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是一个挺前沿的问题。“治理”在国际学术界并不是一个传统久远的概念，上世纪末之前使用很少。在这个世纪的前十年开始热起来，最近十年才成为学术“热词”。我们在完成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个阶段性目标之后，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和发展，必须适应新的要求，才能支撑和引领这个宏伟目标的实现。

01、社会根本矛盾转化后的治理新要求。

物质文化基本需求阶段的治理和美好生活愿望阶段的治理有很大不同。在物质文化基本需求阶段，人民诉求相对一致，治理目标相对集中，发展经济并相对公平地分配，保障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可以了。而美好生活的诉求广泛多元，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日益增长的，是多方面的立体诉求，而且在许多方面相互制约和制衡。总之，这个阶段诉求多元发散，治理需要处理更多相互制衡的变量，有些事情可以寻求“一致”，更多事情可能要兼顾各方面诉求，寻求各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

02、高质量发展时期的治理新要求。

数量扩张时期的治理和质量提高时期的治理有很大不同。数量扩张时期，治理的可以“投”字当头，投钱，投人，投地，投项目，就会扩量并带来增长。质量提升时期，不仅要投，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如何转变方式，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情形会复杂许多。国际经验也证明了这种复杂性。一个低收入国家开始加速增长，头二十年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长并不困难，二战以后近五十个国家都实现了。但是再想要第三个十年高速增长就会困难得多，为数不超过十个经济体。日本持续保持高速度只有26年，此后在波动中又反弹了几年。韩国表现很好，也就是30年。中国已经创造了奇迹了，7%以上的高速度增长了40年。当然我们还想要更长期的高增长，但现实考虑，今后保持5-6%的中高水平已经很不错。高速度为何不能持久保持？因为持续高速增长几十年后，很多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举一个例子：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也就劳动人口要抚养的非劳动人口比例的变化。我们的高增长的四十年，也是人口抚养比最低的四十年。这不是巧合，而是高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现在，这个比例快速上升，既使放开了二胎，甚至以后放开多胎，低生育率、高抚养比的趋势很可能改变不了，高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已经难以重现。

03、科技创新引领的治理新要求。

科技跟跑时期的治理和科技并跑领跑时期的治理有很大不同。过去四十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跟随全球科技发展方向，是我们提升科技水平的重要渠道。跟跑时无需自己定方向，确定性强，应用场景明确，治理任务相对简单，加速跟上缩短差距就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跟跑并跑领跑并重的时期，后两种情况的权重会逐渐加大，情况会发生很大改变。一是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二是我们对基础科学问题的已知愈多，与未知问题的接触就愈大，可以涉足进行研究的科学问题就愈多。三是科技前沿有许多颠覆性技术，数字与智能技术、合成生物学和脑科学等都孕育着新的巨大变革，科研活动形态和科技开发模式出现一些根本性变化，诸如分布式研发，开源性研发等，组织科技活动的难度加大。这些技术的发展还带来很多科技伦理、公共治理方面的挑战。上述哪一个方面的治理，涉及的变量都是指数级增长，权衡和选择难度大增加，都没有简单标准和指标，问题错综复杂。

04、数字时代治理的新要求。

传统经济社会的治理和数字时代智能社会的治理有很大不同，过去40年我们都是治理一个传统的工业社会，今后我们是要治理一个数字和智能社会。党中央对这个变化有高瞻远瞩，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到目前共有21次，其中4次内容讲到了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相关问题，包括区块链技术发展这种最前沿的问题。数字时代的治理是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要用数字治理经济治理社会，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市场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各个方面，广泛应用数字技术。要特别重视利用多种数据交叉复现把握事态真相。当一些高度关联的指标发生冲突，就可以怀疑其中某些数据的真实性，交叉复现利用多维度的海量数据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克服了传统信息来源可信度偏低的问题，提高了数据信息的决策价值。第二，要对数字技术进行要治理，数字技术会带来新的挑战与问题，有算法歧视的问题，有个人隐私保护问题，有平台影响力控制力问题，有收入平等问题。数字技术往往具有两面性，同一种应用，既能赋能监管行为，也能赋能逃避监管的行为，带来治理难题。第三，要针对数字社会推进整体治理变革。数字社会正在成为当代人类文明的主要形态，数字技术广泛渗透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引领社会生产消费和生活模式变革，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新势力，推动形成新的社会秩序，因此数字治理不仅是新的治理手段和治理任务，更是全面的治理变革。

05、外部关系变化的治理新要求

与外部互补关系为主时期的治理和竞争关系为主时期的治理有很大不同。从大背景看，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必然带来全球治理的新需求。这里仅从经济角度做一点分析。过去几十年，我们与外部经济体主要处于一种互补关系之中。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劳动力富裕极为充裕因而低成本，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而其它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劳动力成本高昂，资金和技术供给充裕。全球化带来各方优势要素的结合，各方都获得比此前更多收益，互补关系带来合作意愿。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也处于相对高位，资金和技术存量较多，增量更快，这种改变必然导致外部关系发生变化。合作与竞争并存，竞争不断增强，相关关系已经挪出了互补的舒适区。当下大国战略博弈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多点呈现，彼此不适应的感觉强烈，对这种局面的治理任务错综复杂，压力加大。以前反对中国获得先进技术、不愿看到中国对外投资的是国外有些所谓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等，现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主体也站到了前台，因为它们切实感受到了竞争压力，这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本文系作者8月4日在人民日报社研究部和人民网举办的“人民讲堂”上的演讲上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