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我对国家间的国际政治，并没有什么系统的主张。如果说有的话，就是《大学》里面的三纲八目中的“平天下”。不过，我已经预感，您会反感我的这个“平天下”的说法。
老子：反感与否，那是情绪问题。不过，“平天下”的思维中的确隐含着王者独尊、涤平异己的暴力和强权逻辑，这跟我的主张当然是完全对立的。“修身”不过是出发点，其所指向的终极目标“平天下”，儒生们说这是由“内圣”而至“外王”，并最终“称王”或辅佐帝王“称王”。你们儒家都主张天下要定于一，要大一统，大国要吃掉小国，帝王要除掉一切反抗力量。这是强者为王的刚强主义逻辑。我是反对暴力的，主张不（用暴力）争（夺势力范围）的“处下守静”思维。从天道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在国际舞台上，国家不过是个人的放大。像个人一样，每个国家都有自身利益，也有权利追求这些利益。为了这些利益，大国可以影响小国，而且应该影响小国。但是，在不涉及重大正义原则问题的情形下，大国不应该像暴君那样，通过暴力征服去兼并小国，滥施暴力。我知道，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和平主义者。但是，你的这个“平天下”的思维，里面隐含着暴力的因素。更可怕的是，“平天下”与“作帝王师”一起成为一代代中国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这就更令我不安。
孔子：您知道，儒家是区分王政和霸政的。照您这么说，王政里面也有强权的因子。也许是吧。我还没有认真想过。当然，我坚决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可是，作为大国，难道不应该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泱泱大国的至尊气象？否则，小国轻慢你，那怎么办？
老子：这就说到我们俩的分野了。在动与静、刚与柔、上与下、锐与钝等行动哲学中，你相信前者，我总是更相信后者，而且坚信后者胜过前者。
孔子：这样说倒也有道理。也有人拿牙齿会断舌头不会断的道理来证明柔胜于刚。但是，让大国去对小国卑躬屈膝，逢迎叩首，有必要吗？这样做，合适吗？
老子：舌头比牙齿长命的确是一个柔弱胜刚强的典型。你的反问也很有道理。我当时的确说得太简略了。我当然不是主张大国对小国卑躬屈膝，逢迎叩首。你们儒家不是也主张礼贤下士吗？道理是一样的。我的大国之道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下，一个是静。所谓“下”，就像大人跟小孩说话时最好蹲下来一样，这样孩子才有平等感。“下”不是要求大人跪着跟小孩说话，而是反对连眼皮也不抬的高高在上的那种傲慢态度。你看看，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当时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到处侵犯，貌似刚强无比，很快就折戟沉沙。后来的苏联帝国也是，即便在武力上超过美国，但是其“平天下”的包袱，很快就把它压垮了。要承认，对大国来说，有了实力之后，能做到处下守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让强者不逞强是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的。
孔子：大国怎样才能做到处下守静呢？
老子：我觉得，一个大国能否做到处下守静，还是由其政治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只有那种在内政中执政者对民众能够做到处下守静的政体才有可能在国际政治中做到处下守静。对外谦恭处下，是由对内处能够谦恭处下决定的。所谓处下，不是到处给人磕头、进贡，而是在世界各国前面开放，鼓励自由商贸，自由交流，对多元文化持宽容态度。最开放、自由的国家，能吸引到最多的智慧、资本、技术。最开放、自由的大国，也必然是最强大的国家。
在国内行暴政的国家在国际上肯定有行强权的趋向。唯一的障碍就是其自身的实力。一旦实力到了，肯定要到处去“解放”。从这种意义上讲，外交不过是内政的延伸。即使是那些在国内处下守静的国家在国际政治偶尔也会用狠用强。
孔子：处下守静对大国的确极其重要，那与小国有什么关系？
老子：大国有两个标准：一是以地域和人口计，二是以实力计。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标准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若只符合前一个，即便是大国，也是个弱国，因而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小国。处下守静对小国也极其重要：大国处下守静就不会侵犯小国，不仅不会侵犯，还会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对小国来说，是与处下守静的大国结盟，还是与强权凶悍的大国结盟，可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看看那些与希特勒第三帝国结盟的小国、再看看那些与苏维埃帝国结盟的小国。常言道，女怕嫁错郎，我看，这用在小国、弱国身上更加贴切。
孔子：我知道，您的任何主张，都是以天道为依据的。那么，处下守静与天道是什么关系？
老子：根据我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观察，处下守静是天道的一部分。在自然界，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世界秩序，如同堆垒物体，重者处下轻者处上便是稳定结构，反之则不然。处下守静，就不会妄行，因而违反天道的可能性就小。无为而治，既是自由政体的内政指针，也是其外交指针。
孔子：您这样说使我想起了一个困扰我的难题。大国要维护正义，比如说反击德日轴心，就必须使用武力；若使用武力，就做不到处下守静。美国攻打伊拉克所引起的争议，似乎也在于此。
老子：是的。在国际政治中，和平与正义是永恒的两难：没有正义的和平是苟且的和平，没有和平的正义是失控的正义。没有一国有能力在全球实现正义。面对不正义，大国必须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做出选择，而且其中的任何一种选择都有道理，也都会受到批评，都要付出代价。正因为这个度太难把握了，所以，争论也永远没完没了。要正义，就会涉及到使用武力，和平就会中断；而且，和平往往也要通过战争去实现，否则就成了绥靖。二战前夕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就饱受这样的指责。但是，若是非要我表态的话，我认为，天道自由主义者是天下主义者，是和平主义者，但不是平天下主义者，也不是非战的和平主义者。人类能否和平共处，不是取决于强权，而是取决于大国的制度及其领导人，取决于这些大国在制度上是否承载天道，领导人在行动上是否奉行天道。总之，大国应当是天道的堡垒，自由的后方。
天道章句之六十一：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于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
在国际政治中，大国就像江河下游的三角洲一样，是天下万民万邦的向往之地。天下动物的雌性常常凭借处下守静胜过刚强躁动的雄性。大国用处下守静的态度以诚信有礼对待小国，那么，就能得到小国真正的拥护。小国若能取谦恭柔和的态度以诚信有礼对待大国，就能取得大国的信任和支持。大国的外交不过是要联合团结更多的小国，小国的外交无非寻求一个强大的战略伙伴。国家不分大小，若都应该处下守静，平等对待，就能彼此有信，不就各得其所了吗？这个道理虽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关键是大国要首先能够 做到处下守静，不能恃强自傲。大国也罢，小国也罢，为政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让天下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如果大国小国都能处下守静，天下自然太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