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本来是基于历史描述的一种“理论发现”，但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却在科学哲学的旗帜下变成一种非历史的“理论发明”，最终因不能解释时代的巨变而式微。历史政治学赋予现实主义理论更多的理论发现，历史政治学中的“历史”不但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更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和存在。历史政治学告诉我们，现实主义政治的主体有其特殊的“国家性”，而且具有特殊“国家性”的大国旨在达成“均势”政治的时候，同时对非西方国家则奉行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治，这是现实主义的一体两面，也是认识世界政治的方法论。现实主义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而帝国主义理论则是一种世界政治理论，其理论升级版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理论的层次性决定了观察问题角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理论创新源自新的研究议程和新的研究路径。对于现实主义理论这样的老话题，新的认识需要新的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本文并非为了理论而理论，因为国际关系学的强烈的问题导向而必然形成的弱理论属性，决定了这种理论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世界政治，为了提供观察国际问题的方法论，其实践中的政策意涵不言而喻。
笔者之前关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理论本身而展开。本文则侧重于产生现实主义的“历史”研究，旨在“找回”现实主义的“历史”真相。现实主义理论来自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特定历史的一种理论化描述，但新现实主义则力图“去历史化”，把自己说成是“理论发明”的产物。其实，冷战时期，“理论发明”并不只有国际关系理论上的新现实主义，除此之外，还有影响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诸如“熊彼特式民主”“合法性”等等。但它们均因偏离了社会科学的本质属性———对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理论化总结，最终都将进入了学术史的档案库。要弘扬现实主义理论的价值，还是要回到历史和现实之中去研究现实主义赖于存在的经验基础。对此，历史政治学大有用武之地。笔者在《什么是历史政治学？》一文中指出，历史政治学不但是认识论上的情景性和方法论上的时间性，还把“历史”视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和存在，是一种“实存”。
这样，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不但可以从历史主义的视野去研究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之所在，还可以通过研究特定的“实存”而还原或者发现不同于现实主义理论的理论。也就是说，在历史政治学那里，研究同一种“历史”，可能会发现不同的政治理论。
一、现实主义理论：从“理论发现”到“理论发明”
众所周知，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如爱德华·卡尔（Ｅｄｗａｒｄ Ｈａｌｌｅｔｔ Ｃａｒｒ）的《２０年危机》，开宗明义地讲，“现实主义者熟知的是过去、以因果关系的方式进行思考”， 因此卡尔讲述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史。汉斯·摩根索（Ｈａｎｓ 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的《国家间政治》，其主要线索就是西方三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史。而现实主义理论的经典概念如“权力均势”（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甚至直接取自政策性语言。比如，１８３１年２月１９日，在伦敦开会的欧洲大国宣布：“它们拥有权利而事态的发展也赋予它们义务来保证比利时各省在取得独立后不得损害普遍安全和欧洲的权力均势。”
很明显，以“实力政治”而达成“权力均势”的现实主义，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历史上的一种政策宣示。现实主义理论以“过去”为基础，离开了历史，现实主义理论就很难成立了。二战之后的冷战其实是意识形态战争，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几乎被意识形态政治所取代，时代的主题变成了“主义”之争，正如中世纪的宗教战争，“理论”或者说话语权就是实力政治的直接表现。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堪称政治运动的“理论发明”或者说“理论发明运动”。比如，“熊彼特式民主”就是将传统的人民主权理论做一个简单的颠倒，认为选举是第一位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第二位的。民主由人民主权变成了“选举式民主”。历史、现实都告诉人们，选举政治是一种古来的制度安排，选举可以用来做民主的工具，还可以为独裁者、强人政治、资本政治乃至法西斯政治所用。熊彼特“发明”的民主理论就是以一种程序代替了民主的实质，即使程序完备，但完备程序而民主失去实质意义，民主还是民主吗？在“选举式民主”“发明”的基础上，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又“发明”了“合法性”概念。在韦伯那里，合法性概念讲的是合法律性和有效性，而李普塞特以选举民主替代了合法律性，认为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如上，选举政治可以将公权力授予独裁者、强人、资本权力乃至法西斯主义者，或者导致无效治理，不能治理的政府何谈合法性？因此，被“发明”出来的理论并不能解决实际政治中的问题。当西方的“黄金时代”结束，西方政治陷于真正的合法性危机之中，哈贝马斯提出的“合法化危机”就是首先用来讨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的西方政治。
但是，“理论发明运动”并没有停止下来，反而是愈演愈烈，这要归功于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范式革命”的概念，即科学范式可以是不以前人研究为基础的一种天才式发明。库恩的这一科学哲学思想影响巨大，几乎颠覆了科学史观。不仅如此，只关注自然科学的库恩，在社会科学家这里拥有更大的市场，用伯恩斯坦的话说“社会科学家却发现了库恩”。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６５年，美国政治学会两任主席杜鲁门和阿尔蒙德均在就职演说中引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呼吁建立统一的新范式。确实，他们建立了非历史性的范式，最典型的就是结构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
阿尔蒙德建立的就是影响了美国比较政治学几十年的、非历史性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用于解释所有的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学学科史上大概再也没有比这更教条主义的范式了。阿尔蒙德用政治录用、政治沟通等７个功能建立起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具备了这７大功能，就是政治现代化了。结构功能主义是典型的非历史性的图景建构，没有经验基础的政治学理论自然会失败，这一范式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式微，其主流地位逐渐为理性选择主义范式所取代，而非历史性的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选择主义，最终也把美国政治学理论带入了死胡同。遗憾的是，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正是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以一个已经衰败的范式为理论基础而进行“理论发明”，其命运可想而知。
沃尔兹直接引用库恩的科学哲学论述并声称“理论不能仅仅通过归纳法来加以建立，理论范畴只能被创造而不能被发现”，随后沃尔兹大量引用库恩论述自然科学史上的案例来说明理论是“发明”出来的，强调“理论只能被建构”，“理论是被‘创造性地’创立起来的”，并不无玩笑地声称“理论是头脑中形成的一幅关于某一有限领域或范围内的行动的图画”，并引用化学家的话说“理论只能被另一种理论推翻”，理论不可验证。这些表述，对于渴望理论而无力“发明”理论的人们来说，无疑增加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神秘感乃至膜拜感。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可比性吗？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科学理论说到底是对规律的发现，而不可以被“发明”。其实，当沃尔兹声称理论发明时，他所依赖的理论已经是属于“常规科学”的结构功能主义，他要回答的经验就是他所处的“两极”时代的国际政治。要使得自己的“理论发明”成立并显得具有“创造性”，就得与历史切割，因为现实主义理论就是西方国际关系史的一种元叙事。在论述完什么是“理论”之后，沃尔兹紧接着就用一整章（即第二章“还原主义理论”）的篇幅来讨论和批判“还原主义理论”———古典现实主义从国内政治出发的国际政治研究传统，这一传统将国际政治还原为国内政治。在沃尔兹那里，还原主义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帝国主义理论。因此，批判还原主义其实就是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去帝国主义化”，因为在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中，现实主义和帝国主义几乎为一个硬币的两面。
沃尔兹达成了对现实主义理论“去帝国主义化”的目的，并以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理论代替了还原主义。从此，“帝国主义”从现实主义理论中消失了，以中性的、形式主义的理论，替代了本质主义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有了“新现实主义”之称。但是，作为“行动单元”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就随风而去了吗？国际关系中就不再有帝国主义政治了吗？当形式主义理论太过流行而变成一种观念和思维范式的时候，很多人就真的以为国家间只有中性的“实力政治”所达成的“均势”与超级稳定，忘记了来自与生俱来的“国家性”的帝国主义政治，期待人类的“永久和平”。当被“发明”出来的“理论”产生了这样的政治功能的时候，政治伤害必然会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来。
二、国家性：现实主义理论的“遗忘区”
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在谈论作为国际关系最重要行为主体的民族性格和国家特征，但无不隔靴搔痒。
摩根索把“民族性格”作为“国家权力的要素”，无疑是符合国际关系史的事实。遗憾的是，摩根索只是在人类学上兜圈子，谈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之不同；在哲学思想上，区分德国人与英国人的差异；而与西方民族差异较大的则是俄国人，后者的行为僵化一些。其实，这些人类学上有所差异的不同民族，都是一种类型，并没有根本性区别；民族性格与民族所构成的“国家性”，则有着本质性区别。
同样，沃尔兹虽然谈到“国家的特性”，但只是在政体意义上区分国家。他认为虽然国家可以从君主制演变为民主国家甚至还会演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些变化对于国际政治的结果并没有本质影响，因为国家行为服从于国际政治的结构。这里，沃尔兹以政体代替了民族性或者国家性，以为政体变了，国家的特性就随之而变。冷战后，这一话题变成了“民主和平论”，认为只要国家实行了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之间就无战争了，国家也不好战了。在这一思潮下，赶时髦者针对政治制度与国家性格的专门研究，认为民主与非民主下的国家性格有着根本性差异。这完全是想当然的非历史性，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美国还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好战性不都是一样的吗？这是来自文明基因的国家性所决定的。如果弄清楚了什么是国家性，人们就会清楚，民族国家的国家性决定了无论是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结构，无论是什么样政治制度的国家，既定国家性下的国家行为模式都是不变的。相反，如果认识不到国家性，就会得出结构决定国家行为的“结构现实主义”判断，进而会得出“民主国家不好战”这种反历史的判断。
那么，产生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间政治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需要认识民族国家以及构成民族国家的民族性。我们知道，西方民族国家的诞生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兴起”。“西方世界的兴起”当然首先是人的问题，或者民族的问题，这是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行为主体。那么，“西方人”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什么样的民族性呢？全球史的奠基者威廉·麦克尼尔这样总结道：“当人们把它们（指欧洲人———本文作者）与其他主要文明形态比较以后，而且只有当人们得知了科尔斯特和皮萨罗之流在美洲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黩武野蛮行径，得知了阿尔美达和阿布奎基等人在印度洋上的伤天害理的挑衅侵略行为，并发现了即使如利玛窦神父那样的欧洲学者也对中国文明嗤之以鼻之后，欧洲人嗜血好战的特性才能被认识。”欧洲人“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实践就征服了美洲最发达的地区。”一个人的性格影响乃至决定其一生的命运，民族性必然影响着乃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走向。民族性是理解世界政治的起点。
军事革命的发生让“嗜血好战的欧洲人”如虎添翼。自１６至１７世纪，欧洲完成了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军事革命。“军事革新由两个方面内容构成，一是由舰船、火炮、滑膛枪、火药和要塞等要素所构成的硬件系统，二是由训练、军事工程、后勤官僚机构和各种财政体系制度等要素构成的软件系统。”军事革命带来的军事硬件成本是如此高昂，只有少数统治者能够承受，而其他的部落性、城邦性统治者则被摧毁或者成为属臣。结果，军事革命使得权力更加集中，缔造了国家和帝国，促进了欧洲式现代国家的兴起。
欧洲式现代国家是什么属性呢？答案是与生俱来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我们一般把１６４８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看作欧洲式现代国家的起点，因为“三十年战争”其实是一场基督新教（加尔文教）与天主教在欧洲展开的宗教战争，此前还有发生在法兰西境内的三十年宗教战争。也就是说，在中世纪后期即绝对主义国家形成时期，欧洲人是以宗教认同而划分身份的。但是，“三十年战争”之后，宗教逐渐变成了私人事务，民族国家认同开始出现。更重要的是，现代国家是连绵不断的战争打出来的，正所谓查尔斯·梯利所谓“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因而，欧洲式现代国家的一个与生俱来的属性就是军国主义的扩张性，何况欧洲人天性就“嗜血好战”。三十年战争和后续战争的后遗症或者说连续性制度演化的结果是，“一些领主认为，既然战争一直持续下去，就很有必要建立常备军，并找出维持军费开支的方法”，为此不得不进行政治变革以征税，而征税过程就催生了官僚制。这样，一些领主的权力越来越大，进而演变成普鲁士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现代国家。考虑到狭小的欧洲领土，在“竞逐富强”的过程，欧洲范围内的国家间战争，势必引向欧洲之外，而事实上所有地区的大门都为扩张性国家打开了。结果在１８世纪末，“欧洲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一个横跨大西洋、深入欧亚大平原、延展至地球背面的庞大社会。膨胀了的欧洲成为一个宏大的政治经济势力网的中心，这个网包罗了伊斯兰教、印度教世界的绝大部分，团团围住了远东这座孤堡。一句话，欧洲由此变成了西方。”
在笔者看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事实上有两个后果，一个就是催生了现代国家，即以民族为单位的国家的诞生。民族国家是一种具有天然的民族主义诉求的现代国家，具有与生俱来的扩张性或帝国主义性。支撑民族国家的是军队和官僚制，这同儒家思想所支撑的“文教国家”即中国完全不同。“文教”在对外关系上“教化”外来力量，具有内倾性；军队就是用来打仗的，尤其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战争制造了国家。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二个结果，是具有扩张性的现代国家所奠定的世界体系。好战的民族性、扩张性现代国家，借助于通过海外贸易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世界性网络就此编织起来。这事实上是一张帝国主义网络，在理论上被沃勒斯坦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具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廓清了道路；反过来，资本主义让民族国家更加贪婪。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已经无须赘述，其中，罗莎·卢森堡的论述值得重视。在作者看来，“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资本主义史就是这么回事，离开经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为一个组织体系的资本主义经济就难以运转。因此，当谈到资本主义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就自然会联系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之亦然。因此，本文后面讲到的帝国主义理论，其理论升级版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不管怎么表述，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的性质并未改变。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关键时刻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向和所形成的制度矩阵与制度属性。在西方兴起的起点上，本着西方文明基因的“嗜血好战”的欧洲人，利用科学革命和军事革命的优势工具，把扩张性国家的本性展露得淋漓尽致，从而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建构了时至今日依然约束着人类的世界政治结构。
在这个世界政治结构里，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是国家。看起来都是享有主权观念的现代国家，但这种形式上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拥有同质性。比如，相对于具有扩张主义的依靠军队和官僚制而制成的民族国家，中国是一种“文教国家”（有人称之为“文明型国家”），两千年来靠“文教”即儒家思想内化于官僚制的国家，今天依然如此。这种文教传统的国家性的国家，其行为方式当然不同于具有天然的扩张性的民族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文教国家”的追求，不可能是西式民族国家的理想。又如，很多非洲“国家”其实依然部落主义至上，还有的追求的是“世界”而非国家主权如伊斯兰社会。因此，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是具有特定的国家性的国家间政治的产物，西方人不可以拿着基于自己历史和经验的观念去丈量他国，中国人更不可以拿着这种完全异质性的国家性的理论去当作分析自己行为的标准。
离开了这种民族性所构成的国家性，就不能理解西方国家间为什么“实力政治”所达成的“均势”是一种准战争状态，战争随时发生，所以国家兴衰必然导致两千年的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就是现实主义理论赖于产生的由特定国家性所构成的历史。或者说，现实主义理论解释的是打怕了的西方大国之间的一种准战争状态的大国关系史———西方大国之间谁也消灭不了谁，于是采取了一种准战争状态的均势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基础是强强关系。
但是，列强对于弱小国家也是所谓“均势”吗？即使对于西方世界中不那么弱的国家，比如历史上的波兰，尚被多次瓜分，更别说非西方的弱小国家了。也就是说，同一种国家性的国家具有两重属性的历史，对大国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均势，而对弱小国家则是强权、霸凌即帝国主义。真如汉斯·摩根索所分析的，帝国主义政治是一种改变现状的政治，最高明的帝国主义就是改变对方心理的政治，即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知道，“冷战”其实就是意识形态战争，美国赢在文化帝国主义，战后美国社会科学被称为“冷战学”。结构现实主义只是“冷战学”的一个小部分，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以现实主义这个中性的政策工具性概念，取代了帝国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概念。中国曾经是被列强帝国主义欺凌的对象，中国人不能因为有了反映西方历史的、中性面目的现实主义理论而忘记我们曾经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今天依然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这一世界政治现实。
三、帝国主义：现实主义的另一面镜像
当列强之间玩着现实主义的“均势”游戏的时候，列强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弱小国家又在干什么呢？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百年和平”可谓国际关系史上典型的均势政治，同时也是欧洲殖民帝国形成的时期。在同一种国家的同一个历史时期，世界政治的舞台上演着完全不同性质的政治戏码。也就是说，“历史”不但是历史主义意义上的一种研究现实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它本身还是一种存在和实践，具有本体论属性———列强对非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逻辑。
作为一种组织体系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必然从国内延伸至国外，军事帝国主义则是保护这种世界性经济体系的直接手段。这并不是说只有资本主义才会导致帝国主义，在现代国家诞生之前就有类似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但它们一开始只不过是零星的个人冒险行为，比如哥伦布所谓的“发现新大陆”和达·伽马的亚洲之行。第二阶段是殖民行为公司化，荷兰、英国、法国等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使得殖民行动更加有组织化。第三阶段，即只有资本主义属性的现代国家诞生以后的年代，才有了帝国主义意义上的殖民主义活动，并为此而发生了帝国主义战争。工业革命为殖民活动提供了方便，或者说是殖民活动的加速器。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大致１８７５年，全球的资本主义化已经完成。全球的资本主义化催生了帝国主义的竞争，或者说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可以模仿的意识形态，是当时的大国的“标配”。比如，在欧美７国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美国、俄国），１８７６年只有英国和法国占有海外殖民地，共２３４０万平方公里，其他五国海外均无寸土。然而到１９１４年，即在１８７６年后的３８年里，７国占有海外殖民地达６ ７３５万平方公里，其中英国为３３５０万平方公里，法国有１０６０万平方公里，德国占２９０万平方公里，美国为３０万平方公里，俄国为１７４０万平方公里，比利时４０万平方公里，意大利为２２５万平方公里。
可见，“百年和平”时期既是列强之间“均势”的政治游戏，更是列强对非西方国家施加的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政治。同一个历史时期的同一种国家，推行着政治性质完全不同的对外政策。时过境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似乎更关注作为政策工具的现实主义理论而刻意遗忘了作为流行的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理论。但是，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来说，帝国主义才是他们关注的时代主题，“均势”政治并不是他们研究的议程。历史政治学有助于激活已经成为历史的那段“现实”的政治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历史政治学之“历史”不仅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还是具有本体论属性的政治价值，“历史”本身具有不同于流行理论的政治属性和自在的理论范畴。
那么，生活在那段历史中的人们是如何看待当时最为流行的意识形态即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呢？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即鼓吹者、描述者和批判者。而到了二战之后，随着世界进入意识形态战争的“两极”时代，美苏双方都竭力在意识形态上美化自己并妖魔化对手。在此过程中，美国竭力为自己洗白，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竭力祛除帝国主义，因此其扮演的角色堪称“祛除者”。
鼓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和坚定支持者当然首先是商人阶层和政治家集团，这一点无需赘述。中国人所熟悉的自由主义大师们，不少是帝国主义者，可以称之为自由帝国主义者。从英国的洛克到法国的托克维尔再到德国的马克斯·韦伯，虽然也有法国启蒙派的反殖民主张———与自由相冲突。回到历史的政治理论一点也不浪漫，甚至很毁“三观”。在１７—１８世纪，殖民活动的最强大理论依据是“劳动创造财富”，即劳动创造的财富才算财富，因此印第安人不劳而作的土地不算是他们自己的财富，殖民者所开拓的土地才算财富。这一殖民理论的“立法者”就是自由主义之鼻祖约翰·洛克。众所周知，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个人财产权问题，远程贸易时代到来后，这一个人权利必然从国内延展到国外、尤其是未曾“劳动”而开发的非西方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自由主义者很自然地就是自由帝国主义者。
帝国主义有各种形态，诸如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就文化帝国主义而言，第一代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者。１９世纪中后期，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西方为什么赢了似乎找到最重要的理论依据，那就是白人优越论。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者首先是人种主义者，这一点在小密尔的父亲詹姆斯·密尔的四卷本《英属印度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英国人统治印度人是因为英国人人种优越。那么，小密尔笔下堪称“时代贤达”的托克维尔又是什么主张呢？在１８３７的《阿尔及利亚信件》中托克维尔写道：“我毫不怀疑，我们有能力在非洲海岸树立起一座象征着我们国家光荣的丰碑。”１８４１年的《关于阿尔及利亚》，当论及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所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时，他说：“我经常听到我尊敬的法国人说，我们焚烧收成、清空筒仓以及最后抓捕没有武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这样做是错的。但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幸但必要的措施。”托克维尔一生都坚定地维护帝国主义扩张。
第二代文化帝国主义是文化优越论，因为时代毕竟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就是马克斯·韦伯。笔者在《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指出，被我们当作“学术经典”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是一部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作品，论证逻辑是“西方的兴起”源于西方拥有资本主义精神，而资本主义精神来自新教伦理，其言外之意是非新教国家和地区的落后是必然的。这种把资本主义视为新教伦理产物的行径，在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看来就是在“改写历史”，与此同时，其他很多关于资本主义史的研究都证明韦伯确实在“改写历史”。１８９５年韦伯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说其实就是一部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宣言”，“弗莱堡就职演说刺激了威廉德国自由派帝国主义的兴起，正如那时人所说，自由派帝国主义头一次为德国社会所接受。由于他们的推波助澜，出现了一场广泛的帝国主义运动。”在接下来的帝国主义运动中，以更隐蔽的形式完成民族政治的使命即弘扬本民族文化，或许正是怀抱政治目的而非学术研究的韦伯去研究各主要国家的宗教问题。在蒙森看来，“韦伯采取了基于文化立场的帝国主义态度，强调的是民族的国际权力地位与民族文化的品质密切相关。”这个定位完全可以用来理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回答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如此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
描述帝国主义。１９０３年英国教授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经发表就轰动一时，并立刻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吸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就是在霍布森的基础上展开的。霍布森主要论述的是经济帝国主义，而笔者认为，更值得发掘的是现实主义理论家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描述。摩根索这样说，“帝国主义政策永远需要意识形态，因为与现状政策相比，帝国主义永远需要有证明的负担。它必须证明，它寻求推翻的现状是应当被推翻的，在许多人心目中现存事物所具有的道义正当性，应当让位于一种要求新的权力分配的更高的道德原则。”
摩根索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如果能单独成功的话，就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手段。如果人们能够设想，Ａ国的文化，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连同其他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征服了Ｂ国所有决策人物的心灵，那么，Ａ国就将赢得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的胜利，并在比军事征服者和经济支配者更稳定的基础上奠定霸权地位。Ａ国将无需为达到其目的而进行军事威胁或使用军事力量，或者施加经济压力；因为Ｂ国服从其意志这一目的，可以通过优越文化和更富有吸引力的政治哲学的说服力而得以实现。
在摩根索著作中，他还认为文化帝国主义从属于军事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而且认为除罗马外，“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再到希特勒的所有大帝国主义者都失败了”，但是也认识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政府的全部国际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大大增加了。”应该说，除罗马外，一个新的成功例证就是冷战时期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客观地说，苏联不是败在军事和经济竞争，而是败于美国的文化霸权。
不同于种族帝国主义，文化优越论者往往把自己的文化包装成普世主义的，以求在心理上彻底改变对手。真相正如摩根索所言，“普世主义”都是“民族主义化”的。亨廷顿更直言，“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１９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所辩护。２０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做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说辞，是从人种优越论到文化优越论的升级版，而鼓吹普世主义的还多是生活在西方的非西方人，以自我证明自己的一句西方的自然正当性，从奈保尔到弗朗西斯·福山都是如此。
批判帝国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众所周知，在此不再赘述。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立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并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世界革命”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是批判性的，更是实践性和革命性的。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及二战之后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造就的大批新兴国家，世界革命确实重组了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
祛除帝国主义。从上可知，无论是哪个层面的帝国主义理论，都意味着帝国主义政治是那个时代乃至当下最重要的政策、政治和历史。即使在今天，赤裸裸的军事帝国主义虽然大大减少但并没有绝迹，经济帝国主义依旧强劲，文化帝国主义更是大行其道。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家是历史的客观的，在论述现实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把现实主义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因此这样朴实的现实主义并不为西方政治家集团所青睐。毕竟，“帝国主义”这样的理论让他们如鲠在喉，国际政治学科奠定者摩根索在美国只能坐冷板凳。而所谓新现实主义则完全服膺于冷战政治的需要，竭力去帝国主义化，把政策工具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理论包装成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能够并驾齐驱的意识形态，让人觉得美国奉行的是现实主义而非帝国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沃尔兹的政治成就大于其学术成就，连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国家的人们，了然于心的也是现实主义理论而非帝国主义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迫切需要“找回帝国主义理论”，其现实意义不用赘述，因为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性质尚未发生根本变化。笔者当然也不否定现实主义理论之价值，只是认为二者是不同层次的政治理论，各有各的解释范畴，二者没有替代性。我们不能因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而抛弃了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也不能因为相信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的性质而丢掉“实力政治”的工具。这再次告诉我们，现实主义充其量是一种政策手段而非意识形态，而帝国主义理论则是一种体现世界政治真相的意识形态式的社会科学理论。
四、历史政治学的几点理论发现
在历史政治学路径上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政治理论，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或理论发现。
第一，现实主义的弱理论性。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政治学，还原了现实主义理论的真面貌———历史赋予现实主义理论以价值。如爱德华·卡尔所言，现实主义理论来自“过去”，这个“过去”可以回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对历史进程的一种概念化表述，以便更方便地理解历史，给历史以路线图式的描述。但是，当人类进入到“冷战”即意识形态战争时期，社会科学中“理论发明运动”随着而来，历史性的现实主义理论在科学哲学的旗帜下被非历史化、非经验性，这样的“理论发明”随着经验性的冷战历史的终结而式微。可以相信，现实主义理论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这属于古典现实主义的，而不是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的结构现实主义所具有的。
既然是对历史的社会结构的观察的结果，包括现实主义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一定是简单而易理解的，是一种相对于哲学式“强理论”的“弱理论”。脱离了社会结构的经验性基础的“理论发明”自认为上升到科学哲学的高度，自认为超越现实，但实质上却扭曲了现实，不能回答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必将是一种没有前途的理论，最终变成小圈子的内卷化游戏。为理论而理论，结果路越走越窄，直至走入死胡同。因为社会分工的原因，还因为政治的意识形态化，并不排除被“发明”的理论有可能在特定时间特定范围内像宗教一样流行，但社会科学理论毕竟不是宗教学说，终究要被实践检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被发明出来的理论虽然流行一时，最终还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灰飞烟灭。这就是社会科学的本质属性———回答社会重大问题，不能回答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
第二，“国家性”的重要性。历史政治学发现了现实主义政治的主体性属性，或者说现实主义理论所依赖的“历史”具有实践主体性。尽管全球治理中出现了大公司、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体的身影，但国际政治的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依然是国家。国家之下的社会力量或者人只是常规政治的行动者，国家之外的结构只是影响国家行为主体的环境，因为作为结构的世界秩序说到底是领导型国家建立起来的，比如二战之后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和社会主义世界阵营。这样一个貌似稳定的两极结构会因苏联国内政治的突变而失序，而当“自由世界秩序”不再符合美国的需要的时候，美国则有能力破坏这个秩序。
其次，国家行为体的性质即“国家性”，对于理解现实主义理论的性质、边界十分重要。虽然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看上去都是形似的现代国家，但国家性并非都是一样的，有的是血腥的、扩张性的民族国家；有的是以“文教”立国的儒家国家如中国———虽然也吸收了民族国家的一些特征比如主权观念，但其文明基因决定了其行为方式与民族国家大有不同，追求的是教化式影响力而非强权逻辑；而有的国家则徒有其表，真正起作用的是由地主、军阀、部落首领或商人集团构成的“强社会”，这些国家根本称不上现代国家，更无所谓现实主义政治。这就意味着，现实主义只是基于“民族国家”这一特定国家形态的国家性而建构起来的理论，用于解释民族国家之间的大国关系大有用处，但是很难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现实主义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依然能很好地解释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都属于典型的民族国家，目前仍然玩权力均势政治；但是用在中美关系上，比如对待“修昔底德陷阱”则要审慎，民族国家和文教国家的行为方式有着很大差别，前者的逻辑是帝国式强权，后者的逻辑是文教式影响力；当用于分析美国和大中东的关系的时候，中东国家的学者肯定不会同意什么“均势”外交，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
第三，理论的层次性及其相应的功能。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现实主义理论所依赖的“历史”不但是实践性主体，还是不同面向的、不同层次的实践，这同样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政治学中的“历史”赋予的。几代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新现实主义理论所解释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大国之间的“均势”问题。现实主义理论可谓典型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大国关系理论，因此现实主义理论其实是为民族国家式的大国量身定制的一种理论。而且，现实主义理论最关注的是如何达成“均势”状态，故而现实主义理论是一种政策工具，不能被当作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主义”。但因为现实主义理论太过流行，以至于有人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样当作并列的意识形态，这是范畴性错误。称得上意识形态的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家族概念”即帝国主义。如前，欧洲大国在维持权力均势的同时，纷纷建立殖民帝国，竞相模仿，帝国主义成为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各大国利用军事、贸易和文化的力量将非西方国家纳入自己的殖民体系之中，这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世界政治。也就是说，链接西方大国与非西方世界的是帝国主义，而非现实主义，帝国主义构成了世界政治。
在话语不断翻新的时代，很多人认为“帝国主义”似乎有些过时。但是，这个概念确实反映了世界政治的真相。如果嫌帝国主义理论“过时”，就应该看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它其实就是帝国主义理论的升级版。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单位而指出的事实上依然是强权支配的世界秩序，并用“文化再生产”论述这个秩序的合理性合法性，全世界都生活在由资本主义的文化产品所包装的世界政治之中。
揭示真相的帝国主义理论是批判性的，对于被批判对象而言如鲠在喉，因此被马克思主义称为帝国主义的世界政治，被西方国家在政治上表述为“自由世界秩序”———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如前，其实它依然是“自由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
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国际秩序”等铺天盖地的概念，确实一度让人眩晕。但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没有理论自觉。国内学术界已经认识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乃至瓶颈，呼吁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一个出路就是世界政治研究和世界政治学科的建设。如此，曾经被我们淡化、甚至遗忘的帝国主义理论依然有很强的解释力，因为３００年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既定秩序的主导者自然地要用经济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乃至军事帝国主义而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格局。笔者把事实上的帝国主义世界政治，论述为“世界政治体系”。
无论理论如何升级，在实践中，在我们运用现实主义理论来处理大国关系的时候，不能忘却帝国主义这种世界政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似乎走了一个“正—反—合”的路线图。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事实上奉行的是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之后便是现实主义理论，现在建设世界政治学科的国际问题研究又需要我们“找回帝国主义理论”。层次性理论才能反映世界政治真相。国际问题不仅是大国之间的“均势”政治，还有大行其道的帝国主义政治；而且，大国关系是在世界政治结构下发生的，“实力政治”的另一面就是帝国主义政治，大国在奉行帝国主义政治的时候也并不会放弃实力政治。这是历史连续性所体现的“历史”的现实性存在，不变的“国家性”决定了世界政治本质的不变性；如果说“国家性”是现实主义之“体”，而均势政策和强权政治则是现实主义的两个面向，现实主义理论具有一体两面性。
至此，我们再次强调，本文并非为理论而理论，理论研究是用来解释现实的。说白了，在帝国主义政治结构下理解现实主义政治，才能使我们对大国外交抱有更多的警醒，才能更同情地理解弱小国家的处境。２０１８年中美贸易战、科技战是国际问题研究反思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契机，我们看到，美国几乎抛弃了在“理论发明运动”中所鼓吹的各种好观念好理论，即使对待中国这样的大国，美国奉行的也不只是“均势”政策，更多的是强权逻辑。不得不说，这是历史政治学揭示“历史”的世界政治本质而赋予的政策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