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无边界的，这只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边界观念和边界实践。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应该是有天下表达和边界实践两个维度，“天下”表达是一种开放性的、模糊化的表达，它以“天下共主”的姿态，表明对世界统治的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达;在具体实践上，中国古代是以边界的清晰化为旨归的，大体可以分为清晰的边界和中间地带两种类型。表达是一回事(“天下”表达的模糊化)，实践是一回事(边界实践的清晰化)，两者结合又是另一回事(统一于“大一统”诉求)。“天下”的模糊化表达与边界的清晰化实践形成了抱合力，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即既此且彼，灵活把握，一切以利于统治为目的，这种智慧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秩序。
关键词：中国古代; “天下”表达; 边界实践; 边疆治理; “大一统”;
作者简介：吕文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疆域理论、边疆历史与现实等。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项目“清代国家统一史”(LSYZD2019004)阶段性成果;
历史是连续的，又以自身的逻辑和节奏不断成长。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在关注“什么是中国”这一基本问题，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似乎近代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国”是从古代“天下型国家”演变而来，那么“天下”与“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到底是什么规范了“中国”的存在或者“中国”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这似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焦虑而被持续关注。清末以龚自珍、魏源、徐松等人为核心的边疆史地学派的兴起，正是他们持续追问这些问题的表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仅仅是他们忧国忧民的体现，更是他们为之奋斗的价值体现。近年来这些问题在学界尤其是在思想史研究领域，更是被诸多学者视为根本问题而予以关注，如汪晖、葛兆光、许倬云、余英时等等，如果再加上与这些问题切身相关的朝贡体系、礼仪制度等研究，仅专著恐怕也有几百上千种了。在现今的多民族国家框架下，如果说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那么边疆和边界就是那层石榴皮，规范了中国的存在。当然，这也由此造成了传统“天下”与现代“中国”叙述的两难。
因为研究边疆问题，故笔者对这个问题也持续关注。在阅读前贤的著作时，笔者发现，关于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多数学者似乎预设其是无边界的，如许倬云反复论述“天下”是无边界的，“‘中国’这个共同体，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个‘天下’，它没有边界……”，“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等等。每读到类似内容的时候，笔者都会产生疑问，如果中国古代真的没有地理上的边界，那么古代是怎么来规范“我者”和“他者”的？难道藩属国的成立不是以边界的确立为首要前提吗？如果没有边界，那么长城的修筑、宋辽之间关于边界的划分以及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关于边界的划定不是事实吗？为了弄清这些问题，笔者阅读了很多文献，也查阅了很多史料，力图以事实说话，后以《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制度实践》为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笔者初步分析了历代王朝对“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是有限性疆域的观念，而‘大一统’和‘夷夏’观念则是在‘天下观’的基础上，由历代儒学学者根据不同的情势而构建出来的，因此，‘天下观’是一体，而‘大一统’和‘夷夏’观念则好比是硬币的两面，它们构成了‘天下观’的全部认知，缺一不可。而这种一体两面的认知随着儒学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而被意识形态化。历代政府也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形成了祭天制度、礼法制度以及对边疆统治的官僚制度，这些制度是‘天下归一’的有力实践”。但在前期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始终萦绕我心，晦明未解。一是大部分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认为“天下”是无界的，很多人认为等同于今天意义上的“世界”，但这种印象从何而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二是很多学者也对这种“无界”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天下”是有界的，但基本上对应的是今天意义上的“中国”。这两种观点看似是一种对话，但实际上构成了现代中国人对何谓“中国”这一认同的紧张。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在总结了日本学术界的这两种观点后，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缺陷，即“天下等于中国”说与“天下等于世界或世界帝国”说实际上分属于国民国家论与帝国国家论这两大阵营。这两种理论源于欧洲，并不适合于中国。因此他在两种观点的基础上，用“天下型国家”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他的“天下型国家”是指：将九州等于中国的编户百姓支配作为其核心本质；同时以在其周围存在通过贡纳关系表明从属的夷狄-异民族社会为条件，有时也包摄了对内属夷狄的支配。渡边信一郎的分析很精彩，但可惜仅仅分析到唐以前，尤其对于边界的分析只是限于战国秦汉时期，对于其后的王朝并未进行研究，对于中国存在的边界实践也未进行研究。
本文力图从一个较长时段来把握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与边界实践，以及考察其背离背后所形成的抱合力。
一、先秦时期的“天下”表达与边界实践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诞生于先秦时期。由于上古资料的缺乏，我们很难知道上古人类的想法，但好在有考古资料作为支撑，一些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作为参考。葛兆光根据考古材料认为，“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了‘天圆地方’、上下四方的空间观念”，“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和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
《尚书·禹贡》把全国分为九州并设计了一个差序格局：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这是《禹贡》作者的地理观念以及理想中的国家制度设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甸、侯、绥、要、荒服还是最后的地理四至，都是以边界意识为前提的。
战国时邹衍还认为世界上有“大九州”，中国只不过是九州中的一州，即赤县神州，“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这似乎是有了初步的世界观念。
应该说，古人与今人一样，面对浩淼的苍天，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天地的宇宙观，“天圆地方”就是上古世界的宇宙观，此后与人类世界结合起来，通过“巫”与“史”，形成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和地理观念等等。在地理观念上讲，“地方”本身就是一种地理有限性观念，是一种边界意识。实际上，类似于动物界用尿液来确定边界一样，人类很早就有边界意识了。在私有观念产生之后，尤其是一家一户之“家”的确立，应该就有明确的你我之分了；到城市的形成，城墙就是明显的边界；西周井田制的确立，土地的边界即确立。在论述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时，后人多喜欢用《诗经·小雅·北山》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来说明天下即世界，但任何话语脱离了具体的时空都没有任何意义。《诗经》里的这首诗歌主要表达了“士”阶层对劳役不均的愤懑，其所表达的“普天之下”甚至不是周天子的统治范围。实际上，在《诗经》中还有大量描写疆土的诗句，如《诗经·小雅·信南山》有“我疆我理”的诗句，此处的“疆”指划分大的田界，“理”则指细分地亩。古人对划分疆界很重视，如《孟子·滕文公上》中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这正是孟子倡导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治国之道，而“有恒产”显然是以公平地划分土地的界线为前提。另外，《诗经》中还有“乃疆乃理”（《诗经·大雅·绵》）、“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诗经·小雅·大田》）等记载；另外还有关于“墙”“城墙”的记载，如“土国行漕”（《诗经·国风·邶风·击鼓》）、“墙有茨”（《诗经·国风·鄘风·墙有茨》）等记载。《诗经》反映的是先秦时期各个国家的生活面貌，由一家一户的“墙”到井田制划分土地，再到各国的首都都修建“城墙”，无疑都是边界意识的表现。如果再继续推断下去，那么各个国家间也应该有边界，长城的出现支撑了这个推断。春秋战国时期，为了防守的需要，楚、齐、韩、魏、赵、燕、秦、中山等国纷纷修建长城，这些长城不但具有军事功能还具有边界功能，既防范敌人又阻止本国的人民出去。现在有关长城的理解，外国史家一般认为其有边界意义，而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其仅有军事防御功能。当然从长时段来讲，长城的功能的确有其复杂之处，要结合一定的时空背景具体分析。“墙”本身就有防御功能和边界功能，作为一长段“土墙”的长城具有这两个功能是毫无疑义的，尤其是先秦时期在列国之间修建长城，这两个功能则更加明显。实际上，在各国互相征战的过程中都以突破长城为要，秦始皇正是在此过程中统一诸国的，所以边界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推动力而存在的。
近代《国际法》传入中国后，就有很多学者探讨中国古代有没有《国际法》及边界等问题。陈顾远在其1933年出版的《中国国际法溯源》第三章“国际法之客体”之第一节“关于国境之法律问题”中，专门就先秦时期的“国境”问题进行了探讨，他钩沉索隐，从当时的史料出发，把这个问题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国境问题与周室”，认为当时“周以上国之资格，而为封建之创始，视天下为一家，无特定之疆界，故如王室有难于王畿而至他国者，依义皆不言出”。这实际上是“王者无外”的天下观，但周天子无论是在其观念还是在其实践上，都明确“天下”只是自己统治的诸侯国的范围，这些范围之外还有诸如“西王母之邦”。而在第二部分“国境问题与诸侯”中，认为“诸侯因朝会征伐，离其国境，而至他国，可也。苟非其然，则亦不合于礼”。第三部分还有“国境问题与大夫”“国境问题与假道”“国境问题与地主”等内容，皆以确凿的史料表明，先秦各国之间是有明确的边境的。
最近关于中国古代早期疆界的标志物问题，鲁西奇有很好的研究。他认为，“甲骨文、金文以及秦楚瓦文、简牍中所见的‘封（夆）’乃是人工堆筑的土堆，其上或植有树木；‘封’多沿着道路设置，用以表示其地域之归属；田地中的‘封’则置立于田畔或阡道上，用于标识田地的归属。金文与秦楚简牍中所见的‘疆’‘畺’或‘彊’，则是人为地划出的界线，它可以但不必然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界’也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却有具体的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作为标识；用于表示‘界’的地理事物主要有关、垣、离、格、堑、封、刊、坞、虎落、天田、立石等人为的地理事物，以及山、川等自然地理事物”，这表明中国在先秦时期已有丰富的划分田界、都邑界、国界的实践经验。
由此可以总结，先秦时期有关“天下”的表达以“天”为终极关怀，它和人类世界联系在一起构成一种权威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以天之子即“天子”和“巫”、“史”共同建构，所以“天下”既可以指世界（当然也只是想象中的世界）也可以指中国，这种模糊性为后世所利用并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进行建构。而在实践层面，无论是划分田地还是修建城墙，都表明中国古代有明确的边界意识并有丰富的划界实践。正是“天下”表达的模糊性和边界实践的清晰性之间产生了背离，才使得后世形成了独特的中华天下秩序。
二、秦朝至明朝“天下”表达与边界实践的发展
秦朝征服各国，建立了统一的王朝。秦“初并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此时的“天下”即36郡。在秦王朝的语境中，“天下”即指秦王朝所辖之地，如“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再如丞相李斯所说的“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等等。
在“天下”指称秦王朝的情况下，秦朝也特别注重边界建设，这正是秦二世所说的“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境）”。其边境一开始为“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始皇三十二年，“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后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筑亭障以逐戎人……三十四年……筑长城”。这说明，秦朝特别注重边界建设和军事防御建设，以河流、亭障、长城为防御设施和边界，这正是《汉书》所说“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但应该说，此时的长城更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秦朝以长城为屏障并不断突破长城，扩展边界。
然而秦朝短命而亡，当时间之轴转到汉唐之后，“天下”的表达则有了另一番意义。汉武帝时期，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通，统治精英们的世界知识也随之而来。但一般来讲，此时的“天下”主要指王朝的统治范围。如董仲舒对汉武帝说：“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但是如此的“天下”话语只是一种表达，其目的是建构政权的合法性。汉承秦制，对边界也是毫不含糊的。如叙述汉朝与朝鲜的关系时云：“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汉朝与匈奴则更是以长城为界，汉文帝时期曾致书匈奴：“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赵志强在研究秦汉边界后总结道:“自战国末年秦、赵、燕三国筑长城时起，中原‘冠带之国’便与匈奴以长城为界。入秦后，秦承袭战国旧规，仍是以战国长城为界……秦末，天下大乱，匈奴南下，‘与中国界于故塞’，即秦昭襄王长城、赵武灵王长城和燕长城。汉初依然如此……”-所以，秦朝时期的“天下”表达大体是指秦朝的实际统辖范围；到了汉代，随着疆域的扩大，其“天下”范围也随之扩大。汉朝时期所构建的有关“天下”表达，除了汉朝实际统辖范围外，还包括四夷。如贾谊曾说“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亦即天子是要统治四夷的。而在边界清晰化的基础上如何统治便成为关键，其统治策略主要是羁縻和朝贡。司马相如曾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唐司马贞《索隐》曰“羁，马络头也。縻，牛韁也”，可见“羁縻”即通过“缰绳”控制四夷。\r
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关于“天下”的表达主要是建构了一套天子即“天下共主”的话语，其意在以政权的合法性促进统辖区域内各族群认同，这是开放性的。但在实践层面则以边界的清晰化为前提，这也是为其统治需要服务的，这是闭合性的。所以“天下”在表达和实践层面出现了事实上的背离，可是这种背离又被此后的王朝所继承，成为中华文化形成的关键。
即便在宋、明这样没有实现大一统的王朝，也是一方面继续建构着“天下”涵盖“四夷”的话语，另一方面又进行着边界清晰化的实践。如宋辽之间的边界，明蒙之间以长城为界或在长城以北形成的“烧荒地”，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中间地带”，以边界的功能而存在着。
明朝取代元朝后，虽然事实上没有实现“一统”，但在表达中还是说“天下一统，东戍辽海，南镇诸番，西控戎夷，北屯沙漠”。在强调政权合法性之后，明朝便开始要求各朝贡国和朝贡部落“各守境土，防护边疆，勉于为善，竭诚报国”，可见其“天下”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仍然存在着。
三、清代“天下”表达的盈缩与边界的实践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有关“天下”的表达上继承了中国古代王朝的传统，在“天下”的使用上具有模糊性，既可以虚指世界又可以实指清朝统治的版图，甚至窄化到仅指内地十八省。而指内地十八省的用例较多，虚指世界和实指清朝统治版图的用例较少。
如《清实录》中常有统计天下人口、粮谷的数额，一般只是统计各省的数额，如“会计天下民谷数：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九名口；各省通共存仓米谷麦三千一百七十二万一千九百三石四升六合零”。
我们看到，这里的“天下”就是指内地各省，没有藩部.和属国的统计数字。这样的用例还有:
朕未尝不深鉴其诚悃，即天下臣民，外藩属国，饮和食德，久沐涵濡，实皆不愿朕即归政。
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下臣民”与“外藩属国”相对，天下并不包括“外藩属国”。关于这一点，实际上有更明确的阐释：
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外藩属国，实皆不愿朕即归政。
我们看到，这里的“天下臣民”与属于藩部的“蒙古王公”以及“外藩属国”相对，则“天下”就是指内地行省。
类似的用例还有：
据汝所奏，即行裁汰一省，所省仅万余金，合之天下，所省不过十余万金。而每省又添无营运之人二千余名，合之天下，即有数万失业之人。
查清朝历代《实录》，“天下”一词主要指内地各省。清朝之所以把“天下”一词主要限定为内地各省，主要是因为清朝的统治体制很特殊：在内，有行省和藩部两种体制；在外，还有一种以朝贡为纽带的属国体制。
但“天下”一词有时候还会扩展，还有指代清朝统治区域的用例。如雍正皇帝说过：“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由文意来看，雍正帝口中的“天下”应该是指清朝统治地区。再如乾隆帝七十大寿的时候曾“颁诏天下”，“诏曰：朕统御寰区，勤求郅治……今兹履端协庆，率土咸熙，允宜俯惬舆情，溥施大泽……加惠黎元之至意，所有应行事宜，开列于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及内扎萨克、喀尔喀等蒙古，年七十、八十、九十以上者，分别赏赉；至百岁者，题明旌表……布告天下，咸使闻知”。这里的“天下”不但包括了内地各省，还包括了属于藩部的内扎萨克蒙古和外扎萨克蒙古喀尔喀部，基本上涵盖了清朝的统治区域。
此外，清代“天下”指称的区域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如在乾隆帝八十大寿庆典上，“礼部奏，本年恭遇皇上八旬万寿，颁诏天下。其朝鲜国应颁诏书，例派大臣侍卫赍送。此次正值该国贡使在京，应请即交带回。得旨：‘知道了。其安南、琉球、暹罗三国，亦著照朝鲜国之例，一体颁发恩诏，即交该国贡使赍回’”。由此可见，此处的“天下”还包括朝鲜、安南、琉球、暹罗等与清朝亲近的属国。同样是在乾隆帝八十大寿庆典上，英使马戛尔尼赴热河避暑山庄见乾隆皇帝，因为礼仪之争而受到乾隆皇帝的冷遇。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乾隆皇帝这样表达：“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赍表贡……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在此，乾隆帝以清国为天朝，英国为“外夷”，其天下观念已扩充到世界范围了。
到了清末，“天下”即与“世界”等同了，如“法人既与越南立约，必将以驱逐刘团为名，专力于北圻，滇粤门户，岂可任令侵逼。现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为天下各国所共知”。
实际上，清朝的“天下”在指代内地各省、统辖范围及世界的同时，也注重边界建设。如乾隆帝在给上述英国国王同一封信中写道：“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
所以我们看到乾隆帝一方面说“天朝统驭万国”，一方面又要“疆界严明”，这说明边界划分是属国成立的前提。实际上乾隆皇帝在藩部和属国体制上早就有清醒的认知。乾隆三十六年，蒙古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率部东归，乾隆帝有一段议论：“准噶尔自底定以来，筑城安屯，无异中国郡县。今土尔扈特复隶我藩属，于是四卫拉特之众，尽抚而有之，可谓盛矣……从今蒙古类，无一不王臣”；“西域既定，兴屯种于伊犁，薄赋税于回部。若哈萨克，若布鲁特，俾于外圉而羁縻之；若安集延，若巴达克山，益称远徼而概置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岂其尽天所覆，至于海隅，必欲悉主悉臣，为我仆属哉？”乾隆帝的这段话很明确，即土尔扈特部已为清朝的藩部，与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巴达克山有质的区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出自老子《道德经》第44章，意在劝诫人们知足常乐，适可而止，才可以使基业长久。乾隆帝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开疆拓土要适可而止，“岂其尽天所覆，至于海隅，必欲悉主悉臣，为我仆属哉”一语道出了乾隆帝的心声，这句话有力地证明了清代皇帝的“天下”观念是有限疆域的观念，清朝的大一统并不是追求疆土无远弗届。
在对藩部地区实施有效管辖的基础上，清朝也谋求与外国签订条约。如康熙朝与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雍正朝与俄罗斯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等，已经使清朝统治阶层有了明确的边界概念。乾隆初年，清政府试图以《恰克图条约》的划分原则与思路同还是对手的准噶尔进行划界谈判，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一致。准噶尔部与清朝统治的喀尔喀部仍以阿尔泰山为界，“厄鲁特游牧毋得越过阿勒泰南北山梁，山阳喀尔喀则仍居扎布堪等处”，清廷仍保留托尔和、布延图两个卡伦原位不动。/涩谷浩一对清朝和准噶尔的边界谈判进行了详细研究，纠正了中国学术界一直以来在这个边界划分上的错误，认为这个谈判只不过划定了游牧的范围以及牧场的边界，并没有实现当初雍正帝的意图，即双方派遣官员，设定严密的边界线。1但是这个边界协议是以清朝给予准噶尔入藏熬茶及与其贸易为前提条件，即准噶尔的目标是入藏熬茶与贸易，而清朝的目标是划分边界。
实际上，清朝一直在谋求边界的清晰化，如与朝鲜的边界问题，康熙年间就经过几次查勘，直到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踏查长白山并确定了中朝边界。3雍正年间因与安南谋求明晰化的边界，还曾有“安南勘界案”，但与安南的最后勘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雍正帝忽然把云南督臣辛苦查出和争取的40里地赏赐给安南国王。雍正帝是这样解释的：
朕统御寰区，凡兹臣服之邦，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但分疆定界，政所当先，侯、甸、要、荒，事同一体。目今远藩蒙古，奉朕谕旨，莫不钦承恐后，岂该国素称礼义之乡，独违越于德化之外哉？……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
在这里，雍正帝似乎是用“尺地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来处理与安南的边界，但我们发现，雍正帝也主张“分疆定界，政所当先”，而且即便是送给安南40里地，在此之后还是明确了双方疆界。如果我们再结合上一年刚与俄罗斯签订明确疆界的《布连斯奇界约》的话，就可以考虑雍正帝以“天下共主”的姿态送给安南40里地，似乎在重返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主张，他进行的是有关边界处理的另一种尝试并向天下宣示。在这里，雍正帝反复强调的恰恰是有关“天下”及“天下共主”的表达，为此他要损失40里的边界。实际上对这40里的失地，他不是不知道从此之后不能再征税、不能再派军并对将来与周边国家划界有着显著的影响4，但他还是强调这块土地放在云南和放在安南无任何分别。所以笔者认为，这是雍正帝在与俄罗斯签订诸如《布连斯奇界约》等一系列条约并划定明确边界后所做的另一种关于边界处理方式的尝试。清朝与俄罗斯划定边界表现出一种封闭的姿态，而安南与俄罗斯不同，它是清朝的属国，雍正帝试图用“天下共主”的开放性来抵消划分边界的封闭性。
总之，清代的“天下”表达是统治者精心设计的结果，无论是指称内地行省还是统辖疆域以及世界，无不是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而这种话语建构是建立在边界清晰和自身统治实力基础之上的。
结语
黄宗智先生在对清代法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清代法律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一回事，但是，两者结合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其理论对笔者具有很大的启发。通过前文分析，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也如此，即表达是一回事（“天下”表达的模糊化），实践是一回事（边界实践的清晰化），两者结合又是另一回事（统一于“大一统”诉求）。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是一种开放性的、模糊化的表达，它以“天下共主”的姿态表明对世界统治的观念，这也给大部分学者造成中国古代没有边界的印象，但在古代中国，这只是观念或意识形态上的表达。在具体实践上，中国古代以边界的清晰化为旨归，可见其边界大体可以分为清晰的边界和中间地带两种类型。清晰的边界如先秦至秦汉时代的长城、熙宁年间宋辽的划界，清朝前期与俄罗斯的划界、与朝鲜等属国的划界以及谋求与准噶尔的划界等等；“中间地带”也即模糊化的边界，如唐与突厥围绕长城地区形成的中间地带，宋熙宁之前宋辽之间的“禁地”，明朝与蒙古经“烧荒”而形成的中间地带等等。“中间地带”的出现以双方武力对抗为基础，实际上，武力对抗的结果仍是力图实现边界清晰化。而边界的清晰化实践具有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天下”表达形成一种背离，但二者又统一于国家的“大一统”诉求。正是因为这种背离与统一，雍正帝才在安南勘界案上让出了40里边界。
综上，有关中国古代是否有“边界”的问题需要重新认识，边界并不是近代条约体系和所谓民族国家出现后才有的附产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有明晰的边界，陈顾远先生早就论述过中国在春秋时便形成了初步的国际法。笔者认为，无论学术界是否承认先秦是否有初步的国际法，其有边界认识并有边界实践是班班可考的，这也提醒我们要从实践出发研究中国的边界问题。陈顾远先生一直秉持“就史言史”式的研究理路，这便于提炼标识性概念，从中国传统中发现中国自有的发展脉络，这应该是中国学人的研究方法。
总之，“天下”的模糊化表达与边界的清晰化实践形成了抱合力，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即既此且彼，灵活把握，一切以利于统治为目的，这种智慧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秩序并维持了2000多年之久。但随后在近代，中国便遭遇了以坚船利炮为根基、以非此即彼为特征的西方智慧的冲击，此后中国被迫放弃了中华天下模式而步入民族国家之列。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