案的提出以及日本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都直接影响到了日本国内关于天皇访华问题的议论。天皇访华反对派和右翼势力借机加紧开展反对活动。3月31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东京麴町的东条会馆举行所谓“希望推迟天皇陛下访华的国民集会”。参加者六百多人。代表发起者为东京大学教授宇野精一、文艺评论家江藤淳、前行政管理厅事务次官小田村四郎、作曲家兼“保卫日本国民会议”议长黛敏郎、评论家村松刚等人。村松刚在会上作了题为《令人忧虑的天皇陛下访华》的基调讲演。前面提到的众议院议员藤尾正行也参加了该集会。集会上还形成了“请愿书”，罗列了九项天皇访华的“问题点”。翌日，该“请愿书”提交给了宫泽内阁和宫内厅。此次集会是反对派为反对天皇访华所开展的第一次大型活动。其后，日本国内尤其是自民党内反对天皇访华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4月初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时，宫泽喜一首相针对江泽民总书记邀请天皇访华没有给予肯定答复。不仅如此，其后不久宫泽首相还对实现天皇访华提出严格的条件。4月22日，宫泽首相于首相官邸同自民党内当选3次的众议院议员恳谈时，谈到天皇访华问题说：“如果要实现天皇访华，必须有严格的条件，即邀请方面必须是清一色的欢迎，日本国民也必须是举国祝福。我们并不想让天皇陛下做什么政治性的工作。”并强调“不论在政治的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利用天皇访华”。4月23日，初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的卫藤晟一等7名自民党年轻人，就天皇访华问题联名写信给自民党干事长绵贯民辅，以“时机尚早”等为由，阻止政府制定天皇访华计划。他们在信中说：“中国正处于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权力斗争之中”，“中国国内有要求天皇谢罪的动向”，“中国政府对日本自卫队海外维和表示担心”等。对此，身为自民党“大管家”的绵贯干事长，非但没有进行任何劝阻，反而说自民党总务会内也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并强调他本人也持有同样立场。绵贯干事长的怂恿，使卫藤晟一等年轻的自民党国会议员大受鼓舞，他们在反对天皇访华的活动上更加放开手脚。不久，卫藤晟一公然宣称，让天皇访华就是藐视宪法。他说：“对华外交是政府应该做的事，理应首相去中国，让天皇代替访华，真是荒唐。”与此同时，绵贯干事长也向政府方面施加压力。4月24日，绵贯对渡边外相说：“自民党内慎重论很多”，希望政府重新考虑今秋天皇访华问题。面对来自自民党方面的强大压力，当天，加藤纮一官房长官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天皇访华应以国民的一致意见为前提。并说：“政府尊重自民党方面的意见，即使作出判断也不会有问题。”鉴于自民党内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对天皇访华采取慎重态度，24日晚，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英正道在记者招待上声明，日本政府对天皇访华的基本态度没有变化，现在仍在认真研究这一问题。但是，也有报道说，日本政府考虑到以自民党内为中心慎重论加强，政府正按放弃天皇访华的方向进行调整。

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反对天皇访华的势力不断对政府方面施加压力的同时，一些民间组织等也就天皇访华问题对宫泽内阁进行牵制。5月13日，“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保卫日本之会”以及“神道政治联盟”等组织的代表面见宫泽首相，抗议天皇访问中国。对此，宫泽首相再次表示，绝不在政治上利用天皇，一定在国民的祝福声中进行，显示了一种慎重论的姿态。但是，一个多月后，当宫泽首相转变态度，于6月17日发表强烈要求实现天皇访华的讲话后，日本国内特别是自民党内反对天皇访华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在6月18日中午召开的自民党三塚派大会上，很多人都对宫泽首相提出批评，特别是前文部相藤尾正行更是强烈抗议：“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是一种政治行为。如果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利用天皇，宫泽首相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该派的年轻议员卫藤晟一等人也群起而攻之。在宫泽派干部会上，很多人也提出了慎重对待的观点。宫泽派副会长田泽吉郎打电话给宫泽首相说，“考虑到党内的呼声，希望自重。”自民党领导机构对宫泽首相也表示不满，他们说：“（宫泽首相）事先根本没有跟我们商量。”绵贯干事长要求宫泽首相慎重对待天皇访华问题。当天，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会见记者时也对宫泽发言表明了慎重的态度。

6月29日，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被召回国，当天先后向中曾根康弘前首相、竹下登前首相、佐藤自民党总务会长等说明了天皇访华的意义和中国政府方面的真正意图。 7月1日，桥本大使又拜会了自民党绵贯干事长，也向他汇报了中国关于天皇访华的立场。桥本大使针对自民党元老和当权人物就天皇访华问题所开展的“根迴”（日文意即事前工作）活动，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7月16日，佐藤总务会长表示，将对天皇访华一事采取向前看的积极姿态。

针对政府方面的以上动向,7月17日，名为“反对天皇访华国民委员会”的组织在《产经新闻》上刊登了《反对日本政府打算今秋实现天皇访华》的“全面意见广告”，署名者包括日本学界、文化界等各界名流110人。该“意见广告”提出三点反对理由：(1)天皇出访是对经过两国外交努力而具备真正友好国家的国际礼节性访问。日本同中国的关系理应通过政府外交努力来打开。天皇在现状之下访华，有悖于天皇的历史性格，也违反宪法；(2)西方各国正在严厉批评中国的军事问题、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压制人权问题、压迫少数民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让天皇去中国访问，就会损伤日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的友好关系；(3)中国正处于保（守）革（新）激烈对立斗争的漩涡之中，在这种不稳定时期没有理由让天皇去中国访问。该“意见广告”一经刊出，便在日本社会上造成极大反响。其后不久，在日本颇具读者规模的《周刊新潮》杂志，还出版专辑对上述“广告”加以介绍和宣传，进一步扩大其影响。

7月28日，针对日前日本政府进一步强调要在10月实现天皇访华的方针，反对派在东京车站前的日本工业俱乐部举行了“希望取消天皇访华的国民集会”。这是反对派为阻止实现天皇访华所召开的第二次大型集会。参加者达八百多人。由于这次集会正好发生在宫泽首相为实现天皇访华正式进行党内调整的过程中，因而集会参加者反对的呼声甚是高涨。自民党方面的藤尾正行、板垣正、中川昭一等国会议员也参加了这个集会，并登台发表言辞激烈的反对天皇访华演讲。日本右翼的气焰甚是嚣张。他们除了编造种种借口反对天皇访华，还不断滋生事端。7月28日，在首相官邸门前，日本右翼团体“忠孝塾”的一名青年，还为阻止天皇访华刺伤下腹部。

前面提到，天皇访华反对派主要集中在执政的自民党内，而其中尤以年轻国会议员的反对活动最为猖狂。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日本自民党年轻国会议员的新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浓厚。他们对内主张建设新国家，对外态度强硬，并不时流露出民族优越意识。7月30日，由自民党年轻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天皇陛下访华国会议员之会”，以自民党议员为对象开展要求慎重对待天皇访华的签名活动。8月4日，他们还发表了要求慎重对待天皇访华的“中间报告”，同时宣称参加反对天皇访华签名的国会议员已达35人。更加引人注目的是，8月7日在自民党总部大楼里，1500名所谓有志之士举行了“思考天皇陛下访华紧急集会”。集会名曰“思考”，实则是反对天皇访华。集会的主要策划者乃是前面提到自民党新当选年轻议员卫藤晟一等人。在这次集会上，参加反对天皇访华签名的国会议员增至57人。由年轻的自民党议员为主在自民党总部内召集如此大型集会，公然批判自民党总裁兼政府首相的方针政策，这在论资排辈、老人当政的自民党历史上还是头一遭。此举一方面反映出日本自民党内反对天皇访华势头之猛，同时也表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世代交替”时代即将来临。

总之，日本国内特别是自民党内反对天皇访华的言行，从中国政府向日本正式发出邀请之日起，始终没有停止过，即使在宫泽首相作出天皇访华的最终决断之后，仍有人在坚持反对天皇访华。虽说制定对外政策是政府行为，政策决定者一般都是从大局出发考虑对外政策，但决策者也不能忽视国内舆论的存在。尤其像涉及天皇出访这样重大的问题，日本政府就更不能不考虑反对论者的意见。由以上的描述和分析中我们看到，反对派对日本政府制定天皇访华决策起到了不小的牵制作用。归纳起来，天皇访华反对派的反对理由基本上为以下几个方面：

(1)担心天皇被政治上利用。可以说，无论执政的自民党，还是在野党，或者民间人士，大凡反对天皇访华的人，几乎都强调这一点。他们担心中国会趁天皇访华之际，要求天皇谢罪，害怕天皇谈及战争责任问题，并有可能被追究战争赔偿等问题，从而使天皇卷入所谓政治问题之中。这一点在前面提到的“请愿书”、卫藤晟一等人的“质询信”以及《产经新闻》的“意见广告”中都有明确的体现。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不破哲三也说：“日本宪法禁止在政治上利用天皇，而日中两国政府却都有在政治上利用的意图”，“宫泽内阁是想在对侵略战争尚未进行根本反省的暧昧状态下”，“通过天皇访华作一了结”，“中国方面则是为重建经济、获取日本援助以及为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而利用天皇陛下。”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在日本各在野党中只有日本共产党自始至终明确反对天皇访华，其他在野党一般都不公开积极参与关于天皇访华问题的议论。这种状况与冷战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往中日关系问题经常会演化成日本的内政问题，而在日本国会中成为争论的焦点，出现执政的自民党与在野党间的对立。冷战后，日本对华决策过程中的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中日关系在日本国会内已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争论焦点，不再对日本政局具有原来那么大的影响力”。究其原因，当然与日本社会和在野党的保守化、右倾化有关。关于担心天皇访华被政治上利用，从日本的舆论调查中也能清楚地反映出来。

（2）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众所周知，1989年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口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中国实行制裁，当然日本也加入其中。1991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访华后，中日关系得到了改善。但新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政治色彩却愈加浓厚。自海部首相访华时首次公开要求中国积极对待人权和民主等问题后，不仅在日本政府和自民党中，就是在在野党和民间，借口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妄加指责者也大有人在。这一点也反映到了天皇访华问题的议论上，反对论者借此大做文章。例如，日本著名学者、东洋英和女子学院大学教授神谷不二就说：“美国和西欧各国正因人权和民主问题对中国进行严厉的批判，日本应该考虑国际上的立场。”著名评论家加濑英明也说：“中国因人权问题而受到西方各国的制裁，在欧美舆论因中国人权问题而激怒之时，让天皇去中国访问，这等于是火中取栗，必将招致西方各国的强烈反对。”由此也有人认为，中国邀请天皇访华，意在离间日美关系。

(3)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但国际社会在盛赞中国所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等不谐和音。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率先发表了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威胁》的文章，从国力角度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村井文章的出笼并不偶然，它反映了冷战后日本人防卫观念的变化。冷战时期，日本在美苏冷战体制下，一直追随美国，视苏联为其“潜在”的严重“威胁”。苏联解体后，日本人的“威胁观”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1990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就删去了“苏联的潜在威胁”一语。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战略思想界和舆论界的抬头。特别是1992年2月中国颁布领海法后，“中国军事威胁论”在日本更是甚嚣尘上。日本有人认为，领海法是中国海洋霸权战略的一环。日本外务省人士则公开声称，“中国正在成为破坏亚洲军事均势的不稳定因素”，诬蔑中国企图填补美苏力量减少后在亚洲形成的力量真空。“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抬头，正好出现在中国邀请日本天皇访华前后。于是，日本的天皇访华反对论者便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借机大做文章，企图阻止天皇访华。日本评论家村松刚就说：“中国正在搞核扩散，天皇去中国访问是不合适的。前面提及的江藤淳则说：“今年2月中国制定了领海法，现正在南沙群岛、尖阁列岛（钓鱼岛）搞海洋膨胀主义。同日清（甲午）战争前增强军事力量的情形很相似，中国正在通过海军力量谋求霸权，而唯独日本没有军事力量。”“中国奉行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同远方国家结交，而对邻国则不放松警惕。”江藤淳是一名强硬的天皇访华反对论者，他如此极力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也有阻止实现天皇访华之意。

(4)天皇访华“违反宪法”。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宪法已经规定了天皇的权限，其中并没有天皇“访问外国”。他们强调外交是政府的事，天皇不应涉足外交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反对天皇访华，而且反对天皇出国访问任何国家。

从上述的天皇访华“反对论”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自中国向日本政府发出天皇访华的邀请后，日本国内确实存在着一股反对天皇访华的势力，特别是进入1992年春以后，以执政的自民党内的反对派为中心，更是掀起了反对的高潮。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日本国内没有赞成天皇访华的声音。事实上，支持天皇访问中国的舆论在日本社会上一直存在着，且声势越来越大，并最终超过反对论而成为舆论的主流。

三、大众传媒对形成天皇访华舆论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自中国政府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向日本政府发出天皇访华邀请后，直到1992年5月末以前，反对天皇访华的议论在日本始终占主导地位。但是，6月以后，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赞成论终于超过反对论，成为舆论的主流。导致反对论和赞成论发生逆转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日本大众传媒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尤其是报纸对形成支持天皇访华的舆论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众所周知，在战后日本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都是通过执政的自民党、官僚、财界“三位一体”体制形成的。政、官、财三方处于日本权力的中心。而大众传媒虽也能对日本的政策制定给予影响，但作用却相当有限。然而，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以及日本政治体系的不断多元化等，被称为“第四权力”的大众传媒在日本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与日俱增。据日本1980年为分析影响力的阶层结构所作的调查，人们几乎一致认为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是日本最有影响力的集团。大众传媒被视为日本的第一政治势力。

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大众传媒，特别是现代政治更是不能脱离大众传媒。那么，大众传媒与政治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或者说，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如何？简言之，大众传媒的首要政治功能，乃是对政治事实的报道功能。但这种报道功能不应仅理解为只是对事实进行报道而已。必须看到，这种报道还能将舆论诱导到特定的方向上来。当然，这种舆论诱导的功能也不仅仅是通过报道功能发挥作用的，还必须经过更加积极地散布特定的见解才能实现。大众传媒的第二个功能，是它的评论功能。报纸、电视在对事实进行报道时，为了使读者、观众便于理解所报道的事实，通常要进行解说。正因如此，评论功能中也就难免掺杂着解说者个人的主观影响。如果大众传媒的评论起到了改变社会上许多人意见的作用，那么舆论就要发生变化。这里所说的舆论，指的就是公众的意见，但它并非以客观明确的形态存在。可以说，舆论是通过能够影响舆论的各种操作逐渐明朗化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大众传媒也是表露舆论的媒体。当然，前面提到的大众传媒的第一种功能即事实报道功能也会对舆论的形成发生影响。但比较而言，对舆论的形成和表露，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它的评论功能。当今日本社会，虽说大众传媒日益多样化，但报纸依然占据大众传媒的重要位置。日本全国性报纸的发行每年达数百万份，在全世界范围看也是名列前茅的。日本的许多家庭都是同时订阅几种报纸。由此可见日本报纸之影响。从影响舆论的角度来看，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恐怕当推报纸上发表的评论。当然，还有社论。除了评论、社论外，读者来稿，评论家和专家个人署名的评论等，也都能对舆论产生不小的影响。以往一般认为，日本报纸通常是掩护在野党的活动和革新政治，而关于国际政治则支持“鸽派的路线”。但是，冷战后随着日本社会保守化和非政治化倾向的增强，报纸的保守化也在所难免。日本报纸日益失去在野党的色彩，相反所谓“不偏不党性”或“中立性”却在增强。这样一来，也使得日本报纸通过报道功能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操纵舆论成为可能。

大众传媒对现代日本政治和政府决策的重要影响不言而喻，但它却没有国家那种基于法律与权力的强制力，也不像财界那样拥有能够左右国家的卓越的经济力。换言之，大众传媒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报纸、电视、杂志等间接地影响日本国民，从形成舆论的角度对政府内外政策的制定给予影响。一般来说，越是同日本国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政策的形成，或者决策的时间拖得越长，受一般大众的立场、观点的影响程度就越探。而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舆论的支持对于顺利进行决策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点从日本政府关于天皇访华问题的决策中也能得到很好的验证。

前面提到围绕天皇访华问题日本国内出现了反对论和赞成论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并且参加议论者除了外交当局，还有执政的自民党以及在野党、财界和民间人士等。当然，作为“第四权力”的大众传媒、特别是处在其中心位置的各种报纸，更是不能袖手旁观，也都先后卷入到这场议论之中。在报纸这个阵营当中，围绕天皇访华问题也出现了两派对立。起初是右翼的《产经新闻》高唱反对论或慎重论，保守的《读卖新闻》随声附和，而中间偏左的《朝日新闻》则旗帜鲜明地积极赞成天皇访华。其它报纸一般都慎重表态。值得注意的是，《读卖新闻》却中途倒戈，转向了赞成论。这样，在日本的大报当中，就唯有《产经新闻》自始至终在高唱反对天皇访华的独角戏。作为天皇访华反对论堡垒的《产经新闻》，从中国政府发出天皇访华邀请到1992年5月，刊登过多篇反对天皇访华的文章，声援各种反对派，对当时本来就已呼声很高的反对天皇访华的舆论，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针对《产经新闻》的反对天皇访华的宣传，《朝日新闻》却多次发表赞成天皇访华的社论等。1992年4月22日，《朝日新闻》编委、著名评论家船桥洋一发表文章指出：“冷战后的日中关系正在进入与以往不同的新阶段”，“现在正是日中双方相互承认政治大国、构筑成人关系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天皇应去中国访问。5月21日，《朝日新闻》又发表题为《天皇陛下要作为“友谊的象征”而访华》的社论，认为在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让天皇访华是非常可取的，可视为日本重视亚洲的第一个象征，并敦促日本政府采取积极态度。

进入5月下旬后，日本报纸关于天皇访华的议论开始活跃起来。除了原有的《产经新闻》和《朝日新闻》的对垒外，一向态度谨慎的其他各报也都加入到天皇访华问题的议论之中。而且这些报纸大都站在《朝日新闻》一边，积极发表支持天皇访华的评论和社论等，其中尤以《日本经济新闻》立场最为鲜明。继5月21日《朝日新闻》社论后，5月25日，《日本经济新闻》“风标鸡”专栏刊登了以“回到出发点，进行冷静判断”为主题的评论。评论指出，中日之间虽因历史积怨而存在PKO问题，但天皇访华却是日本为在国际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确立环境的良机。因不喜欢中国对PKO的态度，便终止天皇访华，这才是政治上的利用。为日中历史划清界线，天皇访华是绝好的机会。评论表明了对天皇访华的积极立场。5月28日，《日本经济新闻》又专门发表了题为《期望陛下顺乎自然地访问中国》的社论，更加明确地期待天皇访华。社论指出：“就现阶段而言：宫泽首相应该保证自己与中国领导人之间有一条能及时疏通意思的渠道，同时要在求得西方各国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决断”，并认为“陛下访华问题是日本方面的问题，取决于日本政府的决断。假如决定去中国访问，我们希望国民平静地注视访问的结果。‘杂音’只能有损于陛下顺乎自然的举动。”同一天，日本《东京新闻》也发表社论，题为《为更加巩固日中友好的基础应实现天皇访华》。社论强调“今年秋季适逢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这是绝好的机会。我们期待宫泽首相（就天皇访华）作出决断”，“促进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不仅对双方是必要的，为了寻求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不可缺少的。”

以上几种报纸所以在此时连篇发表关于天皇访华问题的积极评论和社论，与5月25日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访日不无关系。赞成天皇访华的人们，热切期待借这次友好访问之机推进天皇访华的早日实现。当时，东京各大报纸关于万里访日的报道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即尽量突出中日双方领导人强调日中关系的重要性，一致同意今后进一步增进两国的友好。尤其是上述几家报纸还专门发表评论和社论对天皇访华持积极赞同态度并敦促日本政府就此早日作出决断。正是在这些报纸及其他大众传媒的大力宣传和诱导下，从5月下旬起，日本的舆论开始逐渐向支持天皇访华的方向倾斜。据此间日本内阁在极其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一次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赞成天皇访华的人数达75％，表示反对的人只占5％。正是因为预先得知了这一舆论调查的结果,6月17日下午宫泽首相才在东京召开的日本新闻协会大会上发表的讲演中，表明了强烈希望实现天皇访华的积极立场。他说：“我认为陛下去（中国访问）是可取的。可以说，是积极的舆论增强了宫泽首相作出上述发言的信心。

在日本，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首相在对外政策决定过程中，对国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往往都非常尊重国内舆论。这与重视舆论共识原则的日本政治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所谓重视舆论共识，就是指决策者对政治化的重要问题（包括对外政策）的舆论动向非常敏感。一般惯例是，无论对外政策还是对内政策，只有在政府内或国内的某种舆论成立时，首相才采取行动。正因如此，一旦围绕重要政策问题出现的对立情绪持续下来，首相就很难自身作出最后决断。在这种情况下，首相一般都只能耐心地等待那种对立的情绪有所缓解，一致舆论有所抬头，或者利用外部的压力而见机行事。这一点在围绕天皇访华问题的政策决定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如前所述，宫泽首相本人对中国邀请天皇访华是抱积极态度的，很想在任内完成这一大业，以此作为值得夸耀的政绩。但是，对日本国民普遍比较关心且政治化的这个问题，他并不敢轻举妄动，不能不尊重国内的舆论。因此，当日本国内特别是自民党内反对天皇访华的风头正劲，慎重论占上风之时，宫泽首相尽量回避此事，并不时作出一些慎重论的姿态。然而，当风向一转，赞成天皇访华的论调开始抬头，对立情绪有所缓解，特别是据舆论调查得知国民的一致意见正在形成时，他便公开自己的本意，对天皇访华问题发表积极的言论。不过，鉴于自民党内的各种议论仍很强烈，宫泽首相又说：“最好设置一个冷却期”，“我希望也要向国民说明中国方面的情况，然后在受到国民祝福的情况下（天皇）前去访华”。宫泽首相讲此话的目的，意在进一步探明日本国民的意见，等待舆论共识的进一步出现。总之，在天皇访华问题上，日本政府时刻都在密切注视着舆论的动向。6月2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纮一有意向外界透露了日本政府就天皇访华问题进行过秘密舆论调查一事。他说：“天皇访华的国民一致意见正在形成，政府在内部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72%以上的人表示赞成。”可以认为，加藤纮一此举意在利用舆论调查结果，诱导舆论进一步向支持天皇访华的方向倾斜。

到了6月下旬，除了《产经新闻》仍在高唱反对论外，日本几乎所有大报都对天皇访华积极发表赞成的评论。6月27日，日本最大报纸《读卖新闻》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与日本有体制上的差异，但两国也不能因此而疏远。促进日中友好关系的成熟也有利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希望从友好的观点实现天皇访华。”“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及其他国家说明，天皇访华是超越个别政治问题的友好访问。”6月28日，《每日新闻》社论委员山本展男在该报“向论战进一言”专栏上说：“昭和天皇个人也希望访问中国。难道（明仁）陛下不想实现昭和天皇的意愿吗？”

自宫泽首相在舆论的推动下于6月17日公开表明积极支持天皇访华的立场后，经过日本大众传媒更加积极的宣传和引导，日本国内舆论进一步向拥护天皇访华的方向发展。根据《每日新闻》7月1日公布的一项全国舆论调查结果，超过半数以上(54％）的日本人赞成天皇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访问中国，反对天皇访华的人只占被调查者的17％。前文曾说过，天皇访华反对论主要集中在执政的自民党内。日本政府推迟就天皇访华问题作出结论的最大理由，就是自民党内反对天皇访华的人较多。但从这次舆论调查的结果来看，自民党被调查者中支持天皇访华的比例与其他党派间并没有明显的差距。调查结果显示，自民党内“赞成”天皇访华的人占56％，“反对”者只占19％。可见，自民党内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因此，《每日新闻》在公布此次调查结果时指出：“这一调查结果可能会对政府的最终判断产生影响。”另据《日本经济新闻》7月2日公布的日本经济新闻社所作的调查，关于天皇访华，赞成者为70％，反对者18％。这两次舆论调查的结果基本上吻合。这表明前述的直到5月末为止在日本社会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天皇访华反对论或慎重论，经过其后与赞成论一个多月的较量，终于在6月末7月初被后者所反超。此后，围绕天皇访华议论的天平开始倾向赞成论一方，支持天皇访华的共识进一步形成。而这正是宫泽首相所期盼已久的，它是宫泽首相最终作出实现天皇访华决断的重要社会思想基础。也正是在这种舆论背景下．宫泽首相才下定决心去说服党内的反对派。7月19日，宫泽首相在大分市会见记者时说，日本国民支持天皇访华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呼吁自民党内的反对派要顺应这一潮流。7月20日，《每日新闻》又发表了一篇题为《通过天皇访华开辟新时代》的社论，呼吁日本国民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天皇访华。社论指出：“目前形成了天皇陛下即将实现访华的状况。我们相信，天皇陛下访华一旦实现，就将为日中友好的历史揭开新的篇章。”“关于天皇访华，应该从长远的观点出发，以其可以开辟新时代的积极态度进行考虑”，“天皇陛下不是在日中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之后再访华，而是为开辟新时代才去访华。”

从以上可以看出，日本的报纸特别是报纸上发表的评论和社论，对形成支持天皇访华的舆论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宫泽首相作出天皇访华的最终决断后，日本报纸也没有停止发表关于天皇访华的积极报道和评论。

四、宫泽首相的天皇访华决断

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行政权属于内阁。由于首相是内阁的最高负责人，因此按理他也是国家内外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但是，与美国总统相比，日本首相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根据日本宪法，内阁成员都由首相任命，但内阁的决定也必须依据全体内阁成员的一致同意。事实上，在“1955年体制”下，内阁成员的任命往往是在平衡党内各派力量的基础上进行。这样，首相的权力就不能不受各派力量的牵制，尤其是各派首领及党内其他实力人物的制约。在自民党执政时期，自民党的政策就是日本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一些重大内外政策的出笼，可以说都是自民党各派实力人物事前“协商”的结果．当然，在围绕天皇访华这一重大外交问题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时，宫泽首相在最终作出决断前，也不能不按照惯例，先同党内头面人物商谈，征求他们的意见。

宫泽首相为最终实现天皇访华，从7月28日起，首先拜会了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中曾根在对待天皇访华问题上，起初一直采取慎重论态度。宫泽首相同他协商后，中曾根放弃了慎重论，答应给予合作，双方还达成了这样的共同见解：务必于今秋实现天皇访华。得到中曾根康弘支持后，7月29日，宫泽首相又在首相官邸同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干事长绵贯民辅等四位自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宫泽首相首先介绍了天皇访华问题迄今为止的发展过程，然后表明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决心，并正式要求自民党方面为实现天皇访华而进行合作。对此，金丸信代表自民党方面作出予以合作的许诺。金丸信说：“要尊重首相的意见，同时要协商对策，为实现天皇10月访华而作出努力。”宫泽执政时期，金丸信在日本政界和自民党内的影响力真可谓举足轻重，他答应给予合作，将直接影响和牵制相当一部分反对派的意见。

自民党执行部答应予以合作，使宫泽首相信心十足。由于一些强硬的天皇访华反对论者集中在原福田派中，所以7月30日宫泽首相又拜会了前首相福田赳夫，请他出面帮助做说服工作。福田答应合作，并要求宫泽首相进一步作出努力。8月4日，自民党内围绕着天皇访华问题展开的议论，终于被搬上了自民党总务会这一最后的舞台。由于宫泽首相的积极努力以及党内实力人物的合作，尽管总务会会议上主张慎重行事的论调仍然根深蒂固，但认为应该同意的观点已公开亮相，就连态度一向最为坚定的藤尾正行，调子也开始软了下来。为了给天皇访华进一步创造条件，8月5日，宫泽喜一主持召开了自民党最高顾问会议，就天皇访华问题再次要求各位最高顾问给予合作。宫泽说：“务必要实现天皇访华。大众传媒也正在给予支持，努力形成一致舆论。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对PKO的合作问题和天皇发言问题都已安排妥当。同时也向美国、韩国作了非正式的解释，并得到了它们的理解。”对此，各位自民党最高顾问以创造环境和条件为前提，答应给予合作。宫泽首相的一系列积极努力终于收到了效果。8月7日，日本国会中最大的超党派议员组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发表声明，基本上赞成天皇访华。与此同时，自民党总务会中反对天皇访华的议论也停息下来，并将天皇访华之大任完全委托于宫泽首相。

待各种阻力基本化解之后，8月10日晚，宫泽首相将四位自民党主要领导人邀请到首相官邸，就天皇访华问题作出最终决断，以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为契机，打算务必实现天皇陛下于今年10月访华。对此，自民党方面表示同意。8月25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日本国天皇和皇后将于10月23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同一天，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决定，日本天皇、皇后将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于今年10月正式访问中国。

最后还必须指出，宫泽内阁所以要冲破来自党内外的各种阻力，最终实现天皇访华，除了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还有更深层的外交战略上的考虑。首先，是想借天皇访华，为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划上句号，还清对中国的“感情债”，从而摆脱对华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其次，想借天皇访华进一步提升中日关系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为其开展亚洲外交服务。再次，借重中国增大对美外交的自主性。然而，不管日本政府是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宫泽内阁能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实现天皇访华，确实将中日友好关系推向了新高潮。宫泽的决断，理应载入中日关系的史册。

（本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